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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论上界定青年概念和在现实中区分青年与非青年概念，是科学的青年研究、政策制定和青年工作的基础性问题。青年概念是现代社会的创造物，是青年的现实存在和社会的青年意识的反映。在现代化进程中，年轻人作为一个特殊的“青年”群体受到了社会的重视，个体人生的特定阶段得到社会的特别关注，才产生了青年概念。青年概念在理论上和社会文化上的意义，也随着时代的、社会的发展变化而不断有所改变。当代青年生活在特定的社会场域之中，社会对青年的期望丰富多样，青年个体或群体的状况千差万别。社会的青年意识和青年的生存状态都异于往昔。因此，需要重新梳理和探讨青年概念的社会文化意义，而问题的核心是社会如何认识与界定青年概念，以及这种认识与规定的形成和演变。在不同的学科领域和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出发，研究者们提出了诸多关于青年的界定方式、区分标准和理论观点，这些理论认识，展现了青年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为多角度、多层次地把握青年的特质提供了知识和理论基础。我们充分考虑各种理论认识所揭示的探究青年概念社会文化意义的路径，选择以回溯青年的现代性展开为基础，分析传统的青年定义；梳理意识形态中对青年的论述，剖析社会对青年的期望与规定；归类分析关于青年的各种理论，析解理论上的青年观念；最后扼要讨论现今的意识形态性和理论性的青年概念，是否还能够反映当下的青年现实而为有效的概念工具。
一、现代性展开过程中的青年
青年的界定，最直接的问题就是年龄范围的确定。按照联合国的规定，青年的年龄范围为15～24岁，这种规定并非普遍适用。1995年联合国大会第五十届会议通过的《到2000年及其后世界青年行动纲领》中，对此做了补充说明，明确所规定的年龄范围是“统计定义”，而“青年”一词的意义在世界各地因社会而异。青年的定义随着政治、经济等情况的波动而不断有所改变。这表明，青年的年龄规定并非只涉及生物性因素，社会性因素和观念性因素更为关键，而对青年的界定和理解不能脱离历史与现实的具体情况。青年概念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一样短暂。在生物性意义上，作为人类生物体的生理和年龄阶段，自人猿相揖别时就存在“青年”时期，如同动物也有从幼齿到成熟的生长发育时期。但正如动物世界并不存在过渡意识一样，从人类产生到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人类社会也没有明确的青年意识和反映这种意识的青年概念，青年只是物理上存在而非观念上的存在。
前工业社会时期，西方就有“青年”（youth）一词。但是，“青年”和男孩（boys）、女孩（girls）一样，只是社会对人的一种称呼。没有财产和尚未结婚的人以及社会地位较低的人，无论其实际年龄如何，都可称为“boys”、“girls”。同时，儿童（childhood）、青少年（adolescence）、青年（youth）是不加区分而可以交替使用的，这只是从儿童期依附状态的延长来对待青年，与工业社会之后的青年概念有着极为明显而深刻的差异[1]。前现代社会中，从儿童向成人的过渡平滑而自然，生活模式可以预期，个体活动范围相对较小，而在儿童期的早期就在参与和成年期的工作相关联的工作任务。因而，物理事实上的青年期是存在的，但在社会观念中并未将其作为特殊而独立的时期。既不能认为人类有某个年龄段就有青年期，也不能认为有“青年”一词就有青年概念。青年与其说是一种生物现象，不如说是一种社会创造物[2]。
青年概念的出现和青年观念的产生，以及与之相伴的代际间紧张关系的出现，是经济和政治现代化的结果。在工业革命和工业化及都市化的发展、雇佣劳动力市场的出现、现代教育体系的建立、政治运动尤其是法国大革命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才有社会文化意义上的“青年”[3]。工业社会来临之后，传统的连续性过渡被打破，儿童向成人的工作角色、公民角色的转变变得更为突然而具有高度的非连续性，特定年龄段的人被抛入到未来的社会身份和角色难以预期的不确定状态，于是中产阶级的父母首先鼓励他们的子女在学校等社会机构中花时间为未来做准备，其他阶层随之仿效，这些处在相同或相近年龄段的人，在学校等公共机构和社会生活领域联结为特殊的以年龄层为基础的社会群体。新群体带来新的行为方式、道德准则和思想观念。这些方式、准则和观念可能受益于传统，但毕竟与父母辈有差异。于是代际关系的紧张或代际冲突出现了，而青年以群体姿态直接介入社会政治活动的行为也不断增多。① 相应的，有关青年期生理和心理以及社会性特征的研究开始出现，相关的社会规定和法规提出并实施②。青年不再仅是物理上的存在，而是观念上的、法律上的存在。
中国传统社会也无青年概念，但也有“青年”一词，指年轻人或青春年华，只是在传世文献中能见到的使用情况很少。“青年”作为一个术语被普遍使用，始于20世纪初叶基督教青年会在华创办《学生青年报》（又称《青年》）等刊物。③ 基督教青年会使用“青年”概念，自然是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但与青年群体初具雏形不无关系。④ 洋务运动及其后之开办新式学校和现代工商企业，青年的活动空间和道德准则从家庭（族）移向社会，作为新年龄层的青年群体随之产生[4]。这个以受过新式学校训练的学生为主体的新兴群体，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们还多用传统的语词称之为“少年”或“童子”，但被寄予了爱国、兴国的新期望。新文化运动发生，又产生了历史性的、决定性的飞跃。
现代意义的青年概念的产生和青年真正成为有影响力的社会群体，不能不归功于新文化运动。特别重要的是陈独秀提出了衡量一个人是否为青年的新标准，他认为青年是否为“新青年”、“真青年”，标准不在年龄，而在“生理上”与“心理上”，即生理上“壮健活泼”、“威武陵人”，“精神上别构真实新鲜之信仰”。师辈对青年的重视，促成“年龄在青年时代”的学生们在“五四”之前达形成共识，自觉以“新青年”的标准塑造自己，并且，“他们具有师辈们所缺少的凝聚意识（sense of cohesion）和共谋意识（sense of shared purpose）”[5]。在这种情况下，以大学生为主体的现代青年群体登上历史舞台，活跃在追求社会进步的前列，在他们身上表现出来的，特别是在“五四”爱国运动中集中迸发的就是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青年精神。在这个时期，青年意味着以科学、民主为标志的新思想、新精神、新人格和积极的爱国行动。
欧洲和中国的历史都表明，青年只是在经济和政治的现代化过程中，随着社会和文化的变革而出现的。“青年”与否，主要不取决于生理和年龄之类的生物性因素，而是取决于思想和精神等观念性因素，以及是否参与政治革命等社会性因素。就此而言，只能说青年是社会的创造物，而非天然就有青年，虽然欧洲和中国的青年都是现代化的产物，但又略有不同。中国是受欧美和日本的影响而“青年意识”在先，欧洲则是青年群体的出现在先。不过，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看，欧洲现代性萌生之际，马基雅维里就“向那些年轻人，那些少年心气、冲动和狂妄还未被自己的谨慎磨灭的人们，发出了激昂而克制的呼召。为了反抗权威、长者和古代，理性、青年和现代崛起了”[6]。只是这种呼召在当时还没有成为普遍的社会意识，而青年实是在等待崛起之中。虽然创造青年概念的社会环境有所不同，20世纪初期欧洲和中国青年概念在精神上共通，青年意味着反对传统和权威，意味着新鲜与革命。
二、意识形态性的青年论述
青年的现代性特征表明，国家的经济、政治的现代化促成了青年的产生并深刻地影响着青年；青年的集体行动给社会带来改变，而社会的期望与规定模塑着青年。社会的期望与规定，代表性的是由政治领袖、精神领袖发出的政治号召、文化呼召和提出的行动纲领等。这一切，总是陈说着国家、社会或政党对青年的需要和期望，呼吁青年承担使命、义务和责任，教育青年接受某种思想、树立某种信念，或用法律或政策的方式规范、引导青年的行为。因而，具有代表性的或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对青年的呼召、期望与规定，是意识形态的或带有意识形态特征的，是意识形态性的青年论述和实践策略。意识形态对青年的呼唤与期望，无论青年是接受、响应，还是妥协、反抗，作为社会青年意识的集中体现，都在特定社会、特定时期规定或建构着青年。因而，意识形态性的青年论述，实是青年概念社会意义构成的关键性所在。
各种意识形态关于青年的论述十分繁富，并因时代的、民族的、国家的、政党的不同而有诸种差异。但是，关于青年的论述，受制于“主义”和“路线”，也毕竟不同于“主义”和“路线”之间的尖锐对立，还存在基础性的或质的同一性的东西。当然，这并不包括极端的、邪恶的论说，比如德国纳粹党所宣传的“民族社会主义是有组织的青年意志”，主张“年轻人除了学习一致的思想、一致的行动外，不用学习任何别的东西”。虽然不能否认它是那个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关于青年的规定，但这种煽动蛊惑的理论和策略已经被历史证明是极端的“虚假意识”。同时，由于时代、制度、文化和发展状况等因素，也只以中国和欧美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有关论述为析解对象。意识形态作为代表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情感、表象和观念的总和，表现为总体的、综合的学说和陈述体系，因而对青年的论述也表现为从特定世界观和政治信仰体系出发的总体的、教条的方式。意识形态主要服务于调动政治行动，相应地对青年最为关注的就是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各种意识形态几乎都肯定青年的社会力量，但有强弱之别，最强的表述就是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而最弱的观点就是认为青年是潜在的或边缘性的力量。意识形态肯定青年的社会作用或视其为先锋队、生力军，但就如“生力军”一词所表明的，并非认为青年的社会力量已经地实现了，而是需要等到将来，因而总是将青年与未来和希望联系起来。“青年是未来和希望”是各种意识形态基本一致的观点。意识形态也经常将青年与变革、更新、创新紧密相联，因为青年总是推陈出新。当然，意识形态把青年与社会变革联为一体的时候，根源还在是其本身主张需要变革。其实，意识形态对青年与变革的重视，还远不如要求青年响应国家的召唤而做出自己的贡献。肯尼迪说“响应召唤而献身的美国青年的坟墓遍及全球”，无非也是让更多的青年表现对国家的忠诚。
意识形态性的青年论述，总是期望将青年纳入符合国家需要或统治阶级的情感、利益和观念的发展轨道。因而，在总体性的论述中，以意识形态的要求为标准，也经常将青年区分为主流与非主流、先进与落后、激进与保守等二元类型，这也是意识形态惯常采取的二元分化论述方式在论及青年时的体现。缘此，意识形态对青年并非一味地肯定，而是或多或少地对青年表现出政治和道德忧虑。这也是具有普遍性的，只是表现方式有所不同。在肯定青年政治和道德的观念与行为之后，指陈所存在的政治和道德问题是一种方式；直接指斥青年所造成的政治和道德紊乱也是一种方式；再就是通过对青年问题的关心而曲折地表现出来。20世纪80、90年代西方社会中，“政府一直关心各个社会领域里的青年问题：在司法界，人们对于‘新的青少年犯罪’感到惶恐不安；在教育界，大家不断就教育标准的降低展开辩论；在家庭方面，婚姻的破裂和少女母亲的增长被视为社会道德败坏的表象；在休闲方面，‘狂欢派对’受到严密的监视和控制”[7]。这也是比较典型的反映出意识形态对于青年政治、道德焦虑。
意识形态性的青年论述，总是将国家与社会的需要表述为青年自身发展的需要；而无论是基于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和社会秩序，还是出于社会发展的考虑，都是关心青年成长与发展的，要求青年学习、身心健康发展，在意识形态话语中比比皆是。意识形态对青年学习和成长的关注，包括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而强调的是思想道德方面的内容。提出“一个孩子不落下、没有落后的孩子（no child left behind）”的前美国总统布什，在就职演说中要求每个孩子都要学习那些“将我们团结起来并指引我们向前的原则”。无论具体要求的内容是什么，意识形态对青年成长发展的关注，与认为青年是未来和希望一样，表明是将青年作为成长期和发展期。
各种意识形态性的青年论述，在将青年视为社会变革力量和成长发展期方面，具有基本的一致性，但由此展开的具体论断、规定和实践策略则大相径庭。有的重视的是青年的权利和社会支持；有的则强调国家或政党需要。有些表面上的同一性，并不能掩盖实质上的不同，因为政治制度、政党、主义、社会发展程度等方面总是不同的。意识形态性的青年论述，是基于意识形态立场对青年做出的论断，特别是在青年成长发展需要和思想道德观念方面，可能与青年的实际需要和表现并不相符，因而存在着真实性和可靠性的问题。但是，它们是社会的青年意识最直接但并不一定是最真实的表现，至少代表了社会主流对青年意义的认识，也可能是社会普遍接纳的青年观念，同时是青年概念的社会意义的集中呈现。同时，作为社会的青年意识的表现，意识形态论述具有象征性，或者说意识形态赋予青年概念以象征意义，将其作为某种观念和行为象征符号。
三、理论性的青年叙述
意识形态性的青年论述，虽然代表社会主流或主导性的观点，通常并不被视为是科学的观点。理论性的叙述基于对经验性事实的研究而形成的对青年的各种认识，则都声称自己是科学的或被认为是科学的、客观的认识。其实，两者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有的对青年的科学认识就是意识形态性的，有的则可以转化为意识形态，有的意识形态论述同样是科学认识。相比之下，理论的叙述更注重经验事实，研究方法、资料分析和论证逻辑更具有科学性或符合科学的规范性要求。
传统社会里的思想家、文学家和政治家不乏对“少年”、“青年”的赞美之辞，但在现代社会科学于19世纪在西方兴起之后，才有科学的青年研究。就专门性的青年研究而论，公认为科学研究青春期的起始性著作是霍尔的《青春期》。一百多年来，专门性的和非专门性关于青年的科学研究成果非常丰富，形成多种多样的关于青年的理论性叙述。生物学、心理学等都有大量的关于青年的研究，形成了诸如生物学理论、机体理论、学习理论、社会学理论等各种不同的理论观点，而新的理论观点如社会资本理论、充权理论等还在不断涌现。这些理论，有的关注个体，有的则重在群体；有宏观的，也有中观和微观的，这些的理论之间，同样存在着矛盾和冲突。霍尔认为发身期激素导致青春期为“疾风骤雨”期的观点，在强调社会条件的研究者眼中根本是靠不住的。因而，这些理论性叙述，难以化约为几条基本性的论点或陈述。
理论性的青年叙述，无论如何声称客观、中立，其实都是带有一定的导向性。导向暗含在问题选择和理论假设上，也明显地体现结论和观点上。具体的导向各不相同，大体上则可以分成“未来”和“问题”两种。未来导向侧重青年的未来性即成长性和发展性，视青年时期为准备期或过渡期，这种导向可以分解为成长性、社会化等多种不同的认识维度。从成长性的维度，视青年为生理和心理成长与发展的时期。如社会生物论、皮亚杰等人的认知理论；从社会化的角度，视青年为是需要掌握知识、技能、社会规范和适应现实社会秩序的学习者，如学习理论、角色理论、青少年积极发展理论；从社会发展和变革的维度，视青年为社会变革的有生力量，如青年发展理论、参与理论；从人力资源的维度，视青年为未来发展的人力资源基础，如人力投资理论。问题导向把青年视为政治、文化和社会的问题与麻烦的制造者，可以析解出侧重青年和侧重社会的两种维度，前一种如以埃里克森的社会心理学说为代表和基础的社会心理论，后一种如社会排斥理论和社会标签理论，当然还有居于其间的代际冲突理论，这些不同的关于青年的理论或科学认识，既存在着实质性的差别，又具有一定的互补性，而问题导向和未来导向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未来导向和问题导向的关注点各有侧重，未来导向更关注的是青年的过渡、身份和角色的变化、社会位置的获得和社会作用的发挥，而问题导向关注的恰恰是现实中青年引发的社会问题和青年面临的问题，以及社会整合。未来导向的研究证明，青年的现实状况也表明，青年确实有过渡的问题。但是，过分强调青年处在过渡阶段，容易忽视青年的现实贡献和当下的权利与需求。同时，“‘过渡’这个词常被用来美化那种只对极少数人有利的社会动荡和社会不平等，它遮蔽了批评，鼓吹缴学费勒裤带，为的是最终天下太平。”[8]过渡的观点，无论是否掩盖了社会不平等和青年现实处境的差异，都是以前设的稳定期为基础的，但这种所谓的稳定期越来越不稳定，而青年的选择性和自主性也越来越增强了。“年轻人的身份不能再像原先那样以‘职业’上的成就为其依据，也不再依循先学习后‘生活’的路径。此前的世代通过这一过程而获得的确定性已经一去不复返[9]。”
问题导向的青年叙述，致力于发现和研究青年社会问题，未尝不带有视青年为“问题时期”或“问题群体”的偏向，但真正的症结在于如何确定青年社会问题的标准，这些标准无外乎是法律的、政治的、道德的等几种。除法律标准即以是否违法为尺度之外，其他的标准都难免带有研究者或社会的成见与偏见，以刻板性的社会成见来衡量，极易将青年的新观念和新行为视为问题乃至越轨，更不用说带有对抗性的集体行动，再加上习惯从“问题”看现象的媒体的渲染，青年任何偏离社会习惯、现行规范和行为方式的举动可能都是异端魔道。
理论性的青年叙述，向社会展现的是关于青年的科学图景，提供的是关于青年的科学知识。虽然各种理论为社会所认知的程度不同，进入主流意识形态的情况也不同，但是这些理论或多或少地成为社会对青年分类、描述、判断的所谓科学依据。社会一方面借助意识形态对青年提出要求和期望，赋予青年以各种特性；另一方面就是借助理论性叙述所提供的概念术语、思想观念、认知方式、判断依据等等来认识和对待青年。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基于日常生活和感性经验的各种关于青年的意见。这些，共同构成了青年概念的社会意义。
四、青年的异质性和不同的青年主体
青年是客观的社会存在和观念性存在的结合。青年的客观存在和实际状况，是青年概念界定的现实基础，也是决定青年这个概念和理论工具的有用性和有效性的现实基础。但是，认识和分析青年概念的意义却并不能从青年现实中去探求。任何关于青年现实的认识，都必须运用一定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因而都是被认识到的青年现实，而非纯然客观的现实。
意识形态性论述和理论性叙述所规定和展现的青年概念的意义，有些无疑已经过时或在现实中站不住脚，有的则需要加以修正。其实，青年概念的意义不断被改变已成为不争的事实，青年概念和相关陈述也不断被修正和调整。但是，现行的青年概念是否已经失效，或者说被赋予特定意义，或者是否已经失去概括力和解释力，而只具有象征性的、符号化的意义，这仍需要不断追问和反思，甚至像“青年是未来”这种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被认可的说法也值得商榷。
青年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行为模式、面临的问题和应对的办法，在当代中国已经多样化、多元化了。青年群体表现出高度异质性，借用非科学的术语就是“富二代”、“官二代”与“穷二代”之间的异质性。当然，在生物性因素和年龄方面，他们还是相同的，都是“80后”或“90后”的年轻人。这种同一性，就像美国亿万富翁和非洲饥民都是人一样没有多少意义，如果说青年群体分化或群体之间异质性的增强是当代的特征之一，那么关于青年的论述就不能不关注分化、差异和不平等，如果说存在着不同的青年主体，那么理论性的青年叙述，就不能停留在青年的符号化与刻板理解上。青年是未来和希望，青年期是过渡时期，这就像太阳明天会升起一样正确。但在现实生活中，不同阶层、拥有不同经济和权力背景的青年，有着不一样的未来。如果仍缺乏社会支持，对身处社会底层的青年来说，未来就像现在一样艰辛而不称其为未来。
收稿日期：2010－12－29
注释：
① 代际冲突的问题，可参见Youth and History的第二章。青年参与现实政治在法国大革命之后，特别是19世纪30年代成为普遍的现象。参见和平、王军主编：《世界青年运动史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第3－17页。
② William D.Angel(eds),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Youth Rights,Dordrecht: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1995,p.3－40.下文对相关法规和政策的分析多据此书。
③ 楚人：《青年语源小考》；吕明涛：《〈青年〉杂志与(青年杂志〉》，《书屋》2005年第九、第八期。
④ 基督教青年会在1876年进入中国时名为“学塾幼徒会”，而因中国新式学校学生人数的增加，为联合受过新式学校训练的学生，方更名为基督教青年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