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北方民族散曲的民族文化特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散曲论文,元代论文,民族文化论文,民族论文,特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文学史上，元曲历来与唐诗、宋词并称，它包括杂剧与散曲，产生于民族文化融合的背景之中。辽金元时期，北方民族频繁出入中原地区，其性格气质、音乐特点与欣赏习惯等深深影响了北曲的风格，同时，北方民族作家也积极参与了元曲的创作。从隋树森的《全元散曲》看，蒙古族有伯颜、孛罗御史、阿鲁威、童童学士；女真族有蒲察善长、奥敦周卿、刘庭信；西域少数民族作家有阿里西瑛、阿里耀卿、不忽木、玉元鼎、孟
、兰楚芳、萨都剌、贯云石、薛昂夫；高丽有李齐贤；还有古丁零族的鲜于枢、鲜于必仁。他们共留下小令近270首，套数30套。这些作品有不少表现了与汉族作家相同的思想内容与艺术情趣，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北方民族文化的特有优长。
一
在思想内容方面，这些散曲较少受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影响，具有自由开放的色彩，体现在以下三类题材中。
1.叹世归隐题材
元代社会矛盾较为尖锐，就政治地位而言，蒙古人、色目人（包括西域人）要优于汉人、女真人。北方民族作家多出身于统治阶层，生活优裕，但为统治者歌功颂德之作却极少，相反感慨现实险恶，追求隐逸生活的作品却很多，这一点与汉族作家相同。受本民族文化的影响，他们在曲中未表现出汉族文人的感伤气质，抨击时弊也不闪烁其词，态度明朗果断，主张不事王侯，辞官归隐。
贯云石的祖父为元代开国功臣，青年时他袭父职出任两淮万户府达鲁花赤，但很快把官职让给胞弟，过着“芦花道人”的浪游生活。他在曲中慨叹道：
竞功名有如车下坡，惊险谁参破？昨日玉堂臣，今日遭残祸。争如我避风波走在安乐窝。（《双调·清江引》）
显然他的归隐不是无奈而是自愿的，没有汉族文人笔下常见的人生如梦，怀才不遇的牢骚。阿鲁威也有相似的感受：
烂羊头谁羡封候！斗酒篇诗，也自风流。（《双调·蟾宫曲》）
这是主动弃世而非消极厌世，表现了粪土王候甘于隐居的心态，与孛罗御史的“利名场再不行踏，风波海其实怕他”（《南吕·一枝花》）的认识一致。这类散曲否定了世俗功利的生活方式，不再欣赏儒家立德立功的人生道路。不忽木也有一样的心理：“宁可身卧糟丘，赛强如命悬君手”（《化吕·点绛唇》）。不忽木为康里部人，累官至翰林学士承旨，后拜平章政事，位极人臣。基于对官场的清醒认识，在曲中他公开宣布与君王决裂。北方民族散曲中“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社会责任感的淡化，积极入世建功立业之心的消逝，与元代社会现实政治有关，也与他们受佛教思想的影响不无联系。如西域各国多信奉佛教，金元之时社会上道教也很流行。同时还与北方民族旧有的价值观念有关。他们天性尚武，“贵壮贱老”，“贵兵死，耻病终”，注重个体生命价值，不重伦理道德规范，天性开朗豪爽。与此相关，汉族有的文人则有一种幽怨无奈的情绪，如曾瑞的散曲：
南山空灿，白石空烂，星移物换愁无限。隔重关，因尘寰，几番眉锁空长叹，百事不成羞又赧。闲，一梦残；干，两鬓斑。（《中吕·山坡羊》）
他们在出世与人世之间徘徊，但也同样有对统治阶层的不满与岁月虚度的不平，这是元曲一个共同的主题。“正是这些处于社会上层的西域诗人与处于下层的汉族作家的共同咏叹，才唱出了那个时代最大的不幸和悲哀。”〔1〕
2.咏史怀古内容
元代，北方民族作家汉化很深，但在评述历史时又能不受传统观念的束缚，立论新颖，时出新见，如：
楚怀王，忠臣跳入汩罗江。《离骚》读罢空惆怅，日月同光，伤心来笑一场，笑你个三闾强，为甚不身心放？沧浪污你？你污沧浪？（贯云石《双调·殿前欢》）
作者以愤激的口气对屈原做了与众不同的发问，对所谓“忠臣”、“人世”提出了质疑，实则揭露了封建社会摧残贤良之士的事实。薛昂夫，据《元曲家考略》载：“汉姓马，号九皋。又名马超吾，回鹘人。”他有一组咏史散曲〔中吕·朝天子〕，共评论了二十几个历史人物，其主导精神与儒家传统的文化观念大相径庭，明确否定“忠”、“孝”等伦理观念。他指出了“忠”的后果：
卞和，抱璞，只合荆山坐。三朝不遇待如何，两足先遭祸。传国争符，伤身行货，谁教献与他！切磋，琢磨，何似偷敲破。
表面责备卞和不该献玉给国君，实则直刺统治者的残暴。另外，他又指出了“孝”的可鄙：
老莱，戏采，七十年将迈，堂前取水作婴孩，犹欲双亲爱。东倒西歪，佯啼颠拜。虽然称孝哉，上阶，下阶，跌杀休相赖。
以戏谑之笔描绘了一幅愚孝滑稽图。在家国同构的宗法社会中，忠孝思想塑造了人们依附顺从的人格，薛昂夫对此大胆否定，表现了进步的一面。在曲中他无视圣人帝王威严的精神，嘲弄忠臣孝子的态度，使他的散曲格外引人注目。“出身于‘西戎贵种’，他没有自幼便受到儒教的熏陶，因而他在本民族相对自由的天地里长大，能够客观地冷静地评价和分析对他来说是一种全新的儒家思想，这就使他比一般汉族知识分子能够看出儒学的弊病以及种种儒道宣传的虚伪与可笑。”〔2〕薛昂夫是借咏史来论今、讽今，相比之下，汉族散曲家则是伤今、慨今，如张可久的咏史散曲：
剑空弹月下高歌，说到知音，自古无多。白发萧疏，青灯寂寞，老子婆娑。故纸上前贤坎坷，醉乡中壮士磨跎。富贵由他，谩想廉颇，谁效常何！（《双调·折桂令》）
这类作品还有张养浩的〔双调·沉醉东风〕，“因此上功名意懒”，多抒仕途矛盾困惑之情。“这一派诗人都有日暮途穷无可奈何的痛苦。从淑世到厌世，因厌世而求超世，超世不可能，于是又落到玩世，而玩世亦终不能无忧苦。他们一生都在这种矛盾冲突中徘徊。”〔3〕
3.恋情闺思之作
与汉族散曲家一样，元代北方民族曲家也留下了大量的相思离别之作，此类作品的民族文化特征也较为鲜明，往往无视“男尊女卑”的说教，抒情直率古朴，带有豪迈奔放的草原文化精神。如约会中女子常常显得大胆主动：
夜深深静悄，明朗朗月高，小书院无人到。书生今夜且休睡着，有句话低低道：半扇儿窗棂，不须轻敲，我来时将花树儿摇。你可便记着，便休要忘了。影儿动，咱来到。（刘庭信《中吕·朝天子》）
这里女性的气质与汉不同。贾云石的很多散曲写得任情狂放，这由其“不为形迹所拘”的性格决定，也与元蒙人主中原之初礼法不周、道德不严等文化思想有关。他既写心情感受，也写动作行为，而且大多表现婚外性爱：
挨着靠着云窗同坐，偎着抱着月枕双歌。听着数着愁着怕着早四更过。四更过情未足。情未足夜如梭。天哪，更闰一更儿妨甚么。（《中吕·红绣鞋》）
这种描写可谓毫无遮掩。北方民族进入封建社会较晚，婚俗中甚至有原始群婚制的习俗。“父死则妻其（后）母，兄死则妻其嫂，叔伯死，则侄亦如之。”〔4〕这种“妻母报嫂”的收继婚在蒙古、女真、鲜卑、乌丸等民族的发展史上都出现过。以女真族来看，海陵之后“收继婚”才不见于《金史》。婚俗与日常生活中男女界限不严，“其嫁娶皆先私通，略将女去，或半岁百日然后遣媒人送马牛羊以为聘娶之礼。 ”〔5〕《大唐西域记》载黑岭（兴都库什山）以东诸国，“嫁娶无礼，尊卑无次。妇言是听，男位居下。”萨都剌在曲中写妓女“似月殿里飞来的素女，甚天风吹落的神仙”（《南吕·一枝花》），看法不同于汉族正统文人，这与北方民族的妇女观有关。另外，他们的婚恋观也有独特的一面，如兰楚芳写道：“我事事村，他般般丑。丑则丑村则村意相投。则为他丑心儿真搏得我村情儿厚。似这般丑眷属、村配偶，只除天上有。”（《南吕·四块玉》）表现的不是门当户对郎才女貌的婚恋观，而是抒平等真挚互相尊重的感情，反映了北方民族朴野真淳的一面。
二
在艺术特征方面，北方民族散曲也表现了独有的民族文化特色。
（一）北方民族作家创造了元曲本色自然粗犷泼辣的艺术风格，丰富与改变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抒情艺术传统。
北方民族文化具有开放性，充满生气与活力。“与尚农、务实、要求稳定安居的农业民族不同，北方游牧民族由于生活的迁徙性，变动性而形成的生活俭易、民风淳朴的习性。”“与主张‘亲亲’、‘尊尊’强调仁义王道的农业民族的伦理政治传统不同，‘贵壮健，贱老弱’，‘少礼文，好射猎’，‘高气势’，‘轻为奸’，‘苟利所在，不知礼义’，北方民族自有其不同于中原文化的功利主义的生活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6〕如在感情表达方式上的“
面”之俗，当亲族死时，以刀割额吊祭，血泪交下，谓之“送血泪”，表示极度悲痛，显然与汉人有别。那种“天苍苍，野茫茫”的草原风光，那种“只识弯弓射大雕”的生活，形成了北方民族勇武好胜，崇尚自然的民族心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北曲质朴本色的风格。文学是一个民族文化精神的鲜明表现，今天我们读到的北方民族散曲大多内容充实，语言刚健有力。如薛昂夫的一首散曲：
大江东去，长安西去。为功名走遍天涯路。厌舟车，喜琴书。早星星鬓影瓜田暮。心待足时名便足。高，高处苦。低，低处苦。（《中吕·山坡羊》）
直抒心曲，语言朴实。有人评道，“尽管薛昂夫的许多作品都表达了消极避世的思想，但并没有给人以暗淡压抑的感觉，而是一种豪放飘逸的风格。”〔7〕《太和正音谱》评元曲家以清浑、豪旷、 婉丽三品，把贯云石归人豪旷一派，并指出“酸甜乐府”的区别是：“贯酸斋之词如天马脱羁”，“徐再思之词如桂林秋月。”同写离别相思，贯云石是：“若还与他相见时，道个真传示：不是不修书，不是无才思。绕清江买不得天样纸。”（《双调·清江引》）出语新奇，想象大胆。徐再思则是：“平生不会相思，才会相思，便害相思。身似浮云，心如飞絮，气若游丝。空一缕余香在此，盼千金游子何之。症候来时，正是何时？灯半昏时，月半明时”。（《双调·折桂令》）两相比较，显然一刚一柔，一豪泼一含蓄。这种粗犷质朴的艺术风格与北朝乐府民歌的抒情传统一脉相承，如表现尚武精神的诗歌：
男儿欲作健，结伴不须多。
鹞子经天飞，群雀两向波。
（氐族《企喻歌辞》）
气势劲健，笔力豪放。写离别相思则是：
腹中愁不乐，愿作郎马鞭。
出入擐郎臂，蹀座郎膝边。
（《折杨柳歌辞》）
这是典型的“以健笔写柔情”，与婉约缠绵的南朝乐府民歌相比，阳刚之气十分浓烈。但北朝乐府民族毕竟数量有限，艺术上也较为粗糙，真正能够改变中国古典诗歌艺术风格与抒情传统的当是元曲，其中北方民族作家的贡献较为突出。这些作品由传统诗文典雅含蓄的风格转向推崇粗犷刚劲的写法，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堪称独树一帜。杂剧属于叙事文学，散曲属于抒情文学。元代既是叙事文学的勃兴时期，也是古典抒情艺术传统的转变之时。北方民族文化“与传承日久沉淀日深的中原文化相比，无疑是一种新的文化，它造就了金元民族特有的民族精神民族性格，即粗犷豪放剽悍勇猛刚毅质朴爽朗而充满阳刚之气，而元曲就总体风格来说正体现着如此的阳刚之气。”〔8〕北方民族作家写诗也以气魄宏大见长，如伯颜诗《奉使收江南》：“剑指青山山欲裂，马饮长江江欲竭。精兵百万下江南，干戈不染生灵血。”大笔挥洒，读来耳目一新。
（二）这些散曲代表了以通俗诙谐为美的独特的审美心理。
中国音乐与文学有不解之缘。有人这样评论，雅乐和平中正故诗庄，燕乐宛转柔和故词媚，北曲激越刚健故曲俗。北曲音乐为“里巷之曲”，市井小曲，民间小调与北方民族乐曲结合的产物。元代是又一次民族大融合时期，北方游牧文化与中原农业文明相互碰撞，“在某种意义上说元杂剧是这两大文化撞击时迸发的一朵光彩夺目的火花。”〔9〕北曲以通俗诙谐为美，一方面是民间俗文学发展的结果，如唐代变文、宋话本与说唱文学的影响，一方面与北方民族的音乐爱好、文化层次、性格气质有关。受儒家文化的熏染，汉族传统诗文追求中和之美，讲究温柔敦厚，注重“发乎情止乎礼义。”而元曲历来被人视为最自然的文学，“诗与词，不得以俗语方言人；而曲则为吾意之欲至，口之欲宣，纵横出入，无之而无不可也。故吾谓，快人情者，要毋过于曲也。”〔10〕这种以俗为美的艺术情趣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重词藻、音律和典故，往往直接以俗语口语入曲。二是不重意境的创造，不求“韵外之致”，多用白描手法，突破了典雅工丽的审美心理。表现为“传神写态，必寸肌寸容而尽妍；绘影摹声，无一言一动之或讳。”“举凡曩时文家所禁避、所畏忌者，无不可尽言之。”〔11〕以写恋情相思之作为例，宋词的写法是：
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记得小苹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晏几道《临江仙》）
词人抒情采用了情景交融烘托暗示的写法。如下阙写出了女子的装束、弹技、分手时情境之美，以表现佳人美貌与相爱之深。北方民族作家往往写得直率明快，除前面所提到的刘庭信的〔中吕·朝天子〕与贯云石的〔中吕·红绣鞋〕之外，兰楚芳的散曲也是如此：
他爱我那表正容端，我爱他那香娇玉软。你看他那云髻金钗，英华翠细，罗袜凌波底样儿浅。正少年，俺是那前世姻缘，非是今生偶然。（《中吕·粉蝶儿》）
如同口出，直接道来。不是《诗经》“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的迷离，也不是《古诗十九首》“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清丽，又不同于李商隐的“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的缠绵。那些讥时刺世之作也未使用屈原的“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的比兴寄托手法，又不似陶诗“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语淡情深，同时区别于杜诗“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的沉郁顿挫。这些北方民族散曲表现出一种弃雅从俗，反璞归真的美。有的作品嘻笑怒骂，寓庄于谐。元代之后，向来为正统文人看轻的俗文学，如戏剧、小说、散曲等，开始取代诗文等雅文学的地位，成为文学发展的主流，这其中有北方民族作家的贡献。
民族融合必然会带来文化上的相互吸收。中国传统哲学伦理色彩很浓，表现在审美意识上是伦理的、观念的、神性的，“在中原聚居的汉族及受中原文化影响较深的民族把这种伦理化哲学作为民族凝聚的精神力量，当然受伦理义务的约束，人们的自主性不免受到压抑。而游牧民族由于生存环境不同，他们受中国传统哲学影响相对比较淡薄，因而游牧文化带有明显的个体色彩，表现在审美意识上是审美的、情感的、世俗的。”〔12〕今天我们读到这些散曲，仍不难领悟其独有的北方民族文化精神，从而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华文化之所以魅力永存正在于她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包括诸多兄弟民族共同智慧的结晶。
注释：
〔1〕刘坎龙：《论元代西域少数民族诗人散曲创作之价值》，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
〔2〕门岿：《论元代维吾尔族作曲家薛昂夫的散曲》，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5期。
〔3〕朱光潜：《诗论》第80页，三联书店，1984年版。
〔4〕《大金国志·婚姻》。
〔5〕《三国志·魏书》。
〔6〕张碧波、董国尧主编《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第15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7〕石晓奇：《薛昂夫的生平和创作》， 《新疆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
〔8〕田同旭：《元曲研究的一个新思路》， 《山西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
〔9〕华生：《元杂剧繁荣原因之我见》，《文艺研究》1989 年第5期。
〔10〕王骥德：《曲律》。
〔11〕刘永济辑录《元人散曲选》序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12〕彭书麟：《论中古时期民族审美意识的互渗》，《文艺研究》199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