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更新和重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和论文,凝聚力论文,中华民族论文,重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华民族”既是中国各民族的通称，又具有一定的实在性，属国家层次上的民族。这一民族的凝聚力有其历史的传统，也有现实的特点。20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其民族凝聚力也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更新和重构。
一、传统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社会基础
中国社会自古就有很强的凝聚力。英国史学家汤因比讲：“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① 这一评价不失公允。但论及这种强大凝聚力的维系因素，则不能不推究于古代中国特殊的社会结构、意识形态和民族关系。
1.中华文明的主体是农业文明，小农经济是这种文明的基本经济形态，而建立在这一经济形态之上的国家体制则高度集中和统一。马克思说：“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联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② 因为小农以农业为主，兼营手工业，一般可以满足自身的生产和生活所需，有条件将自己与其他人隔离开来；即便出现常有的土地兼并，形成豪强割据，他们仍能自成一体，自给自足。小农经济天然具有的这种独立性、分割性使得建立其上的政治体制必然具有强制性的特点，否则就不能有效地统治民众，调动社会，完成国家所应承担的使命。自秦朝建立封建中央集权专制制度以后，中国政治体制的专制程度逐步加强。中国历史上的专制体制是小农经济的必然产物，它的权威性和运作的有效性在世界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而这种运作对以农业为主的中国社会的凝聚作用也是极为有效的。
2.以儒学理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主导意识形态对社会有着强大的凝聚作用。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封闭性需要高度集权的国家体制来克服它所具有的离心性，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也需要相应的意识形态来维系它的存在和稳定。始自汉武帝时代的“独尊儒术”绵延两千多年而不衰，并非取决于统治者的个人喜好，而是因为它最适合古代中国的政治统治和社会稳定。儒家学说中的“三纲五常”既是一套政治规范，又是一种道德伦理，正是维护以皇权为中心的专制统治和社会稳定所需要的。此外，“大一统”观念，宗法意识等也对专制统治和社会稳定起到了强化作用。它们都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得以产生和维护的强大精神因素。
3.中原较高文明的吸附和农业经济与畜牧经济的互补构建了各民族之间的依存关系。中国自古多民族，而多民族的国度却能在数千年的历史中聚而不散，重要原因在于其特殊的民族结构。汉族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发达，对周边民族有着一种持续的吸附力，而周边民族也由此不断向中原地区辐集，主动学习汉文化并努力与其同化。历史上，不论是汉族主宰中央政权，还是少数民族统治“天下”，少数民族的“内附”和汉化都从未中断。以金戈铁马打入中原，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和政治上的统治，但却在文化上倚重汉人，倡行“汉制”，并极力以“中国”正统自居，这在中国少数民族历史上屡见不鲜。当然，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一体”性关系更有着经济基础的牢固支撑。农业和畜牧业两种经济方式的互补性决定了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的相互依存性。“茶马互市”是农牧两种民族进行产品交换的正常形式，而“寇抄”、“侵掠”则是在正常交换中断之后，畜牧民族对农产品所需的非常性表达。所以，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相互离不开的民族关系有着经济因素的强烈制约。
中华民族自古既有的凝聚力有其特有的经济基础、政治体制、民族关系和意识形态的支撑，是中国社会几千年“超强社会聚合机制”③ 的必然反映。然而，这种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只属于古代中国，随着近代历史大门的开启和现代化的推进，这一切都被彻底改变了：(1)近代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引发了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趋于解体。其后，中国经济先蹒跚而行，后突飞猛进，历100多年的发展，至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城市化和工业化早已使封闭的自然经济没有了立足之地。(2)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也终结了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帝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人民民主政治的体制和观念已将专制政治逐出历史舞台。(3)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动摇了“孔家店”在中国的思想统治，不论是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流入，还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都对传统儒学意识形态带来了致命性冲击。(4)中国“天朝上国”的地位随近代国势的衰微和人们眼界的开阔早已被动摇，农业文明产生的政治吸附力也因新的生产力和政治格局的形成而逐步终结。中国务民族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虽然依然存在，但内容已经发生了变化。
民族凝聚基础的改变当然会导致凝聚力状况的改变，20世纪初孙中山多次慨叹，“虽有四万万人结合成一个中国，实在是一片散沙”。④ 然而，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尽管一度涣散，但并未崩解，相反，在100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尤其20世纪中期以后，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和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再度得到提升，这在危及民族尊严和生存状态的重大事件发生时每每表现出来。这深刻说明，100多年来，中华民族有了新的凝聚要素和基础，或者说，20世纪以来中华民族实现了民族凝聚力的更新和重构。研究这种更新和重构是认识中华民族凝聚力现状的根本着眼点。
关于民族凝聚力的概念有各种表述。笔者理解，所谓民族凝聚力是民族自身的向心力及内部的聚合力。民族向心力表现为民族认同、民族的政治核心认同和社会主导意识认同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效应；而民族内部的聚合力则表现为社会不同局部或群体之间的团结统一及其效应。据此，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更新和重构问题，就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上述几种认同的确立，国家统一、社会和谐及经济基础的重建问题。
二、中华民族自觉认同的确立和巩固
民族认同是社会成员对自己民族归属的认知和感情依附。就国家层面的民族而言，社会成员的民族认同是与国家认同基本一致的。
民族认同的发生是从族别上确认“我”与“非我”的过程。促使中华民族自我认同发生的“非我”参照物是将中国置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外国列强。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尤其是甲午战争之后，国土沦丧、主权丢弃的“亡国灭种”危机将国人的命运前所未有地联系在一起，推进了中国人的自我认同。但是，将这种认同真正建立在“民族”之上并使其得到巩固的，则是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先进的中国人用西方民族主义思想改造中国、统一中国的理论和实践。以“华夷之辨”和“夷夏大防”为代表的传统民族观念在多民族的中国自古有之，但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和“民族主义”思想则是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西方传入的。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挽救中国的危亡要靠民族主义。因为民族观念，“根于天性”，“今日若再不以民族主义提倡于吾中国，则中国乃真亡也”。⑤ 世纪之交和稍后由中国人创办的中外报刊大量介绍和宣传了西方民族主义的作品，形成了一种蓬勃的民族主义思潮。
西方民族主义为中国人挽救危亡提供了一种思想启迪，这就是拯救中国要以“民族”的意识、形式和精神，而这种“民族”只能是依傍于国家，包括中国各民族在内的统一的中华民族。但这种认识的形成有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
孙中山早期的民族主义思想是1894年11月他为兴中会所拟章程中的表述：“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盖我中华受外国欺凌，已非一日……。”⑥ 这是“振兴中华”口号的最早提出，而且这里的“中华”与“外国”对应，明确是指中国和中国人。但是，此后他又提“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使“中华”与汉族、“鞑虏”与满族等同起来。
维新派反对革命，主张走改良之路，在民族问题上则提出“满汉一体”、“满汉同族”。康有为在其《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摺》中开宗明义：“奏为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以定国是而一人心、强中国。”并建议将中国国号改称“中华”。⑦ 值得注意的是，本摺为康有为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所奏，他所提倡的“以定国是而一人心、强中国”，和将国号改为“中华”与孙中山稍前所提的“振兴中华”目标及后来的“中华民国”的国号是一致的。同时，他提请光绪帝留意欧美的“民族之治，凡语言政俗，同为国民，务合一之”，⑧ 明显也是以将全体国民塑为同一民族为宗旨的民族主义思想倾向。一般而言，民族认同的直观表现是对统一族称的认可，中华民族认同也如此。康有为在对清廷的上书中已隐含了这一意思：应“删除满汉名字籍贯，而正定国名，即永名中华国，上自国书、官书莫不从同，自满、汉及蒙、回、藏既同建一国，并当同为中华人，不得殊异，其满人并赐汉姓，俾合同而化，永泯猜疑，则团合大群以强中国，莫善于此”。⑨ 这里表述的五族“同建一国”，“同为中华人”，明显是与后来的中华民族概念相结合的。
梁启超是西方民族主义概念的最早传入者和阐发者，自1902年起便力倡“新民说”，意在培育国民的民主意识、人文素养、进取精神，从内在精神上强国兴邦、振兴民族。同时他反对“排满复仇”，提出“合汉、合满、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的主张。⑩ 这一思想也为国家层次上中华民族概念的产生做了铺垫。
“中华民族”一词于20世纪初年较多地出现于梁启超、章太炎等人的言论中，只是这时还更多的是“汉族”的同义词。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的封建专制体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实现了维新派和革命派以“中华”为国号的共同理想，也为“中华民族”概念的流行和涵义的扩展开拓了政治空间。随着推翻清朝统治革命任务的完成和维护国家统一的需要，民国建立之初的孙中山马上提出了“合汉、满、蒙、回、藏五族国民，合一炉以冶之，成为一大民族”(11) 的主张，同时将表示“五族共和”的五色旗作为新政权的国旗。于是，建立在国家统一基础之上容纳中国各民族的“中华民族”观念正式出现。然而在其晚年，孙中山又提出了“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的“国族”理论。他极力推崇美国的民族融合模式，建议“仿美利坚民族底规模，将汉族改为中华民族，组成一个完全的民族国家，与美国同为东西半球二大民族主义的国家”。(12) 这就将“中华民族”演绎为以汉族为核心的，需要对各民族加以同化才能完成的正在建设中的“国族”。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继承了孙中山民族主义中的同化思想，直至后来提出了所谓中国各民族为同一民族之“宗族”的理论，遭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严厉批评。
将“中华民族”拖出同化论泥淖的主要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但它也经历了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其“二大”政治纲领中提出“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13) 其中的“中华民族”与“国际帝国主义”相对，明确为国家层次上的民族概念；1925年中国共产党在其“四大”《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决议案》中，批判了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民族运动，将“中国以大中华民族口号同化蒙藏等藩属”的政策视为“世界革命运动中之反动行为”。(14) 这都表明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与基于民族同化思想的中华民族观划清了界限。但同时期党的文献在使用“中国民族”或“中华民族”概念时又常与“少数民族”相并列，这又说明党对“中华民族”的理解还不够明确或自觉。
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迫近和中日民族矛盾的加剧，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的使用渐次增多，而且多用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语境之中。1934年由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讲到：“中国人民只有自己起来救自己——中国人民唯一自救和救国的方法，就是大家起来武装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就是中华民族武装自己。”(15) 这里的“中华民族”被明确地作为“中国人民”的同义语。1938年11月6日，《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中提出了“全中华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其中的“全中华民族”或“中华各民族”标注为“汉、满、蒙、回、藏、苗、瑶、夷、番等”。(16) 而1939年由八路军政治部所编的政治课本中更明确写到：“中国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组成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包括汉、满、蒙、回、藏、苗、瑶、番、黎、夷等几十个民族，是世界上最勤苦耐劳，最爱和平的民族。”“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之总称，四万万五千万人民是共同祖国的同胞，是生死存亡利害一致的。”(17) 至此，摆脱同化论和大汉族主义的中华民族概念完全自觉了。
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民族”概念的这一使用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平等原则，对团结各民族人民完成民主革命，乃至后来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都产生了巨大的凝聚作用。而在此基础上的中华民族认同也更加深入人心。应该说，自“中华民族”概念出现以后，不论是基于同化论还是基于民族平等原则，也都得到了少数民族不同程度的认可。辛亥革命之后，外蒙古在沙俄策动下谋求独立，而爱国的蒙古王公则力陈“汉蒙久成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坚决反对分裂。(18) 20世纪30年代以后，日本的侵略促进了中华民族认同的巩固和深化，各少数民族普遍将自己置入“中华民族”的范畴之内。1933年，企图策划内蒙古独立的德王(德穆楚克栋鲁布)在其制定的《内蒙古自治政府组织大纲》和要求“高度自治”的通电中，称“蒙古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将因日本的侵略导致国土沦陷称为“我中华民族之奇耻大辱”。(19) 尽管此言意在掩人耳目，但却透露出“中华民族”意识在内蒙古地区的强大影响。1936年，在西康甘孜县建立的藏族自治政权称为“中华苏维埃博巴自治政府”，而当年豫海县回民自治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在其“召集豫海县回民自治代表大会通电”中则呼吁：“为我大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奋斗到底。”(20) 这都是当时少数民族认同中华民族的具体反映。由于我国是一个汉族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多民族国家，故少数民族对各民族统一体的中华民族的认可态度对检验全国民众的民族认同就有着更实际的意义。
中国的历史走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其后又经过了抗美援朝和对外自卫反击战以及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这些伴随着中华民族的解放和振兴，不断磨砺中华民族精神的风雨历程，一步步地巩固了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认同。
三、民族政治核心与社会主导意识的历史选择
1.中华民族政治核心的选择和确立。民族政治核心即是能够团结全民族的政治集团，而在现代社会一般就是处于执政地位的政党和政府。近代以来的中国经历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曲折发展，而中华民族政治核心的选择和确立始终是这一历程的中心环节。
19世纪末，内外交困的清朝统治风雨飘摇，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代表的维新派率先展示了自己的政治抱负。他们发动了卓有成效的思想动员，屡次策动“公车上书”，力陈自己的政治主张，继而在光绪皇帝支持下发动了“百日维新”。在自1898年6月11日至9月21日103天的时间里，他们从政治、经济到军事、文教推出了一整套资本主义性质的改良“新政”，并一度入朝参政，创造了维新派主导中国政治的辉煌。然而变法维新很快失败了。代表旧势力的慈禧后党以囚禁光绪帝，逐杀维新派领袖和废除新政的全胜结局完结了维新派的政治尝试。维新派的失败在于社会基础的薄弱。他们所倚重的光绪皇帝势单力薄，同时远离人民大众。
1894年孙中山创立兴中会标志着资产阶级革命派走向历史舞台。11年之后，由兴中会和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结盟而成的中国同盟会成为中国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这个党推孙中山为总理，以“三民主义”为旗帜，一度代表了中国社会的新方向。他们不畏牺牲、前赴后继，以辛亥革命终结了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共和体制的“中华民国”。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形式规定“中华民国的主权，属于全体国民”，确立了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同时颁布了其他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教育发展的政策法令。辛亥革命及其“中华民国”，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中华民族奉献的最可贵的政治遗产。孙中山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至少在20世纪前20年的时间内，他所领导的政治力量代表着中华民族的希望。但由于革命阵营内部的涣散和帝国主义的挤压，他们最终没能成为主导中国政治的核心力量。
袁世凯是中国由君主专制向共和体制转换过程中的过渡性人物。其后，由袁世凯营造的北洋军阀各方势力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叠次表演。政局混乱伴随的军阀混战使得生灵涂炭、民不聊生。这种为人民带来无穷灾难的政治集团是根本无法为全民族所认同的。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以镇压革命起家。1927年他们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口称继承孙中山的遗志，以实现“三民主义”为己任，但实质上代表的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在国内实行的是具有封建法西斯专制性质的“党国”体制。出于民族意识，也出于自身的阶级利益，这个集团曾与中国共产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式共同领导了抵抗日本侵略的全民族抗战。但它反共、反人民立场的顽固坚持，使它对中国较长时期统治以及抗日战争赢得的声誉并未换来人民的认可，中华民族政治核心的地位始终没有得到确立。
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无产阶级政党。他们领导的革命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代表着社会发展的方向；同时，他们又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能够与农民阶级结为同盟，这就使它具有了最广泛的社会基础。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不失时机地调整策略实现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集中全民族的力量同日本帝国主义展开了一场生死之战。正是中国共产党对全民族卓有成效的动员、组织和领导才保证了这场战争的胜利，而它在危亡时刻表现出的民族大义和牺牲精神也赢得了人民的衷心拥戴。抗战胜利之后，它又及时地将蒋介石集团强加在人民头上的内战变成了最终推翻其统治的人民解放战争。随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了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的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也宣告了100多年来中华民族丧权辱国时代的结束。
与民主革命道路的探索一样，对中国社会主义的道路该怎样走，中国共产党也历经了艰难的探索过程。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逐步明确起来。这是一条既坚持社会主义，又实事求是，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正确路线。短短二十多年的发展便已使中华民族彻底摆脱了贫弱，实现了近代以来几代中国人富民强国的梦想。
2.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的选择。政治核心的选择本质上是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同时也即是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的选择。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在将儒学理论打倒在地的同时，也将自由主义、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无政府主义和乡村建设理论等推向历史前台。这些思想流派相互进行了激烈的理论争辩，都力图用自己的政治主张改造中国社会，但真正得到历史检验的是自由主义、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自由主义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主导理论体系。19世纪末，严复的《论世变之亟》、《原强》等文章率先将自由主义引入中国，并为谭嗣同和梁启超等进一步发挥，同时付诸于维新变法的实践。新文化和五四运动期间，陈独秀、胡适、蔡元培等人将自由主义大大彰显开来，使其成为思想界的主流。他们提倡政治民主，个性解放，抨击专制统治，极大地动摇了传统意识形态在中国的统治。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的严重对峙为自由主义的回潮提供了契机。以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和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试图在国共两党之间寻求一个“中间路线”或“第三条道路”，梦想在中国建立一个以“中间”力量为主体的政府，实践他们的民主蓝图。但国民党的严厉镇压打破了中间派的幻想，迫使他们在两种政治立场之间做出选择。于是随着他们政治立场的分化，中国自由主义的政治理想彻底破灭。
以所谓“民族”、“民权”、“民生”为内容的三民主义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的精华。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创立是三民主义的成功实践，但革命成果的丢失和以北洋军阀政府为代表的专制统治的重建却证明了这一理论的缺憾。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完成了孙中山旧三民主义向新三民主义的转变，为国共合作基础上的中国革命高潮以及后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创造了前提。然而孙中山逝世以后，执掌国民党政权的蒋介石集团对三民主义做了歪曲性的继承。他们把其中的民族主义变成了依赖外国、大汉族主义和恢复封建道统，把民权主义变成了一党专政和“一个领袖”的专制集权，把民生主义变成了维护地主土地所有制、发展官僚资本和摧残民族资本。因此，这一理论随着国民党政权的垮台也便破产了。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孕育了中国共产党。在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深刻认识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创立了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新中国建立以后，党领导国家胜利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发展了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197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全党工作中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和改革开放，逐步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及其与之相应的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中国共产党执政于中国，是历史的选择，各民族人民接受它的领导，自觉维护它的执政党地位就是对它作为民族政治核心的具体认同；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也便选择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因为这种思想体系代表了社会发展的方向，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凝聚着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而当中国历史完成这些选择的时候，中华民族的主导意识形态和政治核心也便实现了更新和重构。
四、中华民族内部聚合力的整合及基础的更新
除了以民族认同、政治核心和主导意识形态认同为内容的民族向心力之外，民族凝聚力的另一个要素即是民族内部的聚合力。因此，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更新和重构也必然表现在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的博弈与整合，阶级、民族和其他社会群体之间冲突的消弭和利益的协调上。而这种内部要素的统合和协调也与民族向心力的形成同步，都是在中国的民主革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整体社会发展中逐步实现的。
1.政治统一的推进。政治统一是实现民族内部聚合的前提。因而消除割据和分裂也便成为提高民族内部聚合力的首要内容。辛亥革命之后的北洋军阀首开军阀割据之先河。他们对外出卖民族利益，对内搜刮无度、祸国殃民、混战连年不息。(21) 北洋政府的军阀统治为第一次国共合作带来的革命高潮和北伐战争所颠覆。蒋介石靠对革命力量的镇压和国民党内部矛盾的利用，于1928年取得了国民党的“领袖”地位和全国政权，并经过两年的征战击败了各路“新军阀”，但全国的政治统一并未实现。这种局面随着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便彻底完结了。新中国的建立不仅消除了军阀割据，巩固了边疆，而且随着国力的增强完成了香港和澳门的回归。这使中华民族内部的聚合力得到空前提升。
2.阶级对立的消除。以阶级对立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分化是离散民族聚合力的社会根源，因而消除阶级对立就成为增强内部聚合力的根本条件。旧中国是一个阶级对立十分尖锐的社会。毛泽东曾按经济地位和对于革命的态度把旧中国的各阶级划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中产阶级(主要指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如自耕农、手工业者、小知识阶层)、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和半游民无产者。这其中，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附属于帝国主义，代表最落后、最反动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的剥削者和压迫者，而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游民无产者和部分小资产阶级则是社会的受压迫者。他们与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构成两种对立的阶级。(22) 但是，自30年代开始，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格局的变化，国民党统治集团中又形成了一个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新的官僚资产阶级，成为与全国各劳动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普遍对立的阶级力量。于是，除了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之外，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中华民族内部阶级对立的主要内容。沉重的阶级压迫必然导致强烈的阶级反抗。据研究，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1950年大陆解放的29年间，全国有记录的革命起义有近千次。其中有中国共产党发动领导的，也有广大群众自发的；既有几十万人的大起义，也有千百人乃至几十人的小起义。(23) 这是劳苦大众对阶级压迫的激烈反抗，也是中国社会分裂的直观反映。
中国民主革命的完成彻底推翻了帝国主义的统治，也从经济基础上消除了阶级对立的根源。还在解放战争进行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就在解放区领导了旨在铲除封建制度的土地改革运动。新中国建立后，1949年至1956年间，经过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的阶级结构随同经济基础的变革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被剥夺，农民和其他个体劳动者变成了集体劳动者，工人阶级成了国家的领导力量。这种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消灭了阶级，消灭了剥削制度，也消除了阶级对立和社会分裂的经济基础。
但是，由于“左”的错误思想指导，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中国社会本已得到消灭的阶级对立又被人为地发掘出来、扩大开来。1957年的“反右”、1962年以后对阶级斗争的强调，直至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的阶级意识和人为的“阶级斗争”放大到极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彻底丢弃了人为的阶级对立，旧的阶级痕迹逐步被消弭，但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和社会分配差距的拉大，新的社会分化又不可遏制地在中国呈现出来。这些分化虽然基本是以职业和行业为基础，但其中财富和其他社会资源占有上的不均衡是十分明显的。历史上“左”的错误曾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造成了极大损害，现有的社会分配不均也将是影响新时期中国社会稳定的重大因素。然而，“左”倾错误导致的社会对立毕竟是一种人为的政治分野，它缺乏阶级对立必要的经济基础，所以一旦“左”的错误结束，这种人为的对立也便结束了，并没有导致中国社会更大的分化；改革开放以后贫富差距的拉大一定程度上是我国实现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必然过程，因此，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和物质条件的具备，先富帮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目标便会凸现出来。它们都和新中国建立之前的阶级对立有着本质的区别，不足以从根本上动摇已经得到弥合的中华民族的内部聚合力。
3.民族关系的改善。中国的多民族的国情，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决定了民族关系在中华民族聚合力的构成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不断增强是与民族关系的整体性改善同步推进的，而主导这种改善的基本理念则是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
孙中山民族主义的两大内容之一是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辛亥革命之后由他主持颁布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称：“中华民国，由中华人组织之。……“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24) 尽管这部临时宪法未能得到落实，但无论是当时的袁世凯，还是他之后的北洋军阀各届政府，都没能在他们制定的“宪法”和其他正式文件中改变这一原则。蒋介石执掌政权以后口称奉行三民主义，因而也始终声称各民族团结平等。1929年国民党“三大”通过的《对于政治报告之决议案》中讲到：“本党致力国民革命，即以实现之三民主义为唯一目的，则吾人对于蒙古、西藏及新疆边省，舍实现三民主义外实无第二要求。”“今幸军阀之恶势力已被摧毁，中国境内之民族，应以互相亲爱、一切团结于三民主义之下，为达到完全排除外来帝国主义目的之唯一途径。诚以本党之三民主义，于民族主义上，乃求汉、满、蒙、回、藏人民密切的团结，成一强固有力之国族，对外争国际平等之地位。”(25) 而在其后的国民党文献中也屡屡强调“加强国内各民族团结”，“汉、满、蒙、回、藏各地同胞一致团结，以御外侮而奠国基”。1945年5月18日国民党“六大”还通过了一项“根据三民主义政纲明确承认各民族之民族地位予以应得之权利案”。(26) 这说明，自辛亥革命后，随着民主、自由、平等和共和等进步思想的深入人心，即便在实际奉行不平等政策的旧中国，占据中心政治舞台的各派政治势力也已将民族平等和团结奉为自己的口号了。
然而，由于大民族主义思想的支配和阶级属性的制约，无论是北洋军阀政府，还是国民党政权，都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民族平等和团结，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和实践。
早在1931年11月，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就规定，在苏维埃政权范围内，不分民族和宗教信仰，在苏维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中华苏维埃的任务就是“要努力帮助这些弱小民族脱离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王公、喇嘛、土司等的压迫统治，而得到完全的自由自主。”(27) 依据这一原则，中国共产党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实现民族平等进行了长期的探索性实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全面制定和实施了旨在实现民族平等、促进民族团结的各项政策，通过民族区域自治和其他一系列措施，从法律和政治上确立了少数民族的平等地位，贯彻“慎重稳进”的方针，废除了压迫少数民族的各种剥削制度，使处于不同阶段的少数民族实现了社会发展阶段上的伟大跨越。这些工作使少数民族经济上得到了翻身、政治上得到了解放，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种民族矛盾、仇怨和隔阂逐步化解，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得以确立。
“左”的错误曾给我国的民族关系造成伤害，但没有动摇平等、团结的基础。于是，改革开放以后，经过拨乱反正，民族工作便迅速走上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健康之路。经过20多年的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文教、科技、卫生、体育等全面发展，与全国其他地区一道，人民生活总体上步入小康水平。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巨大发展重新造就了民族团结、国家稳定的良好局面。
4.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奠定了中华民族内部聚合力的牢固基础。除了政治统一逐步推进，阶级对抗得到消除，民族关系不断改善之外，20世纪以来中华民族内部聚合力得以增强的最大因素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因为经济关系是最根本的社会关系，现代经济的高度社会化和一体化是民族内部聚合力最牢固的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通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公有经济成为中国经济的主体。尽管这种经济一度有着超前和僵化的弊端，但却通过“计划”将中国社会的不同局部有力地连通了起来，大大推进了中国的社会化进程。研究表明：新中国建立初期，伴随着资源开发、新工业基地建设和垦荒移民等，中国的人口迁移十分活跃，平均迁移率在40％左右。1954年到1957年四年间，人口迁移总数约2.05亿，平均年迁移总人数为5100多万。东北、西北、华中、华北等工业基地的筹建或扩大都带动了大批工人、科技人员及家属从东部沿海向这些地区的流动。20世纪50年代甘肃省净迁入127.55万人，年均迁入12.7万人；北京市1950—1957年净迁入87万多人，年均迁入27.1万人；而黑龙江1952—1958年间由外省移入的垦荒人口为63，690户、379，755人。(28) 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中国各地的一体化更加深入。地区之间、民族之间、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广泛流动使得任何封闭都变得不可能。2005年的人口抽查数据显示，当年年底中国的流动人口已达1.47亿。随着全国范围的人口大流动，各民族人口在地域上的分布不断扩展。2000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拥有民族成分的平均值为53.87个，占56个民族的96.2％；全国拥有56个民族成分的省、市、自治区已达11个。(29) 这说明，中国民族格局中的“大杂居”状态更为突出，“小聚居”状态却很难维持了；同时也说明，中国各地区各民族已被市场经济愈来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世界范围内迅速推进的“全球化”在国内则首先表现为“一体化”。这是中华民族传统凝聚力向现代凝聚力转化中的最根本的重构。
五、成就、缺失和问题的检省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更新和重构建立在两个大的时代背景之上：一是中国社会的根本性改造，包括推翻帝国主义的外来压迫和旧的社会制度，也包括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新的社会重建；二是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发轫于西方的现代民族理念的传布，依此国家与民族命运联系起来，中国人民在“中华民族”层次上自觉起来。正是有这两个背景，中国的社会改造和中华民族的解放和振兴便融为一体，中华民族凝聚力就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一种对应状态了。
20世纪以来，中华民族凝聚力得到集中展现的历史时段是：五四运动至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新中国建立至20世纪50年代中前期、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其中反映出的是：历史愈往后发展，中华民族凝聚力包容的社会层面愈广泛，具有的物质基础愈雄厚，体现的民族利益愈一致，民族凝聚力的状态愈强固。这是和这种凝聚力所赖以支撑的中国社会的进步相一致的，也说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更新和重构是成功的。能在如此大的国土，如此多的民族，如此复杂的社会构成，如此落后的经济基础，尤其是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人口的国家内建立起这样一种凝聚力，不啻为民族国家建设史上最辉煌的成就。
然而，毕竟中华民族所处的国度太大、发展太不平衡、内外环境太复杂，这便决定了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更新和重构始终是一个十分艰苦的过程，现有的凝聚力状况也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和缺失，对此我们应有深刻的检省和清醒的认识。
1.国家统一尚未完成，民族分裂还是一种现实的威胁。台湾问题原本为中国国内政治新旧演替的遗存，但由于外国势力的干预和岛内政治环境的改变，“台独”势力的发展已严重威胁到我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台湾问题的存在，使台湾与大陆政治上离心，文化和心理上隔阂，与中华民族整体渐行渐远。这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肘腋之患。少数民族和汉族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而以“藏独”、“东突”为代表的民族分裂主义藉口少数民族“自决”和“独立”向中华民族的统一性进行挑战。他们得到了国际反华势力的纵容和支持，在离散中华民族凝聚力方面同样有着极大的危害。
2.民族向心力中的民族认同、政治核心和主导意识形态认同仍存在一定的分歧和不和谐。毋庸讳言，由于“台独”势力“去中国化”的长期经营，台湾民众的中国意识或中华民族认同受到严重损害，而他们与基于“一国两制”而回归的港澳同胞的政治认同和意识形态认同也与大陆民众有着较大的分歧。此外，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虽已是大陆的主导意识形态，但它本身还存在一个从政治意识形态向更广泛的社会意识层面扩展以及对中国传统意识形态批判性继承的问题。以儒学理论为核心的传统意识形态不代表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但却应是新的主导意识形态的文化底色和民族根基。这些问题虽然得到了关注，但尚不能说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与此相关，新的社会发展也对作为民族政治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政府的执政方式和能力提出了挑战：中国共产党必须不断扩大和巩固自己的执政基础、改进自己的执政方式、提升自己的执政能力才能够适应新形势的要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标志着党在此问题认识上的自觉，但政治核心地位的是否巩固还需经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严峻考验。
3.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分化正对民族聚合力形成严重冲击。市场经济有造就“民族经济”一体化的强大功能，也有分化社会、孕育矛盾的巨大作用。如今，市场经济的这两种作用都得到了充分发挥：一方面，中国社会的一体化程度前所未有地提高了；另一方面，国内的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民族之间以及阶层之间的发展差距、利益矛盾明晰地呈现出来了。现今的中国正处于发展的“黄金期”，同时也处于各种矛盾的“凸现期”、“高发期”，已被中国革命所消弭的社会分化和对立正以多种新的形态出现。利益分割和社会不公制造了社会对立、激化着社会矛盾，也严重地浸蚀着民族凝聚力。
4.日益深入的全球化也对民族凝聚力的增强形成掣肘。全球化是突破国界的物质流动、文化传播和资源配置，而民族凝聚力的构建是基于国界的“民族建设”，(30) 前者体现的是“全球性”，后者则是一种“现代性”，二者的冲突是必然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的加速推进是在同一个时段内，因此，在中华民族凝聚力随国力增强而增强的同时，全球化也对这种增强形成着制约。这种制约包括不断增加的国际规则和组织对国家权力的分解，分裂主义的内外渗透对国家统一和稳定的威胁，以西方文化为主的外来文化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侵蚀，也包括我们民族内部在外来影响面前爱国意识和民族精神的涣散。全球化是一种不可回避的社会发展进程，它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掣肘和制约将是长期的。
综观上述，20世纪以来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更新和重构是成功的，但尚不能说已经完结，它的缺失和存在的问题仍是需要我们长期应对的挑战。
注释：
①[英]汤因比、[日]池田大作著，荀春生、朱继征、陈国梁译：《展望二十一世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94页。
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7页。
③沈大德、吴廷嘉：《黄土板结——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探析》，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7页。
④孙中山：《民族主义》，孙中山：《三民主义》，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5页。
⑤余一：《民族主义论》，《浙江潮》第1期，1903年。转引自张丹、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时间时论选集》(第一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485页。
⑥孙中山：《檀香山兴中会成立宣言》，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5页。
⑦参见康有为：《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摺》，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37、240页。
⑧康有为：《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摺》，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第237页。
⑨康有为：《海外亚美欧非澳五洲二百埠中华宪政会侨民公上请愿书》，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11页。
⑩参见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范忠侦选编：《梁启超法学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5页。
(11)孙中山：《五族国民合进会启》，黄彦、李伯新编：《孙中山藏档选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00页。
(12)孙中山：《三民主义之具体办法》，孙中山：《三民主义》，第261页。
(13)《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7页。
(14)《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决议案》，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32页。
(15)《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218页。
(16)《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608页。
(17)《抗日战士政治课本》，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807、808页。
(18)参见林家有：《辛亥革命与少数民族》，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1页(引《西盟会议始末记》，《民国经世文摘》第18册，第15—16页)。
(19)蒙藏委员会档案：《德王为组织内蒙自治政府实行自治致中央执行委员会通电》，[日]池田诚编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编研部译：《抗日战争与中国民众——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第186页。
(20)《豫海县回民自治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召集豫海县回民自治大会代表大会通电》，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524页。
(21)参见李新等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9页。
(22)参见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页。
(23)参见张东辉等：《中国革命起义全录》，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2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二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6页。
(25)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646页。
(26)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646页。
(27)《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166页。
(28)参见李立志：《变迁与重建：1949—1956年的中国社会》，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7—21页。
(29)参见周方：《解读“五普”的少数民族人口》，《中国民族》2003年第9期。
(30)“民族建设”(nation-building)，民族学和政治学术语，或称“民族构建”、“民族国家建设”等。它依从民族主义原则，用来指一个国家内部走向一体化，并使其国民成为一个“民族(nation)”的过程。参见拙文：《论民族建设》，《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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