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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新闻媒介不断注意到：中国国内开展了一场引进外资大争论，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似乎又面临着一场考验
自1996年5月以来，经贸部所属的《国际商报》便围绕着招商引资工作发表了一系列专家学者的文章。到了6月20日，《经济日报》头版头条刊登出本报记者的一篇文章，题目为《国产啤酒有必要搞这么多合资吗？》。针对这篇文章，《经济日报》还配发了评论员文章《大家来讨论这个重大课题》。自此，中国的外资大辩论便拉开了序幕。
外资引起大碰撞
《经济日报》一连发表了《燕京为什么不合资》、《五星为什么要合资》、《青啤道出的沉重话题》、《9600万，“扬子”卖不卖？》、《中国名牌究竟卖了多少》、《我国名牌面临严峻挑战》、《看日美法政府如何保护本国工业》等文章。7月15日，《经济日报》还刊登中央党校一位教授的文章《利用外资与发展民族经济的关系》，提出要以坚持自力更生为主，利用外资为辅；以公有制经济为主，外资经济为辅。围绕着这些文章，《经济日报》同时还刊登了大量的读者来信，从不同角度和立场谈了对外资、对合资的看法。
与此同时，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展开了声势更加浩大的中国名牌命运大讨论。一时间，针对饮料界“水淹七军”的现象，国人对某些行业的外资“入侵”忧心忡忡。
国内其他一些报刊也纷纷加入这一问题的探讨与争论。《光明日报》和《工人日报》分别发表长篇报道，提醒经济界人士关注外资蚕食乃至控制我国部分产业或产品的情况。《中国经济时报》也发表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熊贤良博士的文章：《改革与开放：哪一个优先？》，认为在国内体制滞后和市场扭曲的情况下，对外开放会带来负面影响。
针对一片对外资冲击感到忧虑的情绪，媒介文章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7月6日，《中华工商时报》在头版登出一篇题为《不忙着给外资打分》的文章，对外资的作用进行了分析。7月14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出记者述评《积极引资莫彷徨》，认为引资的主流是健康的，用堵外国企业和堵外国牌子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绝非上策。7月17日，《人民日报》又在二版头条登出本报记者的文章《国啤会被洋啤吃掉吗？》，提出国啤仍是啤酒市场的主体，搞合资，外商的确赚走了中国人的钱，但如果不引进外资，我们自己的一些企业也经营不下去，啤酒行业利用外资总体上还是利大于弊。
同样是谈论啤酒合资问题，《人民日报》与《经济日报》在看法上显然有所不同。
中国的外资是多是少
如何利用外资特别是如何对待外国直接投资，一些人士担心外资将抢占我国市场，洋货将长驱直入，民族工业会受到严重冲击，如果再不遏制合资的趋势，中国传统名牌产品将损失殆尽，民族工业将岌岌可危。根据已经报道的大量事实，这种观点绝非危言耸听。但也有一些专家学者提出了许多不同看法。
《中国经济时报》连续发表了一些专家学者对外商投资问题的看法。
首先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位资深经济学家季崇威的观点。季先生说，从利用外资的总规模来看，目前达到1500多亿美元，规模不算小，但我国经济建设的规模更大，外商直接投资占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虽逐年增长，但均未超过20%，其在存量资产中的比重就更低，可以说外资目前在我国的经济总量中并未占主导地位，充其量不过是一种补充性质。
季崇威指出，外国投资十几年来连续上升的现象是十分罕见的，这是一种难得的机遇。如果我们现在就认为外资过多而采取限制政策，那么投资者就会望而却步，投资高潮会很快大幅度回落下去，那时就悔之晚矣。
我国今后15年的建设重点之一是基础设施。世界银行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每增长1%，基础设施的投资也必须相应投入约1%。1995年至2004年，中国的公共设施投资大约需要7440亿美元，占GDP的7.4%，按现汇率计算，约合人民币6.14万亿元，是我国现有国民储蓄总额的两倍以上。未来10年内，如此庞大的资金需求，若不利用外资显然是不行的。
8月末，辽宁省省长闻世震在《中国证券报》上发表题为《开创利用外资工作新局面》的文章，希望人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提高对利用外资的认识。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9月初，闻省长在大连对外宣布：辽宁省政府已决定将沈大高速公路的近半数股权卖给外国资本，另外，铁岭电厂等十几家大型国有企业的部分股权也准备向境外出售。闻省长算了这样一笔帐：省政府主要是从资本运营角度考虑的，东北的国有企业改造现在正需要钱，正处在一种“胶着状态”，而当时耗资22亿元人民币的沈大高速公路现已升值到66亿元，如果卖掉49%的股份，不仅可以赚回一条高速公路，并且有十几亿的盈余。这样，既保证了国家对国有资产的控股权，又卖出了巨额资金，盘活了国有资产。如此好事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外经贸部经济合作研究所的副研究员马宇从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角度做了一番统计比较。他发现，1995年中国引进外国直接投资380亿美元，是引进外资最多的一年，但人均使用外商投资仅30美元，而泰国1990年是50美元，墨西哥1990年是123美元。我国到1995年累计人均使用外资105美元，而墨西哥到1990年累计人均使用外资366美元，马来西亚到1992年人均吸引外资1344美元。
从外资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看，我国1994年外商投资企业工业产值达5000多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2%，而巴西1991年外商投资企业工业产值占全国的35%。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外商投资大部分来自香港和台湾，如果剔除这一部分，中国的总体外商投资规模就更小了。截止1995年底，欧美日国家的在华投资额不过400亿美元，全国人均不足32美元。
总起来看，中国的外商投资规模仍处于较低水平，但为什么在某些行业如饮料行业看起来却气势咄咄逼人呢？这就是外商投资结构和质量的问题。
引进外资的问题究竟在哪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隆国强博士通过分析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一个国家不能一刀切地对待外资，而应对外资加以区别对待。外资可以帮助本国经济得到发展，但不是所有的外资都能给引进国带来福音。他按生产力布局理论，进行了大量论述，通俗说来道理也较浅显，关键是个投资结构问题。
开放十几年来，没大听说过外资在哪条铁路或高速公路上投了资，也少有外商在大型水电站和火力发电厂上投资，所见到的外资大都投在来料加工等短平快项目上，投在高级酒店、大商厦、写字楼、夜总会、歌厅方面，再就是消费品领域与吃喝玩乐有关的行业。外资为什么不投到基础设施项目上去的原因有许多。如投资回报时间长，投资者的资金规模太小，等等。但其根本原因还是中国的吸引外资的大环境还不成熟，国内的体制改革还与国际接不上轨。所以，真正的大资金还没进来。如果现在就感到外资多了，那目光实在是过分短浅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熊贤良博士的理论也确有道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面临的国际竞争压力不断增加，1992年以后，这种压力向国内市场的传递所发生的一个突出的变化，是境外企业以直接投资的方式进入我国市场，其结果，许多以前由内资企业主导的行业变为由外资企业处于主导地位，如啤酒、饮料、化妆品、洗涤剂、医药等。在国内尚未建起市场体制的情况下，由封闭转向开放，这样容易把国内经济活动中的扭曲现象扩展到对外经济活动中去，由此造成我国的经济发展可能因为不恰当的对外经济活动而受到不利影响。
按这种观点，人们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些年里，许多外商投资项目不盈利，为什么对外经济活动中屡屡发生各地压价出口、重复引进、竞相为外资提供优惠等现象。重要的是，当扭曲扩展到更广泛的范围之后，要消除它更困难。
因此，老资格的经济学家荣敬本先生在为《国内扭曲、国际竞争与对外开放》一书写序时，针对国内市场扭曲可能导致福利和收益下降这样一种状况，认为当前不仅要重视开放，要重视国内体制的改革，不能走急速扩大开放而放慢国内体制改革的道路。否则，激烈的国际竞争对于落后国家的民族工业乃至整个经济的发展将会产生“摧毁”作用。一句话，国际竞争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积极的。
如何看待民族工业
在外资论战中，民族工业多次被人们提及，但也有人对“民族工业”这个词提出了疑问。目前多数词典对民族工业都没有明确的解释，就连最权威的1988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也无专门的词条。因此，有人认为“民族工业”是一个政治概念，并不是简单的经济术语，用它简单地描述当今的中国工业似有明显的不妥之处。用“国家工业”来代替“民族工业”似乎更合适。有些国家多以“本国制造业”或“本国工业”来取而代之。
更有人进一步尖锐地提出：与外商合资的企业就不是民族工业吗？如上海大众汽车制造厂、青岛海尔集团这类与外商合资的企业到底算是什么性质的企业？能把它们划到民族工业范围之外吗？虽然世界各国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都不约而同地致力于发展本国的民族工业，但对民族工业范畴的界定却都含糊其辞，即使经济学的经典著作亦如此，这种现象反映了民族工业企业界定的复杂性。特别是当有国外直接投资引入时，外资的比例大小，成了判断一个企业性质的重要因素。当今的世界资金在全球的自由流动已成了经济生活中的基本内容。大多数国家的企业资金成分来源复杂。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大多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资本渗透上密不可分，企业的国际性质越来越大。相比之下，中国企业中的外资成分从总体上讲还较小。
今天的中国企业在资本国际化方面刚刚起步。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企业比较起来，距离还差得远。例如，当今日本的富士通、松下和韩国的大宇、三星公司都是跻身全球100家最大公司行列的大企业，在它们的发家史上，都留下了一段与外国公司合资而后发展壮大的经历。如富士通公司是从1935年建立的一家与德国西门子合资的公司成长起来的。松下公司50年代初在世界还默默无闻，通过与飞利浦公司合资，引进了当时先进的电子和电器技术，缩短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韩国的大宇公司和三星公司分别建于1967年和1969年，90年代初便发展成全球性的大公司，其关键因素是大宇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三星与日本三洋公司的合资。
由此有人得出这样的认识：只有合资办企业，才能像孙悟空钻到铁扇公主的肚子里一样，将西方企业的一些核心技术学到手。如果是靠花钱买技术，那就会像陕西彩色显像管厂一样永远买不到最先进的。
季崇威研究员总结说，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迅速发展的今天，我国民族工业怎样发展，应当换一个思路。要改变被动防御的做法，而采取主动积极地出击策略。任何一个国家经济要想得到振兴和发展，都必须奉行开放政策，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国际竞争和国际交换，封闭是没有出路的。利用外资的确有利有弊，但对外资应以鼓励为主，不该歧视和排斥中外合资企业生产的产品。应当看到，自70年代以来，许多跨国公司的战略和政策有了较大的变化，即从只考虑本公司的利益转变，为兼顾东道国的发展利益，以往的垄断市场、牟取特权和暴利的情形已经不复存在。
以上海大众汽车公司来说，就是我国利用跨国投资壮大民族工业的成功案例。德国大众一开始就以协助中国按国际标准改造和重建中国汽车零部件工业为宗旨，系统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1988年7月，桑塔纳国产化共同体成立，德国大众专门成立了中国国产化协调组，协助牵线搭桥，介绍合资伙伴。今天，全国共有300多家企业参加了桑塔纳轿车国产化项目，为上海大众配套而来华投资或转让技术的外国公司也达160多家，其中有不少知名大公司。通过合资，上海大众在不到10年的时间形成了年产30万辆汽车的现代轿车工业基地，并带动了一大批行业和企业，使其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得到提高。
当然，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开放初期，对国内市场和国内企业进行适度的保护是不可避免的。即使是发达国家，也不是无条件地开放国内市场。但从企业角度讲，国家的保护决不等于让它们不思进取，安于现状，重复低效率的生产。应当适度地引进竞争的因素，将本国企业逼上高效益的道路。
总之，保护不能代替竞争。面对“狼来了”的呼声，有人却认为对民族工业是件好事。因为从管理方面看，中国企业没有经过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管理的锻炼，尤其缺少现代化企业应具备的观念和意识。这些都不是教育能教出来的，也不是出国考察几次就可以学来的。只有在与外商真枪实刀地搏斗中，在市场经济的风口浪尖上摔打中，我们的企业才能真正学到现代企业的方法和观念。
深化改革和继续开放达成共识
经过近半年的一场外资大辩论，国务院的一纸文件出笼，似乎给它划上了句号。在1996年9月15日的这个通知中，国务院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等地方政府、政府各部门以及解放军总后勤部等政府直属机关和公司，可自行批准3000万美元以下的投资。而在过去，10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必须得到中央政府的批准。这意味着中国扩大了外资引入的审批权，加大了吸引外资的力度。紧接着，11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自12月1日起，在全国实行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更加表明了中国政府有能力以间接调控手段管理国际收支、维护人民币币值的稳定，为吸引外资提供了宽松的环境。
一位政府高级官员在谈起外资的作用时指出：改革开放十几年来，如果没有大量外资的参与，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绝不会达到10%以上。在历时数月的这场大辩论中，许多合资企业以亲身经历谈论了合资的原因和好处。在中国目前缺乏资金的情况下，许多企业正象著名民营企业家牟其中先生所总结的99+1理论那样，只要增添一点外来力量，这壶已经达到99度的水就会沸腾起来。因此，吸引外资和利用外资是中国现阶段发展过程中不容有任何偏见的一个重大课题。在今后一个时期里，无论是利用外资的质量还是数量都应当继续提高。
9月21日，《经济日报》发表本报评论员文章《在开放中发展，在竞争中提高》，并配发了《华丰牌在合资后越发红火的启示》一文。评论员文章这样说：“近一个时期，本报和一些新闻媒介，相继围绕着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问题，进行了比较集中的报道，报道了这方面取得的巨大成绩以及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经验，并就相关问题进行了适当的讨论。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贯彻继续扩大开放、提高开放水平的方针，并已在实践中受到了比较好的效果。”
《经济日报》以《国产啤酒有必要搞这么多合资吗？》的文章开始，到以《华丰牌在合资后越发红火的启示》的文章收尾，说明这场大辩论改变了一些人原先的看法，同时也说明正确的认识是在辩论中得以产生的，只有通过大家的讨论，才能澄清一些模糊认识。由此来看，这场论战的发轫者实在功不可没。
按理说，象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为了能保持10%的发展速度，不利用外资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国际和国内的形势都运行良好，中国目前的外资利用程度是合理而健康的，发生墨西哥式的危机是根本不可能的。从国内来说，经过今年的一场大辩论，人们对外资如何利用已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但现在的危险是来自国外，来自整个世界的金融市场和调控体系。
事实证明，利用外资的确存在着利弊两个方面，关键是要适度。打一个形象的比喻，吃下去的东西一定要被很好地消化掉，不能过饱也不能不足。这就是中国要真正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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