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四夷馆论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魏论文,四夷馆论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北魏迁都洛阳后，在洛阳建立了四夷馆，以供四方民族和国外来者居住。本文即对四夷馆的方位、设置的时间、馆内居住民族的成分和居住状况及设置的作用作具体论述和考证。
一
据《洛阳伽蓝记》载：“永桥以南，圆丘以北，伊、洛之间，夹御道有四夷馆。道东有四馆。一名金陵，二名燕然，三名扶桑，四名崦嵫。道西有四里：一曰归正，二曰归德，三曰慕化，四曰慕义。”（注：《洛阳伽蓝记校注》卷3《城南》，范祥雍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60页。）表明四夷馆及四夷里位于永桥以南，圆丘以北， 御道两旁。
永桥，指架于洛水之上的浮桥。《洛阳伽蓝记》载：“宣阳门外四里，至洛水上作浮桥，所谓永桥也。 ”（注：《洛阳伽蓝记校注》卷3《城南》，第159页。）宣阳门，是北魏洛阳内城南城门之一。 史载南城墙有四门，自东向西为开阳门、平昌门、宣阳门、津阳门，因洛河改道北移，毁于洛水，迄今无迹可寻。（注：参见洛阳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洛阳市志》第14卷《文物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34页；《洛阳伽蓝记校注·原序》，第3—4页。）由宣阳门出，南行四里至永桥。圆丘，为古时祭天之坛，此处所指应为宣武帝所立的圆丘。史载景明二年（501）十一月壬寅， 宣武帝“改筑圆丘于伊水之阳”。（注：《魏书》卷8《世宗纪》。）由《洛阳伽蓝记》所载， 四夷馆位于伊河与洛河之间，这里的圆丘当指立于伊水之阳的圆丘。御道，应指北魏洛阳内城里铜驼街在外廓城的延续。北魏洛阳城内城有南北纵街4条，基本上都与城门相连，铜驼街即为其中之一。 从北魏洛阳城宫城南墙偏西处的宫城正门阊阖门南出即是铜驼街，考古工作者已勘测出阊阖门遗址，并已勘测出从此门出向南直达洛河边的一条纵道，残长1650米，宽约40—42米，道两旁发现有大面积夯筑殿基。（注：参见《洛阳市志》第14卷《文物志》，第33页；《汉魏洛阳城初步勘查》，《考古》1973年第4期。）这一发现，合于史籍所载。 《水经·穀水注》云：“穀水又东迳宣阳门南，故苑门也，皇都迁洛，移置于此。对阊阖门南，直洛水浮桁。”（注：《洛阳伽蓝记校注》卷3《城南》，第162页，注〔一〕。）表明阊阖门、宣阳门、永桥均直对。这条御道，即铜驼街的走向应是由阊阖门出，向南至宣阳门，再由宣阳门出至永桥，由洛水南岸再延续。史载：“庄帝将幸洛南，昭业立于阊阖门外，扣马谏，帝避之而过，后劳勉之。”（注：《魏书》卷19上《济阴王传》。）说明去洛南即由阊阖门出，走铜驼街御道。迄今为止发现的洛阳外廓城的九条御道，均为内城诸大道在外廓城的延长部分。（注：参见《洛阳市志》第14卷《文物志》，第37页。）因此，四夷馆及四夷里所夹的御道为内城铜驼街出宣阳门向南的延伸，这一论断，符合北魏洛阳城的基本格局。由此，四夷馆的大致方位，即在洛水上所作的浮桥以南，位于伊水之北的圆丘的北部，铜驼街的东西两旁。由于北魏洛阳城址废弃后，洛河改道，故道两侧地势低洼，水稻田星罗棋布，给考古工作带来不便，（注：参见《北魏洛阳外廓城和水道的勘查》，《考古》1993年第7期。）对四夷馆及四夷里具体位置的比定， 还有待于洛河故道南他项考古材料的进一步发现。
四夷馆建立在北魏迁洛之后，具体时间史书无明确记载。史载：广阳王元嘉“表请于京四面，筑坊三百二十，各周一千二百步，……诏从之”；（注：《魏书》卷18《广阳王嘉传》。）“景明二年九月丁酉，发畿内夫五万人筑京师三百二十三坊，四旬而罢”。（注：《魏书》卷8《世宗纪》。）这次修建活动，扩大了城市范围，构筑了外廓城， 使东汉以来的洛阳城成为北魏洛阳城的内城。另据史载：“……归正里，民间号为吴人坊，南来投化者多居其内。……里三千余家，自立巷市。”（注：《洛阳伽蓝记校注》卷2《城东》，第117页。）表明四夷馆及四夷里亦按里坊制度布局管理，其设置应即在这次大规模修筑里坊的活动中。另史籍关于外来人员居住在四夷馆中最早的有明确时间记载的是，“景明初，伪齐建安王萧宝夤来降，……为筑宅于归正里”。（注：《洛阳伽蓝记校注》卷3《城南》，第160页。）景明初是一个概指，据《魏书·世宗纪》，萧宝夤归降在景明三年（502）三月。 《魏书·萧宝夤传》则记萧宝夤在景明二年至寿春之东城戍，景明三年闰四月，下诏令羽林监、领主书刘桃符迎接，“及至京师，世宗礼之甚重”。《南齐书·和帝纪》也载萧宝夤奔魏在齐和帝中兴二年（ 502）三月辛丑。因此，萧宝夤在景明三年居住于四夷馆的记载更为精确。此外，四夷馆设置于景明年间同此时北魏与周边民族交往较盛有关。史载：“逮景明之初，承升平之业，四疆清晏，远迩来同，于是蕃贡继路，商贾交入，诸所献贸，倍多于常。”（注：《魏书》卷65《邢峦传》。）综上三点，将四夷馆的设置推断在景明二年，应无误。
二
《洛阳伽蓝记》载：“吴人投国者处金陵馆，三年已后，赐宅归正里。景明初，伪齐建安王萧宝夤来降，……为筑宅于归正里。……正光四年我们中，萧衍子西丰侯萧正德来降，处金陵馆，为筑宅归正里，正德舍宅为归正寺。北夷来附者处燕然馆，三年已后，赐宅归德里。正光元年，蠕蠕主郁久闾阿那瑰来朝，……处之燕然馆，赐宅归德里。北夷酋长遣子入侍者，常秋来春去，避中国之热，时人谓之雁臣。东夷来附者处扶桑馆，赐宅慕化里。西夷来附者处崦嵫馆，赐宅慕义里。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矣）。乐中国士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门巷修整，阊阖填列，青槐荫陌，绿树垂庭，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注：《洛阳伽蓝记校注》卷3《城南》，第160 －161页。）由上所载，可知四夷馆及四夷里居住人员的来源，主要有以下几类：（1）降附人员，如萧宝夤、萧正德；（2）来朝人员，如阿那瑰；（3）边夷遣子入侍者，如时人谓之雁臣的北夷酋长的入侍之子；（4）商胡贩客，如崦嵫馆及慕义里之居民多属此例，这部分人员中可能有一部分是以朝贡使节的名义，借朝贡之形式而从事商业活动。
金陵馆及归正里内居住的主要是归附于北魏的南朝人士。正如前文所引，归正里“民间号为吴人坊，南来投化者多居其内”。南朝人士归附北魏同北魏的招抚政策有关。史载：“时朝廷方欲招怀荒服，待吴儿甚厚，褰裳渡于江者，皆居不次之位。”（注：《洛阳伽蓝记校注》卷2《城东》，第117页。）史记归正里有“三千余家”，说明归附于北魏的南朝人士当不在少数。金陵馆及归正里内的居住人员，上引萧正德和萧宝夤仅为其中二例，以下据史料作进一步梳理。
张景仁，景明初（实指景明三年）随萧宝夤投魏，拜羽林监，赐宅城南归正里。（注：《洛阳伽蓝记校注》卷2《城东》，第117页。）王诵，世宗初，由其叔王秉所携，并其弟王翊、王衍等入国，后均仕于北魏。洛阳出土有《魏故使持节侍中司空尚书左仆射骠骑大将军徐州刺史王公墓志铭》，即为王诵墓志，载王诵“值齐季道销，天下竞逐，惧比屋之祸，求息肩之地，遂尊卑席卷，投诚魏阙”，建义元年（528 ）卒于洛阳。（注：参见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41—243页。）洛阳出土的北魏墓志，多记墓主卒于洛阳某乡某里。（注：参见《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35—313页。 ）这种只记卒于洛阳的墓志不多见，应是由于王诵身为汉人，夷夏观念甚重，对居于四夷里一带有所隐讳，故略去不记。萧赞，梁武帝衍子，封豫章王，孝昌元年（525）六月，自彭城降，同行者有苗文宠、梁话。 萧赞原名综，为齐东昏侯萧宝卷遗腹子，萧衍纳其母吴氏，故以萧赞为己子。萧综至洛阳后，萧宝夤为其改名为赞。陛见之后即对其父萧宝卷“就馆居哀，追服三载”。（注：《魏书》卷9《肃宗纪》；卷98 《萧衍传》；卷59 《萧宝夤传附萧赞传》，苗文宠作芮文宠；《梁书》卷55 《豫章王综传》。）这个馆应即指金陵馆或位于归正里的宅第。萧综至魏，旬月，位至司空，又荐其在南齐时的僚属徐之才于魏明帝，乃诏征之才，孝昌二年（526），徐之才至洛阳，“敕居南馆，礼遇甚优”。 （注：《北齐书》卷33《徐之才传》。）这个南馆无疑即指位于洛水之南的金陵馆。与萧综同来的梁话、苗文宠并为光禄大夫。（注：《南史》卷53《豫章王综传》。）另据史所记，自南朝齐、梁政权归魏而入居洛阳的人士还有陈伯之（子陈虎牙、陈褚緭）、裴植（弟裴粲、斐衍等）、柳玄达（子柳远、侄柳谐）、夏侯道迁（子夏侯夬）、李元护、江悦之（子江文遥）、辛湛、庾道、淳于诞、李苗、文僧明、田官德、裴邃等。（注：《梁书》卷20《陈伯之传》；《魏书》卷71《裴植传》、《夏侯道迁传》、《李元护传》、《江悦之传》、《辛湛传》、《庾道传》、《淳于诞传》、《李苗传》；《魏书》卷101《蛮传》； 《梁书》卷3《武帝纪下》、卷28《裴邃传》。）以上所列的降附人员， 寓于洛阳，依“南来投化者，多居其内”的惯例，为金陵馆及归正里内的居住人员。
扶桑馆及慕化里，安置归附的东夷人士。当时活动在今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一带的民族被视为东夷，如勿吉、豆莫娄国、高句丽、百济、失韦、地豆于、库莫奚、契丹、乌洛侯。《洛阳伽蓝记》对居于扶桑馆及慕化里的东夷人员没有具体实例的记载，推测居住于此的人员应多为暂时寓于洛阳的朝贡使节。
东夷之族中与北魏政权往来最多的是高句丽。太和十五年（491 ）高祖曾召高句丽王云遣世子入朝，并遣其从叔升于随使诣阙，“自此岁常贡献”。（注：《魏书》卷100《高句丽传》。 ）史书所记自四夷馆建立后至北魏亡，高句丽遣使达22次之多。（注：本文关于各族朝贡次数的统计，据《魏书》诸帝纪、本传及《册府元龟》，以下同。）勿吉，太和十七年（493），一次即遣使人婆非等500余人朝献，“景明四年，复遣使俟力归等朝贡。自此迄于正光，贡使相寻”。（注：《魏书》卷100《勿吉传》。）自四夷馆建至北魏亡， 史籍可寻的朝贡次数达17次。库莫奚，太和二十二年（498），入寇安州，被击走， 后又款附，求入塞与民交易。世宗下诏允其与边民交易，由州遣上佐监之。“自是已后，岁常朝献，至于武定末不绝”。（注：《魏书》卷100 《库莫奚传》。）四夷馆建立后，库莫奚朝魏次数达13次。契丹，“世宗、肃宗时，恒遣使贡方物”，朝贡至北齐建立不绝。（注：《魏书》卷100 《契丹传》。）四夷馆建立至北魏亡，史籍可查的，共遣使15次。地豆于，太和十四年（490），频来犯塞，被击走，自后“时朝京师， 迄武定末，贡使不绝”。（注：《魏书》卷100《地豆于传》。 ）四夷馆建立后，见于记载的有正光五年（524）十二月遣使朝贡。 （注：《魏书》卷9《肃宗纪》。）
燕然馆及归德里，安置北夷归附者。北魏迁洛后，与之发生关系的北方民族主要是柔然和高车。
居住于燕然馆及归德里的主要人物是柔然可汗阿那瑰。正光元年（520），由于内乱，阿那瑰带领其弟乙居伐投魏。 同来者还有他的两位叔叔、从兄及随从共54人。十月，帝于显阳殿召见阿那瑰，（注：《魏书》卷103《蠕蠕传》。）并“处之燕然馆，赐宅归德里。 ”（注：《洛阳伽蓝记校注》卷3《城南》，第160页。）另有柔然可汗婆罗门，正光二年（521）五月，为高车所逐，率十部落诣凉州归降。十二月， 北魏政府派人至敦煌安置，婆罗门谋叛投
哒，为州军所讨，被擒，送于洛阳。正光五年（524），“婆罗门死于洛南之馆”。 （注：《魏书》卷103《蠕蠕传》。）这个洛南之馆， 即指位于洛水之南的燕然馆或位于归德里的宅第。另正光二年（521）十月，史载：“诸于北来， 在婆罗门前投化者，令州正上佐准程给粮，送诣怀朔阿那瑰，镇与使人量给食廪。在京馆者任其去留。”（注：《魏书》卷103《蠕蠕传》。 ）说明燕然馆及归德里内还有归魏的其他柔然人。北魏助阿那瑰收集流散人员，但对居于燕然馆及归德里内的人员则给予去留自由。史书所记载的，正始四年（507）十二月甲子，“蠕蠕率部来降”； （注：《魏书》卷8《世宗纪》。）神龟二年（519）十一月乙酉，蠕蠕莫缘梁贺侯豆率男女七百人来降，（注：《魏书》卷9《肃宗纪》。 ）这些归附的人可能即有一部分属上载“在京馆者”。
除归附人员外，一部分朝贡人员也因停居洛阳，居于燕然馆内。如熙平二年（517）十二月，柔然遣使尉比建、纥奚勿六跋、 巩顾礼等朝贡；神龟元年（518）二月，孝明帝临显阳殿，引见巩顾礼等20 人于殿下。（注：《魏书》卷103《蠕蠕传》；卷9《肃宗纪》。）这批朝贡人员停居洛阳期间必居于燕然馆。除此之外，史载柔然朝献于北魏的使节有13次之多。如正光四年（523）二月，蠕蠕后主俟匿伐来朝京师， （注：《魏书》卷103《蠕蠕传》；卷9《肃宗纪》。）即为其中之一。
北魏迁洛后与之发生关系的高车部落以居于车师前部西北的高车十二姓之一的副伏罗部为主。弥俄突为高车主时，与北魏关系较为密切。永平元年（508）败柔然可汗伏图于蒲类海北后，即遣使献方物， 北魏政府回赐，弥俄突又遣其莫何去汾屋引叱贺真贡方物。弥俄突后为柔然可汗丑奴所杀，部众为哒所并。数年后，哒听弥俄突弟伊匐还国，伊匐还国后亦与北魏保持往来，复国后即遣使奉表，被拜为高车王。正光年间（520—525），又遣使朝贡。伊匐后败于柔然，高车势力逐渐衰弱，屡败于柔然，（注：《魏书》卷103《高车传》；卷101《高昌传》。）其一部分部众相继降于北魏。 如永熙二年（533）三月辛卯，“诏以前普解诸行台，今阿至罗相率降款，复以齐献武王为大行台，随机裁处。”（注：《魏书》卷11《出帝平阳王纪》。）四夷馆建立后，史书所记高车朝贡共7次。除朝贡人员外，高车诸部还有降附、 内属人员。如正始四年（507）十二月甲子，高车民他莫孤率部来降； 永平三年（510）九月丙辰，高车别帅可略汗等率众一千七百内属。 （注：《魏书》卷8《世宗纪》。）这些降附、 内属的人员应该有一部分进入洛阳，并居于燕然馆及归德里内。
另如前引《洛阳伽蓝记》所记为时人称为“雁臣”的北夷酋长遣子入侍者，应主指高车诸部落，高车与北魏有遣子入侍的前例。如太祖时，高车斛律部部帅倍侯利遣其少子曷堂入侍。（注：《魏书》卷103 《高车传》。）再如斛律金，“魏除为第二领人酋长，秋朝京师，春还部落，号曰雁臣”，（注：《北史》卷54《斛律金传》。）也是燕然馆及归德里内的居民，并表明高车诸部与北魏有着这种定期入朝的惯例。
四夷馆中最活跃的当属崦嵫馆。北魏迁洛后，西域诸国与北魏的频繁交往，以朝贡为主要形式。西域诸国的朝贡有官方的使节，亦不乏以朝贡为名，行经商之实的商人。这种贡赐形式的贸易，是历代中央政府与边疆民族进行经济交往的主要手段之一，也是西域商人进入中原谋取经济利益的主要方式之一。《洛阳伽蓝记》所载，“商胡贩客，日奔塞下”，即是这一情形的生动写照。而这些商胡贩客，“乐中国士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说明由经济利益与仰慕中原文化所驱动，西域的商人即有进入洛阳而居于崦嵫馆及慕义里的。
西域诸国中，以高昌与北魏的交往最为密切。 太和二十一年（497），高昌国主马儒即遣使奉表朝贡，求举国内徙，请魏派军队迎接。北魏遣韩安保割伊吾五百里地安置。马儒即遣顾礼和世子义舒迎安保。高昌人因恋土不愿东迁，杀马儒立麹嘉，臣于蠕蠕，后又臣于高车。后顾礼与义舒随安保至洛阳。永平元年（508）， 麹嘉又遣其兄子孝亮朝于京师，仍求内徙。之后，高昌历嘉、坚二代与北魏贡使不绝。（注：《魏书》卷101《高昌传》。）史书所记四夷馆建立后， 高昌向北魏派遣使节14次。除使节外，还有以平民身份进入洛阳的。如1963年秋季，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对位于汉魏洛阳城南部的今龙虎滩村西北的一号房址进行了发掘，断定为北魏时代的建筑遗存。遗址出土有带文字的瓦911块，上刻匠人的工种姓名及制瓦月日， 其中一块筒瓦上刻有“六月十六日麹清里昆”。“昆”是制瓦的一道工艺，系指削瓦以后打磨瓦面，“昆人”即指打磨瓦面的人。（注：参见《汉魏洛阳城一号房址和出土的瓦文》，《考古》1973年第4期。 ）这个人有可能即是麹氏高昌王国的人，以手工艺人的身份进入洛阳，也应是居于崦嵫馆及慕化里。
除高昌外，与北魏贡使往来较为频繁的西域诸国还有哒：“自太安以后，每遣使朝贡”；永平二年（509）正月，曾遣使朝献， 贡白象一；正光末（525年），又遣使献狮子。（注：《魏书》卷102《西域传》；卷8《世宗纪》。）永桥南道东有狮子坊、白象坊， 其命名即缘于此献。（注：《洛阳伽蓝记校注》卷3《城南》，第161页、171 页注〔四八〕。）四夷馆建立后至北魏亡，见于记载的贡使次数达13次。叠伏罗，“世宗时，其国王伏陀末多遣使献方物，自是每使朝贡”，（注：《魏书》卷102《西域传》。）见于记载的有8次。波斯，“神龟中，其国遣使上书贡物，……自此每使朝献”，（注：《魏书》卷102 《西域传》。）见于记载的贡使次数达5次。南天竺，“世宗时， 其国王婆罗化遣使献骏马、金、银，自此每使朝贡”，（注：《魏书》卷102 《西域传》。）见于记载的有5次。此外还有疏勒、于阗、 龟兹等众多政权或民族的使节。一些托言为使节的商胡贩客也是崦嵫馆及慕义里的主要居民。
另有氐，孝文帝时，首领为弘，小名为鼠，贡方物，并遣子苟奴入侍，受北魏封拜为武都王。景明四年（503）十一月， 以鼠之孙杨绍先为武兴王，绍先在其叔集义的怂恿下，僭称大号，叛魏。魏平定叛乱后，将杨绍先执送于京师，灭其国，以其地为东益州。魏末，绍先奔还武兴，复自立为王。（注：《魏书》卷101《氐传》；《北史》卷96 《氐传》。）这一段时间，绍先当居于四夷馆内。氐与北魏还有遣子入侍的惯例。如太和十七年（493）正月己丑，有诏曰：“武兴、 宜昌各赐锦缯纩一千；吐谷浑世子八百；邓至世子，虽因缘至都，亦宜赉及，可赐三百。”（ 注：《魏书》卷7下《高祖纪下》。）据此推知四夷馆内，当还有以质子身份居住的氐族人。另还有朝贡使节。 如景明三年（502）九月，“武兴国世子杨绍先遣使朝献”；熙平元年（516）四月， 阴平国遣使朝献。（注：《魏书》卷8《世宗纪》；卷9《肃宗纪》。）
吐谷浑，“终世宗世至于正光，犛牛蜀马及西南之珍无岁不至”，（注：《魏书》卷101《吐谷浑传》。）共遣使25次。宕昌， 高祖时，“遣使子桥表贡朱砂、雌黄、白石胆各一百斤。自此后，岁以为常，朝贡相继”。宕昌王弥机并朝于京师。（注：《魏书》卷101 《宕昌传》。）四夷馆建立后，共遣使12次。
邓至，太和二十三年（499）冬十月，其王像舒彭来朝。 （注：《魏书》卷101《邓至传》；卷8《世宗纪》。）四夷馆建立后， 共遣使8次。邓至西并有赫羊、东亭卫、大赤水、寒宕、石河、薄陵、下习山、仓骧、覃水等诸羌国，时遣使朝贡，朝廷皆授以杂号将军、子、男、渠帅之名。（注：《北史》卷96《邓至传》。）
另从墓志记载也能反映出西域各族入居洛阳的情况。如《大唐故洛阳康大农墓铭》记：“君讳婆，字季大，博陵人也，本康国王之裔也。高祖罗，以魏孝文世，举国内附，朝于洛阳，因而家焉，故为洛阳人也。”（注：《唐代墓志汇编》（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96页。）康婆之高祖孝文帝时入洛阳，四夷馆建立后，也应居于其中。又有《大唐故公士安君墓志铭并序》记：“君讳令节，字令节，先武威姑臧人，出自安息国，王子入侍于汉，因而家焉。历后魏、周、隋，仕于京洛。”（注：《唐代墓志汇编》（上），第1045页。）表明令节之先祖因官仕至洛阳，从其姓氏及墓志名所叙推断亦为中亚民族出身，安令节之先祖也应是崦嵫馆及慕义里内的居民。
三
北魏四夷馆的建立为各民族提供了经济文化交流的机会。如前所述，四夷馆内的居民有一部分是商胡贩客，他们大多以朝贡使节的名义进入洛阳，从事商业活动。《洛阳伽蓝记》所载：“附化之民万有余家，门巷修整，阊阖填列，青槐荫陌，绿树垂庭，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即生动地描述了四夷馆内物资云集的场面。北魏别立市于洛水南，号曰四通市，（注：《洛阳伽蓝记校注》卷3《城南》，第161页。）其主要目的即是为居于四夷馆内的四方民族进行物资交换提供场所。与此同时，四夷馆的设置及与之相随的周边民族的进入，也使域外大量物产流入中原。史载：“自魏德即广，西域、东夷贡其珍物，充于王府……神龟、正光之际，府藏盈溢。灵太后曾令公卿已下任力负物而取之，又数赉禁内左右，所费无赀。”（注：《魏书》卷110《食货志》。 ）表明了四方贡品的丰富。另从文化角度讲，四夷馆及四夷里有所谓“四方风俗，万国千城”之称，（注：《洛阳伽蓝记校注》卷3《城南》，第178页。）其设置为各族间进行文化交流与了解提供了机会。1985年秋发掘的卒于正光五年（524）的北魏燕州治中从事史侯掌的墓中， 出土有陶男胡俑4件（编号为M22：17、34、46、47），其中M22：46，高鼻深目，双目凝视，络腮胡；陶骆驼1件（编号为M22：6）。 （注：参见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孟津晋墓、北魏墓发掘简报》、《文物》1991年第8期。）1965年清理发掘的北魏孝文皇帝之孙常山王元邵（ 武泰元年，即公元528年去世）的墓中也出土有长衣俑2件，皆卷发，虬髯，深目高鼻；昆仑俑1件；陶骆驼1件，双峰，峰间设鞍，上披长毯，毯上横置货袋，袋前后分置扁壶、兽各一。（注：参见《洛阳北魏元邵墓》，《考古》1973年第4期；《洛阳市志》第14卷《文物志》，第346页。）这些东西生动地展示了当时在洛阳城内活动的西域少数民族的形象，以及他们以骆驼为骑乘、驼运工具从事丝路贸易的场面，也表明当时已汉化的鲜卑人及中原人对这些西域商胡有了深刻了解。与此同时，中原文化对周边各民族也产生了影响。史载：“阿那瑰因入洛阳，心慕中国，立官号，僭拟王者，遂有侍中、黄门之属。”（注：《北史》卷98《蠕蠕传》。）阿那瑰一度居于洛阳燕然馆和归德里，中原文化对他的影响较深，进而产生了模仿之举。
北魏在洛阳设立四夷馆及四夷里，将四方民族纳于京畿之内，对中国古代客馆制度的发展与完善，起着积极的作用。
北魏之前，历代中央政府均设有接待周边民族来京人员的客馆，以供其居住。如汉代有“蛮夷邸”，史载汉元帝建昭三年（前36）陈汤、甘延寿斩匈奴郅支单于并上疏要求悬郅支单于首于“藁街蛮夷邸间，以示万里，明犯疆汉者，虽远必诛”。汉元帝接受了这一建议，将郅支单于首“传诣京师，悬蛮夷邸门”。颜师古注曰：“藁街，街名，蛮夷邸在此街也。邸，若今鸿胪客馆也。”（注：《汉书》卷70《陈汤传》；卷9《元帝纪》。）蛮夷邸，如鸿胪客馆， 表明其设置主要为安置入京的周边民族使节及归附人员。东汉时，仍有蛮夷邸的设置。如汉和帝永元六年（94），“都护班超发诸国兵讨焉耆、危须、尉黎、山国，遂斩焉耆、尉黎二王首，传送京师，悬蛮夷邸”。李贤注曰：“蛮夷皆置邸以居之，若今鸿胪寺也。”（注：《后汉书》卷88《西域传》。）表明东汉时蛮夷邸仍有客馆性质。魏晋时亦有客馆。《通典》载：汉“鸿胪属官有大行令丞，魏改大行令为客馆令，晋改为典客”。（注：《通典》卷26《职官八·鸿胪卿》。）客馆令、典客之官职即主要为管理客馆而设置。《大唐六典》有：典客令掌“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归化在蕃者之名数，丞为之贰……凡酋渠首领朝见者，则馆而以礼供之”。（注：《大唐六典》卷18《鸿胪寺·典客署》。）另据史载：晋孝武帝太元十三年（388）“冬十二月乙未，大风……延贤堂灾。丙申， 螽斯则百堂、客馆、骠骑库皆灾”。（注：《晋书》卷9《孝武帝纪》。 ）表明东晋设置有客馆。十六国政权也设有客馆。 如史载：晋穆帝永和八年（352），苻健即皇帝位，十年，“西虏乞没军邪遣子入侍，健于是置来宾馆于平朔门以怀远人”。（注：《晋书》卷112《苻健载记》。 ）来宾馆即为前秦政权接待各国使节的客馆。南朝政权也设有客馆，刘宋有南、北客馆令，（注：《通典》卷26《职官八·鸿胪卿》。）南齐有客馆令一职，掌四方宾客。（注：《南齐书》卷16《百官志》。）太和初，北魏谒者张思宁使齐，“以壮烈死于馆中”。（注：《魏书》卷47《卢玄传附卢昶传》。）另据史载，温子升“尝诣萧衍客馆受国书”。（注：《魏书》卷85《文苑传》。）萧梁政权并设有北馆、典客馆令丞等官职。（注：《隋书》卷26《百官志上》。）
与前所列各朝设置的客馆相比较，北魏的客馆制度更为完备、规整。北魏迁洛后始设置四夷馆，四夷馆之前则有“诸国使邸”。史载：“虏（指北魏）置诸国使邸，齐使第一，高丽次之。”（注：《南齐书》卷58《东南夷传》。）另据史载，“初，（崔）道固之在客邸，与薛安都、毕众敬邻馆”，崔、薛、毕三人均为北魏迁洛前归附的南朝人士，（注：《魏书》卷24《崔玄伯传附崔道固传》；卷61《薛安都传》、《毕众敬传》。）三人居所的安置，表明北魏迁洛前客馆已因国别、族别之不同而分别设立，是前代蛮夷邸及客馆制度的发展与完善。迁洛后设置的四夷馆，东西南北四方划分更为明确，在馆内居住三年者，则赐宅里内，归于里长制的统一管理之下，一方面体现了北魏统治者民族政策的开放性，另一方面对隋唐之客馆制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隋炀帝时置四方馆于建国门外，对待四方使者，后罢之，有事则置，名隶鸿胪寺，量事繁简，临时损益。东方曰东夷使者，南方曰南蛮使者，西方曰西戎使者，北方曰北狄使者。（注：《隋书》卷28《百官志下》。）唐亦设有四方馆，则天后神功元年（697）契丹首领孙万荣起兵反唐， 其奴斩万荣首降唐，唐将其首悬之四方馆门。胡注云：“汉有藁街蛮夷邸。后魏置诸国使邸，其后又作四馆以处四方来降者……至隋炀帝置四方馆于建国门外，以待四方使客，各掌其方国及互市事，属鸿胪寺。唐以四方馆隶中书省，通事舍人主之。”（注：《资治通鉴》卷206， 唐则天后神功元年条。）表明隋唐四方馆之设立，与北魏四夷馆的设置有着一定的承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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