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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华民族的命运与水密不可分
水与人类的生存休戚相关，人不可一日无水，水哺育了人类的滋生与繁衍。我们祖先的发祥地就在大河流域地区，人们在河川和湖泊附近，以氏族为单位，群集而居，过着渔猎采集的生活。先民们还借助天然河流，“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1]， 采用原始交通方式进行水上运输。
中华民族与水的联系极为紧密，我们常以“龙的传人”相称，龙与水就密不可分；我们又以“炎黄子孙”自喻，炎帝和黄帝是远古传说中的两位帝王，被视为中华民族的祖先与象征，而相传炎帝居姜水，黄帝居姬水，均出自水域之乡。
劳动人民在与水打交道的过程中，逐渐地从被动地逃避水患，“择丘陵而处之”[2]，到主动地防范水灾，治理水患， 能动地利用水资源，并开始进行具有战略意义的水利工程建设。战国时魏邺县令西门豹破除当地“河伯娶妇”的迷信，开凿水渠引漳水灌溉，改良土壤使之成为良田。秦昭王时蜀郡守李冰在今四川灌县一带主持修筑历史上有名的都江堰，灌溉万亩以上田地，使成都平原“沃野千里，号为陆海” [3]。秦王政时采用水利专家郑国建议修筑郑国渠，渠长300余里， “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4]，使关中地区尽成膏腴之田。 西汉为解决农田灌溉问题也兴修了不少水利工程，如汉武帝时在关中兴修了六辅渠、白渠等工程，在河西河套等地区兴修渠道网等。尔后，历代政府一如既往，兴办了不少水利建设事业，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水在造福于人类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不少灾难。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灾害即为水旱之灾。据《汉书·食货志上》载：“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据统计，自公元前1766年至公元1937年，中国发生较大灾害共5 258次，其中水灾1 058次，旱灾1 074次[5]；另据统计，从公元前206年至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 全国共发生有案可查的水灾1 092次，平均每两年发生一次较大的水灾[2]。为谋求生存与发展生产，人们与水旱灾害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夏禹治水的故事至今仍脍炙人口，为治理洪水，他“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4]从远古的夏禹治水到当今的抗洪救灾， 人们在与洪水灾害作斗争的过程中留下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谱写了一曲又一曲威武雄壮的历史篇章。
2 充分体现水域特征的水域文化
人们在利用水并与水患灾害作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与水密切相关并具有鲜明水域特征的水域文化。水域文化是以水域经济尤其是以流域经济为基础，充分体现水域特征的一种历史文化现象。中国是一个水域资源比较丰富的国家， 河流之多， 举世闻名， 流域面积在10000km[2]以上的河流共5 000多条，年径流量2.61万亿m[3]， 水力资源达6.8亿kW，居世界第三。众多河流之中，长江最长， 是我国第一大江，世界第三大江，全长6 300km，流域面积180万km[2]， 占全国总面积的18.75%；黄河其次，是我国第二大河，全长5 460km，流域面积75万km[2]，占全国总面积的7.8%。黄河流域还是我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中华民族的摇篮，在我国历史上的很长一段时期内一直居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地位。流域内人口、耕地与其他资源极为丰富，成为我国资源分布的主要地区。从流域经济的角度看，我国资源构成的主要内容是水域资源；基于水域资源而形成的水域经济构成我国区域经济的主要成份。如此丰富的水域资源以及基于此而形成的水域经济就构成我国水域文化的坚实基础。
任何文化都集中表现为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水域文化也不例外，它表现为以水域为特征以及由此而衍生出的水域意识及相应的生产生活方式。中国人的水域意识由来已久，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就已认识到水的重要性。如孟子就曾明确指出：“民非水火不生活”[6]， 《管子》作者也指出：“食之所生，水与土也。”[7] 都认识到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与条件。
先秦之后，不少思想家对水的地位与作用作过明确的阐述。如清代学者任启运就认识到水对农业生产的重要作用，他指出：“五谷之性，无不藉水以滋，不特秫稻为然，即麻、黍、菽、麦宜燥，亦未有久旱而不槁者也。”[8]把水视为粮食生产的源泉与保证。 清代另一著名人物慕天颜也指出：“兴水利而后有农功，有农功而后裕国”[9]， 认为水利是农业的基础与命脉，是国家富裕的根本与保证。明代著名思想家徐光启更是运用系统论的观点，从宏观的角度形象而深刻地分析了兴修水利的重要意义，他说：“水利之在天下，犹人之血气然，一息之不通，则四体非复为有矣。”[10]强调了水利在整个社会和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正是由于人们对水有深刻的认识，所以水被视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依靠和国民经济管理的重要对象，许多著名改革家、政治家都极为重视水资源的管理和水利建设。例如，春秋时管仲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官山海”[7]，即推行政府垄断和管理山海资源的政策； 战国时商鞅变法的主要措施之一是“壹山泽”[11]，即由政府统一管理山林川泽资源；唐代刘晏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漕运改革，他身先士卒，修治河道，“见一水不通，愿荷锸而先往”[12]；北宋范仲淹提出的改革措施也包括了兴修水利发展生产的内容；北宋王安石新法的主要措施之一是农田水利法；明代张居正十分重视农田水利建设，起用水利专家潘季驯督修黄河水利工程，大见成效，“数十年弃地转为耕桑”[13]，“河道无大患。”[14]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水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人们重点关注的经济问题。夏禹治水的故事不仅脍炙人口，而且禹一直被人们视为远古时代的治水英雄而大加崇奉。如孔子对禹“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就大加赞赏，他一再宣称自己对禹无可挑剔[15]。孟子对禹“疏九河”，“掘地而注之海”给予充分肯定[6]。由于人们极为重视和关注水， 所以我国历史上关于水的文献资料也极为丰富。
作于东汉或三国的《水经》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记述河道水系的专著，后经北魏郦道元补充撰成我国古代地理名著《水经注》。元潘昂霄的《河源记》，宋、金、元时所编《河防通议》，明潘季驯的《河防一览》，清康基田的《河渠纪闻》，清纪昀等著的《河渠纪源》等，有关河渠方面的专著有如汗牛充栋；历代史书和州府县志中的《食货志》、《河渠志》、《地理志》、《水利》、《河防》、《水防》、《堤防》等，其中的有关记载更是数不胜数。水在人们的经济、政治和日常生活中已成为一种流行与习惯用语。在经济生活中，古人常以水的趋下性来形容经济规律的客观必然性和不可抗拒性。如商鞅就说过：“民之于利也，若水之于下也，四旁无择也。”[11]司马迁也说过：“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 [4]班固在《汉书·食货志上》中也有类似记述：“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择也。”有的历史人物还用流水来形容加速商品货币流通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如春秋时计然（或说为范蠡）即有过“财币欲其行如流水”[4]的说法。在政治生活中， 古人常以流水来描绘一些趋之若鹜或值得引起高度重视和警觉的社会与政治现象。如荀子：“民归之如流水”[16]；孟子：“避水火也”，“民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之中也”[6]。荀子还以水舟喻指君民之间的密切联系：“君者，舟也， 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他还以源流关系来说明统治者表率作用的极端重要性：“君者，民之源也，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16]至于日常生活中，古人以水相喻或与水相关的说法与成语更是不胜枚举。如荀子以“积水成渊”，“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16]来阐释和说明知识积累的道理；班固以“水滴石穿”来赞美坚持不懈的精神[17]；韩非以“千里之堤，溃于蚁穴”[18]来说明认真、仔细加强堤防的必要性与防微杜渐的重要性；其他许多古已有之、沿用至今的与流水相关的成语，诸如行如流水、应对如流、流水不腐、流芳百世、川流不息、从善如流、放任自流、细水长流、高山流水、源远流长等，更可谓信手拈来，俯拾即是。
甚至从某些偶合的历史现象中人们也不难发现或多或少与水所存在的某种必然和偶然的联系。如有人即从刘邦一生的命运与业绩中发现了他与“水”的密切联系，说他分封于汉中平原，有汉水穿过，故称汉王；萧何追韩信时，恰逢寒溪涨水而迫使韩信滞留才被萧何追上；楚汉势力旗鼓相当划分边界时以战国时魏惠王开凿的运河鸿沟为线；他称雄天下以逼使项羽自吻乌江为根本转折点等[19]。这些联系无论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毕竟都与水搭上了一定的关系，折射出中华民族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的水域文化意识。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优秀历史文化遗产的民族，中国是一个充满浓郁水域文化特色的国家，可以说中国历史文化中的重要内容是水域文化，水域文化渗透到中国历史文化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水域文化在中国历史文化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而且贯穿中国历史全过程，经久而不息，历久而不衰。这充分反映了中国水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
3 水域文化所造就的可持续发展观
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考察，水域文化的核心内容和本质特征在于注重水域环境的保护和水资源的永续利用。这样一种水域文化，造就了中华民族颇具特色的传统可持续发展观。
水是一种可被人类反复利用的可更新资源，只要遵循其内在的生态规律，它可以被人们永续利用。水资源的存在与再生，离不开土地、山林、绿化等相关的自然环境。因而，水域环境保护与水资源的永续性利用对人类显得特别重要。在水域资源中，流域资源具有更为特殊的意义。流域资源是水域资源的一部分，是以江河流域为载体的自然资源，不包括江河流域以外的其他水域资源。流域资源的最大特点在于永续流动性，因而它更有利于造就可持续发展观。中国流域资源丰富，中国基于流域资源而形成的水域文化，就其本质和核心而论可以更为确切地称之为流域文化。流域文化更强调水的流动性，不是暂时流动，而是永续流动，因而流域文化与可持续发展观的联系更为密切和直接。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传统的可持续发展观是一种颇具流域文化特色的可持续发展观。
纵观中国历史，这种具有流域文化特色的传统可持续发展观主要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1）注重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 这首先是从水的永续流动性认识出发的，古人对此已有深刻认识。孔子谈水不多，据统计，《论语》中提到“水”字仅4次[20]，但他却深谙于水的永续流动性。 他曾在河川上发过“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15]的感叹，他所看重的是河川不分昼液的永续流动。孟子的学生徐辟曾就孔子何以“亟称于水”请教于孟子，孟子的回答是：“源泉混混（滚滚），不舍昼夜”[6]， 孟子所看重的也是水的永续流动性。使用水、利用水要注重水的永续流动性，治理水也要从可永续利用的长远利益出发。对此，古人也有一定认识，如郑国修筑郑国渠时所阐述的理由就是为了秦国的“万世之利”[21]；隋文帝颁诏开凿大运河所陈述的主要好处是“一得开凿，万代无毁”[22]；明代散文家归有光在《水利论》中批判了当时一些治水者“不循其本而沿流逐末”，“以求一时之利”[23]的做法。古代许多水利工程都充分考虑了永续利用问题，都江堰工程经受了2 000 多年的历史考验即是一个明显和典型的例子。
（2）注重保护自然资源。 在这方面也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刻的认识。我国早在西周时期就颁布了这方面的法令，如距今3 000 多年前的周文王时（约公元前1150年）颁布的《伐崇令》即规定：“毋坏屋，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据《吕氏春秋·上农》载，西周时还制定过“野禁”和“四时之禁”，如“四时之禁”规定：“山不敢伐材下木，泽人不敢灰僇，缳网
罦不敢出于门，罛罟不敢入于渊”，意谓不在规定的时间内，不得上山砍伐林木，不得到沼泽割草烧灰，不得狩猎捕捉禽兽，不得使用渔具从事捕捞。秦代有关法令更为完备与周详，如《秦律·田律》规定：每年春季二月至夏季七月生物繁茂生长之时，禁止砍伐木材，焚烧草木，捕捉鸟兽，毒杀鱼鳖，至七月解除禁令为止，法令中还规定了违禁的处罚措施[24]。秦后历代王朝几乎都制定和颁布过类似法令，如汉宣帝为保护益鸟，曾于元康二年（公元前64年）下诏，“其令三辅毋得以春夏揭巢探卵，弹射飞鸟。”[17]明万历年间，官府张榜严禁捕捉青蛙，违者“问罪枷号”[25]。值得注意的是，人们注重保护自然资源是与人们对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分不开的。如《孟子·梁惠王上》：“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管子·禁藏》：“毋杀畜生，毋拊卵，毋林，毋夭英，毋折竿，所以息百长也。”《荀子·王制》“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鳝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种、夏耕、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
（3）注重保护生态平衡。孟子赞赏古贤的生态意识， 认为舜和深山野民一样能和谐地处理好与大自然的关系，“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6] 商鞅提出人地相称理论，他不仅认为人口与土地应该保持一定的平衡比例关系，而且认为水土资源的布局利用也应该保持一定的平衡比例关系，他的意见是：“为国任地者，山林居什一，薮泽居什一，溪谷流水居什一，都邑蹊道居什四，此先王之正律也。”[11]荀子也有类似认识和主张，他说：“君者，善群也。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数盆，一岁而再获之，然后瓜桃枣李一本数以盆鼓，然后荤菜、百疏以泽量，然后六畜禽兽一而
车，鼋鼍、鱼鳖、鳅鳣以时别一而成群，然后飞鸟凫雁若烟海，然后昆虫万物生其间，可以相食养者不可胜数也。”[16]荀子不仅提到粮食、瓜果、疏菜、禽畜、鱼鳖，而且提到野兽、飞鸟、昆虫，认为它们之间可以相生相养，其生态平衡观念已体现得相当明显与突出。
（4）强调遵循自然规律。古人已认识到水有其内在规律， 治水应遵循水的运行规律。如孟子即认为禹治水的最可取之处在于遵循“水道”，顺其自然，因势利导，“禹之治水，水道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6] 从遵循水的自然规律出发，思想家们将视野扩展到社会经济领域，主张像遵循水的运行规律一样遵循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在这方面以道家最为典型，有学者甚至认为道家所主张的管理就是一种“水式的管理”[26]。道家管理理论的精髓是“道法自然”，“无为而治”，基本精神就是要顺应自然，不强作妄为、胡作非为。而在道家看来这正适应了水的某些固有特征。《老子》以水相喻之处甚多，诸如：“上善如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譬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于江海”，“浊而静之，徐清”等。在《老子》作者看来，水除具备自我流动的功能之外，还善于顺应自然之势，带动或帮助“万物”即所有动植物的生长和运动；水靠其自身的功能和力量，可以以柔克刚，摧枯拉朽，无坚不摧；水自上而下，流经江河，注入大海，周而复始，一往无前，永不停歇；与此同时，滋养大地，润育万物，哺育“百谷”的生长；水还可以自相调节，变浊为清，具有自洁自律的品格与风范。作者心目中的水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社会经济活动也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作者主张遵循客观规律，实行放任政策，做到“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
（5）反对竭泽而渔。“竭泽而渔”喻指只图眼前利益、 不顾长远利益的短期行为，饶有趣味的是它是以水相喻的，而且直接体现人们的可持续发展意识。古人很早就具有这种意识，如《管子》作者即说过：“童山竭泽者，君智不足也。”《吕氏春秋·义尝》的作者说得更为明确与直接：“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都非常明确地表达了反对过度开发和使用自然资源的观点。孟子也发表过类似议论，如他说：“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6]这里他虽未以水相喻， 但所明确表达的却是反对过度开发和使用自然资源的观点。古人还将这一观点运用到财政政策领域，明确提出了反对过度剥削和榨取的财政政策主张。如孔子即明确主张“敛从其薄”[27]，藏富于民，其经典表述是：“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15]管子也明确提出过类似主张，他认为轻率地兴师动众，过度使用民力，势必造成民力枯竭，即所谓“轻用众，使民劳，则民力竭矣”，他所提出的原则是“取于民有度”，他说：“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基于这一认识，他明确提出了“府不积货，藏于民也”[7]的主张。 这里所表达的也是一种明确地反对竭泽而渔、主张可持续发展的观点。
（6）注重长治久安。中国历代政治家、 思想家都十分注重长治久安问题。中国历史上的“民本”主张实际上就是基于长治久安的思考而提出的。“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是以水相喻思考长治久安问题所作出的形象化描述。“民为贵，社稷次之”，“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6]则是民本思想的典型表述。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伦理道德在政治思想上的集中体现，其主旨无非为了封建统治秩序的长期稳定，也是与长治久安的思考密不可分的。从可持续发展角度考察，长治久安所表达的实际上就是政治思想上的一种可持续发展观。
需要强调的是，上述传统可持续发展观的所有表现都与水具有密不可分、或多或少的联系，有的是直接以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为主题的，有的则是以水相喻的，还有的是从水的特性中引发出来的，反映了中国富于浓郁水域文化特色的可持续发展观。
4 水域文化的现代价值
根据路径依赖理论，任何历史文化现象都可以理解为一种客观存在的存量资源。历史文化现象是以一定的历史发展为基础的，它深深地根植于历史发展的物质基础之中；历史发展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因而历史文化现象也必然具有连续性，它是以历史连续性方式存在并能直接为现实服务的一种存量资源。作为一种资源，它的现代价值是不庸置疑也是不可忽视的。
中国的水域文化深深根植于中国水域经济尤其是流域经济的肥沃土壤之上，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时至今日仍发生着积极的影响。对于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我们从来就不曾间断；对于造成水土流失、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我们一直就在进行严厉谴责并给予有力的打击；在水资源的永续利用问题上，我们进行了不少积极探索并采取了一些有效的措施；在与洪水等自然灾害作斗争的过程中，中国人民表现出的无私奉献、勇往直前、团结协作的精神，更是世所赞誉。
中国优秀的水域文化传统是一笔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我们应该珍视它，继承它，并予以发扬光大。在今日水资源仍是人类基本生存资源并对人类生存和发展带来一些困扰甚至造成严重威胁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明确而又响亮地提出这样一个口号：注重水域文化建设，弘扬可持续发展观的优秀历史文化传统。这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十分重要。应该说，人类只要离不开水，离不开江河流域，就需要重视水域文化建设。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不可能离开水域资源，因而也就不可能离开水域文化，不可能离开水域文化建设。水域文化建设包括水域物质文化建设和水域精神文化建设。就中国今天的情况而言，水域精神文化建设似乎显得更为突出和重要，因为在这方面似乎尚未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与警觉。在现实生活中，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性、破坏性开发和使用仍是一个突出存在的问题，破坏生态环境和生态平衡的事件仍时有发生，环境污染问题仍未引起人们高度的重视，防洪工程、水利工程建设中的腐败现象仍较为严重与普遍等。这些问题直接涉及人们对水域资源的认识，涉及人们的水域意识，涉及水域精神文化建设，对中国这样一个文化传统根深蒂固的国家来说，认识问题、意识问题、精神文化建设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是难以解决的。应该看到，这些问题实际上已超出经济问题的范畴，有些已成为严肃的政治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环境污染的危害决不亚于精神污染，可持续发展方面存在的隐患，其危险性也决不亚于政治领域中不稳定因素的隐患。因而，我们应该像反精神污染一样反环境污染，像在政治领域消除不稳定因素的隐患一样，消除过度性、破坏性开发和使用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和生态平衡，从而影响、阻碍可持续发展的隐患。如果我们能从这一高度重视水域文化建设，上述问题是可以得到有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