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与都市的融合——波士顿大都市公园体系的建设与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波士顿论文,大都市论文,启示论文,体系论文,公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892年5月，马萨诸塞州州长任命“大都市公园委员会理事会”，责成该机构“考虑在波士顿及其周边城镇设立大量为公众使用的空地(open-space)的合理性”①。10个月后，该理事会向州议会呈交了两份分别由其秘书西尔维斯特·巴克斯特(Sylvester Baxter)和景观设计师查尔斯·艾略特(Charles Eliot)撰写的报告。他们在报告中指出，设立这些城市空地的建议非但有毋庸置疑的合理性，而且有其紧迫性。这两份图文并茂、精辟透彻的报告无疑说服了马萨诸塞州议会的成员。1893年5月，正式的“大都市公园委员会”(the Metropolitan Parks Commission)通过立法，在波士顿成立，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大都市公园体系——波士顿大都市公园体系(the Boston metropolitan park system)将在环绕波士顿的12个城市和24个镇中间诞生。经过百余年的经营，这一体系以不同的形式保留、发展或者建造了20000英亩左右(大约80平方公里)的城市公共空地，成为其他美国城市，如华盛顿特区的郊区、克利夫兰、芝加哥、明尼阿波利斯等竞相效仿的范例。
如此一个成功的、极具开创性的都市公园体系吸引了美国学者的关注。但是，现有研究多集中在这一体系在景观设计与城市规划两个领域中的地位与贡献，鲜有学者将其置于美国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考量，也未能把它看做是发端于19世纪后期的环境保护运动②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③因此，分析这一体系与环保运动之间的关系，进而考察在城市化、工业化急剧发展的时期，一部分美国进步主义改革者和规划者如何定位协调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中心问题。
笔者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波士顿大都市公园体系加以分析。第一，该体系产生的思想及社会根源为何？即浪漫主义的思潮如何影响时人的审美观念？工业化与城市化所延伸出的种种变革与问题如何影响社会与自然的相处之道？第二，作为一场进步主义时期的城市改革运动，该体系的主要特点：都市性(metropolitan)、自然性(natural)、专业性(professional)，以及民主性(democratic)是如何形成并凸显的？第三，既然波士顿大都市公园体系旨在重塑城市人群的生存环境，那么我们应当如何认识它在19世纪末环境保护运动中的位置与价值，又当如何理解都市公园体系所诠释的城市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就此三方面进行研究，不仅能在历史的层面上剖析该体系形成的原因及意义，同时能更为全面地理解这场对美国社会文化影响深远的环保运动，思考自然与城市之间的对抗与交融。
一、从一条河流说起
河流往往忠实地见证着一片土地上人与自然关系的变迁，位于波士顿与坎布里奇之间的查尔斯河(Charles River)也不例外。它发源于马萨诸塞州东部的埃库湖(Echo Lake)，曲折向东129公里，自波士顿港入海。在白人到来之前的数千年间，查尔斯河沿着其自然的河道流淌，印第安渔猎者的身影穿梭在河畔的林间，偶有某个部落的独木舟逆流而上，往他处迁徙。或有人云，彼时当地的土著叫这条河“quinobequin”，意为“蜿蜒”。当时光流入17世纪，探险家约翰·斯密斯(John Smith)向英国国王查尔斯一世奉上了新英格兰的地图。当时，斯密斯以当地土语“马萨诸塞”(Massachusetts)称呼这条河流，意为“蓝山之侧”。他恭请国王陛下更改这一“野蛮的地名”，于是乎，英王御笔钦赐“查尔斯”，为该河正名。这一新赐之名无疑极具殖民意味，它标志着新英格兰土地上人事的沿革：白人霸权的建立，以及印第安人的败亡。同时，从另一层面考察这一更名之举，它传递的信息也包含着这片土地上人与自然关系的演变。从“蜿蜒”或者“蓝山之侧”到“查尔斯”，这条河流开始了其由自然之河向人工之河转化的历程。
驾驭这条水流平缓落差微小的河流并未令蜂拥而至的欧洲移民花费太大气力。便利的海港位置刺激城市的迅速崛起，使查尔斯河流域，特别是其下游波士顿地区，自17世纪中叶以降，开始疾步迈入工业化时代。1640年，新移民自查尔斯河开辟出美洲大陆的第一条运河，将部分查尔斯河水引入其南部的尼波恩赛特(Neponset)河，保障当地数个工场的水力供应。1815年，北美首家综合纺织工厂波士顿制造公司在查尔斯河畔的沃尔瑟姆(Waltham)建成，工业在新英格兰经济中的主导地位随之确立。1875年，从沃特敦(Watertown)水坝至波士顿港仅仅15公里的查尔斯河沿岸，就有43家工厂，机器轰鸣，废水肆溢。除此之外，2所监狱，3个燃煤站，2家大型屠宰场也挤入了这一地带的“风景”，河畔垃圾成山，恶臭熏天。查尔斯河此时呈现的是一幅自然与人性在工业时代中同时荒芜堕落的景象④。
今天的人们是难以想象出这样一幅画面的。当年，在波士顿大都市公园体系建设之初，其设计者查尔斯·艾略特的目光穿透查尔斯河墨色的水流，嘈杂的机器，预见到“这片宽广的盆地，将要为美丽的公共散步场所环绕，势必成为这个都市的中央‘荣誉殿堂’”⑤。百年之后，查尔斯河的岸边青草如茵，绿树成堤，上百种野生动物在此休养生息。游人或坐或卧，或行或跑，或垂钓或闲谈，或嬉戏或沉思；蓝色的河面上赛艇成行，白帆偶点。对波士顿人而言，它的如画景色是自然的慷慨赐予；在这里漫步，是城市人群与自然难能可贵的邂逅与交流。唯有在检索查尔斯河历史之际，人们方始发现，如此景致并非纯粹天然，其中还有人力的功效。
查尔斯河在其流淌的历史中经历的三个阶段，标识着它所流经的土地上人与自然关系的演化历程。原住民与土地之间的自然状态为工业时代喧嚣爆裂的功利主义所取代，而就在功利主义甚嚣尘上之际，一种美学意义上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崭露头角，终成气候，力图整顿在功利主义征伐劫掠下残存的山川林泽。
在西方，诠释这一关系的现代思想萌蘖于18世纪中叶的欧洲浪漫主义思潮。它视自然为一生机勃勃的整体，试图以感情经验、欣赏自然，从而在自然中寻求艺术、文学以及思想的灵感。从生态层面来考察这一思潮，它无疑颠覆了西方宗教传统对自然的漠视，甚而敌视，将自然视为上帝的杰作，以自然而非《圣经》为范本，认知上帝的大能与启示。正是在浪漫主义的触动下，欧洲重新发现了山水之美，以及人的心灵、生活对自然的需求⑥。
浪漫主义思潮与欧洲移民一道传入北美大陆。通过波士顿附近小镇康科德的先验主义思想家拉尔夫·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的解读，浪漫主义得到了在美国本土的表述。同他的欧洲先哲一般，爱默生同样认为自然是独立的整体，同时也是人类想象力的根源；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强调人类思想的积极主观力量，而正是这一力量赋予这个远非完美的世界一种持久的魅力。历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指出，爱默生“更倾向于使人类在世界上扮演一个必不可少的、不断进取的、具有创造性的角色”，而非被动地接受创世之初世界已然完美的这一基督教或犹太教的既有教条⑦。因此，在他阐发自然与人之间亲密关系的同时，人在这一关系中的位置也得到高度昂扬。人类不但天赋体验、享受自然之美的能力，同时也有以他们的想象力改造自然景观的才具与义务。也正是如此，爱默生为科学的理性与浪漫主义的美学价值提供了一个可供协调的平台。
作为美国思想史上最为重要的人物之一，爱默生对美国的影响至为深远，他对天人关系的解读为整整一个时代的美国人所认同。至少在新英格兰地区，这一意识成为思想界的主流。然而对于这一思想的接受并非局限于书斋之内，它通过不同的渠道，以不同的形式切实地反映在土地之上，被用于修正在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中扭曲的人与自然关系。
19世纪的最后20年是美国进入城市化、工业化时代的关键时期。移民从欧洲与美国乡村纷纷涌入城市，特别是纽约、波士顿等东北部的大城市。在美国内战爆发之前，城市人口只占总人口的19.8％，在1880年，城市人口上升到28.2％，1890年，35.1％，10年后，城市人口达到了39.7％。1890年时，总人口的上升比例为25.5％，而城市人口的增长比例则是56.4％。城市人口的飙升与铁路网络的迅速蔓延密不可分。在1850年，美国铁路总长度为1.4万多公里；1860年，4.8万公里；1870年，近8.5万公里；1880年，近15万公里；1890年，26万多公里；到19世纪末，超过30万公里。铁路系统的延伸使得原材料与产品的运输便利快捷。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根本动力——电力的广泛运用——则直接成就了如钢铁、建筑、矿产、食品、纺织等轻重工业的垄断财团。当年杰弗逊在弗吉尼亚的农场上所梦想的农业帝国在此时已彻底坍塌，工业的烟尘弥漫在这块百年前仍遍布荒野的土地上，城市的崛起瓦解了田园牧歌的乡村传统，割裂了农业时代，或者对美国的很多地区而言的拓荒时代的人与自然之间的亲近关系⑧。
与此同时，城市化过程中间产生的种种社会问题也在一一显现。在富裕生活的表象之下，是贫民窟的扩大，犯罪率的上升，贫富差距的加深；工业的繁荣不能掩盖声势浩大的工人罢工，小产业主的破产，以及笼罩19世纪90年代的经济危机；而就在构成“城市森林”的摩天大厦之下，污水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破败不堪，直接威胁城市的卫生与健康。
正是在如此环境之中，蛰伏在城市主流——中产阶级之中的浪漫主义怀旧情结开始以各种形式表达宣泄，出现了历史学家彼得·施密特(Peter Schmit)所称的“回归自然运动”(the“back to nature” movement)。城市人群对压抑灰暗的城市环境，紧张单调的现代生活，与严厉、令人窒息的工业规范心生厌倦，渴望逃避，而自然，或者假想的自然则成为他们的身体与心灵偶尔与现实隔绝的栖息之处。因此，自然文学(nature literature)、郊游野营、园艺观鸟、自然学习(nature study)等与贴近自然相关的活动在美国，特别是新英格兰、纽约等地的大城市，风靡盛行。
但是，正如施密特所指出，“回归自然”并非等同于“回归土地”(back to land)，前者在城市中上阶级中间风行，而后者却是在城市化过程中间迷惘无措的农民力图重挽美国农业主义理想(agrarianism)的运动。前者从自然中间寻求灵感与休憩，而后者则对土地上耕耘劳作的生活与经济运作方式加以美化。对城市中产阶级而言，这种对阿卡狄亚神话(the Arcadian myth)⑨的追求，需要他们在城市日常工作中所赚得的薪水做其经济后盾。因此，在这场“回归自然”的运动中，自然的意义复杂深刻，它既是新鲜的空气，清冽的净水，山林花鸟，城市园林，荒野文学，自然教育，远足郊游，户外俱乐部，也是自由的象征，刚健的精神，冒险的气质；但是，它绝不是支撑个人生活的经济来源。他们期望实现的是城市时代的阿卡狄亚神话，而非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⑩。
事实上，城市中产阶级固然对现有体制、政府、环境甚而他们的生活有所不满，但是他们希求的是改革，而非颠覆。他们并未否定这个新兴工业、城市社会的根本价值观。19世纪后期的美国彰显着进步主义的精神，体现在对改革的乐观，对科学的崇拜，对效率的信心，以及对公共利益的追求之上。虽然美国进步党于1912年方始成立，但是进步主义(the progressivism)的改革却在19世纪80年代兴起，并壮大成为一场全国性的改革运动。进步主义的改革者力图涤清政府，改进贫民窟状况，限制垄断财团的扩张，扩大妇女权益，提高工人福利，使新移民美国化，使社会专业化，同时使自然理性化。就其本质而言，进步主义者强调政府的责任，希望政府加强对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对人造和自然环境的管理，从而调节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间出现的种种社会矛盾，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
城市环境的改良正是进步主义改革中的重要内容。但是，对于一部分进步主义改革者而言，真正适宜居住的城市环境并不仅仅是便捷的城市交通，发达的污水、垃圾处理系统，卫生的水源，洁净的街道与建筑，完善的图书馆、博物馆，频繁的艺术展、音乐会等等皆属文化范畴内的设施与行为，它同样应当包含以各种不同形式存在的、能够为社会大众所亲近的自然。
这一批改革者的中坚人物是以弗里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和查尔斯·艾略特为代表的景观设计师以及他们的积极拥护者，如《波士顿先锋报》(Boston Herald)的著名记者西尔维斯特·巴克斯特和《园与森林》(Garden and Forest)杂志的两位主编，记者威廉姆·斯泰尔斯(William A.Stiles)与植物学家查尔斯·萨金特(Charles Sargent)。他们敏锐地觉察到在城市中产阶级中间普遍存在的回归自然的情怀，并且为城市时代人与自然之间的疏离关系感到焦虑。他们认为人与自然的联系不仅仅在于生理上的健康，同时也出于心灵上对自由的渴望与精神上对美的需求。从整个社会的角度考虑，他们对自然的呼唤则充满了道德的诉求，认为自然是治愈城市中间种种道德恶疾的良方。
在呈交给波士顿“大都市公园委员会”的报告中，巴克斯特精确地概括了他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考量。他指出：建立一个都市公园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关乎卫生的问题，但是从更广阔的方面看，它可以提升社区的生理及道德健康。一个再清楚不过的事实就是，对于那些处身城市生活必然产生的营营碌碌、盈耳噪音、混乱骚动之中的人群来说，如想维持健康与美好人性的恒在，他们必须经常拥有从这种生活状态所强压下的桎梏中解脱出来的机会；而获取这样机会的最佳方式则是逃入那些更为自然惬意的环境之中”(11)。
二、都市中的自然
怀抱着如此理念，波士顿的这批进步主义改革者启动了美国第一个都市公园体系的建设。他们所处的特殊时代，使得这个公园体系有别于此前的城市公园，拥有自己的独特之处。首先，波士顿在此时已然扩张成为一个以波士顿市为中心，包括数个城镇、郊区以及乡村的大都市，因此，该公园体系在建立之初便以都市为其空间尺度，不以简单的人为行政区划为标尺设定其边界，体现出鲜明的都市特色。
其次，大波士顿的多样化地形地貌为设计者的浪漫主义想象力提供了广阔的伸展空间，而浪漫主义的美学理念又使得这一体系以保护、恢复自然山水为旨归；因此，波士顿都市公园是以自然形成的景观为其体系的主体，与美国其他城市公园的自然主义风格(naturalistic)相比，它强调本地地理、植被、动物的自然性(natural)。
再次，美国进步主义的主题之一便是使城市社会专业化，强调专业知识(expertise)在管理社会事物中的权威。因此，波士顿都市公园体系从框定边界到设计修建，再到管理完善，皆完全由专业景观设计师决策；同时，也正因为专业人士主导权的树立，使得这一都市公园体系得以逾越行政区划的束缚，而无管理懈怠之失。因此，该体系的另一特点为专业化。
最后，这批进步主义改革者的社会理念，即对美国民主坚定不移的信仰，在该公园体系的修建中贯彻始终，他们竭力抗拒自然之美为某一社会阶层所垄断的传统，而力图使它成为全社会所有族群所共有的空间。因此，该公园体系渗透着进步主义的民主精神。这四个特点彼此影响，彼此制约，本部分所要分析的正是它们的形成与互相之间的联系。
1910年，波士顿“大都市公园委员会”主席威廉姆·德拉斯卡萨斯(William B.de las Casas)在文章中写道：“波士顿的天然地形并不适合为大量人口所使用。它是那样的一个半岛，几乎是一个孤岛，突兀地矗立在由三个椭圆形冰丘构成的小山中间的海湾上。它的周遭是相似构造的岛屿与半岛，彼此之间相互隔绝，中间是河流与港湾，以及大片绵延的沼泽，曲折延展至周围那些几乎完全是岩石的山岭上的冰河期斜坡。”(12)然而日渐膨胀的人口压力与工商业的繁荣迫使波士顿寻求一切方法突破自然的限制。通过填平湿地(reclamation)(13)与合并土地(annexation)，19世纪末的波士顿市区人口升至近45万，面积近90平方英里，是美国最大的工业、商业、港务城市之一，同时也是北美文化的中心。
但是波士顿城市扩张的步伐并未就此停滞，它将周边的城镇、乡村纳入其发展网络，在19世纪80年代形成了波士顿都市体系。艾略特在1896年写道：“在波士顿周围与波士顿一起形成了一个所谓的都市地区，其中有37个分离独立的行政区划，包括12个‘城市’和25个‘镇’，它们基本上全部或者部分处于以州政府(the State House)为中心，半径11英里的范围内。这组城镇的人口大约为100万，可征税财产总额为10亿美元。”(14)这些城镇依靠便捷的道路、交通被连为一体，彼此之间的经济关系密不可分，人员往来极为频繁。同样可堪注意的是，它们在城市生活的很多其他方面也有着共同的利益。波士顿都市公园体系委员会的报告指出：“在一个由大城市及其远近郊区组成的大都市地区——一个如伦敦、巴黎、纽约、芝加哥，以及类似而规模较小的波士顿这类地区——除了有对政策、排水、供水、交通方式的共同需要和利益外，还应加上空地保留区(open-space reservations)。”(15)因此，正如巴克斯特所言，波士顿作为一个都市“虽然被政治的线条分割成许多城镇，但是就其社会层面的意向及目的而言，这一地区在本质上是一个共同体”(16)。
与都市社会这个共同体相比较，一个更加无法以简单的行政区划所分裂的共同体则是处于都市中的土地本身。在大波士顿行政区划地图僵硬笔直的线条之下，是横亘的山峦，嵯峨的岩群，蜿蜒的河流，曲折的海岸线。它们的存在并不受人为边界的约束，往往跨越数个城镇。如最先纳入波士顿都市体系的蓝山自然保护区(the Blue Hills Reservation)，占地7000英亩，穿越昆西(Quincy)、戴德海姆(Dedham)、米尔顿(Milton)、伦道夫(Randolph)4个行政区域，但是由其间的植物、动物、土壤、水流等所构成的系统却是一个完整的自然经济体系，与近在咫尺的人类生活息息相关，却又独立于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秩序。再如米德尔赛克斯岩山(Middlesex Fells)，总面积约3000英亩，其岩山、草地、湿地、橡树与胡桃木森林、湖泊、池塘等等散入梅德福(Medford)、温切斯特(Winchester)、斯托纳姆(Stoneham)、梅尔罗斯(Melrose)以及莫尔顿(Malden)5个城镇，与蓝山保护区一般，它的自然边界与人为边界全不相干。
因此，如何保护、管理这些处于数个行政区域之间或者边缘的自然地带，是艾略特、巴克斯特等人所要解决的问题。巴克斯特在他的报告中间指出，大波士顿的公共空地(public open-space)分布极不均衡，南边遍布公园、植物园，然而在北边，却全不见这类空地的踪影。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简单然而耐人寻味。南边集中了他们的财富与权力，形成一个单一行政区域，因此可以自行支付建造城市公园的费用；然而北边的人口虽然占到总数的一半，并且呈更迅猛的上升趋势，但是被政治而非自然的边界分割成多个小型社区，因此不能实现这类公共空地的设立。巴克斯特同时看到存在城镇与城镇之间的经济利益冲突与各个城镇的地方保护主义，令他们无意或者无力承担跨越本市边界的公共事务；而马萨诸塞州县(county)一级行政单位的权力衰微，也无资金与人力在本县的数个城镇之间建立各类公共空地。
在此情况下，艾略特于1891年组织成立了公共保留地托管委员会(The Trustees of Public Reservations)，全美第一个州一级自然保护机构。它的性质是半私人的，它通过捐赠、购买等方式保护马萨诸塞州，特别是波士顿沿海地区的自然景区，使它们为公众使用。但是，艾略特很快意识到该类机构虽然在小型公共空地的设立上甚具效率，但是对于上千英亩或者数千英亩自然景区的保护、管理上仍然力有不逮。因此，在他于1892年写给临时都市公园委员会主席查尔斯·亚当斯(Charles F.Adams)的信中，艾略特指出这类大型公共空地的设立“强烈呼吁整个都市共同体的努力”(17)。
社会的、自然的、政治的、经济的数重原因使得以都市为尺度的公园体系的设立成为必然，而城市化、工业化生成的新技术则使如此体系的出现成为可能。在此中间，最为显著的是交通技术在19世纪后期的大发展。在美国经济最发达的东北地区，火车在19世纪后期即已成为连接大波士顿各个城镇，并被广泛适用的交通工具。电车的出现是快捷、廉价交通的另一标志，其线路在世纪之交已经伸入到城市的各个角落。对大波士顿的城镇居民而言，蓝山、米德尔赛克斯岩山，林恩森林(Lynn Forests)等位于波士顿周边的仍然充满野性的地带，不再遥不可及。
虽然各类便利的交通设施大大缩短了城市居民与位于城市边缘地带的自然风景区之间的距离，但是同时也加快了都市这个庞然大物侵蚀自然空间的速度，其中房地产开发业对自然的鲸吞蚕食最为显著。这个城市化过程的标志性产业不仅使许多原本处于公共土地上的自然风景变为私有产业，而且在所谓的发展中间彻底毁灭了无数佳山好水。巴克斯特在他的报告中警告道：波士顿“很有可能变为一片由房屋、工厂、商店构成的广阔沙漠，覆盖淹没这块土地上的自然风貌，如同自海岸前行的沙丘线，倾覆毁灭着树林与田地。这个很难为一块绿洲所拯救的人类沙漠，正在更大范围上威胁这片自然的美丽地方”(18)。
巴克斯特的声音代表了一批进步主义改革者的忧患。在他们的文章与行动中，他们对风行的城市改良(improvement)观念提出了质疑。“改良”是进步主义时代美国的大主题，同绝大多数进步主义改革者一样，艾略特、巴克斯特、斯泰尔斯等人也认为推进经济发展，修建下水及其他卫生系统，兴建学校、医院、博物馆、图书馆等等公共服务设施，是城市环境改良的重要内容。但是除此之外，他们对由钢筋水泥构成的城市沙漠有着严厉的批判。作为波士顿都市公园体系最为积极的支持者，斯泰尔斯批判道：“现在存在一种‘改良’空旷土地的热情，但是人们唯一知道的改良方式就是以一些建筑物将之覆盖。城市人群尚未意识到，空地对于健康与舒适的重要性与坚固楼群一般无二，而且他们绝不愿意看到他们的财富(即空地)就这样被摧毁。”(19)
波士顿都市公园体系终极目的仍然是改良城市环境，但是它的改良却是对大波士顿之中各具风格的空地的保留与恢复。在1897年，巴克斯特撰文《波士顿如何使它的公园形成体系，给美国所有城市的经验》，发表于《世纪》(The Century)杂志，与斯泰尔斯的声音遥相呼应。他在文中写道：“明智的发展，而非从前的肆意扩张，应当是当今时代市政活动的目标。现代科学已将实现如此发展的必要手段，与环境所需要的本地知识一道放入我们的手中。市政发展的所有计划都应适应地形的要求，在决定这片景观环境的永久风格时，应当聪明地考虑运用这一地点的自然特点，这是至关重要的。”(20)
巴克斯特接着指出，与其他东海岸大城市不同，波士顿被水绕山环，城市不易扩张，因此虽经300年的开发，但仍然在距离城市触手可及的位置保存大片尚属自然的风景：“(它)是一个位于岛屿棋布的海湾之上的城市，数条河流的入海口伸入异常多样化的地形；与纽约不同，这个区域并非以面积广大著称，然而在它那点缀着山丘峡谷、树林沼泽的迷人风景中有着宏阔而自由的魅力，它还拥有许多湖泊与各样清澈的溪流，在它的边缘便是大海，曲折的海岸线上有闪亮的沙滩，间杂着峭壁岩岬——一片被人类近300年的栖息协调柔和的区域。”(21)
如此地理环境使得波士顿大都市公园体系具有区别于以往城市公园的特点。它虽然也有更为人工化的景观，如波士顿城心绿地(Boston Common)和联邦大道(Commonwealth Avenue)，但是它所涵盖的内容远不止于此。当时美国的城市公园大多是在城市钢筋水泥的夹缝中间重建的仿自然的空间，如纽约中央公园，原本是一块城市废地，无论是它的土壤结构还是植被状况，均是在无可奈何下退而求其次的结果，并不适宜城市公园的建立。然而，波士顿大都市公园体系主体的基础却是由当地的空气、土壤、地形、动植物等自然元素构成的生态体系。虽然艾略特、巴克斯特等人清楚地知道如斯景致同人类活动之间已然不可分割，是被“协调柔和”的风光，但是自然仍然是塑造这些风景的根本动力，而波士顿大都市公园体系正是要以人力来协助自然保留这些美景。
因此，在艾略特呈交给临时委员会的报告中，他指出基于波士顿的地理环境，这个大都市公园体系中应当包含五个基本部分。第一，沿海地带的空地；第二，海湾上的岛屿与沙滩；第三，数条河流入海口的潮滩沿线；第四，在人居的边缘地带的两到三个宽广的野生森林；第五，在人口密集处的无数小型广场。
1893年，艾略特与巴克斯特的报告促使马萨诸塞州通过设立波士顿大都市公园体系的立法，州政府为之提供资金支持，由都市公园委员会负责该工程的实施。一方面，如前文所分析，一个大都市公园体系超越了市、镇一级的单一行政区划的范畴，而作为一个都市区域，大波士顿并非是一个真正的行政概念，因此无法由一个城市政府或者数个地方政府管理这一公园体系。另一方面，在倡导这一体系的进步主义改革者看来，一个公园体系的成熟是个漫长的过程，需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使之趋于完善，然而政治却充满着变数与暂时性，无法给予该体系所需要的长期稳定。因此，一个游离于地方政治之外，不受政治不确定性因素左右，然而又得到立法支持的都市委员会浮出水面。正如巴克斯特在文章中指出：“我们所需要做的是将这些散乱各处的各类公共土地连接起来，使它们方便使用……将它们置于统一的管理下。而最佳方式便是所提议的都市公园管理机构。”(22)
这个委员会与传统的委员会有极大的不同。首先，它逾越地方政治的边界；其次，也是根本的差异，这个新的都市公园委员会强调专家，即景观设计师的权威。传统委员会的构成往往是地方的政治、商业与知识精英，他们对其所管理的事物经常一无所知，专家反而为他们所制约。以1897年任命的纽约市公园管理委员会为例，四个委员中间，两个是地方政客，同时投资房地产，一个是建筑商，还有一个是银行家。他们非但对公园管理毫无专业知识，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会因为商业或者政治利益而罔顾公园的完整性。
然而波士顿都市公园委员会从设立之初便力图避免这一误区，年轻的景观设计师艾略特与对城市设计深有造诣的巴克斯特被分别任命为总设计师与委员会秘书，在资金预算、地理勘察、边界设定、道路修建以至于植物的选择、种植、修整等各个方面被赋予最大的自由。正如当时环境保护运动的权威刊物《园与森林》杂志所言：“一个单个的公园应当是一件有序的艺术作品。而一个拥有各类户外活动设施的公园体系，如果它合理地满足所有阶层所有年龄的不同需要，则需要更多的研究。在这里波士顿为所有的城市树立了一个典范。在购买哪怕一英亩土地之前，专业人士已被任命。他们不仅仅在公园选址等宽泛问题上被征询意见，而且，在对整个问题做出完整研究后，他们选择了这些地点并且框定了它们的边界。”(23)在此后发表的数篇文章中，《园与森林》一再指出，波士顿都市公园体系在很多方面都可成为后世城市公园之蓝本，然而它最值得称道的地方在于对专业园林景观设计知识毫无保留的信任与运用。
这一特点所体现的正是19世纪后期这个专业化时代的气质。伴随学科分类的日趋细化，大量新兴专业开始树立风纪，寻求社会认可，而进步主义改革的一大主题便是承认这些专业，如工程师、医生、律师等等在政府及社会中的权威，进而建立城市化时代的社会秩序，一个强调效率与理性的严密体系。景观设计(landscape architecture)便是众多新兴的专业之一。在19世纪后期，美国景观设计师开始廓清他们专业的范畴与原则。在艾略特于1897年写给朋友的信中，他定义道：“景观设计包括涵盖了景观工程(engineering)，景观园艺(gardening)与景观林业(forestry)”，它意味着“对地表上所有为人类的实用与方所需要或者渴望的事物的设计与安排”(24)。
当时的美国景观设计师屈指可数，几乎全部生活在新英格兰这片为爱默生思想所浸淫的土地上。他们中间最著名的人物自然是弗里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纽约中央公园、波士顿城市公园体系(Boston urban park system)——“翡翠项链”(Emerald Necklace)等一系列遍布美国东西海岸的大型城市公园的设计者。奥姆斯特德对美国景观设计的影响无他人可堪比拟，他的学生与合作者几乎囊括了当时北美所有在此方面的青年才俊，艾略特正是其中的佼佼者，而且奥姆斯特德的“翡翠项链”也正是波士顿都市公园体系的先驱，后来成为该体系在波士顿市区的主要组成部分。
更为重要的是，奥姆斯特德的浪漫主义美学理想，与民主平等的社会信仰，亦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包括艾略特在内的景观设计师广为接受。在这一浪漫主义审美理念中，爱默生思想的痕迹清晰可见。例如，尽管这些景观设计师热爱自然之美，尊重自然规律，但是他们从不否定人的行为思想在自然中可起到的积极作用。《园与森林》在1893年发表的一篇社论对这一理念有过精当的概括。文章写道：“自然在呈现景色上十分大方，在提供塑造这些景色的材料上也非常大方。然而，至高无上的她却要以人类的标尺来衡量；没有他，她的极盛之处也将会很乏味，因为这是他的眼睛在注视，所以，他有权使她服从于他的想象；而当人类在自然的慷慨给予与他自身的艺术需求之间营造和谐时，他所享受到的惬意，也是很少能在他处寻见的。”(25)
但是，如此权利并不意味着恣意妄为。对于奥姆斯特德、艾略特等景观设计师而言，本地知识、科学手段与艺术品味，三者不可或缺，而对自然本身的尊重则是其根本原则。正因为如此美学理念，艾略特力图使波士顿都市公园体系达成三个基本目标：第一，保留这些自然美景；第二，在一定程度上改良它们，使散乱的自然之美突出集中，井然有序；第三，也是他的终极目标，便是使这些自然美景为全社会的各个阶层所享受，而这也正是奥姆斯特德等人的社会信仰。
作为忠诚的进步主义改革者，艾略特等人在设计波士顿都市公园体系的过程中，对实现公共利益的热忱一以贯之。自美国公园建造伊始，奥姆斯特德等人已将城市公园视为美国民主的象征。奥姆斯特德写道：在城市公园中，“你将会看到很多的基督徒走到一起，来自各个阶层，在这齐聚一处的景象中有着鲜明的喜悦，他们的聚集只为了一个普通的目的，半分无干乎智力，也全无彼此间的竞争，摒弃嫉恨与精神或智力上的优越感，每个人只是为了增加这种集体的欢乐而出现，所有的人都对其他人的更大幸福有所帮助。你将会经常看到极多的人亲密地聚集一起，穷人和富人，青年与老人，犹太人与异教徒。”(26)在那里，他们将呼吸同样的气息，享受同样的美景，阶层、宗教与教育程度之间的界限将暂时消失。
如此的民主平等理念也成为日后艾略特等人设计波士顿都市公园体系的动力，他们认为如此体系的出现正是为了防止那些应为社会共享的自然山水被少数人占有，它的服务对象应当是社会的各个阶层，特别是工人阶级与城市贫民。艾略特在一篇发表于《园与森林》的文章中指出当富人在需要自然山水所带来的宁静、单纯与美丽时，他们可以在一定的季节暂时逃离城市；而穷人，那些必须在压抑的城市环境中间日日奔波的人，正是最需要城市公园的人群(27)。在此后发表的另一篇文章中，艾略特进一步指出波士顿都市公园委员会的建立“证明了一个伟大而复杂的美国民主对于实现美的有效性与公共空地的价值而言，是生机勃勃的；同样，这一民主也有合作的能力与远见卓识，为了它所信仰追寻的目的而尽心竭力”(28)。
正是在都市公园的土地上，这些进步主义改革者力图用自己的方式实现他们所梦想的社会与环境公正：不仅仅是压缩劳动时间，提高工人福利，供给干净的水源与环境，扩大公共教育，而且也承认并且鼓励所有人享受自然与美丽的权利与能力。正如巴克斯特所言：“在一个民主的共同体中，没有什么太好以致普通人无法拥有的事物。”(29)波士顿都市公园体系将自然之美与民主理念结合起来，将前者引入一个公共的领域，在物质上，它完全免费向公众开放；在理念上，它打破欣赏自然之美是社会精英的专利的偏见。在塑造大波士顿都市环境的同时，它也在重新塑造社会各个阶层对自然对美的认识与感悟。
它的设计者与倡导者并不希望他们的公园是一块或者数块孤独的空间，与它所身处的都市文明格格不入，甚而尖锐对立。与之相反，他们虽然认为都市公园的存在将给予都市人群在他们习以为常的环境之中无处寻见的自然以及蕴涵其中的静谧、单纯与自由，但是他们仍然将公园视为都市文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认为它体现了一个开放的、包容的文明的真谛。正如《园与森林》中的一篇文章所言：“公共公园对城市健康、舒适与道德的意义同纯净的水源与良好的排污系统一般重要……没有它们，就如同没有医院、图书馆、博物馆、大学以及教堂一样，一个文明的社区将不再繁盛。”(30)艾略特等人力图将自然从公园的边界中解放出来，将它的范围与对它的想象延伸入整个都市文明。
三、一片完整的景观
然而，如此一个对美国城市环境改造有重大意义的公园体系，在环境史学界对同时期兴起的环保运动的研究中，却未能占有一席之地。造成这种缺失的原因有二：首先同时也是根本的，是现有研究人为地将自然同城市相分离，片面地强调远离城市的地带的自然保护，如黄石、约赛米蒂等国家公园的设立，因而泯灭了城市之内与城市边缘地带自然存在的合理性与可能性；第二，部分重要著作将原本为环保运动组成部分的资源保护运动(the conservation movement)等同于该时期环保运动本身(the environmental movement)，使得它们对19世纪末环保运动的解读局限在功利性的自然资源的保护与利用之上，忽视了当时环保运动发掘、保存甚而重造自然之美的一面(31)。因此，即使有部分史家关注到该时期环保运动的城市环境问题，但是他们主要着眼于城市的卫生与健康，如污水与垃圾的处理，对城市环境所蕴涵的美学因素或不着一字，或匆匆带过，未尝细论(32)。
而事实上，波士顿大都市公园体系从其领导人到其建立主旨以及特点，都与美国环保运动密不可分。就其本质而言，无论是城市公园的建造，抑或国家公园的设立，还是森林、土壤、河流资源的保护，都是在工业化与城市化催逼而成的压力之下，由部分精英知识分子对自然在文明之中的价值的重新思考与发现所引导出的实践活动。
他们在空间以及价值取向上各有侧重：部分人重视远离城市的荒野的保护，部分人强调城市中间的自然的保留与恢复；部分人高扬自然的美学价值，部分人倡导自然的经济价值。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思考空间局限于单一的或孤立的问题之上。奥姆斯特德、艾略特、巴克斯特、斯泰尔斯、萨金特等城市公园的设计者与呼吁者，也同时领导、参与国家公园的设立，以及森林资源保护运动的开展(33)。他们对自然之美的热爱并不妨碍他们对自然实用性的认识。正如艾略特所指出，园林景观设计师不应当以美为唯一的追求，“所有为人类的实用、方便与舒适服务的艺术……即使追求的是美，然而首先应当考虑的是对既定目的的用处与适宜”(34)。
事实上，19世纪末的环境保护运动倡导者分享着很多对社会、文化与自然的共同的认识：他们都是美国民主的坚定信仰者，为公共利益的实现而奔走呼告；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崇现代科学，以及它在改良与自然社会中的能力；而最为重要的是，他们都清楚地意识到无论文明如何发展，人类都无法摆脱自然而生存，无论在经济上、生态上，还是精神上，自然在现代城市工业文明的位置至关重要。
唯有将以波士顿大都市公园体系为代表的美国城市公园建造运动纳入19世纪末环保运动的研究中，才能对后者有一更为全面的理解。它绝非如部分史家所论述的那样，仅仅流连于荒野森林，或者营营于经济利益。事实上，它是一场多元化的运动，既有对遥远的较为野性的自然的保留，也有对身边的更为人工的自然的维护；既关怀荒野，也注重城市；既强调利益的得失，也担忧美丽的去留。或者说，正是由于这些都市公园的加入，美国早期环保运动方呈现一片完整的景观。
这片完整的景观的核心旨趣是将自然置于文明的管理之下，却不抹杀自然自身的特点。对自然的管理，不仅仅包含着城市公园这类被文明化的自然，也意味着一种自然得以维持自身经济体系的状态，例如荒野，在那里，文明的使命不是使自然人工化，而是维护它的完整与原始，同各种试图侵犯破坏它的力量抗争。第一种类型的自然蓬勃于百姓日用当中，而第二类型则与某种更具美学与精神意义的体验相始终。
构成这片完整景观的两个方面并非在平行线上发展；换言之，这两类自然并非存在于全然分离的空间中。它们的地理与生物空间往往出现交集。即使在最驯化的花园中，仍然有野生动物与野草的生存；而即使在最野性的区域里，也可以观察到人类的痕迹。它们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在前者，人类掌控全局；而在后者，自然方是统治的力量。
波士顿大都市公园体系便是解释如此交错关系的极佳范例。它从波士顿城中心绿地和联邦大道延伸入自然风格的园林，如阿诺德植物园和河道公园(Riverway Park)，再进入更为原始野性的森林、河流、山丘、湿地和悬崖峭壁，如蓝山和米德尔赛克斯岩山。这样的公园体系打破了公园本身的界限，也模糊了城市与自然之间的分野。城市公园不再是城市之中的突兀矗立，而与城市文明融为一体。对波士顿都市公园的设计者与支持者而言，这一体系代表着如此一片完整的景观：在那里，花园与森林，城市与荒野已然获得和谐的共存与合作。
在全球都市化速度加快的今天，波士顿大都市公园体系启发我们的不仅仅是历史学者探颐索隐的雅兴，而且是在一个更为现实的层面对自然与都市文明之间关系的思考。都市的发展是否一定以牺牲自然为代价？文明的前行是否一定是对自然的践踏？在波士顿公园体系的设计者与倡导者看来，如果都市没有包容自然的空间，文明没有守护自然的能力，都将是文明本身的失败。
注释：
①《法案：建立波士顿大都市公园委员会以及定义它的权利和责任》("An Act:To Establish a Board of Metropolitan Park Commissioners and to Define Its Powers and Duties")，《波士顿大都市公园报告》(Boston Metropolitan Park Report)，波士顿1893年版。
②环境保护运动(environmental movement)作为一个专有名词出现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然而在19世纪后半叶的美国社会所酝酿的保护自然与人类生存环境的运动已经具有现代环保运动的基本内容。在这场运动中间，美国人开始反思人口增长以及工业化与城市化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抵抗工业污染与城市生活为人类生存环境带来的压力，并且强调对自然之美的欣赏与保留。在当时并无一个专有的名词对之加以界定，因此笔者在此处使用“环境保护运动”一词，因为只有该词，可以最好地涵盖这场运动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在美国学者中间，也有使用“环境保护运动”一词定义19世纪的这场运动，如罗伯特·戈特利布：《推动一个春天：美国环境保护运动的变迁》(Robert Gottlieb，Forcing the Spring: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Environmental Movement)，华盛顿1993年版。部分美国学者认为这场运动只是一场将自然视为经济发展的资源，强调以科学的手段、专业的知识对自然资源进行明智的利用与聪明的管理的资源保护运动(conservation movement)，这一认识忽视了彼时的环保运动对城市环境与自然的美学价值的关怀，因此失于片面。本文意图通过对波士顿大都市公园体系的分析，使读者对19世纪后半叶的环境保护运动有一更为全面深入的理解。在本文第三部分，笔者将对此问题有更多的论述。
③除去普及性的旅游指南、摄影集与公园委员会的报告等外，尚无研究波士顿大都市公园体系的专著。但是现有研究美国景观设计与城市规划的历史的著作，多对这一公园体系在这两个领域中的地位有所讨论，如乔恩·彼得森：《美国城市规划的诞生，1840-1917》(Jon A.Perterson,The Birth of City Planning in the United States,1840-1917)，巴尔的摩2003年版；卡尔·哈格伦德：《创造查尔斯河》(Karl Haglund,Inventing the Charles River)，坎布里奇2003年版；辛西娅·蔡特泽夫斯基：《弗里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与波士顿公园体系》(Cynthia Zaitzevsky,Frederick Law Olmsted and the Boston Park System)，坎布里奇1982年版等。
现有研究尚有关于波士顿大都市公园体系的文章，如卡尔·哈格伦德的《翡翠都市》(Karl Haglund,"Emerald Metropolis")，《阿诺狄亚》(Arnordia)第53卷，1993年第6期，主要就波士顿大都市公园体系在城市规划领域的贡献加以探讨；基思·摩根的《查尔斯·艾略特，景观设计师：对他的生平与作品的介绍》(Keith N.Morgan,"Charles Eliot,landscape Architect:An Introduction to His Life and Work")，《阿诺狄亚》第59卷，1999年第2期，对艾略特其人和波士顿大都市公园体系在景观设计学方面的贡献进行分析。
④以上关于查尔斯河的信息来源于卡尔·哈格伦德：《创造查尔斯河》(Karl Haglund，Inventing the Charles River)，坎布里奇2003年版。
⑤查尔斯·艾略特：《波士顿大都市自然保留地》(Charles Eliot,"The Boston Metropolitan Reservations")，《新英格兰杂志》(The New England Magazine)第21卷，1896年9月第1期，第117页。
⑥参见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一书第二部分对浪漫主义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分析。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⑦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第135页。
⑧赞恩·米勒、帕特里夏·梅尔文：《现代美国的城市化：简史》(Zane Miller and Patricia M.Melvin，The Urbanization of Modern America:A Brief Hisotry)，圣地亚哥1987年版。
⑨阿卡狄亚(Arcadia)是古希腊的一个高原区，后来引申为保存田园牧歌的美学理想的地方。
⑩彼得·施密特：《回归自然：城市美国的阿卡狄亚神话》(Peter Schmit,Back to Nature:The Arcadian Myth in Urban America)，巴尔的摩1990年版。
(11)西尔维斯特·巴克斯特：《秘书报告》(Sylvester Baxter，“Secretary Report")，《波士顿大都市公园报告》，第9页。
(12)威廉姆·德拉斯卡萨斯：《波士顿大都市公园体系》(William B.de las Casas,"The Boston Metropolitan Park System")，《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院年报》(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第35卷，1910年3月第2期，第64页。
(13)查尔斯河沿岸在波士顿一侧的后湾区(Back Bay)即其中显例。原本宽达2英里的河床，1890年时仅余当日的1/3，沿岸的沼泽、湿地多被填平，是以前文指出查尔斯河沿岸是人工与自然共同塑造的风景。
(14)查尔斯·艾略特：《波士顿大都市自然保留地》，第117页。
(15)《波士顿大都市公园委员会报告》(“The Report of the Board of Boston Metropolitan Park Commissioners”)，《波士顿大都市公园报告》，第xxi页。
(16)西尔维斯特·巴克斯特：《秘书报告》，第3页。
(17)查尔斯·W.艾略特：《查尔斯·艾略特：景观设计师》(Charles W.Eliot，Charles Eliot：Landscape Architect)，波士顿1912年版，第381页。
(18)西尔维斯特·巴克斯特：《秘书报告》，第3页。
(19)《社论：公园的没收》(Editorial，“The Confiscation of Parks”)，《园与森林》(Garden and Forest)1889年3月15日，第229页。
(20)西尔维斯特·巴克斯特：《波士顿如何使它的公园形成体系，给美国所有城市的经验》(Sylvester Baxter,“How Boston Has Systematized Its Parks，A Lesson for All American Cities”)，《世纪》(The Century)第54卷,1897年10月第5期，第952页。
(21)西尔维斯特·巴克斯特：《波士顿如何使它的公园形成体系，给美国所有城市的经验》，第952页。
(22)西尔维斯特·巴克斯特：《波士顿都市公园运动》(Sylvester Baxter，“The Boston Metropolitan Park Movement”)，《园与森林》1892年2月10日，第62页。
(23)《社论：公园土地以及它们的边界》(Editorial，“Park Lands and Their Boundaries”)，《园与森林》1896年10月21日，第421页。
(24)查尔斯·艾略特写给玛丽·罗宾斯的信(Eliot to Mary C.Robbins)，1896年12月2日，Charles Eliot Collection，Frances Loeb Library,Harvard Graduate School of Design。
(25)《社论：自然之美与景观园艺师》(Editorial，“Natural Beauty and the Landscape Gardener”)，《园与森林》1888年12月5日，第481页。
(26)弗里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公共公园和城镇的扩张》(Frederick Law Olmsted,“Public Parks and the Enlargement of Towns”)，S.B.萨顿编：《使美国城市文明化：关于城市景观的著作》(S.B.Sutton,ed.Civilizing American Cities:Writing on City Landscape)，纽约1997年版，第75页。
(27)查尔斯·艾略特：《美国城市的公园与广场》(Charles Eliot，“Parks and Squares of United States Cities”)，《园与森林》1888年10月24日，第412页。
(28)查尔斯·艾略特：《波士顿大都市自然保留地》，第122页。
(29)西尔维斯特·巴克斯特：《城市的小型娱乐场》(Sylvester Baxter,“A City's Small Pleasure Grounds”)，《世纪》第55卷，1897年12月第2期，第315页。
(30)《社论：纽约的小型公园》(Editorial，“Small Parks for New York”)，《园与森林》1895年6月5日，第222页。
(31)将环保运动等同于资源保护运动的代表作为塞缪尔·海斯：《美丽、健康与永恒：美国环境政治，1955-1985》(Samuel Hays,Beauty,Health,and Permanence:Environmental Pol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1955-1985)，坎布里奇1987年版。海斯认为，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美国环境保护运动仅是一场对自然资源的保护运动。与之相比，兴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环保运动开始关注与人类生活质量相关的种种问题，注重对惬意事物(amenity)的追求。该书的出版在环境史学界产生极大反响，其论点为主流学者所认同。
(32)这中间的代表作为马丁·梅洛希：《卫生城市：从殖民时代至今的美国城市环境服务》(Martin Melosi,Sanitary City:Environmental Services in Urban America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Present)，匹兹堡2000年版。该书是美国城市环境史的代表著作，对城市卫生、健康、基础设施与城市环境之间的关系有精当论述，然而不曾涉及城市公园的问题。在《推动一个春天》一书中，戈特利布认为环境保护运动的核心内容是在19世纪90年代美国社会对工业化、城市化与边疆的关闭所带来的种种变化的反映，因此该书对城市公园问题有所论述，但是篇幅极短，缺乏细致、透彻的分析。
(33)奥姆斯特德是约赛米蒂国家公园、尼亚加拉大瀑布州立公园的创始人与主要设计者。斯泰尔斯、萨金特、艾略特、巴克斯特等人都曾积极撰文捍卫这些国家公园与州立公园。这些人，特别是萨金特与斯泰尔斯也是森林资源保护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与推动者。
(34)查尔斯·艾略特：《规划的必要》(Charles Eliot，“The Necessity of Planning”)，《园与森林》1896年8月26日，第3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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