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以降环太湖区域的文学艺术变迁，一个值得深入关注的学术领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太湖论文,文学艺术论文,区域论文,学术论文,领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举世无匹的文学艺术渊薮
环太湖区域，中国版图“胸膛”上的一个浅碟形地带，明清以降大多数学者眼中的“江南”，由于自然、人文、时代条件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早在中唐就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宋代就成为中国的文化中心。进入明代以后，在长期背负“江南重赋”的沉重国家责任的情况下，这里并没有出现“塌陷”，却发生一系列深刻的经济社会变动，开始新的崛起：中晚明以降，这里成为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早萌芽的沃壤，成为中国最先从农业社会走向工商业社会，开始城镇化发展的地区，并凭借“湖丝衣天下”的独特优势，成为明清中国最大最重要的对外贸易基地；在近代内忧外患的风雨洗礼之下，这里又成为中国民族工业的摇篮，一大批“湖商”、“苏商”崛起为纵横上海的风云人物；改革开放以后这里又成为新中国最大的工业基地——沪宁杭工业基地的腹地，成为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典范和未来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之一长三角地区的心脏。在经济社会发生一系列深刻变化的背景下，环太湖区域的文化同样发生一系列从古代世界走向近现代世界的变迁。在近五百年来的中国历史与文化史、文学艺术史上，环太湖区域是最为独特的一个存在。
晚明以来环太湖区域文学艺术在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的地位，其他任何区域无可匹敌。如就传统的抒情文体词来说，张仲谋先生的《明词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第五章《明代后期词坛（隆庆——万历时期）》，前四节分节专论4大词家，分别是太仓王世贞、华亭施绍莘、归安茅维、上元易震吉，均环布于太湖周边；第五节合论的9位词人中华亭陈继儒、嘉善潘炳孚、仁和卓人月与高濂等4人亦为环太湖区域作家，这就是说，明后期全部4位最重要的词家和接近一半其他重要作家都来自环太湖区域。第六章《明代女性词人》第一节表列整个明代（主要是晚明）49位名媛词人中，属于无锡、吴县、长洲、吴江、常熟、华亭、嘉兴、湖州、钱塘等环太湖区域的女词人有36人；第二节专论唯一家族女性词人群，为吴江沈宜修一门母女姑妗4人；第三节合论的7位女词人中苏州吴绡、吴县徐媛、云间王凤娴等3人，亦为环太湖区域作家，这就是说，明代晚期环太湖区域集中全国一大半的女词人。第七章《明词的光辉终结》第一节专论之华亭陈子龙，第二、第三节合论7位词家中夏完淳为华亭人，吴易为吴江人，汤穿楹为吴县人，陆宏定、陆嘉淑为海宁人，这就是说，代表明词光辉终结的全国8位词人中6位都来自环太湖区域。严迪昌《清词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第一编《清初词坛与词风的多元嬗变》，所举两大词派（云间词派、柳洲词派）和两大词人群之一的毗陵词人群均环列太湖周边；第二编《“阳羡”、“浙西”二派先后崛起和清词“中兴”期诸大家》论述标志清词中兴的两大词派，完全隔太湖而东西相望；第三编《清代中叶词风的流变》考察焦点亦几乎全部局限于环太湖区域；第四编《常州词派和晚近词坛》所标举嘉、道年间最大词派和晚近以来大多数词家如武进汤贻汾、江阴蒋春霖、宝山蒋敦复、秀水周闲、海盐黄燮清、海宁王国维、仁和龚自珍与谭献、钱塘项鸿祚与张景祁、归安朱孝藏等，也都来自环太湖区域；第五编《清代妇女词史略》列入章节名的6位女词人中，吴县徐灿、无锡顾贞立、金坛贺双卿、仁和吴藻等4位女词人都来自环太湖区域。从两部词史著作足见，在晚明以来四百多年的中国词史上，区区环太湖区域居然占据了全国词史差不多七八成的分量！类似的情形也出现在其他文体或艺术形式中。如以诗来说，朱则杰《清诗史》（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为单个诗人列专章论述的诗人7位，常熟钱谦益、太仓吴伟业、华亭陈子龙、秀水朱彝尊、仁和龚自珍、钱塘袁枚等6位均来自环太湖区域；名字列入专节标题的其他诗人26位，阳湖赵翼、武进黄景仁、长洲沈德潜、昆山顾炎武、秀水钱载、王昙、海宁查慎行、钱塘厉鄂等8位亦来自环太湖区域。刘世南《清诗流派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专章论述的单个诗人仅昆山顾炎武与仁和龚自珍两人，均来自环太湖区域；专章论述的诗派有19个，虞山诗派、娄东诗派、秀水诗派、格调派、性灵派、浙派、常州诗派等7大诗派均开创于环太湖区域，清初宗宋派和晚清同光体、诗界革命派等3诗派的相当部分健将也来自环太湖区域。再就中晚明以来极为兴盛的叙事文体传奇戏曲来说，郭英德《明清传奇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第一编考察16世纪传奇文体的确立，全国出现四大声腔和三大里程碑作品，海盐腔、昆山腔等两大声腔均首创于环太湖地区，昆山梁辰鱼《浣纱记》、太仓王世贞《鸣凤记》等两大作品亦均出于环太湖作家之手，名字列入该编该时期节标题的所有4位其他重要作家，即长洲陆采与张凤翼、昆山郑若庸、钱塘高濂亦全部来自环太湖地区；第二编考察16世纪末到17世纪中期初传奇的风行，浓墨重彩描述的全国两大传奇流派之一就是沈璟所开创的吴江派，其他不少重要作家如宜兴吴炳、秀水范世彦也来自环太湖区域；第三编考察17世纪中期到18世纪初传奇的繁盛，专章论述的唯一流派即太湖东岸以李玉为代表的苏州派，合章论述的两大作家作品之一是太湖南岸的洪昇《长生殿》，另一专章论述的作家李渔一生亦主要活动于环太湖区域，其他多数主要传奇作家亦来自环太湖区域，如宜兴万树、无锡薛旦、常熟嵇永仁、长洲尤侗、太仓吴伟业、华亭周稚廉、仁和范希哲等；第四编论述18世纪初以降传奇的衰微和向地方戏的转化，唯一专节论述的作品是松江黄图班的《雷峰塔》，唯一专节论述的剧种改革是起源于昆山腔的昆剧。再以此一时期同样兴盛的小说来说，许振东《17世纪白话小说的创作与传播——以苏州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通过对17世纪白话小说的全面考察提出，凭借冯梦龙、金圣叹、袁于令、毛宗岗乃至钱谦益、吴伟业等人物的贡献，苏州地区白话小说创作与传播在17世纪我国白话小说发展中居于“轴心地位”，对白话小说文人化特色的形成乃至《红楼梦》的出现都发挥了深刻的影响。这说的是17世纪的苏州。如果扩大到整个环太湖区域，将湖州凌濛初、董说、陈忱等小说家纳入视野；并延伸到晚清，将晚清四大谴责小说家中的三大小说家常熟曾朴、武进李宝嘉、丹徒刘鹗等也列为考察对象，可以说，晚明以来环太湖区域在我国白话小说发展中同样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再就书画艺术而言，16世纪初环太湖区域出现的吴门画派前后有二百五十年左右的发展史，成为中晚明以来中国绘画史上影响最深远的绘画流派；17世纪环太湖区域又出现以董其昌为代表的华亭派、以王时敏等“四王”为代表的吴中派、以蓝瑛代表的武林派等争奇斗艳的各种流派，促使传统绘画艺术不断推陈出新。总之，在晚明以降的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环太湖区域占据极大的分量，堪称全国的首善之区，举世无匹的文学艺术渊薮。
二、亟待填补的重要学术空白
有关环太湖区域文学艺术比较自觉的研究，发轫于上个世纪90年代，与经济建设上以浦东开发为龙头的长三角地区的新一轮崛起几乎同步；从那以来经历了一个逐渐深入和拓展的学术演进过程和研究的自觉意识不断积累过程，为新的宏观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学术资源。
发轫期比较突出的学术事件有二：一是苏州大学一批学者1992年率先成立太湖历史文化研究会，并与《苏州大学学报》编辑部合作，于该年12月编辑出版苏大学报《太湖历史文化研究专辑》，其中有多篇论文属文学艺术研究，可以说，在全国学术界率先打出了“太湖历史文化研究”、“太湖文学艺术研究”旗号。但仔细核案该辑论文和苏州太湖历史文化研究会陆续出版的《太湖文化研究》论文集、《太湖历史文化研究》辑刊以及《苏州大学学报》相关专栏中的众多论文，所论却并未走出苏州，并无从环太湖区域整体角度进行的宏观研究，故“太湖历史文化研究”、“太湖文学艺术研究”之旗号实即“苏州历史文化研究”、“苏州文学艺术研究”之别名，真正的“环太湖地区文学艺术”意识还未形成。二是1995年在上海举行的海峡两岸词学讨论会上，著名词学研究专家、浙江大学吴熊和先生为揭示词的创作、研究与地域文化的关系，首次明确提出“环太湖文化区”的概念，获得多数与会学者的认同，紧接着，吴熊和先生又在台湾《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7卷第4期(1997)的词学专栏发表《柳洲词选与柳洲词派——明清之际词派研究之一》、《西陵词选与西陵词派——明清之际词派研究之二》两篇重要论文，在力倡“清词之盛，肇于明末”之说的同时，用比较信实的材料指出，清初词派大多产生于环太湖区域，向海内外词学界揭示了一个长期存在却未曾引起注意的现象。在吴先生研究成果的影响之下，湖州学者盛佩孚等人发表《重视开辟环太湖词家旅游风景圈》（《江南论坛》，1998年第7期）一文，将环太湖区域的词风从明清之际上溯到两宋时期，并提出将环太湖区域词学遗产开发为旅游文化产业资源的建议；上海师范大学彭孟兴先生发表《明清太湖地区文化发展刍议》（《史林》，1999年第1期）一文，系统地考察了明清太湖地区的诗歌、书画和通俗文化的发展以及太湖地区文化发展的前提，差不多可以看作是对吴先生所提“环太湖文化区”概念的一次阐释。“环太湖区域文学艺术”的自觉意识，就这样在“环太湖区域的词”和“环太湖区域的文化”的结合中得以产生。
进入21世纪来的近十年，是有关环太湖区域文学艺术研究的继续拓展、深化期，研究的自觉意识也仍在继续积累中。学术研究的拓展、深化体现在多个方面。例如，李延贺先生在《王世贞及其反对者：关于晚明戏曲批评范式的建立》（《中华戏曲》第24辑，2000年6月出版）一文中考察指出，晚明时代，“无论是创作、表演，还是批评上的主流声音，都来自吴中”，晚明戏曲创作风格和地域均被吴中所论断；他笔下的“吴中”即太湖区域，晚明时代环太湖区域乌程、宜兴、苏州等城市在文化、经济上的联系，已经突破行政地理上的分割。张仲谋先生在《近古诗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中分析明代女性文学家的籍贯分布指出，“从地域分布来看，明代女词人多集中在江、浙二省。如果打破省的行政区划，我们还会看到一个女词人更为集中的文化区域，那就是苏州、吴江、松江、嘉兴一带”，这为吴熊和先生尝试性提出的“环太湖文化区”概念提供又一重要佐证。沈松勤先生发表《明清之际太湖流域郡邑词派述论》（《文学评论》2007年第2期）一文，对吴熊和先生“清初词派大多产生于环太湖区域”的观点进行全新论证，全面地梳理了“太湖流域的郡邑词派”存在，并深入广阔的区域文化空间和生生不息的词史运动过程，揭橥17世纪中期太湖流域郡邑词派及其结集郡邑词选是唐宋以来少见的词学现象，是特定人文空间中形成的区域文学观念、乡邦情结与时代心理相互作用的结果，在中国词史上发挥起废振衰，开创词学新局面的重大作用，并长期影响了清词的发展，在广度和深度上为环太湖区域文体研究和流派研究树立了典范。受此文影响，周明初先生发表《明清时期江南地区文学流派综论》（《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11期）一文指出，中国古代以地域命名的地域性文学流派基本出现于南方地区，尤其是明末清初才开始产生的自觉型地域性文学流派更是集中于以环太湖流域为核心的江南地区，这是中国古代经济、文化及文学重心南移的结果；江南地区自觉型地域性文学流派，除具有地域性文学流派的一般性特点外，还具有以诗文结社为依托，以当地望族为支撑，以一种文学样式为主同时诸体兼善，绵延的时间较长，有的演变为新的流派等特点。该文虽以“江南”为题，但所论处处以环太湖区域为焦点；所论流派不限于词，诗派、文派、曲派等均在论述之列；该文最后还分析了明清时期环太湖区域盛产文学流派的各种文化地理原因。这是一篇从流派角度比较全面地把握明清时期环太湖区域文学遗产，广度、深度兼具而以广度见长的力作。同样以江南为话题而视野实集中于环太湖区域，同样广度、深度兼具而颇见深度特色的研究还有邱江宁先生的专著《明清江南消费文化与文体演变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9）。该著把明清时代诗、文、小说等文体的演变与江南消费文化相联系，提出不少卓识。如指出以往的小说命题类同于列传，这与其将自身定位于补史之阙的位置有关；而消费文化介入之后的作品命名，往往以有效地吸引读者，激发他们的阅读愿望为目的，所以小说命题方式有了很大改变。
属于环太湖区域文学艺术范围，但没有自觉打出环太湖区域文学艺术研究旗号的研究则渊源甚早，成果甚多，它们从微观、个案和片块研究角度为新的宏观研究奠定了相当扎实的基础。以近二十年来而言，除了有关王世贞、归有光、归庄、顾炎武、钱谦益、吴伟业、朱彝尊、陈子龙、陈维崧、冯梦龙、凌濛初、董说、陈忱、沈璟、李玉、袁牧等等单个作家研究的大量论著外，包括：1)属环太湖区域某地与中晚明以来某种文体关系的研究，如许振东《17世纪白话小说的创作与传播——以苏州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有关苏州与白话小说文体独立的研究，刘勇强《西湖小说：城市个性和小说场景》（《文学遗产》2001年第1期）有关杭州西湖与话本小说题材内容的关联研究，顾聆森《略论“吴门曲派”》（《苏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有关明代以后苏州在好几个世纪里一直是全国戏曲活动的中心，吴门曲派的崛起和成熟为中国戏曲运动积蓄极大后劲的考察等。2)属晚明以来环太湖区域文学艺术流派或文学家集群的研究，如严迪昌《阳羡词派研究》（齐鲁书社，1993）、金一平《柳洲词派：一个独特的江南文人群体》（同济大学出版社，2002）、罗时进《虞山诗歌流派研究》（苏州大学2000年博士论文，钱仲联指导）、姚蓉《明末云间三子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李真瑜《吴江沈氏文学世家与明清文坛之联系》（《文学遗产》1999年第1期）、李玫《明清之际苏州作家群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戴庆钰《明清苏州名门才女群的崛起》（《苏州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许周鹣《论明清弹词文化与吴地妇女》（《苏州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等。3)有关环太湖区域某地文学艺术史的研究，如范培松等主编《苏州文学通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邱明正主编《上海文学通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沈善洪等主编《浙江文化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等。4)还有些论著则涉及明清环太湖区域文学艺术遗产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如凤媛《江南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罗昌智《新诗的碑纪：浙江诗人群与中国新诗的现代化》（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黄健《两浙作家与中国新文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等。
但迄今为止的海内外绝大多数研究或以宽泛的“江南”为视角，或以逼仄的某地某具体文学艺术现象为关注焦点，真正从环太湖区域角度的研究太少；即便有人从整体角度谈到环太湖区域文学艺术的重要性，大多也只是静态地观照，从现象上提请学界注意而已，并未对晚明以来环太湖区域文学艺术的变迁展开深入的考察；有关环太湖区域文学艺术变迁的逻辑过程、变迁的方向与实质内容以及变迁的文学艺术史地位等等，这些重大的关键性问题均付之阙如。
因此在总体上，有关晚明以来环太湖区域文学艺术变迁的研究，是学界亟待填补的一个重要学术空白。
三、应解答的基本学术命题
那么，应该如何对晚明以降环太湖区域的文学艺术变迁展开富有学理的研究呢？我们认为，需要解答以下几个基本的学术命题：
1.晚明以来环太湖区域文学艺术变迁的精神环境研究（文学艺术变迁的发生学研究）
“变迁”的第一含义是“发生”，因此，晚明以来环太湖区域文学艺术变迁研究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其发生学根源研究。晚明以来环太湖区域的文学艺术何以能在整个中国文学艺术史上占据高达四五成到七八成的分量？何以在相当程度上它代表了四百多年中国文学艺术的精华？我们认为，其中最根本的社会原因是资本主义萌芽所启动的工商业社会的出现和城镇化的持续发展；在经济基础变动的情况下，环太湖区域人口构成、人口精神活动状态、人口素质和人文精神都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就人口构成而言，工商业社会造成的财富积累效应与宋代以来的文化中心地位相加乘，使越来越多的人口从物质生产领域转移到精神文化领域，文人群体得以大量产生。根据有关学者的统计，明清两代全国共出状元203名，苏州一地就有34人，《中国大百科全书》所收明清32个城市的一流专家、学者、美术家等557名，苏州一地就有144人，其基础就在苏州文人群体的空前庞大。同时，工商业社会带来的城镇化把大量农业人口变成工商业人口，导致市民人口在全部人口中的比例亦不断上升。就人口精神活动状态、人口素质和区域人文精神而言，不断扩大的文化人口和不断壮大的市民人口导致区域人口总素质的不断提升，也导致区域人口的文化需求和文化消费不断增加，促使家族文人互动、文人结社、文人和市民之间的交融互动亦出现空前的频密态势，为满足区域人口精神需求的藏书、刻书、讲书（书院教育）、说书（民间说唱）等等现象亦空前活跃；人口素质的提升自然又带来区域人口自信心、责任感和创新意识的不断自觉，从而逐渐演变产生新的区域人文精神和区域人格。这是环太湖区域文学艺术演变的精神环境。因此，研究晚明以降环太湖区域的文学艺术变迁，首要的研究就是分析晚明以降环太湖区域精神环境的内在生态及其与特定时期文学艺术的关系，力图从“环太湖区域精神场”的特殊性来思考其文学艺术的发生。
2.晚明以来环太湖区域文学艺术的演变过程考察（文学艺术变迁的逻辑过程研究）
“变迁”的基本含义是“演变”、“变化”，因此，本课题研究的基本使命之一是研究晚明以来环太湖区域文学艺术的演变考察。其中又包括三大维度：首先是与经济政治因素紧密相关的时代演变。我们认为，从这个角度去看，晚明以来环太湖区域文学艺术的演变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等新经济因素出现、晚明国家政治思想控制逐渐解体的晚明八十多年大繁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从中衰走向恢复，满清贵族肆行民族压迫的清前期再度复兴；中国民族工业逐渐诞生，内忧外患和欧风美雨的冲击纷至沓来的晚清向现代的转型。其次是文学艺术兴盛体裁的演变。晚明以降环太湖区域的诗歌、散文、词、小说、戏曲、民间文学、书法、绘画等不同体裁的盛衰起伏并非总是同步。比如，万历间最兴盛的是戏曲，天启崇祯间最兴盛的是小说，明亡后最兴盛的是诗、词等等。为什么各种体裁的盛衰起伏有先有后？先后兴盛的文艺体裁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等等，非常值得研究。再次是文学艺术发展的区域内领先者和重心演变考察。一般而言，环太湖沿岸各地，太湖东岸的苏州一带总是居于开风气之先的地位，如冯梦龙在苏州刊行“三言”，凌濛初在湖州亦追随刊行“两拍”；但西岸、南岸的湖州、杭州一带有时亦成为风潮的中心，如长兴臧懋循通过编刊《元曲选》掀起整理前代戏曲之风，常熟毛晋亦从而刊行《六十种曲》，推广了整理前代戏曲之风。梳理四百多年来环太湖区域文学艺术中心的演变史，可以从一个全新角度逼近其历史真相。总之，三个维度的考察将多元、立体地揭示晚明以来环太湖区域文学艺术演变史的全貌。
3.晚明以来环太湖区域文学艺术对中国文学艺术传统的“集成”研究（文学艺术变迁的本质内涵研究之一）
晚明以来环太湖区域文学艺术“变迁”的实质内涵之一，是对中国文学艺术传统的“集大成”发展。论者咸认明清是中国封建社会文学艺术的集大成时期和总结时期；这在晚明以来的环太湖区域有着最为集中的体现。不仅传统文人所擅长的诗、词、文、书法、绘画，宋元以来日益受到文人重视的新兴文体小说、戏曲等几乎所有文学艺术方式均在晚明以来的环太湖区域获得繁荣和兴盛，大多数且代表了整个四百多年中国文学艺术的最高成就；而且几乎每一文体内部在审美倾向上也都呈现出千姿百态的面貌，表现出向各种路径发展的旺盛的生命力。如明清之际自北转东，再经南折西，环列太湖周边的毗陵词派（常州）、梁溪词派（无锡）、松陵词派（吴江）、云间词派（华亭）、柳洲词派（嘉善）、梅里词派（嘉兴）、西泠词派（杭州）和阳羡词派（宜兴）均各有所趋：毗陵词派词风矫丽雅艳而又“情爱”与“忠爱”并标，“尽东南之瑰宝”；松陵词派“家秦、黄而户苏、辛”（周铭《松陵绝妙词选凡例》），又取裁于“遗山、放翁之间”（顾孝茅《松陵绝妙词选序》），或杰然独秀，或金相玉质；云间词派追求纯情自然的“高浑”之格，词风则经历了从婉妍绵柔向凄怨激楚的转变；柳洲词派“不纤不诡”（邹祗谟《远志斋词衷》），健笔开合，气韵清苍，颇见风骨；梅里词派崇尚南宋，“家白石而户玉田”（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以清空淳雅力斥绮靡冶荡，壮词又微近稼轩；西泠词派亦兼收并蓄，不主一家，或学周、秦，或学黄、柳，或为苏、辛，或为谢、陆，各臻其极；阳羡词派阵容壮伟，以家国之痛、废弃之悲而成其郁勃奇崛、悲慨清狂的和声歌哭。同时钱谦益代表的虞山诗派、吴伟业代表的娄东诗派、“云间三子”代表的云间诗派、“西泠十子”代表的西泠诗派，也各有所宗，各擅胜场。散文方面，16世纪晚期出现武进唐顺之、昆山归有光、归安茅坤，鼎峙于太湖西、东、南岸，以唐宋派号召天下，太仓王世贞又以后七子领袖享誉文坛；稍后公安派又正式形成于苏州，成为晚明最有影响的散文流派；入清苏州汪琬又以推崇六经之文和雄宕之文，而列名清初古文三大家。其他书法、绘画甚至音乐方面等等，也都出现对中国文学艺术传统的集大成特色。因此，本课题研究的一大重点就在系统考察晚明以降环太湖区域对传统文学艺术的集成发展特色。
4.晚明以来环太湖区域文学艺术对中国文学艺术传统的“开新”研究（文学艺术变迁的本质内涵研究之二）
晚明以来环太湖区域文学艺术“变迁”的实质内涵之二，是呈现出多方面的“开新”（“开拓性、创新性”）发展态势，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四百多年中国文学艺术的“新变”。我们认为，对传统文学艺术的集大成，既代表环太湖区域对既往中国封建社会文学艺术传统的全面总结，也为环太湖区域文学艺术的新变奠定基础；环太湖区域四百多年文学艺术的新变，既是晚明以降环太湖区域文学艺术的最大精华所在，同时亦代表四百多年中国文学艺术演进的成果和方向。晚明以来环太湖区域文学艺术的“开新”，既体现在散文、诗、词、小说、戏曲等各种文体方面，也体现在作品的价值取向和精神旨趣方面。如晚明散漫流衍的小品散文题材多局限于士大夫个人的闲情逸致，但明亡清兴之际华亭夏完淳的小品尺牍交织民族悲愤和亲情眷恋，既激昂慷慨又低回缠绵，吴江叶绍袁的小品《甲行日注》亦于简洁清丽的文笔中充盈着国破家亡的惨痛、黍离麦秀的苍凉，均大大开拓了小品的表现题材。传统诗歌一般总受到士大夫文人含蓄蕴藉的语言风格、祧唐宗宋的圭臬意识和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观的影响，但乾隆间钱塘袁枚的诗歌创作则以语言的通俗明白、艺术形式的完全自由独创和题材内容上明显的反封建民主倾向，赢得了清诗的一次大解放，为清诗向现代自由诗的过渡树立了第一个里程碑。宋元以来的白话小说大多没有从“说话”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文体，晚明苏州冯梦龙以非常自觉的文体意识大量整理前代小说旧作并自创新作，使白话小说实现了从书场到案头，从口耳相传到版籍形态，从听众到市井识字细民和文人学士，从茫然不知何来到确知出于谁手的转变，促成了白话小说文体的真正独立。在戏曲方面，晚明吴江派对合律依腔、通俗美听的推崇，明清之际李渔对结构第一的追求，苏州派作家对舞台演出效果的追求，促成传奇文体规范的成熟和不断革新，形成对传奇戏曲“剧场性”的持续创新建构。开新更大量地体现在文学艺术作品的价值取向和精神旨趣方面。例如，从传统民本意识发展而来的民主精神开始普遍出现于文人作家之中。吴江沈璟在明清戏曲史上第一个描摹传写普通民众的社会生活，太仓张溥《五人墓碑记》大力讴歌市民英雄，苏州冯梦龙、湖州凌濛初“三言”“两拍”对新的商人阶层展开正面描写等等，均反映了晚明以来环太湖区域文人作家的民主精神；与此形成和谐对应的是，苏州派市民作家《清忠谱》等作品则在拥抱自己阶层英雄人物的同时，还刻画周顺昌等风骨凛然的正直士大夫形象，表明新兴市民阶层也在知识分子英雄人格中看到榜样。再如，从传统“夷夏大防”观念发展而来的民族思想和爱国精神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昆山顾炎武对区分“亡国”与“亡天下”，提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日知录·正始》），达到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也折射出环太湖区域知识分子历史使命感所达到的空前高度；南明吴江吴易、松江陈子龙、仁和澹归等等的大批诗词都是他们眷怀故国深厚民族感情的泣血流淌；晚清无锡薛福成在散文中公开传播“西洋诸国为民理财”，“取之于民而仍用之于民”，用以针砭中国历朝“厉民以自养”（《西洋诸国为民理财说》），其大胆吸收西方国家之长，对包括清朝在内的历代封建统治的批判，开辟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崭新境界。如此等等。因此，本课题研究的又一大重点就在对晚明以降环太湖区域文学艺术的开新发展进行全面的符合历史与逻辑的考察。
5.晚明以来环太湖区域文学艺术变迁的影响力、现代性与当代价值研究（文学艺术变迁的历史地位研究）
晚明以来环太湖区域的文学艺术既然能在整个中国文学艺术史上占据高达四五成到七八成的分量，既然其发生是一系列精神环境和文学艺术生态复杂运动的结果，既然其既是对中国封建社会文学艺术传统的集大成和总结，又在很大程度上代表四百多年中国文学艺术演进的成果和方向，则其对当时当际的中国文学艺术曾发生广泛影响，亦曾是20世纪初现代中国文学艺术发生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其开新发展中包含的现代性因素在当代仍然具有一定的启迪价值，自在情理之中。这些问题的详细解答，可以充分说明晚明以来环太湖区域文学艺术的历史地位。本课题就此进行的研究包括三个方面：1)晚明以来环太湖区域文学艺术对远近周边文学艺术的影响研究。近距离的影响存在于太湖以北的宁（南京）扬（扬州）区域、太湖以西的皖南区域、太湖以南的浙东区域。历史上这三个区域与环太湖区域一向有着紧密的交往，晚明以来环太湖区域文学艺术的发展既得益于这些区域的沾溉，也对这些区域文学艺术的发展发挥了良好的促进影响。一个突出的例子，吴敬梓在南京创作《儒林外史》就受到环太湖区域士大夫生活方式的极大影响。远距离的影响则通过十字纵横于环太湖区域内的京杭大运河和长江交通线，扩大到南至闽粤、北到京师、西到湖广四川的广大地区。2)晚明以来环太湖区域文学艺术对中国现代文学艺术的发生和其上海中心地位形成的影响。无锡裘廷梁1898年在全国第一个创立白话报纸（《无锡白话报》），并在《苏报》发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从语体上为中国现代文学艺术的发生揭开序幕；吴江柳亚子、陈去病1904年在上海创办第一个以戏曲为主的文艺期刊《二十世纪大舞台》，平湖李叔同与同仁组织春柳社排演新戏，催生中国现代新戏的诞生和新文艺氛围的形成；苏州包天笑与叶圣陶、桐乡茅盾、海宁徐志摩与穆旦、余杭戴望舒与夏衍、富阳郁达夫、宜兴于伶、无锡陶晶孙等乃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要代表作家，桐乡丰子恺成为中国现代美术事业的开拓者和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大师之一；等等。中国现代文学艺术的发生与环太湖区域紧密相关。同时，上海在中国现代文学艺术中的地位形成也与环太湖相关。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曾提出，“江南，尤其是苏州尤为重要，把苏州排除在外，就难以说明明清时代的历史”；又说，“近代上海的繁荣，无非是以太平天国为契机，苏州的繁荣转移过来的结果。与此同时，苏州的风气也转移到上海来。上海并非突然出现的，其历史背景是苏州的存在”。①虽然并未讲到文学艺术，但文学艺术史上的大量事实同样说明，上海作为中国现代文学艺术中心的形成，乃是环太湖区域文学艺术拱卫汇流的结果。3)晚明以来环太湖区域文学艺术的普世价值与当代意义。环太湖区域四百多年文学艺术的集成与开新发展，形成了诸多具有永恒性的精神价值倾向，值得仔细辨析和借鉴。
四、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第一，发掘和弘扬优秀民族文化遗产，用优秀文化遗产参与当代民族精神建设。2006年9月发布的我国第一个文化发展规划——《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出，“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灵魂，集中体现了国家和民族的品格”，“五千年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国脉传承的精神纽带，是中华民族面临严峻挑战以及各种复杂环境屹立不倒、历经劫难而百折不挠的力量源泉”，“在开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的历史进程中，文化既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要赢得国际竞争，不仅需要强大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国防实力，同样需要强大的文化实力”。刚刚闭幕的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再次呼吁，“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强大力量”。环太湖区域的文化和文学艺术既是上述深刻历史变迁的精神结晶，还继承、吸收了吴文化、越文化、楚文化和中原文化的精华，还在明清之际和清末民初大量接受了西方文化和海洋文化的影响，因而成为民族文化遗产中极为独特的一份宝贵遗产。因而对此进行研究可以对这份宝贵文化遗产进行全面、深入的清理，将其精华贡献于当代全民族精神文明的建设之中。
第二，提升其中生生不息的文化生命力和人文精神，为长三角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强大精神支撑。著名文化学家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曾指出：“真理的中心在于，对一个社会的成功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②中外诸多学者都曾向各国政府建言献策，“明确提出一个新的以文化为中心的发展范式或人类进步范式”③。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8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文化力量——文化政策促进发展”政府间会议，提出了《文化政策促进发展行动纲要》，指出“文化的创造性是人类进步的源泉。文化的多样性是人类最宝贵的财富，对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发展可以最终以文化概念来定义，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文化政策和文化战略将是发展政策的基本组成部分”④。“文化力”业已成为中外学术界和各国政府广泛接受并日益重视的一个概念。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是人；人的素养决定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速度和质量；人的素养决定于文化。长三角地区三十年来的发展得益于既往深厚的文化积淀；其未来同样离不开与本土环境水乳交融的文化力的渗透和作用。从事本项目研究，可以将环太湖区域五百年来的文化生命力和人文精神提升出来，通过为长三角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提供本土精神食粮，来推动长三角地区经济的健康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
第三，深入解读和还原环太湖区域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为长三角经济发展直接提供文化产业建设素材和资源。有学者曾经提到，在词学历史上最具影响的南唐、格律、婉约、风雅、云间、花间、阳羡、浙西、常州和临桂等词派中，环太湖区域诞生的一大批词坛宗师占尽历史时期词坛流派一半之多；仅《中国词学大辞典》载录的环太湖区域词家，就有苏州九十九人、湖州七十二人、常州四十九人、嘉兴三十七人、无锡三十人、吴江二十六人、宜兴二十二人等，总计达数百人之多；故而提出了环太湖区域联手协作，开辟词家旅游风景圈，以传统优雅文学艺术文化来促进环太湖地区现代旅游业繁荣的建议。实际上，环太湖区域的文化具有非常明显的互动性、群体性特点，不仅词派众多，文派、诗派、曲派和文社联唱活动亦多而频繁，可以成为现代旅游文化产业开发题材的内容极为丰富。从事本项目研究，可以集中澄清有关近五百年来环太湖区域重大文学艺术流派、重大文学艺术活动的时间、地点、参与人员等等历史细节，从而为有针对性地从事文化产业开发提供充沛资源。
第四，为区域文化研究开辟新的路径。有关区域文化的研究从上个世纪吴越史地研究会以来，已走过七十年历程；最近二十多年更出现了全面兴盛的状况。但兴盛中暴露的问题亦十分明显。大多数区域文化研究时间、空间都拉得太长、太大，因而都比较空泛，表面上言之凿凿，实际结论都相差无几，说是特色，并无特色；个别研究空间范围又太小，很难让人相信在如此逼仄范围里得出的结论，到底又多少学术可靠性。环太湖区域文化研究在区域文化研究领域是一个新的尝试，打破江苏、浙江、上海的行政区划，也超越先秦吴文化与越文化的复杂关系，完全依据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变迁的历史实际来展开研究，这一选题的确立是独一无二的，可以说是区域文化研究的一个突破。
第五，为中国文学艺术史研究的深入提供新的视角。如所周知，近年的中国文学艺术史研究也面临长盛后寻找新的生长点的挑战；从区域文化的精神环境角度来展开中国文学艺术史的研究是一个新的趋势。本项目是这一趋势的继续，但因所选择区域文化空间和时间的独特，又显示出对同类研究的超越。换言之，本项目研究将从一个全新角度来探究中国文学艺术史的变迁，不断逼近文学艺术史变迁的真相。
注释：
①［日］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区的士大夫和民众》，《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六辑，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61页。
②［美］塞缪尔·亨廷顿等主编、程克雄译：《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③刘敏中：《文化学学·文化学及文化观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④转引自张杰：《文化自觉、文化战争、文化立国——世界“现代性”进程中的文化三部曲》，《南京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