国家开放存取政策：一个先导性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策论文,国家论文,先导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开放存取的发展过程中，以政策推动其发展已是共识。近几年来，国家层面的开放存取政策开始进入开放存取支持者的研究视野。国家层面的开放存取政策代表了开放存取政策新的发展方向，对于推动开放存取的发展显然具有全局意义。鉴于国家开放存取政策的研究和实践在我国仍处于萌芽阶段，本文拟对国家开放存取政策的发展过程进行概述，分析其特点及其核心原则，并试图通过对政策中核心问题的提取和解析，构建国家开放存取政策的内容框架，并以此为工具，对爱尔兰的国家开放存取政策进行完备性评估。作为一个先导性研究，本文期待能够引起业界对于国家开放存取政策的重视，并为国家开放存取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1 国家开放存取政策的发展及特点
国家开放存取政策的兴起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机构层面的开放存取政策制定已日趋成熟，在政策的许多问题上都取得了重要的共识，这为国家开放存取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实践基础；二是随着开放存取的发展，机构层面的政策开始显现出局限性，迫切需要制定国家开放存取政策，从国家层而对开放存取活动进行协调、统筹安排。
1.1 国家开放存取政策制定的进展
2005年9月，中国、巴西等多个发展中国家共同签署了《开放存取萨尔瓦多宣言》，该宣言体现了发展中国家对于开放存取的基本态度，并明确提出政府在制订科技政策中应将开放存取列为重要的议事日程[1]。2006年1月，在第93届印度科学大会召开期间，包括科技部等在内的12家印度政府机构共同提出了《国家开放存取最优政策》[2]。同年11月，由OSI资助的学术出版物电子出版和开放存取的研讨会在印度班加罗尔举行。根据此前印度提出的《国家开放存取最优政策》，在考虑并采纳发展中国家需求的基础上，与会专家和各资助机构代表起草了《发展中国家开放存取的国家政策》(National OA Policy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3]。然而，上述政策仅为倡议和宣言性质，实际上并无效力。2007年1月，乌克兰通过了一项法律，要求所有受公共资金资助的研究成果实行强制性开放存取[4]。但遗憾的是，这项法律的实施由于乌克兰爆发政治危机而被中断。
此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机构代表强烈呼吁制定更为具有效力的国家层面的开放存取强制性政策[5]。2012年6月，英国Finch工作组发布《Finch报告》，该报告建议扩大已出版研究成果的开放存取。英国政府采纳了该报告中的几乎所有建议[6]。在该报告基础上，英国研究理事会(RCUK)宣布自2013年4月1日起，RCUK新的开放存取政策正式实施，即部分或全部由RCUK资助的研究项目成果必须确保以开放存取期刊或自存档的形式实现开放存取[7]。RCUK建议优先选择开放存取期刊形式。考虑到RCUK在英国公共研究资助机构中的绝对优势地位，这个新政策实质上被视为是英国的国家开放存取政策。
2012年10月，爱尔兰发布了《开放存取政策声明的国家原则》(National Principles for Open Access Policy Statement)，这是全球首个明确的国家开放存取政策。该政策不仅涵盖了开放存取的实施方式，同时也规定了全国各机构推进开放存取政策实施的计划表，其发布对于爱尔兰国家层面的开放存取活动推进具有重要意义。
2013年2月，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颁布了《提高联邦资助科学研究成果获取的备忘录》，要求所有研发资助年度经费超过1亿美元的联邦机构所资助项目产生的学术论文都要实现公共共享，并要求其制定具体的开放存取政策实施方案[8]。受该备忘录影响的研究资助机构包括农业部、商业部、国防部、教育部、能源部等政府部门以及环境保护署、国家航空航天局、国家科学基金会等共19个部门，受其影响的科研经费是一个天文数字。该备忘录的颁布可谓意义重大，学术出版与学术资源联盟(SPARC)甚至评价该备忘录对开放存取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意义[9]。可以预见，美国的国家开放存取政策正式出台已经为时不远。
1.2 国家开放存取政策的特点
广义上讲，国家开放存取政策指的是一国的政府部门或授权的工作组对国家范围内的开放存取活动所提出的指导性战略、立场原则、法律(经立法机构)、标准或操作指南，以促进由公共资金资助的研究产出价值的最大化。与现有的资助机构和研究机构所制定的开放存取政策相比，国家开放存取政策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其政策影响的范围和复杂度上，三者之间的异同比较见表1。
可以看到，由于国家开放存取政策涉及的是全国范围内所有受公共资助的研究成果，政策的影响面十分广，制定的复杂度远非机构层面的开放存取政策可比，同时其影响是深远的。从内容上看，国家开放存取政策也更为广泛，包括支撑开放存取的国家性知识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不同利益主体的协调机制等，这些都是机构层面的开放存取政策不曾涉及的。从政策的表现形式看，国家开放存取政策多数以国家战略层面的宏观形式出现，但也不排除标准或操作指南等具体形式。
2 国家开放存取政策的核心：国家利益与利益协调
国家开放存取政策的核心是国家利益，在推动传统的学术交流生态系统向开放存取生态系统转变过程中，对相关主体的利益进行重新协调和分配，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理解这一核心原则，对于考察和制定国家开放存取政策是有益的。
2.1 作为利益主体之一的国家及其利益主张
开放存取运动涉及众多的利益相关者。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类值得重点关注：①研究资助机构。研究资助机构最直接和主要的动机是通过扩大所资助研究成果的获取度和显示度，从而维持其合理和合法性地位。②研究机构(包含大学)。一方面，研究机构的实质是研究人员。研究人员对学术成就和显示度的追求决定了研究人员希望将研究成果开放存取；另一方面，研究机构所属图书馆对开放存取有着强烈诉求。③学术出版商。营利性学术出版商试图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确保开放存取不影响现有的盈利水平。非营利性出版商则是为了通过正常的出版模式，支持高水平学术交流的实现。④国家政府。对政府而言，保证受公共资助的研究成果的研究价值、经济和社会价值的最大化是其最终目的。一旦传统的学术交流体系阻碍了这一目的的实现，那么政府必然寻求其他途径，开放存取即是途径之一。
考虑到开放存取运动的起源，即由学术出版商不断肆意提高期刊价格所导致的“学术期刊危机”的核心矛盾，传统观点将国家这一重要主体排除在外，而将最主要的利益主体限定为图书情报机构和学术出版商。早期无论是对机构仓储的建设还是开放存取期刊经济模式的讨论，均围绕着这两大利益主体展开。事实表明，对利益主体的局限化无法带来切实有效的结论，其结果往往是矛盾的不断激化。
国家开放存取政策代表新的价值取向，即将政府和国家作为开放存取的重要利益主体，从国家整体层面上考虑开放存取，以国家利益最大化为核心，重视多方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强调协调均衡，促进开放存取生态交流系统的形成，确保开放存取的可持续发展。国家的介入有助于避免类似之前图书情报机构和传统学术出版商之间的“零和”博弈。事实上，完全依赖图书情报机构推动开放存取的可持续发展是不现实的，必须要依靠国家的力量，欧美多个国家的开放存取实践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建立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实现研究资助机构、研究机构、学术出版商乃至企业公众的利益协调，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是国家开放存取政策面临的重要挑战。
2.2 理解国家开放存取政策的利益协调机制
国家开放存取政策的利益协调作用机制，概括起来讲，就是通过对各方利益主体显性利益的重新安排，确保现有科研创新体系和学术交流体系的稳定发展，实现隐性价值的放大。在传统模式向开放存取模式转变过程中，存在利益转移，并按两条线索进行：一为显性的利益转移，比如作者在开放存取模式下必须支付APCs、图书馆由原来购买学术出版商的数据库转向免费获取等。这一转移常是等值或基本等值，也是学术交流体系得以稳定的基础。二为隐性的价值转移，比如研究人员免费获取研究论文所带来的创新增速等。在转移过程中，通常伴随着价值的放大。图1为传统环境和开放存取环境下创新和交流过程的简化模型，对比可以清楚地看到显性的利益转移。对于隐性的价值放大，则主要体现研究人员、企业和公众能够免费获取科研成果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研究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
图1 不同环境下简化的创新和交流过程
为了对利益转移和价值放大的全过程予以应对和优化，形成利益协调方案，国家开放存取政策的形成建立在如下两个方面研究的基础上：
首先，必须对利益主体涉及的显性利益转移进行局部分解，对利益获得方式变化较大的主体进行经济学分析，尤其是对单个主体对于各种开放存取模式的可承受度予以共性和个案分析。这可能包括：开放存取期刊出版的经济学分析、对开放存取出版所需的APCs多种提供模式的分析、开放存取知识库的经济学分析、开放存取信息搜寻成本的经济学分析、传统模式开放存取模式并行的成本分析，等等。目前，相关的研究仍不完整，多数集中于对于APCs的研究[10]，而对于机构仓储、学科仓储及开放存取信息搜寻成本的分析近似于空白。可以肯定地说，对局部的分解和分析的透彻是利益协调得以实现的基础。
其次，必须对国家层面的利益进行经济学分析，同时对整个利益转移过程包括隐性价值转移过程进行全面优化。国家开放存取政策任何内容细节的实施都可能导致各个节点利益流向的改变和转移强度的改变。因此，可以考虑在图2简化模型的基础进行细化和量化，建立政策利益转移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对不同政策方案进行仿真优化。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已有个别研究对开放存取出版进行仿真，研究结果初步表明绿色开放存取模式比金色模式可能更具有优势[11]。
必须承认，国家开放存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势必存在传统环境和开放存取环境并行的阶段，维持这样的并行阶段其成本无疑是巨大的，特别对图书情报机构而言[12]。对此，国家开放存取政策的制定必须有充分的考虑和统筹规划，就这一点而言，自顶向下的设计可能是最优的。
3 国家开放存取政策的内容框架
国家开放存取政策的内容框架是为了试图在国家层面推行并确保开放存取可持续发展对政策内容做出的结构性安排。国家开放存取政策内容框架可以作为一个工具，它允许政策制定者以此为基础探究开放存取政策制定时所面临的各种复杂和棘手问题，分清它们的优先性，从而形成一套合理的政策。
3.1 国家开放存取政策内容框架构建
国家开放存取政策内容框架的构建实际上是对国家开放存取政策制定过程所面临的一系列复杂问题进行概括，提取出最为关键的要素，形成逻辑上互相联系的整体。国家开放存取政策制定面临着诸多问题，有些问题是细微的，可以留待其他层面的政策予以具体分析，而有些问题则是十分尖锐、具有极大的挑战性。对这些问题的精准把握构成了国家开放存取政策的主体结构，同时也有助于确定国家政府、研究资助机构、研究机构、出版商以及其他利益主体各自的责任，协调其行动步伐。
在构建国家开放存取政策的内容框架时，把握这些关键问题主要依赖两个途径：一是从已有研究资助机构和研究机构开放存取政策的实践和研究中归纳出关键问题；二是考虑国家层面与机构层面的迥异之处，从而发现一些新的亟待解决的问题。由此，可以构建如图2所示的国家开放存取政策的内容框架。
图2 国家开放存取政策的内容框架
3.2 国家开放存取政策内容框架分析
上述框架可归纳为政策目标、政策适用范围、开放存取模式选择、绿色开放存取模式、金色开放存取模式、基础设施建设与长期保存、协调机制、政策实施计划与评估策略这几个问题。有些关键问题比如版权许可由于在多个方而均要涉及，因此不单独列出而将其融合在其他问题之中。进一步地，我们可以将上述问题用提问的方式予以细化，以使该框架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具体见表2。
与所有框架一样，国家开放存取政策的内容框架只能为政策的制定和评估提供完备性检验，即政策是否考虑到这些问题。事实上，考虑到实际情况的差异，在此框架基础上制定的国家开放存取政策内容可能大相径庭。以开放存取模式选择为例，不同国家的选择可能是相左的，那么在后续问题上便会放大这种差异，使得最后的政策内容相差较大。因此，必须承认，试图以此内容框架去检验政策的有效性与否是无效的。
4 国家开放存取政策分析：以爱尔兰为例
2012年10月23日，爱尔兰发布了《开放存取政策声明的国家原则》(National Principles for Open Access Policy Statement)，这是全球范围内首个明确的国家开放存取政策，其颁布对于开放存取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对其政策进行分析对于其他国家制定国家层面的开放存取政策具有借鉴作用。这里，我们利用本文第三部分提出的国家开放存取内容框架，对爱尔兰的政策完备性进行分析。
我们将爱尔兰的国家开放存取政策文本进行解析，并与表2中的内容框架一一进行对比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表3的分析结果表明，爱尔兰的国家开放存取政策偏好于绿色开放存取模式，而对金色开放存取模式关注较少，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政策内容中E部分E1、E2、E3以及G部分G1、G2的缺失。然而对以绿色开放模式为主导的国家开放存取政策来说，F1的缺失令人费解。为此，我们查询开放存取知识库注册系统(ROAR)，发现爱尔兰共有22个大学和技术研究所制定了开放存取政策并创建了机构知识库，涵盖了绝大多数研究机构。这些开放存取知识通过爱尔兰大学协会创建的国家性的开放存取门户RIAN，可以实现集成检索。基于此，爱尔兰通过强调系统互操作实现国家开放存取知识库发展战略。F2中对互操作机制多达三处的强调印证了这一点。同样，这也可以用来解释D5的缺失。
上述分析表明，爱尔兰的国家开放存取政策总体是完备的，对绝大多数问题都有较为明确的提及。当然，作为一份纲领性文件，不可能提供诸如最佳实践或与操作指南相类似的细节说明。为此，爱尔兰的国家开放存取政策也明确指出，将扩大基础设施建设的覆盖面，按照实践成熟度，分阶段推进开放存取目标的实现。
5 结语
国家层面的开放存取政策制定已经开始进入开放存取支持者的视野，并已取得若干重要进展。国家开放存取政策以国家利益最大化为核心原则，强调在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进行显性利益的协调和重新分配，推动传统学术交流体系向开放存取体系发展，从而实现隐性价值的放大。国家开放存取政策的目标和核心原则必然要体现在其内容上，通过对若干关键问题的提取和解析，本文构建了国家开放存取政策内容框架，以期能为相应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性基础和工具。爱尔兰的案例展示了该框架作为政策完备性评估工具和问题探究工具的可行性。作为一个先导性研究，本文期待能够引起业界对于国家开放存取政策的重视，并为国家开放存取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作用。
收稿日期：2013－0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