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先秦汉代民间厨房神的崇拜_火神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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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灶神:从火的自然崇拜到灶神崇拜

灶神是从原始社会火崇拜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一种神祗崇拜。

在尚未学会利用火之前,原始人类过着茹毛饮血的生活方式,与动物相差无几。正如《礼记·礼运》所描述的:“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增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食,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丝床,衣其羽衣。”[1]《韩非子·五蠹》也说:“上古之时,民食果窳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肠胃,民多疾病。”[2]人们在自然的控制和掌握之下艰难生存。在漫长的生活实践中,人类发现火能把大地上的林木动物烧为灰烬;能在严寒的冬日带来温暖;能在漫漫黑夜带来光明,减少人类对黑暗的恐惧;能吓跑野兽;烧熟的食物更加美味可口,易于消化。于是开始有意识地利用自然火。170万年前的元谋人已能够用火。在生活于五六十万年前的北京人故居周口店也发现了大量用火的遗迹,人类开始了控制和改造自然的历史进程。人类从最初的不知火,继而开始用火,能利用和保存天然火,最后发展到人工取火。我国古代有燧人氏“钻燧取火,以化腥臊”的传说,反映了人类掌握利用人工取火的技术。在生活环境和条件都十分恶劣的原始社会,学会取火,利用火对当时的人们来讲是一件非同寻常的大事,它从根本上改变了原始先民的生产生活状态,是人们适应和战胜自然力的一大进步,火对人类的取暖、照明、熟食和生产活动都有重大影响。

但水火无情,火在给人带来许多方便的同时,也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森林大火能转瞬间把郁郁葱葱的茂密的丛林化为一片焦土和不毛之地,能吞噬人与动物的生命。这又使人类对于火充满恐惧。万物有灵观念产生后,基于敬畏和感恩两种情绪的火崇拜意识也产生了,随之诞生了凝聚着火的多种特性的火神。

火神是一种极古老的自然崇拜。最初的火神就是自然火或人工维护燃烧的火,后来加以人格化。传说炎帝、祝融、吴回都曾为火神。《史记·五帝本纪》《正义》云:“神农氏姜姓也……长于姜水,有圣德以火得王,故号炎帝。”[3]《左传》昭公十七年记:“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在商代就已有祝融为火神之说。《史记·楚世家》曰: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5]《路史·前纪》卷八记“祝诵氏,一曰祝和,是为祝融氏……以火施化,号赤帝,故后世火官因以为谓。[6]《左传》昭公十八年云:“禳火于玄冥、回禄。”注:“回禄,火神。”[7]重黎为回禄兄,皆曾居火正,故后人都指为火神。

灶是人类把火引进自己的居所后产生的,它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原始先民所使用的火堆是灶的雏形。从火堆改进为火塘,在此基础上又发展成为后世的锅台灶。汉文“灶”字古写作从穴,也说明掘地为坑的火塘是最早期的地灶形式。

火神这一自然崇拜的产物,随火一起进入民宅,火神登堂入室后,与灶发生了密不可分的关系。灶成为它的居所。久之,火神就逐渐演化为灶神,从一种桀骜不训的自然火的精灵成为人类家居生活中经人“驯化”,更好地为人服务的司火精灵。原为火神的炎帝和祝融、吴回演变为灶神,即是人们把自然火引进居室这一人类用火史在神灵世界中的反映。中国神话中的炎帝是最古的火神,也是传说中最古的灶神之一。《淮南子·汜论训》曰:“炎帝作活火,而死为灶。”高诱注曰:“炎帝,神农,以火德王天下,死托祀灶神。”[8]《论衡·祭意》亦曰:“炎帝作火,死而为灶。”[9]

火神祝融亦是中国最古的灶神之一。孔颖达注释《礼记·礼器》:“颛顼氏有子曰黎,为祝融,祀以为灶神。”[10]《风俗通义·祀典》:“《周礼》说:颛顼氏有子曰黎,为祝融,祀以为灶神。’”[11]清俞正燮《癸巳存稿》卷十三“灶神”条引《许慎异义》云:“灶神,古《周礼》说,颛顼有子曰犁,为祝融,祀以为灶神。”据《说文》曰:“周祀以灶祠祝融。[12]可见火神祝融在周代即已被奉为灶神而祭祀。

回禄又称吴回,是专门放火为灾的恶火神。《国语,周语》韦注中说:“回禄,火神也。[13]《淮南子·时则训》高诱注:“祝融吴回为高辛氏火正,死为火神,托祀于灶。”[14]后来随着灶神身上火的特性的消失,恶火神回禄也逐渐被人们淘汰。

从火神炎帝与祝融的神性上看,也已反映出火施惠于人,为人所用的自然神人格化特点,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由火神演变为灶神的脉络。《管子·轻重》曰:“炎帝作钻燧生火,以熟荤臊,民食之,无兹之病,而天下化之。”[15]《路史·后记三》:炎帝“于是修火之利,范金排货,以利国用,因时变,以抑时疾,以炮以,以为醴酪。”[16]在他身上体现了人们用火的历程,这是人们后来将他奉为司家居火及饮食之灶神的原由。

火神随火进入家居,成为灶神后,其形象、地位、神性等便逐渐发生了变化。

2、灶神形象的变化

有史记载的灶神首先是自然神,其形象呈现出半人半兽的特征。《帝王世纪》说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因以姓焉,有圣德”。《论衡·祭意》说:“炎帝锐头。”[17]“锐头”之状,正是火的一种写照。《说文》亦曰:“炎,火光上也。从重火。”[18]祝融也以半人半兽的面貌出现,《山海经·海外南经》曰:“南方祝融,兽身人面,乘两龙。”[19]后来,灶神的形象逐渐向人形转化,而且有了性别,如祝融成为灶神之后,演变为女性。《太平御览》卷五二九引《五经异义》云:“灶神祝融,是老妇。”[20]汉郑玄曰:“王为群姓立七祀,七曰灶,主饮食也,灶神祝融是老妇。”[21]《礼记·礼器》亦云:“夫奥者,老妇之祭也,盛于盆瓶”[22]《庄子·达生》说:“灶有髻。”[23]陆德明《释文》引司马彪云:“髻,灶神,著赤衣,状如美女。”[24]灶神为女性,祭灶或祭火也由年长女性主祭。《孔子家语·曲礼·子贡问》云:“夫灶者,老妇之所祭。”[23]《史记·孝武帝本纪》“索引”案:“礼灶者,老妇之祭,盛于盆,尊于瓶。”[26]今日,中国还有不少少数民族保留由妇女祭灶的习俗,体现出生活习俗中的性别分工。

随着灶神人格化的不断加强,至汉代,灶神不但以人的形状出现在神坛上,而且又从老妇演变为有名有姓的男子。《通俗编》卷十九引许慎《五经通(异)义》云:“灶神姓苏,名吉利。或云姓张,名单,字子郭。其妇姓王,名抟颊,字卿忌。”则灶神变为夫妇二人。(隋)杜公瞻注《荆楚岁时记》:“祝融为灶神,姓苏,名吉利,妇姓王名博颊。”[27]唐段成式《酉阳杂俎·诺皋记上》曰:“灶神名隗,状如美女。又姓张,名单,字子郭。夫人字忌卿,有六女皆名蔡(一作祭)洽。”[28]此时灶神的人格化和人间气息已十分浓郁,不仅有名姓,而且成家立业,拖儿带女,灶神已是一个具有七情六欲,完全人格化的神。他已完全融入中国的世俗社会生活中,成为一个人间化、社会化的家庭神祗。

3、灶神地位的逐渐下降

在古代,等级制度森严,祭祀制度也有严格限制。灶与门、户、井、中溜被称为“五祀”,只有诸侯以上的高级贵族才有资格祭祀,“五祀之神,王者所祭”(《灶神》)[29],大夫以下的低级贵族没有祭灶的资格,贫民百姓就更没有祭灶之权了。祭品也有严格限制。后来,随着等级制的被打破,祭祀制度也发生变化,祭灶不再是高级贵族的特权,灶神的地位也随之逐渐下降,早在周代灶神就已从火神的煊赫地位降至“居人间司察小过”的小神。郑玄说灶神等七祀之神是“小神居人间察小过作谴告者也”(《礼记·祭法》)[30]。《礼记·祭法》云:“王为群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溜,曰国门,曰国行,曰泰厉,曰户,曰灶。王自立为七祀。诸侯为国立五祀,曰司命,曰中溜,曰国门,曰国行,曰公厉。诸侯自为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厉,曰门,曰行。适士立二祀,曰门,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户,或立灶。”[31]可见,此时的灶神已成为上自王公,下到庶民百姓都以祭祀的神诋。

战国时代,灶神虽有灶君之称,但亦不为人所特别尊崇,如《战国策·赵策三》记载;“卫灵公近雍疽、弥子瑕,二人者,专君之势以蔽左右。复涂侦谓君曰:‘昔日臣梦见君。’君曰:‘子何梦?’曰‘梦见灶’君忿然作色曰:‘吾闻梦见人君者梦见日,今子曰梦见灶君而言君也,有说则可,无说则死!’对曰:‘日,并烛天下者也,一物不能蔽也。若灶则不然,前之人炀(考火),则后之人无从见也。今臣疑人之有炀于君者也,则以梦见灶。君曰:‘善。’于是因废雍疽、弥子瑕而立司空狗。”[32]卫灵公听到复涂侦说“梦见灶君”而“忿然作色”,可见当时“灶君”地位并不高。

汉代,灶神已入住百姓之家,成为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神灵,灶君更进一步下降为“灶鬼”。如《史记·封禅书》:“齐人少翁以鬼神方见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盖夜致王夫人及灶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见焉。”[33]在有明确鬼神观念的汉代,将灶神视为一种鬼或精灵,不能不说这是灶神地位并不很高的反映。

魏晋时期,灶神地位继续下降。《三国志·魏志·管辂传》曰:“王基家贱妇生一儿,堕地,即走入灶中。曰:‘直宋无忌之妖,将其入灶也。’”[34]《史记·封禅书》索隐引《白泽图》:“火之精曰宋无忌。”[35]以“妖”、“火精”称之,明显表现出对灶神不太敬重的倾向。

从“王者所祭”的“神”到“鬼”、“妖”,灶神地位之所以下降主要是因为随着民居内部结构的复杂化,居住空间的中心逐渐由灶旁移向中堂,炉灶所在之处已不象原始时代那样居于家居生活的中心和祭神议事的圣地,而是被冷落于家庭的一隅。灶神居于为“君子所远”的庖厨之地,自然无法保持原先的显赫地位。于是,他就逐渐成为与门、户诸神并列的“小神”。灶神在神祗队伍中地位下降,人们一般只在每年特定时候在灶房举行祭灶等仪式,其它重大的社会活动都不再在此举行。但另一方面,由于人们生活中离不开火,饮食又是人们生存的必要条件,因此,灶神对人们来说虽非大神,但亦是举足轻重的生活之神,尤其是灶神功能扩大以后,人们对灶神既敬且畏,灶神与民间百姓的日常生活更加密不可分。

4、灶神功能的变化

在周代与灶神并列的“五祀”之神,从唐宋以来至近代已多被遗忘,而灶神在民间的影响却日益广泛,被千家万户奉为一家之主,其神性功能也不断地扩大化。

灶神崇拜虽然是在古代的火崇拜意识基础上产生的,但由火神转化为灶神,入居各家各户之后,经过漫长的岁月变迁,其神性已变得与火关系不大,原先作为火神的特征已经淡化,而更多地折射出复杂的人际关系,日益世俗化、人格化和大众化。

灶神是作为饮食之神而加以崇拜的。饮食是人们生存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下如《礼记·礼器》注云:“祭灶神,言其有功于人,人得饮食,故祭报之。”[37]《太平御览》引郑驳《异义》云:“王为群姓立七祀,一曰司命,主督察三命也。……七曰灶,主饮食。”灶神之所以能得到民间的普遍信奉,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民间所祀之灶,与儒家所倡的五祀之灶,大有不同。五祀之灶,在主饮食。而民间所祀灶,其神性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除主饮食之外,尚可祈求富寿,与家庭福运密切相关,汉“武帝之时,有李少君以祠灶辟谷却老方见上,上尊重之”(《道虚》)[38]。方士李少君对汉武帝进言说祀灶可以益寿,“于是,天子始亲祀灶”(《封禅书》)[39]。

由于灶神能给人们带来富贵尊荣,其祭礼也变得隆重。西汉时就已有阴子方在腊月祭灶神而暴富的传说。《后汉书·阴识传》曰:“阴氏侯者凡四人。初,阴氏世奉管仲之祀,谓为“相君”。宣帝时,阴子方者,至孝有仁恩,腊日晨炊而灶神形见,子方再拜受庆。家有黄羊,因以祀之。自是已后,暴至富,田有七百余倾,舆马仆隶,比于邦君。子方常言‘我子孙必将强大’,至识三世遂繁昌,故后常以腊日祀灶,而荐黄羊焉。”[40]黄羊即黄犬,古代用狗作祭牲时,称为“黄羊”。《荆楚岁时记》也记:“汉阴子方(识),腊日见灶神,以黄犬祭之,谓之黄羊。阴氏世蒙其福,俗人竞尚,以此故也。”[41]阴子方因腊日祠灶而至巨富,自此之后,灶神赐福之说不胫而走,腊日祭灶也在民间成为风俗,一直沿袭至近现代。

另外,灶神还是天帝派驻各家各户的“专使”,每年年底向天帝报告该户人家的举止行为,以决定施与祸福灾祥。陆龟蒙曾作《祀灶解》予以评论:“灶坏炀者,请新之。既成,又请择吉日以祀告之,曰灶在祀典,闻之旧矣。先是火化以来,生民赖之,祀之可以。说者曰其神居人间洞察小过作谴造者,又曰灶鬼以时录人功过,上白于天,当祀之以祈福祥,此近出汉武帝时方士之言耳。行之惑也!”实际上灶神这种监察功能并不是出自汉武帝时方士之言。早在春秋战国时代,灶神就已经以监察人员的身份入住各家,上达民情,下传神旨,司察人过,上告于天了。如《论语·八佾》曰:“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42]家庭成员要尽量讨好灶神,否则他就会上天告状。西汉时,已有“灶神晦日归天,白人罪”(引《淮南万毕术》)[43]的说法,灶神负责监督家庭中每个成员的善恶功过,并定期向天帝汇报,天帝据此作出奖惩。东汉时,“灶神上天白人罪”的说法更趋流行。郑玄注《礼记·祭法》曰:“(灶神等)小神居人间,司察小过,作谴告者也。”[44]更进一步提出了灶神司察人过,上白于天的神性特点。

到东晋,就明确地有了灶神上天白人罪而使人损身减寿的说法,葛洪《抱朴子·微旨》篇说:“灶神亦上天白人罪状,大者夺纪,纪者三百也,小者夺算,算者三日也。”[45]这便是现在民间所称“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的所本。

此外,灶神还可除祸。《后汉书·阴识传》注引《杂五行书》曰:“灶神名禅,字子郭,衣黄衣,夜被发从灶中出,知其名呼之,可除凶恶。宜市猪肝泥灶,令妇孝。”[46]灶神还可兼行黑巫术之职,以祝诅人。《汉书·息夫躬传》记其母“从祠灶祝诅上,大逆不道”[47]。其母企图借助灶神的威力祝诅皇帝,结果受到严厉的制裁。

由于其职能不断发生变化,灶神成为一个在人间毁誉参半的神祗,他既是“一家之主”,饮食来源;同时又是上天派驻人间监视人们行为,定期上天汇报,并主一家祸福吉凶的特派员。人们行为之善恶,系于灶神之口,岂不令人畏惧哉?岂能不讨好哉?

5、祭灶

祭灶是从原始社会时期的火祭演化来的,从祭自然火到家居灶火。据古籍记载,在商代就已经有了明确的专门祭灶神之礼仪,周代继承了这一习俗。(宋)高承《事物纪原》“世本曰:商汤作五祀,户、井、灶、中溜、行,至周而七。”《周礼·春官·大宗伯》曰:“以血祭社稷、五祀、五岳。”郑玄认为五祀指春神句芒、夏神祝融、中央后土、秋神蓐收、冬神玄冥。夏神祝融为灶神,五祀中的祀灶礼是在夏天举行。郑玄注《礼记》云:“夏,阴气盛热于外,祀之于灶,从热类也。”[48]《礼记·月令》说孟夏、仲夏、季夏之月祀灶。《白虎通义·五祀》曰:“夏,祭灶,灶者火之主,人所以自养也。夏亦火王,长养万物”[49]。汉蔡邕《独断》云:“灶,夏为太阳,其气长养,祀之于灶。其礼,在庙门外之东,先席于门奥西,东设主于灶陉也。”[50]夏天祀灶是儒家礼典所倡,主要原因是夏天炎热,与火性通,适合于祭司火之灶神。从史籍记载看,汉代还沿袭着商周祀灶的一些风俗。据《汉书·效祀志》:“天子祭名山大川……大夫祭门、户、井、灶、中溜五祀。”[51]《后汉书·礼仪志》亦云:“立夏之日……京都百官皆衣赤,至季夏衣黄,郊。其礼:祠特,祭灶。”[52]可知汉代宫廷中尚有夏季祭灶之习。

而民间流行的祭灶时间却与此不同,汉代是祭灶礼俗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相沿到今的腊月祭灶习俗是始于汉代,并为后世的祭灶礼俗奠定了一个大体的模式,对灶神的神化程度也比以前大大提高。腊月祀灶自汉代流行于民间,已前见《后汉书·阴识传》。这一习俗为后世传承,晋时于腊月二十四日祭灶,(晋)周处《风土记》:“腊月二十四日夜祀灶,灶神翌日上天,白一岁事,故先一日祀之。”[53]清代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二十三日祭灶,古用黄羊。”[54]直至近现代,民间还风行夏历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用纸马、饴糖等送灶神上天,谓之送灶;除夕又迎回,谓之迎灶。

《说文》“衅”部曰:“衅,血祭也,像祭灶也。”[55]《周礼·春官·大宗伯》云:“以血祭社稷、五祀、五岳。”[56]祭灶的早期形式为血祭,即将动物或人血洒于地表,使其浸透至地下,清人金鄂在《求古录》中解释说:“血祭,盖以滴血于地,如郁其鬯之灌地也。”商周时期是荤祭,祭品是按等级制的原则制定的。“祭五祀,天子诸侯以牛、卿大夫以羊,因四时祭牲也。一说户以羊、灶以鸡。”郑玄注《礼记》曾言及当时的祭灶典礼:

祀灶之礼,先席于门之奥,东面,设主于灶陉。乃制肺及心肝为俎,奠于主西。又设盛于俎南,已祭忝(?)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三。亦既祭,彻之,更陈鼎俎,设馔于筵前,迎尸,如祀户之礼。

除肺、心、肝等动物内脏外,还用鸡当祭牲,《白虎通义·五祀》曰:“祭牲,灶以鸡。”

以上祭祀方式是儒家礼典所规定的,实际上,民间祭灶并不局限于此,而是表现出多样性与随意性的特点,从文献记载来看,魏晋之前民间灶祭亦为荤祭,或以犬,或以豚。前引阴子方腊月以黄羊祭灶即为一例。崔豹《古今注》:“狗一名黄羊。”《荆楚岁时记》:“其日(腊日),并以豚(小猪)酒祭灶神。”随着灶神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不断下降,荤祭逐渐消失,改为以糖、豆等为主的素祭。如《燕京岁时记》曰:“二十三日祭灶,古用黄羊,近闻内廷尚用之,民间不见用也。民间祭灶惟用南糖,关东糖、糖饼及清水草豆而已。”《帝京岁时纪胜》记:“廿三日更尽时,家家祀灶,院内立杆,悬挂天灯。祭品则羹汤灶饭、糖瓜糖饼,饲神马以香糟炒豆水孟。”

在漫长的社会发展过程中,灶神被泻染上了浓厚的神秘色彩和神圣性,由此也产生了名目繁多的禁忌习俗。如舍先祭灶神“埋发灶前,妇安夫安”(卷186引《淮南万毕术》);“猪肝泥灶,令妇孝”(《阴识传》注引《杂五行书》)。这些禁忌习俗制约着人们在灶边的举止行为,集中反映了人们对灶神这个有着多种不同象征意义的家庭神祗既亲切又畏惧的复杂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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