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区域经济论文,京津冀论文,一体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提出与发展
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我国区域经济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因此一直以来都受到不少专家学者的重视。作为我国的三大城市群之一，京津冀区域一体化目前已经进入到全面推进的阶段。各个阶段示意表如表1所示。
虽然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较长三角、珠三角而言发展缓慢，有较大差距，但是不同的专家学者还是对京津冀区域的发展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许多不同的政策主张。
对京津冀区域一体化的最早构想，从政府的层面来看，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北京市提出了包括廊坊、唐山等城市在内的“首都圈”或京津唐地区的协作与发展规划。到了“八五”期间，北京市计划委员会邀请了河北、天津的八十余位专家，开展了《首都及周边地区生产力合理布局研究》，他们对京津冀地区的产业发展进行了分工，提出了相应的生产力布局具体实施方案。
与此同时，河北省社会科学院与省计委开展了《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研究》，围绕着推进京津冀一体化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研究，针对性的提出了推进河北省环京津地区与京津联合的有效途径和对策。河北省正式提出“两环开始带动战略”是在1996年，目的是为了充分利用河北环抱京津、濒临渤海的这两大优势，以推动河北经济的高速发展。在此后的十多年里，学术界和政府部门都对此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研究，虽然存在着一定的争议，但是都认识到了京津冀区域合作的重要性。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区域经济发展的逐渐白热化，以清华大学的吴良镛教授先后发布的两份《京津冀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报告》为标志，与京津冀区域一体化发展相关的研究和讨论日益增多，而且引起了京津冀三地和国家有关部门的广泛关注，一些研究成果开始逐步落实到政府规划层面上来。
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相关的研究成果
（一）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必要性
刘纯斌（1992）从历史的角度说明京津冀本来就是一个联系密切的城市群。从元代开始，历经八百年。北京一直是全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心，河北则是北京及周边城市的重地。事实上，京津冀是一个整体，共处同一环境，共用同一水电路，共争同一市场。只是行政区域的划分使得形成了现在这种三足鼎立的局面，然而各种资源浑然一体纵横交错的客观事实，又表明这是一个相对独立又极易开发的经济区域。他建议通过建立京津冀大行政区的设想，来解决上述问题。王爱春（1995）认为，地处渤海湾中枢地带的京津冀有许多其他经济区域无法比拟的发展条件和优势，可以以港口为对外开放的窗口，逐步向内地扩展。张可云（2004）依据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一般规律与发达国家的经验，提出完善京津冀都市圈合作机制，关键在于完善区域管理制度基础；京津冀都市圈企业主导型合作，应该注意克服地方利益矛盾，并且用合理的政策促进地区间的企业合作。崔和瑞（2006）从全球范围来分析了区域经济的发展趋势，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运动已遍布全世界，并且明显在加快步伐，呈现出“区域重叠，区内套区”的特点。京津冀是环渤海经济圈的核心部分，逐步成为带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第三个增长极。刘晓春（2010）从地域格局的角度分析，认为京津冀要发展就必须整合，将京津冀分割成三块是造成与长三角、珠三角差距扩大的根源，我国北方地区急需一个经济拉动中心，而从经济实力、区位优势等方面考量，只有京津冀都市圈才能担此重任，因此，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一种必然选择。
（二）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现状
孙久文、邓慧慧（2008）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通常包含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取消对商品流行的限制，实现贸易一体化；第二阶段为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实现要素一体化；第三阶段是区域内经济政策的协调一致，达到政策一体化；最后，所有的贸易、要素、政策全面的统一，实现完全一体化。他们通过对京津冀都市圈区域合作的现实分析认为，京津冀都市圈已经走过了贸易一体化阶段，目前阶段是要素一体化的阶段，并且正在向政策一体化阶段迈进，其中包括整合目前各区域发展目标，以实现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导向，制定京津冀生态环境的建设和补偿方案，制定重点产业发展区带动其他区域发展的方案，在区域空间一体化方面，采取“多点、结网”的发展模式。孙翠兰（2007）从宏观、微观、中观层面，分析了京津冀区域合作进展缓慢的原因，认为京津冀区域经济合作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相比，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吴群刚（2010）通过对2005年三大经济圈主要经济指标、京津冀区域内部主要经济指标和三大经济圈的贸易依存度比较得出结论，认为京津冀区域现状为区域经济整体实力不强，区域内部发展不平衡，对外开放程度低，人口发展形势严峻。未来数十年是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区域人口发展的重要变化期，同时也是协调产业与人口，经济和社会，资源与环境等关系的重大机遇期。京津冀区域发展的核心问题在于制定恰当的公共政策，实现产业与人口发展的有机衔接。
（三）当前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产业结构趋同，低层次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是京津冀地区产业发展的基本特征，并且强调这一产业发展格局是造成京津冀地区经济增长缓慢的重要原因。刘晓春认为，当前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大概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京津冀在地域上没有统一的经济发展规划，很少从区域利益出发考虑统筹兼顾。第二，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调机制尚未建立起来，区域内缺乏整体合作的理念和合力。第三，京津冀产业发展落差过大，过于悬殊的社会经济二元结构导致合力经济梯度的形成迟滞。第四，区域内缺乏一套跨区域的协调管理机制，这必然会导致整个区域内公共管理的失调。郭岩峰（2011）认为，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三地在发展定位上具有较大的趋同性，以及三地发展的产业具有较大的相似性。发展定位上的趋同性不可避免的会导致出现无序竞争，造成资源的大量浪费。而发展产业的相似性，不利于优势互补，重复投资和建设严重缺乏规模优势，没有形成整体的竞争力。魏然（2006）认为，京津冀一体化进程中存在着以下阻碍的制约因素。第一，区内经济发展不平衡，整体水平不高，其中河北的经济实力较差是其中一个主要障碍。第二，“极化”现象明显，区域差异较大，这种差异导致了人才呈现单向流动，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发展的不平衡，使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之中。第三，产业结构亟待调整，彼此间缺乏合理分工，普遍存在“大而全”“小而全”的布局倾向。南开大学钱智、季任钧等（2000）强调，高层次合作协商机制缺乏、三方合作模式不明确、三地利益一致的合作项目未启动以及基于整个区域考虑的合作并不多，是影响京津冀合作的主要问题。
（四）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具有的现实基础与有利条件
李媛媛（2006）在基于科技竞争力的视角上，通过灰色关联分析得出以下结论：京津冀地区整体科技竞争的实力较大，区域内蕴含了一条极有实力的高新技术产业带，同时拥有八大产业区，并且聚集了各类科研人才，使得三地有相互借力发展的空间。李国梁（2006）则认为，京津冀区域内的互补性包括生产要素互补、旅游资源互补、交通设施互补以及产业结构互补。韩利红（2010）认为，京津冀地区本身具有良好的合作基础，例如：独特的地理区位优势，交通网络发达；共同的科技优势和人才优势；生产要素禀赋具有互补性；各具产业优势，存在较强的产业互补性；具有初步合作基础，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了发展平台。母爱英（2010）通过对后经济危机时代京津冀都市圈的内外环境分析认为，区域性政策和规划的出台促进了京津冀都市圈的发展，国际产业转移格局的变动促进了京津冀都市圈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周边省份的崛起为京津冀都市圈创造了良好地经济腹地。
（五）京津冀区域的空间结构演化
魏后凯（2010）认为，京津冀都市圈有可能从“双核”发展到“三核”。随着河北省曹妃甸的加快开发开放，唐山很可能成为河北省的经济中心，与北京和天津共同成为京津冀都市圈的核心城市。孙久文（2012）教授认为，大量数据表明，北京的城市发展状况基本符合杜能模型，北京城市空间结构演变已呈现出入口核心区在空问上逐步扩大，经济核心区与人口分布同步，城市化进程加快，由单中心向多中心过渡。陈红霞（2011）认为，京津冀区域人口和城镇体系的空间分布不均衡，一方面，以自然条件为基础，呈现东南集中特征，另一方面，中小城镇分布以京广、京九、京哈铁路等为依托，呈现以北京为中心的强向心分布；经济发展呈现空间均衡的分散化趋势；区域内部交通设施比较发达，随着经济发展的空间中心变化，区域内部各地区对外交通需求建设的空间分布也有所改变。最后，综合考虑京津冀区域人口、经济、城镇和交通体系发展的现状和未来的地区发展定位，她认为“三轴、四区、多中心、网络化”是京津冀区域空间整合发展的可行方向。
（六）关于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问题
戴宏伟（2002）认为，京津冀在要素禀赋上具有很强的产业结构梯度和互补性，京津冀可以充分利用产业梯度转移这一客观规律，根据自己的各方面特点，确定各自的产业发展方向和产业调整目标，根据技术和产业梯度进行合理转移，实现京津冀经济区内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双赢”局面。魏后凯（2012）在分析了京津冀一体化进程中的主要问题和制约因素的基础上，认为构建新型分工格局是推动京津冀一体化的关键这一观点，并且围绕如何构建新型分工格局提出了建议。他认为，产业分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部门之间的分工；第二，部门内产品之间的分工；第三，同一产品产业链之间的分工。京津冀区域应不断地推动产业分工模式的转化。同时，由于京津冀是典型的双核结构，其一体化程度低于长三角、珠三角，需要基础设施、空间结构、政策方面的协调。
北京大学李国平教授（2009）认为，京津冀地区应当按照“优势集成、高端引领、协同共赢、点轴支撑、跨越发展”的“20字”思路，加速提升该地区整体科技实力，发挥对全国的引领和辐射作用。刘卫东（1992）认为，京津冀区域是我国水资源最短缺的地区之一，可以通过调整空间结构，将耗水量大的工业布局推向滨海以便大规模利用海水，认为建设滨海节约淡水产业带是解决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与水资源短缺之间矛盾的一个重要途径。纪良纲（2004）认为，整合京津冀地区的存量资源，积极推动京津冀形成基础设施衔接、支柱产业配套、新兴产业共建、一般产业互补的梯度开发模式与分工协作体系，是推进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王宪明（2006）在著作中指出，京津冀都市圈区域发展规划的实现途径重点是推动京津冀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与产业结构升级，充分利用京津两市金融支持基础雄厚，科技人才众多，科技创新能力较强这些特点，积极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面向产业链条下游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张雪梅（2005）认为，京津冀物流一体化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未能形成适应区域现代物流发展的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未能形成符合区域现代物流业要求的跨行业、跨地区、复合型的物流产业、产业基础和基础条件。
总的来看，国内对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研究在文献数量上已经非常丰富，研究的角度多种多样，研究的范围也比较广，学者们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对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同方面进行了研究，得出了大量有价值的结论。但是，目前在研究中也存在一些有待完善之处，个体分析如下：
第一，对京津冀区域内部关系的厘定，即如何确定京津冀经济区域的有效范围显得颇具争议，而争议的起源则是因为该区域现实的经济联系还处于相对松散状态，使人们很难清晰地看出未来的发展究竟可以在多大的范围内实现联合。
第二，京津冀区域一体化研究过程中，缺乏对公共政策服务平台的构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都离不开政策的引导、鼓励和支持作用，国家政策和区域政策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发展和战略实现的坚实保障，在区域一体化战略中，政策规划无处不在，战略规划本身也是政策表现的一种方式。通过公共政策的引导、鼓励作用，充分利用京津冀地区的比较优势，能够充分为京津冀地区的协调发展发挥支撑作用，壮大区域经济实力。
第三，虽然近些年政府部门、学术界对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但是仍然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对于京津冀区域一体化相关理论的内在逻辑分析还不够系统化，学者们对京津冀区域一体化过程中的理论运用各执一词，没有统一的标准，使得在具体的实施运作当中“理出多门”。
第四，对于京津冀各级政府间行为这项研究还不够深入。政府间行为仍然是以一种利益互动约束下的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利益互动约束的过程就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对于我国这样一个有独特国体、政体和独特国情的大国来讲，政府间的博弈行为具有普遍性。目前对政府间博弈行为即利益的传导变化过程和相互约束效应还不够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