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第三次动力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动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实现经济转型，必须首先完成动力系统的转型。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验显示，我国先后完成的两次经济增长动力转型，保证了我国经济30多年平均近10%的高速增长，创造了经济发展的“中国奇迹”。目前我国经济运行的种种困难表明，驱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已经衰竭，必须实施第三次动力转型。因此，探讨动力转型的理论和经验，以及第三次动力转型的基本思路与措施，就显得极为重要和紧迫。
一、第三次动力转型的理论假说
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概括起来可以表述为两大系统，即需求拉动系统和供给推动系统，因而从动力系统角度划分经济增长，就可以将经济增长分为需求拉动型经济增长和供给推动型经济增长，与此相应，在宏观经济政策上，就分为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
在经济增长动力源的两大系统中，可以再细分为六个具体的动力。从需求拉动系统来看，包括三个方面的拉动力，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三驾马车，即消费拉动、投资拉动和出口拉动。从供给推动系统来看，也包括三个方面的推动力，即要素供给推动、结构供给推动和制度供给推动。要素供给是指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包括资本、土地、劳动、管理、技术、知识等，以及它们的使用效率。结构供给是指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包括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地区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生态结构、开放型经济结构等。制度供给是指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制度或体制的演进和优化，包括正式制度供给和非正式制度供给。
在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由于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不同，突破约束瓶颈的动力源就会有所不同。当需求不足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约束时，扩张需求就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当供给不足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约束时，增加或改善供给就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因此，随着经济增长约束条件的改变，经济增长的动力系统就要随之更换。否则，经济增长一旦动力不足或者失去动力，就会降速或者发生衰退和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转型最本质、最根本的要求和任务就是更换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以保证国民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
依据经济转型的这一本质要求，我们就可以对我国当前经济转型的性质作出如下基本判断：
1.需求拉动系统的动力已明显不足，并呈不断衰减之势，单纯依靠需求拉动难以实现2020年的全面小康社会目标。这主要表现在：一是从净出口需求拉动来看，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决定了我国不可能走“亚洲四小龙”的出口导向型发展道路。一方面我国如果走这条道路对世界市场的冲击是不可想象的，近些年来我国外贸的快速发展，已经导致世界各国对我国的反倾销案连年居世界最高，外贸摩擦不断加剧；另一方面，从我国经济安全的角度来考虑，我国也不可能长期依靠外贸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因此，不过度依赖出口拉动经济增长，不仅仅是短期内受世界金融危机影响的被动选择，而且更是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内在要求。二是从投资需求来看，投资需求是中间需求，投资所形成的生产能力及其所生产出来的最终产品和服务必须要有相应的消费能力将其消化。在目前我国消费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投资的扩大就会导致产能过剩，从而抑制经济增长。根据世界标准，产能利用率小于75%就是过剩。我国工业39个行业中，有21个行业已出现严重过剩。产能严重过剩实际上宣布了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同时，我国的投资效率也在下降，据伍晓鹰估计，从2001至2010年，我国每增加一个单位资本，能增加0.13个单位产出，单位产出量低于20世纪90年代的0.17和80年代高点时的0.24。①三是从消费需求来看，经济转型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在扩大内需中逐步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但是，近几年来，虽然我国出台了一系列刺激消费的政策和措施，但消费的扩大总是难以达到预期的目标，反而在投资需求拉动减弱，从而经济增长速度下调的情况下，消费增长以更快的速度下降。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从2012年的20.6%下降到2013年1～10月的20.1%，仅下降0.5个百分点，但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增长却从2012年的14.3%下降到2013年1～10月的13%，下降了1.3个百分点。显然，在消费的框架中扩大消费之路已经越走越窄。四是从近些年来扩张需求拉动的政策效果来看，效应趋于递减，而且累积了新的经济风险。为应对世界金融危机，我国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同时信贷规模大幅扩张和债务率不断上升，累积了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在产能严重过剩、投资不足的情况下，如果继续扩张需求拉动，极有可能导致经济滞胀。以上种种事实表明：在经历了长达10多年以扩张需求拉动为特征的高速经济增长之后，需求拉动已经走到尽头，从而必须放弃主要依靠需求拉动的思维定式，寻求新的动力源。
2.我国经济运行出现一系列困难的根本原因不再是需求约束而是供给约束。这突出表现在：一是随着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转变迫在眉睫，而实现这一转变的关键是创新技术的供给；二是随着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价格的上升，我国经济的低成本要素供给已不可持续；三是随着产能过剩的不断加剧，我国低端产品供给的扩张空间，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已极其有限，且在国际市场上受到越南等国家的强力挤出；四是随着我国资源环境约束的不断趋紧，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式供给方式已难以为继；五是随着居民消费对产品品牌、安全、高质要求的不断强化，我国的产品和服务供给越来越不适应居民消费的需要，出现了严重的市场供求错位，消费能力大量外流，如我国居民到海外大量抢购奶粉、电饭煲等日常用品；六是随着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市场调节力量的不断增强和完善，现有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和生态体制越来越不适应新型工业化发展的要求，制度供给的红利已经丧失。以上种种经济运行约束条件的改变，标志着我国经济运行发生困难的原因表面上看好像是需求不足，实际上是有效供给不足。因此，我国经济运行从需求约束向供给约束的根本性转变，就要求不仅仅是在需求拉动的框架中调整消费、投资和出口的贡献比重，而是从需求拉动向供给推动转变，实现动力系统的彻底置换。因此，十八大报告就未来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明确提出：要“着力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发展新活力，着力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着力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着力培育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优势，使经济发展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更多依靠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带动，更多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驱动，更多依靠节约资源和循环经济推动，更多依靠城乡区域发展协调互动，不断增强长期发展后劲。”这四个“着力”和五个“更多依靠”，实质上就是要求国民经济运行从主要依靠需求拉动向主要依靠供给推动转变。
3.我国经济运行的动力系统从需求拉动向供给推动的转变，绝不是偶然的、随意的，而是由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决定的。我国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高速增长，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许多国家经过努力，都先后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之列，可是真正成为发达国家的只是少数。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进入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只有韩国、新加坡以及我国的台湾和香港地区等。其他大多数国家由于发展战略失误等各种原因，都一直徘徊在中等收入水平上，如南美的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和亚洲的马来西亚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通过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两类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进行比较研究发现：
(1)两类国家和地区发展结果截然相反的原因不在于消费、投资和出口的比重。两类国家和地区发展过程中在需求结构上没有特别明显的差别(见表1)。从消费所占的比重来看，1990年韩国都低于阿根廷和马来西亚，但韩国1995年人均GDP超过了1万美元，进入发达经济体。这意味着以消费需求拉动为主的国家并不一定保证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或者说，以消费需求拉动为主，不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条件。
(2)过度依靠刺激需求拉动经济增长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重要特征。刺激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一是表现为扩大货币发行，增加信贷供给，通货膨胀压力不断加大；二是表现为发展中国家因自身财力有限不得不大规模举债，负债率不断提高。通货膨胀、债务高企就会对经济增长带来严重冲击，造成经济波动，甚至经济危机，如阿根廷在1963年至2008年的45年间出现了16年的负增长。从两类国家和地区发展经验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负债率较低，经济增长持续稳定，如韩国从1963年到1991年近30年间，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9.6%，新加坡从1965年到1994年的30年间，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9.2%。相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则债务率很高，特别是外债的债务率过高，如阿根廷和马来西亚的外商直接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明显高于韩国，1990年马来西亚高达5.3%，阿根廷为1.3%，韩国仅为0.3%。
(3)两类国家和地区发展结果截然相反的主要原因在于供给推动的差异。这突出表现在：一是技术创新的差异。日本1956-1961年间从美国、西欧等国大规模引进技术，并通过消化吸收实现再创新，迅速缩短了与世界先进技术水平的差距，到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在生产技术上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这期间恰恰是日本高速经济增长时代，直到1973年结束。韩国的研发经费占GDP的比重从1960年的0.25%提高到1990年的1.87%。相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在1996年如阿根廷仅为0.4%，墨西哥为0.3%，马来西亚为0.2%，而且从1996-2009年的10多年间，阿根廷徘徊在0.4%～0.6%之间，墨西哥徘徊在0.3%～0.4%之间，马来西亚徘徊在0.2%～0.7%之间，没有发生质的飞跃。二是劳动者素质的差异。韩国一直重视国民教育，通过长期的人力资源开发，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大幅提升，小学入学率自1970年以来一直为100%，初中入学率1990年达到99.8%，1994年完成高等教育的比例超过了25%，在OECD国家中，仅次于美国(37%)、挪威(31%)、加拿大和荷兰，位居第五位。②相反，马来西亚2007年劳动力中具有大学以上教育程度的比重才达到20.3%。马来西亚不仅人力资源投入不足，而且还出现了严重的人才流失，据世界银行报告显示，马来西亚有20%的受高等教育者流失到国外。③三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差异。韩国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程中不断推进产业结构的升级，从20世纪60年代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20世纪70年代的重化工业等资本密集型产业、20世纪80年代的机械工业深化和高级化、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开发和知识产业发展并推行以技术开发和提高效率为核心的“产业合理化”。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强大动力。相反，马来西亚长期过度依赖低劳动成本优势，发展中低端产品的出口加工业、天然资源贸易等产业，忽略发展高科技工业、专业服务等高附加值产业，科研人才不足也阻碍了马来西亚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④四是制度供给的差异。以对经济社会影响巨大的收入分配制度为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收入分配比较公平，基尼系数较低，如韩国的基尼系数在发展过程中一直没有超过0.4；日本长期稳定在0.30～0.37之间；我国台湾地区20世纪60年代以来始终保持在0.35以下。相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基尼系数较高，如马来西亚为0.492(1997)，墨西哥为0.531(1998)，智利为0.571(2000)，巴西为0.553(2001)。在马来西亚，有60%的移居国外者将“社会不公”列为他们离开的关键原因。
以上分析表明，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阶段质的变化和约束条件的改变，就需要适时地推进经济增长动力系统的转换，为经济增长提供强大的新引擎。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目前经济增长速度的减缓，可能并不是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的结果，而是经济周期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的综合反映，这意味着，随着经济周期的转化和经济增长动力系统的更换，我国必然会迎来新一轮8%以上的持续快速经济增长。从日本、韩国、新加坡和我国台湾高速经济增长的经验来看，它们都是在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前后结束高速增长的。我国还远没有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按照规划，我国要到2020年才基本实现工业化，到2030年城市化才达到70%，这都表明，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应该还没有到结束的拐点。因此，我国还应有10～20年的快速增长，这一观点具有理论和经验上的支持。
此外，目前理论界有人把我国目前的经济转型期称之为“换挡期”，⑤这种提法有些不妥。所谓“换挡”，只是经济增长高低档的转换，仍然局限于原有的动力系统，是在动力不足情况下的被动接受和不得已的转换。这显然不是经济转型的本意，因为经济转型是积极主动地转换经济系统，目的是为了更好、更稳定、更持续的经济增长。把经济转型理解为更换发动机，安装新引擎，就突破了原有经济增长的动力约束条件，构建了一个新的经济系统。在这个新的经济系统中，特别是在新引擎的驱动下，经济增长未必一定会从原来的高档上换到中档或低档上。
二、两次动力转型的经验检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完成的两次经济增长动力转型的成功经验证明：适时推进经济增长动力系统转型是保持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奥秘。因此，总结这两次动力转型的经验，既是对第三次动力转型理论假说的验证，也将对第三次动力转型的设想具有启示作用。
1.第一次动力转型的经验检验(1978-1997年)。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运行的典型形态是短缺经济，市场需求是无限的，供给短缺是市场运行的主要矛盾，因而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就是供给推动，即如何动员更多的生产要素供给、如何调整经济结构、如何改革经济体制来促进经济增长。这时我国适时地把工作重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扩张要素供给数量，以及强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提升要素供给效率增加供给，突出表现在：
(1)通过廉价生产要素的大规模投入，特别是低成本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实现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这主要有：一是廉价的劳动力。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显示，2011年我国的农民工总量已高达2.5亿人，农村能够转出的剩余劳动力至少还有3000万人。长达30多年的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为经济扩张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不仅如此，到2004年珠三角出现“民工荒”以前，农民工的工资一直处于较低水平，从而保证了较高的企业利润以引致新的投资。二是廉价的土地。在1997年我国实行房地产市场化改革以前，我国的建设用地基本是无偿划拨的，而且可以说是无限供给的，特别是工业用地，直到现在许多地方政府经常会以“零地价”甚至“负地价”出让土地用以招商引资。据统计，在过去的13年里，商业用途平均地价增长了2.7倍，居住用途平均地价增长了4.2倍，工业用途平均地价只增长了54%。⑥三是廉价的能源资源。我国一直对水、电、煤、气、油等能源资源实行低价政策，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能源资源价格改革虽然提出多年，但至今仍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如国内天然气出厂价格比中亚进口天然气到岸完税价格每立方米低1.5元。四是廉价的金融资本。2009年我国储蓄率达到51.4%，比1978年提高了13.5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上升0.44个百分点，而且从1978-2011年，有13年的实际利率为负。五是廉价的环境。为了追求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在政策上放松了环境管制，如清华大学吴璟、新加坡国立大学邓永恒等学者们分析了283个城市的市委书记和市长的业绩与升迁资料发现，如果一个市长、市委书记在任期内的GDP增长率比前任领导每增长一个标准差，市委书记升迁的可能性会提高4.76%，市长升迁的可能性提高10%。相反，环境设施投资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市委书记升迁的可能性下降8.5%，市长升迁的可能性下降6.3%。⑦
(2)通过生产要素的结构优化配置，推动经济快速增长。这主要体现在：一是强力推进产业结构高级化。1979-2012年，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年均实际分别增长4.6%、11.3%和10.8%，第二产业的快速增长显示了我国处于工业化进程中。三次产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由1978年的28.2∶47.9∶23.9调整为2012年的10.1∶45.3∶44.6，第三产业比重大幅上升20.7个百分点，表明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提高。二是鼓励生产要素在区域和城乡间的自由流动，提升了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如生产要素向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三大经济圈的集聚，使其对全国GDP总量的贡献达到近40%，为我国30多年的高速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我国城市数量在1978-1996年近20年的时间中迅速增加，由193个增加至666个，其中地级市由98个增加至218个，县级市由92个增加至445个。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978年的17.9%上升到1995年的29%，地级以上城市GDP占全国GDP的比重到1995年达到67.78%，显示了人口和产业向城市集聚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三是通过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弥补国内资源的短缺。如我国利用外资规模不断扩大，1979-2012年，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12 761亿美元，1984-2012年以年均18.0%的高速度增长。
(3)通过经济体制改革，释放经济发展活力。受传统计划经济的长期束缚，我国生产力的发展遭到了严重阻碍，改革开放前国民经济几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开放，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增长从1981年5.2%的低点迅速上升到1984年的15.2%的改革开放30多年的最高点。但是，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改革红利到1988年基本释放完毕，从1988年出现严重通货膨胀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下行期和调整期，各种社会矛盾也随之凸显。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提出的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为目标的改革，推动了20世纪90年代我国经济的大发展，经济增长从1990年3.8%这一改革开放30多年中的最低点上升到1992年的14.2%，而且快速增长的势头一直持续到1997年。
由于改革开放前长期实行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限制了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因而通过深化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以推动经济增长就成为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主题，或者说是经济体制改革居于统揽全局的地位。这是因为，在要素供给、结构优化和制度供给三大推动力中，制度供给居于核心或关键的地位。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供给，就不可能突破传统体制的束缚，带来大规模的要素投入和结构优化。因此，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也可以称之为制度供给型经济增长。有经济学家测算，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60%是源于改革创造的新制度供给或称制度红利。与此相适应，这一时期的中国经济学就其研究的主要内容而言，通常被称为改革经济学或者转轨经济学。
2.第二次动力转型的经验检验(1998-2012年)。从1998年开始，我国告别了短缺经济进入相对过剩的经济发展新时期新阶段，特别是通货紧缩的出现，使我国的经济增长严重受制于需求不足，或者说扩张需求上升为市场运行的主要矛盾。为了保证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我国及时转换了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即从供给推动转向主要依靠需求拉动。在1998年3月李鹏同志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还没有明确提出扩张需求拉动，但在1999年3月朱镕基同志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明确指出：“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我们年初就采取了增加投资、扩大内需的对策”。1999年将继续扩大内需和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扩大投资需求的同时，要采取有力措施引导和扩大消费需求，形成投资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双重拉动”。从此，扩大内需成为我国保持经济稳定持续增长的重要战略，扩张需求拉动增长就成为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主题，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可以称之为需求拉动型经济增长。主要表现在：
(1)扩张投资需求。在我国，扩张需求最直接、最有效、最简单的手段就是扩张投资需求。这是因为，一是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还处在中期阶段，客观上存在着巨大的投资空间和投资需求；二是我国不仅蕴藏着强大的民间投资能力，而且还有政府投资的强有力杠杆作用，以及国有企业的投资冲动。因此，一旦打开闸门，投资就会像洪水般涌出，形成强大的投资拉动。1998年，投资增长和消费增长对GDP的贡献率分别为30%和66%，2003年就逆转为55%和45%，这种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主要动力的格局一直持续到现在。1998-2011年，我国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不断提高，特别是为了应对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更是大规模启动投资稳增长(见表2)，而且我国的这一比重远远高于其他国家，甚至比印度还高13个百分点，显示了投资在我国扩大需求拉动中的重要作用，即使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阶段，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仍然认为，“现阶段，投资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不可低估。”
(2)扩张出口需求。20世纪90年代的快速增长使我国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加之亚洲金融危机的叠加效应，我国经济增长率到1999年回落到7.6%的新低谷。在这种大背景下，扩张外需拉动我国经济增长就成为必然的选择。2001年的入世，使我国经济迅速融入世界经济，外贸实现了大飞跃。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2004年就从1997年的3000多亿美元迅速突破了1万亿美元大关，2012年达到38671亿美元，比1978年增长186倍，年均增长16.6%；货物出口总额20487亿美元，增长209倍，年均增长17.0%，居世界第一位。外贸的快速发展，使净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提高(见表3)，而且我国净出口占GDP的比重也远高于其他一些国家，甚至像日本、韩国等出口导向型国家。
同时，以入世为标志的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系，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世界一般市场经济运行规则的接轨，进一步释放了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红利，从2000-2010年，我国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了10.36%。
(3)扩张消费需求。从1999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采取有力措施引导和扩大消费需求”以来，扩大消费需求一直是扩张需求拉动的重点，并出台了一系列的刺激消费的政策。在各项政策的推动下，我国居民消费得到了快速发展，2001-2012年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年均增长15%，对经济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可是，由于扩大投资既有空间和能力，又简单易行，消费虽然实现了快速增长，但投资却以更快的速度增长，致使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在1998-2011年间出现逐步下降的趋势(见表4)。而且不仅与发达国家相比，即使与金砖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消费支如占GDP的比重都是偏低的，这不能仅仅归结为我国的消费不足，而且还与我国投资增长过快有关。
在扩张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投资始终占据主要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可以称之为以投资为主导的需求拉动型经济增长。
总结我国两次经济增长动力转型的成功经验，可以得出如下基本结论：
第一，经济的周期波动既有周期原因也有动力衰竭的原因。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经历了三个大的周期波动：从1981年的谷底到1984年的顶峰，再到1990年的谷底，形成了第一个周期；从1992年的顶峰又到1999年的谷底，形成了第二个周期；从2003年的高速增长，持续到2007年的顶峰，然后又掉入2009年的谷底，形成了第三个周期。这三个周期经历的时间基本上是9～10年，符合经济周期的变动规律。⑧当我们把这三个经济周期进行比较时就会发现如下两个特征：一是它们的共同点在于繁荣期都是5年，这是否意味着我国经济在经历了5年持续的繁荣后都要进行或大或小的周期调整，当然这还需要未来的经验加以验证；二是它们进入谷底前后的调整期长短存在较大差异，第一个谷底如从1978年提出改革开放开始经历了4年，第二个谷底为3年，第三个谷底持续了5年的通货紧缩。我们从三个经济周期的差异可以看出，第一个谷底和第三个谷底持续的时间较长，而这两个谷底恰恰是两次动力转型的时间；第二个谷底持续的时间较短，则没有发生增长动力的转型。由此我们就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我国经济周期的波动，既要用周期理论解释，也要分析是否需要动力系统的转型。
依据这一判断，我国经济自2009年进入谷底，虽然经过大规模的需求刺激，经济增长速度有所回升，但很快又回到谷底的原因，不能仅仅归结为经济周期和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还需要考虑动力系统转型才刚刚开始，或者说，没有动力系统的转型，这个调整期很难真正走出来。
第二，经济体制改革是我国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从30多年的改革历程来看，中共中央先后推出了三次重大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即1984年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93年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和2003年《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审视这三次改革浪潮，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国改革与经济增长相互关系的如下基本运动规律：(1)改革存在着周期运动。当改革启动时，经济增长迅速进入快车道，但每一次改革浪潮在带来大约5年左右的快速增长后，新体制的活力和动力逐渐衰减，经济增长进入调整直至跌入谷底，新的改革诉求又开始酝酿形成，这一变动周期大约为9～10年。这表明：一是我国改革是分阶段推进的。我国渐进式的改革总是依据不同发展阶段的诉求设计不同阶段的改革目标和任务，但每次有限改革目标和任务的完成，由于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得到了人民广泛的支持，为下一次改革提供了新的动力，从而形成改革的良性循环和周期运动。二是必须始终坚持深化改革。这一方面是因为每次有限的改革，都只是逼近总目标，但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每次有限的改革对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是有限的，当既有体制不能再促进生产力发展时，新一轮周期的改革就要开始了。(2)改革周期和经济周期高度吻合。从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经历的3个经济周期和改革的周期变动来看，每次改革都是发生在经济进入调整和谷底阶段，然后通过改革带动经济进入新一轮的快速发展，形成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的改革并非主动的，而是被逼的，是发展和民生的倒逼机制。因为改革是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希望改革。但当不改革就无法发展，不发展各种社会矛盾就会凸显，甚至激化时，改革就容易达成共识，并向前推进。所以，经济周期孕育了改革周期，改革周期促成了经济周期，二者互为因果。
2013年，我国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第四个改革决定距离2003年的改革决定正好十年，改革的周期性再次被验证。依据以往改革与发展相互关系的规律，这是否意味着新一轮的“改革红利”即将到来，或者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未来十年我国经济的成功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安装了新的强劲的“发动机”。
三、第三次动力转型的思路与措施
我国目前推进的第三次动力系统转型，即主要依靠供给推动经济增长，与上一次主要依靠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转型相比，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在需求拉动下，政府可以发挥直接作用，即发挥政府投资和消费的杠杆作用，带动民间投资和消费，迅速起到稳定经济进而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在供给推动下，政府将发挥间接作用，即为微观主体提供服务和创造环境，充分激活微观主体的活力和市场竞争力，全面提升供给质量和效率。因此，第三次动力转型的核心就是重新设计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关键是规范政府的职能和行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通过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为实现以上转型目标，第三次动力系统转型就应做到：
1.在保持经济稳定较快发展的前提下推进第三次动力转型。确保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宏伟目标，就需要保持年均7%以上的经济增长率，这是经济发展不能滑出的“下限”。因此，第三次动力转型必须要以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为前提。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转型的难度，但如果失去了这个前提，转型将无从谈起。这是因为，一是我国的经济效益还是速度型效益，一旦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投资、就业、收入、消费等都会随之下降，甚至会以更快的速度下降，民生问题会更加凸显，这显然有悖于转型的初衷；二是我国存在着巨大的就业压力，速度下降会引起社会不稳，因而要必保就业水平不滑出“下限”。实际上，发展不仅是转型的前提，还是转型的目的，即通过转型实现持续健康的科学发展，实现“中国梦”。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推进转型进程中，是否能够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是衡量转型成败得失的基本标准。因此，那种认为推进转型可以容忍7%以下，甚至更低增长速度的观点，显然是对发展与转型关系的误解。
为了实现转型与发展的协调平衡，推进转型的可行途径就是以增量带动存量调整。例如，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就要：一是沿着三次产业演进的一般规律，由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和知识经济实施产业升级，发展现代服务业和新兴战略产业；二是沿着产业链的升级规律，由低端向高端、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实施产业升级，发展现代农业、现代制造业，特别是高端装备制造业。随着这些高端产业和产业高端增量的扩大，产业结构也随之不断优化。但是，我国实施产业升级，发展现代产业，不能走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转型升级的老路，即放弃传统产业，特别是放弃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是因为，一是我国存在着巨大的就业压力，制造业作为吸纳劳动力就业的主要产业，应该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创造出新的就业岗位，形成推进工业化与就业的良性循环。二是我国是发展中的大国，各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这就在客观上为制造业的多层次共同发展提供了可能，如东部地区随着劳动力、土地等资源价格上升，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这种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业技术的梯度扩散，有助于形成推进工业化与区域协调发展的良性循环。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传统产业，特别是通过先进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也是经济转型升级的应有内容。因此，中国特色的经济转型升级道路，不仅要“中国创造”，而且还要“中国制造”；不仅要“世界工厂”，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要“世界加工厂”。
2.在构建政府与市场新型关系中依靠新的制度供给推进动力转型。只有建立起一整套促进、引导和保障经济转型升级的制度、体制和机制，经济转型才能从外部强制转变成为强大的内生驱动，成为各个微观市场运行主体的自觉行动。我国全面深化改革所要构建的政府与市场新型关系的基本构架是：(1)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市场已具备了优化配置资源的功能，因而我国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把资源配置的决定权交给市场，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为此，就需要健全市场体系，完善市场机制，规范市场秩序。(2)强化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这主要包括：一是强化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二是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三是强化不同所有制企业依法平等参与市场竞争的地位。(3)政府的主要职能是加强发展战略、规划、政策、标准等的制定和实施，加强市场活动监管，加强各类公共服务提供。可见，我国第四次改革浪潮的关键是改革政府体制和转换政府职能。
我国以往三次改革浪潮，就总体而言，都是由政府推动的制度创新，政府在改革过程中发挥着倡导者、组织者、管理者、推动者的作用，从而保证了改革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因此，以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动力是政府主导型或政府推动型的。但是，政府推动的经济体制改革走到今天，也积累了一个尖锐的矛盾：政府推动的微观经济体制改革的突进与政府自身改革的相对滞后的矛盾，而且后者的滞后已严重制约了前者的深化。可是，政府推动政府自身的改革，将需要巨大的改革勇气和敢于作出巨大的权力和利益牺牲。毕竟自己革自己的命是相当困难的，这也是近些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越来越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不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就不能有效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显然，这就需要寻求新时期深化改革的新动力。但这个新动力必须是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内生的，因为单纯依靠外在的力量是不可能推动改革成功的。因此，这个新动力应包括：一是政府的自觉推动力。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不是取消政府，而是转换政府职能，解决政府的“越位”和“缺位”，从而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有效率的法制型政府、服务型政府。因此，政治体制改革就必须在政府的有效领导下依靠政府的自觉革命才能有效推进。二是民主的推动力。人民是改革的主体，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参与改革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确立，这就意味着经济的民主体制已经形成。随着各个不同经济利益群体的形成，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殊利益，就会自然产生政治参与的积极性。这就为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奠定了经济基础。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的形成，就会形成推进改革的民主力量，在与政府推动力的合作博弈中产生巨大的能量。因此，改革必须是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确保这一轮改革的成功。
3.在形成开放型经济新优势中创新技术要素供给推进动力转型。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必须紧紧依靠创新驱动。加快自主创新，一方面，在关键技术、核心技术等领域必须自力更生，自我创新，但另一方面，在我国总体技术水平和技术资源仍然与发达国家存在相当大差距的情况下，我国就不能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而是充分利用全球资源推进技术创新，走开放型、协同型的跨越式创新道路。这是因为：一是我国的自主创新不可能离开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文明大道，认真学习、引进、消化和吸收世界一切科学技术发展的文明成果，并在此基础上推进创新。二是利用世界科技成果和资源有助于加速我国这样一个科技资源不足的发展中国家追赶世界科技强国的进程。全世界绝大多数的发明专利都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绝大多数的新技术和新工艺的专利权，以及尖端技术开发和国际技术转移都被跨国公司所控制。三是通过开放型创新，可以把我国的自主创新置于国际竞争的环境中，通过国际市场竞争的压力和动力，加快广泛采用国外先进技术的速度，促进我国技术创新。然而在当前国际环境下，我国利用全球资源的技术创新，受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遏制。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韩国等经济体转型升级的成功经验，对我国就部分失去了借鉴价值，我国必须探索独特的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相结合的跨越式创新道路。
为了推进我国跨越式的自主创新，就需要构建以下实现机制：
第一，大胆地利用国际科技资源。这具体包括：(1)选择那些能够带来技术进步的外资项目大胆地引进。在技术进步快速发展的今天，中国落后美国8年的技术差距，仅靠自己的独立研发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快速缩小的，唯一的选择就是借助后发优势，通过学习、合作实现技术赶超。从这个意义上说，大胆引进那些能带来技术进步的外资项目就具有了决定性的意义。事实上，我国在这方面已经创造出了许多成功的案例。“和谐号”高速动车组的技术引进就是典型的一例。它使我国以很少的经费、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完全自主生产高速列车动车组的国家之一。在引进学习的基础上，我国又研发出了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时速达到350公里的动车组。(2)选择那些能够形成独立开发能力的外资项目大胆地引进。单纯依靠引进技术往往很难获得核心技术或关键技术，而且也不利于通过干中学培育创新能力和形成创新团队。“和谐号”高速动车组的技术引进虽然是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方式实现的，但国外机车厂商都保留了一定的关键技术。为了弥补这一不足，可以选择与外商的联合开发模式，在我国已具有一定开发基础的领域迅速形成自主创新能力。例如，华晨汽车公司与德国FEV发动机技术公司联合开发华晨1.8T发动机中，坚持“以我为主”全程参与了从设计、试制、试验、标定等所有过程，不仅拥有了全部知识产权，而且形成了自己的独立开发能力。(3)充分利用跨国公司在华研究机构进行技术合作。外资公司以各种形式在中国已经投资建立了近1000家研发机构，充分利用这些研发机构的技术外溢对我国来说是难得的机会。(4)我国在海外有大量的留学人员，发挥他们的作用应该是我国自主创新不可忽略的重要资源。Abhishek Pandey，Alok Aggarwal，Richard Devane，Yevgeny Kuznetsov(2004)在谈到印度知识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时强调，在诸如美国和英国等发达国家的印度移民在推动印度增长和改善知识密集型产业(尤其是IT产业和其他高端产业)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们认为，印度公司主要的竞争优势是成本和用英语交流的能力。印度大规模的移民发生在19世纪和20世纪，有超过2000万的印度人居住在全球70个国家，从事的职业主要为医学、工程、管理以及自主经营公司。⑨
第二，推进企业的集群式创新。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但在我国单个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就可以采取企业集群创新的形式突破单个企业的资源瓶颈，发挥分工协作的联合力量。这具体包括：一是大企业通过外包方式将某些模块的技术分给中小企业，发挥中小企业在特定产业环节精、专、强的优势，然后将中小企业在外包模块项目中的局部创新进行集合，实现技术创新。二是中小企业通过在某一区域或某一产业的集群发展，从而利用自身的集群优势进行技术创新。中小企业集群的优势就在于其组织结构内部协调容易、对外反应灵活。三是中小企业的集群发展还有利于技术在集群内的外溢和扩散，从而推进技术的创新。实践证明：在今天的知识经济条件下，中小企业与大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并不存在明显的劣势。
第三，推进协同式创新。企业自然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但在跨越式自主创新的条件下，单靠企业的创新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这就需要借助政府、大学、科研院所的力量协同创新。目前我国对自主创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作为自主创新主体的企业层面和产业集群创新层面，就政府层面的研究主要是为创新提供良好的环境。在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努力实现技术赶超的发展背景下，就需要突破企业和产业层面的技术创新局限，把政府也作为一个重要的自主创新主体纳入到创新体系中，构建一个以企业自主创新为主体，政府、大学、科研院所等创新要素参与其中的协同式创新体系。其实，在美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中，美国政府的军事订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4.在以调整经济结构为主攻方向中优化结构供给推进动力转型。这主要包括：(1)产业结构优化。这从两个方面推动经济增长：一是大力发展新兴战略产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的支柱产业。“十二五”规划确定的发展目标是：新兴产业占GDP的比重从2011年的3%提高到2015年的8%，其中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销售收入在装备制造业中的占比2015年提高到15%，到2020年进一步提高到25%。要完成这一目标，新兴战略产业的发展速度要远远快于GDP的增长速度，从而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二是改造传统产业。目前我国制造业仍处在国际产业链的低端，因而我国制造业从卖体力，到卖产品，再到卖品牌，再到卖技术，最后到卖标准，还有若干个台阶要爬，产业升级的任务很重，增长的空间很大。(2)城乡结构优化。麦肯锡对我国城市的发展作出如下预测：到2030年，中国经济结构改变最明显的证明将是城市的繁荣，尤其目前人口少于150万的中小城市，它们将为到2030年间中国城市的GDP贡献40%。依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有关2650多座城市的数据库，包括人口预测及人均GDP增长率等，确定了2025年全球最具活力的75座城市，其中29座在中国。2025年，99座新城市有望跻身全世界最大600座城市行列，其中72座来自中国。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于：一是对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建设提出了巨大需求。人口和产业向城市集聚，城市就需要发展房地产业，需要解决交通、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有人估计未来10年这将需要40万亿的投资。⑩二是对居民消费的增长起到重要促进作用。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11年的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为3.23︰1，如果再加上城乡公共服务供给的差距，城乡差距会更大。因此，农民的市民化将大幅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同时农民的市民化又使他们从过去的半商品化消费到完全商品化消费的转变，从而大大提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城乡差距在8～10年左右，只要让农民的消费水平达到目前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就能拉动中国经济10年左右的快速健康发展。(3)区域结构的优化。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区域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形成了巨大差距。从各个省份的绝对差距来看，人均GDP最高的上海是最低的贵州的5.5倍；从东中西三大区域差距来看，中部和东北相当于东部的3/4，西部不到东部的2/3；从全面小康指标的实现程度来看，西部仅相当于东部的70%，大约晚7年左右。加快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发展，即使达到目前东部发达地区的水平，也将支撑我国10年左右的快速发展。
5.在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发展新活力中提升企业竞争力，推进动力转型。赢得中国企业的竞争优势，唯一的途径就是竞争，而竞争的前提则是放宽市场准入，即允许那些具备条件的企业，无论它们是什么所有制的企业，都可以自由地进出产业，从而在行业内形成激烈的市场竞争，通过优胜劣汰最终产生最具竞争力的企业。从我国改革的历史经验来看，在一个行业中，即使存在多个单一国有制的企业，它们之间的竞争也是不充分的，通过优胜劣汰筛选出优势企业几乎也是不可能的，只有加入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竞争，产业的发展才能突飞猛进。例如，中国汽车产业在“三大三小”的格局下进步缓慢，而在外资和民营企业进入的竞争下，产业面貌发生了根本的改观。试想如果没有吉利汽车的进入，中国人会如此之快地享受到物美价廉的汽车文明吗？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消除各种隐性壁垒，制定非公有制企业进入特许经营领域具体办法等，就不仅仅是对非公有制经济与其他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实行同等待遇的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格局下赢得中国产业新竞争优势的明智之举。
但是，要赢得中国企业的新竞争优势，绝不是对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简单放宽市场准入就可以解决的，特别是我国需要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的行业几乎都是一些重化工业、能源性、自然垄断性行业，在这些行业中，几乎都是大型国有企业。因此，这就会产生以下两种现象：第一，进入这些行业的资本、技术门槛都相当高，从而使得我国的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要以单独企业的身份与大型国有企业进行竞争几乎是相当困难的。第二，大型国有企业的改制和产权多元化，也需要相应的产业背景和技术背景，但我国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由于发展时间较短，积累的产业背景和技术背景还明显不足，这就使得它们即使在放宽市场准入的情况下也难以大规模参与大型国有企业的改制和产权多元化，这也是我国大型国有企业的改制和产权多元化，大多是由世界跨国公司参与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此，在对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放宽市场准入的前提下，还要进一步加大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财税金融支持、完善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社会服务、维护非公有制企业和职工的合法权益、引导非公有制企业提高自身素质、改进政府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监管和加强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指导和政策协调，促使我国的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企业进一步做大做强。从这个意义上说，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就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提高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
①Tom Orlik，《图解中国经济十年：2002-2012》，《四月网》，2012年11月23日。
②Barry McGaw，《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视野中的韩国教育》，《教育发展研究》，2005年第19期。
③World Bank(2011),Malaysian Economic Monitor，Brain Drain,April.
④胡光耀、林昊：《马来西亚：人才匮乏导致产业升级缓慢》，《新华网》，2013年3月6日。
⑤朱磊等：《我国经济如何度过“换挡”期》，《经济日报》，2013年8月2日。
⑥刘林：《工业用地模式亟需调整》，《证券市场周刊》，2013年第39期。
⑦《商业周刊》(中文版)，2013年7月29日。
⑧1860年法国经济学家朱格拉就提出了9～10年的经济周期。经济学家熊彼特1936年提出经济周期分为长周期、中周期和短周期，每一个长周期包括6个中周期，每一个中周期包括三个短周期。短周期约为40个月，中周期约为9～10年，长周期为48～60年。
⑨Abhishek Pandey et al.(2004),Indias Transformation to Knowledge-based Economy Evolving Role of the Indian Diaspora,New Delhi,Evalueserve.
⑩孙春芳：《城镇化10年拉动40万亿投资资金来源已有透支》，《21世纪经济报道》，2013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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