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时代”还需要“和平”--对和谐社会的理性思考_冲突管理论文

“繁荣时代”还需要“和平”--对和谐社会的理性思考_冲突管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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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中央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基于对国情、民情的深刻洞察而作出的重大部署,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由经济、政治、文化的三位一体,扩展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四位一体,中国共产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也进入到一个新境界。

一、和谐社会的“盛世”理念

“和谐社会”理念的完善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在党的十六大上,社会和谐作为小康社会的一个内容而提出:“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求实现五个“统筹”,贯串其中的就是要努力实现整个社会全方位的和谐。党在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更加明确提出:“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注重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并要求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该说,我们党从强调社会稳定到提出小康社会,再到“和谐社会”,这是对社会发展认识不断深入的过程。如果说社会稳定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那么,小康社会主要提出了社会发展的数量目标,而“和谐社会”则提出了社会发展的质量目标。它表明,党在认真总结执政经验的基础上,由效率优先的指导思想转为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更加注重社会整体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社会的良性运行,坚持以人为本,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落实“五个统筹”,坚持“六个必须”,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地发展,这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不断深化的表现,是我们党与时俱进的执政理念、执政能力的最新体现。

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指出,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些基本特征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需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全面把握和体现。民主法治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切实落实,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诚信友爱就是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充满活力就是能够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安定有序就是社会组织机制健全,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保持安定团结;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

二、和谐社会的“盛世危言”

应该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是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关键会议,它要运筹如何把中国从盛世带向“太平盛世”。国情问题研究专家胡鞍钢认为,当前中国的社会形势是局部有所改善,形势不容乐观。改革以来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标志着中国进入了“盛世”,但是在“盛世”之前加上“太平”两字,还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经过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在20世纪末,我们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中国的发展达到了五千年来的盛世,取得了骄人的成绩:经济增长速度继续位居世界前列,人民收入稳步提高,政治和社会稳定。中国妥善处理了2003年非典危机,成功地实施了宏观调控,初步遏制了经济发展中不健康的苗头,中国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当人类社会跨入21世纪的时候,我国又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2003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0美元,开始向人均3000美元的新目标迈进,这标志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新阶段。然而,国际经验表明,这既是一个“黄金发展期”,也是“矛盾凸现期”,这一时期充满了新的经济发展机遇,又面临着各种社会风险和矛盾冲突。如果执政党和政府措施得当,就能顺利推进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如果执政党和政府措施不当,就会导致经济徘徊不前和社会长期动荡。能否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努力避免第二种可能性,把第一种可能性变为现实,决定着我们能否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当前,我国正经历着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社会不稳定、不和谐的因素在增长,不可避免地面临大量复杂的社会矛盾。社会结构中导致社会不稳定的最大风险源主要有三个:一是政治风险源——腐败,导致政治上人民对执政党和政府权力认同度降低,导致核心的价值理念受影响,易产生政治和精神的危机;二是经济风险源——失业,导致普通劳动者、弱势群体层面的社会成员利益受损,易产生经济、社会、政治的危机;三是社会风险源——贫富两极分化,导致一些社会成员产生相对剥夺感,易产生心理和社会的危机。这时的社会处于一种非良性的运行,是一个不和谐的社会,这是一个非常敏感却又不可回避的问题。处于经济大发展的“盛世”,如果不能正视社会各群体的利益诉求,缺乏对社会公平应有的关注,将社会弱势群体排斥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之外,不能建立有效的社会利益表达机制以解决社会公平问题,而将其排斥于体制性利益表达之外,将在客观上积累社会动荡和爆发的能量。

由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所丁元竹研究员在2004年发布的一份名为《2010年中国的三种可能前景——对98名政府和非政府专家的调查与咨询》的报告显示,在课题组调查到的98位专家中,有51位认为“中国在2010年前会发生影响这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重大危机”,这很快就被人们称为“盛世危言”。

丁元竹的“盛世危言”得到了学界多位专家研究的验证。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家郑杭生教授说,2003年的SARS事件、2004年的禽流感暴发事件和北京安徽SARS事件以及各地频发的导致重大伤亡的灾难,看上去似乎并不相关,但它们在本质上是有联系的,共同预示着一个高风险社会的来临。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路路也认为,当代中国社会因巨大的社会变迁正在进入一个“风险社会”甚至是“高风险社会”,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NIC的《2015 年全球趋势:围绕未来与非政府专家对话》估计,2015年前中国的发展充满艰难和不确定。查尔斯·沃尔夫在其《中国经济的断层线》中指出:中国在未来10年面临的厄运具有广泛的可能性。这些厄运可以分成制度性和结构性的(如城乡失业、贫困和腐败)、部门性的(如艾滋病和其他传染病、水资源和污染以及能源)、金融性的(国内金融危机和外来直接投资的萎缩)、安全性的(台海军事紧张和冲突以及亚洲其他周边关系紧张等)。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不是一种理论的推演,更不是理论的设计,而是与当代中国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和所处的历史时期密切相关。无论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新阶段还是改革发展的关键期,都要求我们必须寻求和谐之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三、构建和谐社会发展的制度路径

邓小平曾深刻地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改革发展的实践证明,注重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是我们党成功执政的基础。弱势群体数量的增多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可能会改变原有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状态,增加中国改革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加大社会风险。和谐发展是预防经济增长黄金期衍变成为社会矛盾突发期和高发期的重要执政原则,这就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课题:适应新变化,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策略和实现路径,通过制度化的安排把这种客观的冲突尽量降到最低程度,实现社会最大可能的协调与整合。

1.顺畅的社会流动机制。“和谐社会”是社会成员能够自由流动的社会。一个社会尽管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领域等级序列,社会成员的地位有高有低,但这种等级序列和地位高低不是凝固化的,社会中不存在群体性排斥的制度,普通的社会成员也具有流动的权利和自由,那么,这种社会结构缓和了社会地位差别造成的冲突,释放由社会不公平的能量形成的社会张力。在社会流动机会均等的条件下,地位差别才能产生积极的社会作用,成为对有能力、有贡献的人的一种奖赏。一个社会的社会流动程度越高,就越意味着能够为社会成员提供更多的机会和希望,社会的阶层结构越具有弹性,社会集团性的冲突越不容易产生。如果社会阶层界限凝固化,就会强化不同阶层的集团意识,处于社会底层的阶层在比较利益面前,会产生和累积起不满能量,引起社会隔阂、摩擦甚至社会冲突。目前,我国仍然存在不少有碍于社会阶层相互开放和平等进入的、必须予以消除的因素,这就需要我们在人事制度、劳动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保障制度等方面进行深入改革。

2.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和谐社会”应是各方面的利益关系都能得到协调的社会。社会的核心价值理念是公平与公正,维护公平、公正是社会和谐的基础与前提。新形势下的我国人民内部矛盾主要是人民内部不同群体之间利益关系的矛盾,社会冲突集中表现为“利益的冲突”,大都是由于我们不能协调各个阶层、各个群体的利益引起。所以,作为执政者就要很好地处理各个不同阶层、各个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当前特别是不能以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来维护强势群体的利益,使社会财富向少数人一方聚集。这种利益流向的不平衡,会引发普通劳动者阶层和弱势群体的不满,会扭曲小康社会的目标。因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重要内容是要“惠及十几亿人口”,而不仅仅是“惠及”少数人。在利益调整的过程中,政府的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构建利益协调机制是处理当前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矛盾的关键问题所在,也是提高我们党的执政能力方面的重要内容之一。

3.有效的社会控制机制。“和谐社会”是一个社会控制机制完善的社会。社会秩序是“和谐社会”的基础和前提条件,也是社会和谐的外在反映。真正的“和谐社会”是建立在尊重人的权利基础上的有法治秩序的社会。没有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的社会是没有的,关键是当社会矛盾、社会冲突出来之后,各级管理者能不能运用制度、规范、机构的力量进行调解,将其纯化、缓和,不使其激化。“和谐社会”应该是社会建设和管理不断得到加强,社会管理体制不断得到健全的社会。“和谐社会”要求用法治、制度等办法解决社会不和谐的问题。

4.安全的社会保障机制。和谐社会应是保护全体社会成员权益的社会。当前我国社会公平、公正集中表现在人们承担的改革成本上与财富分配上。弱势群体由于缺少资源优势,在经济、政治、社会各个领域的地位较低,缺少话语权,缺少与强势群体博弈的能力,因而,如果放任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在利益方面自然竞争,弱势群体将受到巨大的伤害,这就需要政府管理者们利用公共权力来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政府必须采取切实措施,帮助困难群众解决就业问题;健全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相衔接的社会保障体系等,为困难群众编织一个可靠的社会安全网;让弱势群体也能共享改革开放、社会发展带来的成果,这可以减轻、化解集团间的利益冲突与矛盾。

5.敏感的社会预警机制。“和谐社会”是能够及时发现不和谐因素的社会。“和谐社会”的首要标志当然是稳定,因为任何一个社会都无法在不安定或动乱中正常运行。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建立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和应急机制,社会管理体制中由于缺少预警的相应机构和对策,不能很好地应对突发事件,造成了人、财、物的巨大损失。预警机构的设立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而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以便对社会中的矛盾、摩擦、冲突、风险有及时的反映,让决策层能够真正地掌握社会中不稳定的相关信息,及时发现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征兆,在社会张力到达爆发前提出预警,给相关部门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与对策。

6.有效的矛盾疏导机制。“和谐社会”应是能有效化解内部矛盾的社会。尽管当前的社会矛盾大多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没有敌对的性质。但当自发的、零散的、轻微的利益矛盾不能得到及时解决,可能会转化成自觉的、有组织的、严重的群体性对抗,会使矛盾摩擦上升为矛盾冲突,烈度与强度不断地增强,引发更大范围内、更加激烈的冲突。政府必须健全矛盾疏导的工作机制,维护社会稳定。健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工作机制,完善信访工作责任制,综合运用政策、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调解等方法,依法及时合理地处理群众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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