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发展思想嬗变的历史进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进路论文,思想论文,历史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6)02-0001-07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6.02.001 毛泽东发展思想是建国初期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主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传统发展观在中国的演变。从思想演进的历史进路看，毛泽东发展思想大致经历了主动模仿、积极探索、僵化停滞三个不同阶段，每个阶段的变化都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存在着互动关系。“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即苏联模式)是前苏联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所采取的道路、方针和方法以及所实行的政治、经济、文化管理体制等的总称，它肇始于列宁时期，成型于斯大林时期，是‘战争与革命’时代的产物。”[1]社会主义传统发展观是苏联模式的本质反映，集中体现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发展思想。反思社会主义传统发展观，深入研究和认识毛泽东发展思想嬗变的历史进路，有助于更加清晰地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脉络”，正确认识和把握科学发展观形成的“历史必然性和科学真理性”[2]5。 1 主动模仿——毛泽东发展思想的“苏联元素” 新中国建立初期，主要在1949～1956年间，中国基本上是按照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进行新生政权巩固、国民经济恢复与社会主义革命的，毛泽东发展思想是主动模仿苏联模式基础上的社会主义传统发展观。在十月革命影响下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所接触到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原本意义”的马克思主义，而是包含列宁、斯大林思想的“引申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在主动模仿苏联模式过程中形成的毛泽东发展思想基本涵盖了社会主义传统发展观的基本内容。 一是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思想。社会主义传统发展观对于社会主义道路的观点主要体现在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理论中。按照列宁的理论，在发展道路上，二战后的东欧各国在建国初期都有一段短暂的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民主主义国家时期。按照列宁的理论，毛泽东在抗战时期就提出过过渡时期的思想，毛泽东认为，中国“将来民主共和国是第一步，社会主义是第二步”，“中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而直接实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长短无法确定，要根据国内外的形势而定。”[3]91-93毛泽东的思想后来集中体现在他的《新民主主义论》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等著作中。毛泽东把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定义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而“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地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4]1256，“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占了现代性工业中的第二位，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4]1431新中国成立时，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思想以临时宪法的形式体现在《共同纲领》之中。 二是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思想。社会主义传统发展观把通过实现工业化建立社会主义强大的物质基础作为其核心内容，列宁认为，“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那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而对于一个农民国家来说就更是如此。”[5]301苏联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国家工业化。如何“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4]1437，一直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在工业化发展模式上，毛泽东曾一度采取“通过发展私人资本主义轻工业积累资金”[6]7的模式，但毛泽东在苏联模式的影响下，以及当时的国际环境下，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传统发展观的“重工业优先”原则。在国家“一五”计划和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中，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模式在实践中得到了贯彻。毛泽东的发展思想体现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提纲》中，即“资本主义国家从发展轻工业开始，一般是花了五十年到一百年的时间才能实现工业化，而苏联采用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在十多年中(从1921年开始到1932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就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我国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正是依据苏联的经验从建立重工业开始。”[7]706 三是以农业合作化推动农业集体化的思想。“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质来说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聚、大规模的畜牧和对科学的累进的应用”[8]912，这是马克思的基本观点。在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时期，曾包含给予小农经济以一定的生存空间的想法，但事实上，到了斯大林时代，社会主义传统发展观则主张通过以集体农庄为核心的集体化运动消灭小农经济。据此，毛泽东也主张通过推进农业合作化经济，并以此作为引导个体农业走集体化和社会化的道路。早在1927年，毛泽东就提出，要以合作社的形式“帮助农民消灭在农业中所发生的资本主义的倾向”[9]210，经过苏区、边区、解放区经济建设的实践，毛泽东农业发展思想日趋成熟，并以此推动了中国1952～1956年全国范围的农业合作化运动。 四是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的思想。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按照共同的计划调节全国生产，从而控制全国生产，结束无时不在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性的动荡这样一些资本主义生产难以逃脱的劫难”[10]60，是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生产的基本设想。列宁认为“只有按照一个总的大计划进行的、力求合理地利用经济资源的建设，才配称为社会主义的建设。”[11]18社会主义传统发展观把社会主义经济看成是“最统一最集中的经济，社会主义经济是按计划进行的”[12]122，并在实践中形成了以指令性计划为主的计划经济体制。毛泽东计划经济思想经历过由新民主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过渡的一个过程。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毛泽东就认为新民主主义经济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一部分，他在1949年初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强调指出，以为新民主主义经济不是计划经济，不是向社会主义发展是极端错误的，同时他又指出，“经济计划性问题，必须十分慎重。新民主主义经济不能如社会主义那样高，有几分就行了。”[13]5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致力于恢复国民经济，毛泽东曾提出了“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14]143的思想，但是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恢复过程中出现的矛盾，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苏联模式的影响，使毛泽东改变了想法。“要建设社会主义，就要实行计划经济”，“这是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经验早已证明了的。”[15]3021953年初开始，中共中央开始集中学习列宁、斯大林等人论述，中央“所列出的著作基本上涵盖了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一般理论框架。”[16]273-274可以说，毛泽东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是模仿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即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指令性计划经济，通过突出国家计划和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以集中绝大部分生产资料和自然资源确保以重工业为重点的国家工业化发展进程。 社会主义传统发展观契合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对于新中国迅速恢复与发展国民经济，形成社会主义强大的物质基础起了重要作用，“一五计划”的成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社会主义传统发展观适应了二战后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建国初期所处的时代特点，“移植”苏联模式使东欧各国的国民经济迅速恢复起来，例如，“华沙速度”使原本可能需要50年才能恢复的波兰国民经济仅经过2年10个月的三年计划，波兰的“工业总产量比战前1937年超过75.7％，煤产量和发电量比战前提高1倍，国民总收入增加45％。”[17]395匈牙利“提前7个月完成了三年计划，工业生产超过战前1938年水平的53.4％。”[17]395。 当然，毛泽东对苏联模式是“主动模仿”，而非东欧的“被动移植”。战后初期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也试图在社会主义发展问题，结合本国实际，按照自己的民族特色，选择发展模式，例如，哥穆尔卡提出的“走适合波兰具体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18]32、纳吉实行的不同于苏联模式的匈牙利工业、农业发展道路[19]131、科斯托夫坚持在保加利亚民族立场上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张[20]194，等等，但是由于与苏联的历史关系和地缘政治因素，这些想法随着战后东欧民主主义国家的昙花一现而迅速终结。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除南斯拉夫外，都无一例外地被动移植了苏联模式，其社会主义发展思想基本上是照搬了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发展理论。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问题却有自己的思考，尽管这一时期毛泽东发展思想的主体内容是“苏联元素”，但也体现了一定的“中国因素”，如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主张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对私人资本通过“赎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对小农经济通过农业互助组、合作社形式，引导发展集体经济，而不是类似东欧以“移植”集体农庄的形式；在工业化道路上，始终坚持走民族工业的发展道路，这也不同于东欧国家工业化过程完全依靠苏联，成为苏联经济“附庸”的过程。 2 积极探索——毛泽东发展思想的“中国特色” 1956～1966年，是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集体独立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时期，对苏联模式的反思和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碰到的问题的思考，使毛泽东发展思想出现了比较大的嬗变，而这种嬗变又与苏联模式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修正存在互动关系。 由于社会主义传统发展观及其发展模式主要是契合“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而随着时代主题的变化，苏联模式在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现状。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立足本国实际，反思与修正苏联模式，形成了对社会主义发展的新认识。 南斯拉夫放弃了苏联模式，坚持走“自治社会主义”的道路，认为社会主义社会首先应该解放的是“个人的自觉的劳动创造意志”[21]254，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就是工人阶级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波兰重拾“波兰道路”，哥穆尔卡认为，苏联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对其他国家来说，“既非必要，也不适宜”[22]125；匈牙利提出“独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卡达尔主张立足本国的特色与优势，发展社会主义，在实践上以指导性计划经济代替指令性计划经济，不再“齐头并进地发展重工业”[23]46，加强传统农业经济的发展；其他东欧国家，如捷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等，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都或多或少地修正了其经济发展模式，并通过局部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来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针对苏联模式的弊端，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要以苏为鉴，独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22]8，同时密切关注东欧各国的改革，例如，分析波匈事件，他认为“我们要根据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结合本国的具体情况来办事。”[24]178毛泽东认为，“一九五六年四月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24]369在1960年的《十年总结》中，他进一步指出：“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25]418这一时期毛泽东发展思想的嬗变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在社会主义发展目标上，明确了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围绕周恩来1954年提出的“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26]176目标，从1957～1963年，毛泽东进行了多次修改，最终表述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27]346“四个现代化”目标的明确提出，表明在毛泽东发展思想中，农业与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工业和国防的发展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这与建国初期的毛泽东发展思想有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科学技术现代化问题，这是苏联模式中被忽视的社会主义发展目标，体现了毛泽东对全面发展社会主义的探索。由此确立的社会主义建设“两步战略”，即“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28]439，对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确立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是在社会主义发展问题上，重新审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问题。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公私合营企业“还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有一部分也还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在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里面，在这两种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之间，积累和消费的分配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也不容易一下子解决得完全合理”[24]215，非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存在是客观事实。为此，可以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24]170 三是在工业化发展道路上，提出了许多“中国特色”的发展思想：经济发展要注重“农业内部农、林、牧、副、渔的平衡；工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平衡；工业和农业的平衡”，实现“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这些基础上的综合平衡”[29]80；优先发展重工业并不是忽略农业与轻工业的发展，国民经济要以农、轻、重为序，“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29]121；要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工业体系，必须处理好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关系、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的关系、大型工业和中小型工业的关系：“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同时要“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24]26，“中央要发展工业，地方也要发展工业”，“必须发挥地方的积极性”[24]31，应当更多地建立中小型企业，“并且应当充分利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业基础，力求节省，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24]240 四是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上，提出改革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权益分配的思想。针对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出现的管的过多、统得过死的弊端，毛泽东在1956年提出了他的“独立王国”的思想。毛泽东认为，要正确处理好统一与分散的关系，认真研究工厂、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自主权问题，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企业“要有半独立性，或者是几分之几的独立性，公开的、合法的‘半独立王国’。”[24]53这个思想到20世纪60年代后演变成“扩大企业自主权”和国营工业企业是独立的“生产经营单位”的思想。 五是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思想。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存在商品交换，“我国目前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在国家经济计划的领导下进行的，不是资本主义的。”[30]577根据毛泽东的意见，1958年党的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在今后一个必要的历史时期内，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以及国家和公社、公社和公社之间的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但是，决议又同时指出，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与资本主义不同，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有计划地进行的。”[31]611毛泽东在1959年底至1960年春的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时进一步指出：“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工具，这是好的，但是，不能把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主要根据”，“我们是计划第一，价格第二，当然价格问题是我们要注意的。”[32]164 与东欧社会主义改革受到苏联的强力干涉不同，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发展问题的积极探索，取得了宝贵的理论成果，毛泽东发展思想的嬗变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主义传统发展观根据时代主题的变化和各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具体情况进行的适应性调整，这种适应性调整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社会主义传统发展观的重大“修正”。毛泽东社会主义发展思想的“中国特色”，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初步尝试。毛泽东指出：“不可能设想，社会主义制度在各国的具体发展过程和表现形式，只能有一个千篇一律的格式。我国是一个东方国家，又是一个大国。因此，我国不但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而且在将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还会继续存在自己的许多特点。”[33]143也正是这种尝试，为1978年后的中国改革开放提供了历史经验和基础。 不过毛泽东对于苏联模式的反思与理论思考，更多地是从中国实际出发，重新研究“引申意义”的“马克思主义”，例如，在反思苏联模式问题时，他多次提到列宁、斯大林的著作，认为“斯大林的著作反映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当然也反映了他的错误。”斯大林“总结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不要因为斯大林犯错误，他的书就不读”[34]79，毛泽东强调：“还是要学习苏联，有很多可以学的。三个五年计划中，我们要把基本的东西学到。”[13]278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尽管毛泽东发展思想在许多具体问题上有过重大突破，但并没有脱离社会主义传统发展观的基本理念和框架。而且，毛泽东对发展问题的新思想并没有完全贯彻到实践中，理论与实践的脱节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探索过程中存在的一个重大问题，违背规律地追求高速度的“大跃进”和“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运动表明，在对苏联模式进行局部的调整以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事实上仍然沿着苏联模式的“惯性”运行着。 3 僵化停滞——毛泽东发展思想的“模式固化” 1966～1976年的十年间，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遭受严重挫折时期，也是毛泽东发展思想的“僵化停滞”时期：一方面由于无法根本克服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发展体制、机制上的弊端，另一方面由于社会主义传统发展观中主要适应于“战争与革命”时代的思想在毛泽东发展思想中不断趋于固化，最终使中国经济的发展几乎临近崩溃的边缘。 当然，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实践来看，毛泽东发展思想出现“僵化停滞”的状态不是偶然的、孤立的现象，它反映了社会主义传统发展观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面临的严重挑战和困境。 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看，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道路到60年代后期由“工人自治”发展到“社会自治”，到70年代形成“联合劳动自治体制”。按照自治原则，整个社会实现了“社会经济一体化。”[35]211但是，把马克思、恩格斯“工人阶级自己解放自己”“自由人联合体”和“国家消亡”的思想，直接套用到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这其实是理想主义和超阶段论的，国家干预经济职能的弱化、南共组织的涣散以及日益严重的民族分离趋势表明，自治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虽然有别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但也产生了南斯拉夫社会发展中许多新的重大问题和挑战。 60年代后期捷共“着手建设新的、高度民主的、符合捷克斯洛伐克条件的那种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36]244，但是，改革进程受到“领导集团不团结”“新闻舆论界不听指挥”“各种社会组织纷纷成立”[37]366-377的干扰，因此捷共在70年代则完全停止了对本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 波兰从“1959年以后，经济政策的很多方面都回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央集权的、以生产为导向的体制。”[38]15270年代盖莱克实行以高外债支持高速度、高工资、高消费的经济发展模式引发严重社会动荡，酿成1976年的城市罢工与骚乱的“六月事件”。 60年代后期匈牙利改革曾取得很好效果，被西方称为“东欧社会主义的橱窗”[39]435，但是由于无法突破传统社会主义发展观对于所有制关系的认识，不能正确认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进入70年代中后期，“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缓慢，外债包袱沉重，经济危机加深，终于导致了政治危机、民族危机和信仰危机。”[40]120 在60年代后期后，毛泽东发展思想的嬗变显然受到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南斯拉夫、波兰、捷克、匈牙利等国社会主义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使毛泽东对这些国家在变革苏联模式中出现的偏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的现象保持高度的警惕，同时，他对东欧的罗马尼亚与阿尔马尼亚的发展则表现出浓厚兴趣。 齐奥赛斯库执政下的罗马尼亚一方面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力图摆脱苏联的控制，到1971年以后，罗共提出了“建设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纲领，这些“是罗共根据本国实践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结果，有着鲜明的特点，它对世界各国共产党人从事社会主义理论的探讨和实践有着重要的意义。”[41]120另一方面，1974年罗共通过的“罗马尼亚共产党建设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和罗马尼亚向共产主义迈进的纲领”，提出了在建设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时要“实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一些原则。”[42]189这些理论严重的超越了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强化了苏联模式中的一些弊端。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则在霍查为首的阿共领导下，固守苏联模式，泛化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动力的观念，认为自己是“世界上唯一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正统的社会主义。”[43]125 这一时期，毛泽东与罗共、阿共及其领导人交往频繁关系密切，在思想上倾向于维护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发展理论，一方面固化了社会主义传统发展观的基本思想，如大而公的所有制形式、工业化发展模式、农业集体化发展道路、计划经济体制等方面的内容，另一方面放大了社会主义传统发展观中一些不适应时代要求的内容，出现了类似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发展中的极“左”倾向，其中最典型的表现是在社会主义发展动力问题上，曲解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动力”的思想，不适当地夸大了阶级斗争的社会作用，犯了严重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因此，思想的僵化停滞甚至倒退是这一时期毛泽东发展思想嬗变的主要特征。 4 结语 通过分析毛泽东发展思想嬗变的历史进路，可以发现，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发展问题的认识，既有对社会主义传统发展观的文本解读，又有对社会主义传统发展观的“中国式”思考。但未能及时适应时代主题的变化，是造成毛泽东社会主义发展思想逐渐脱离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要求的主要原因。 基于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社会主义传统发展观是毛泽东发展思想形成的基础。社会主义传统发展观契合了斯大林时期苏联“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背景，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巩固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新中国建立初期，主动模仿苏联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基础上形成的毛泽东发展思想，也契合了建国初期中国社会面临的“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促进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与巩固。 20世纪50年代后，随着时代主题的变化，基于“战争与革命”时代背景的社会主义传统发展观逐渐出现了不适应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状况，由此造成的社会主义发展中的问题引起了包括苏共在内的各国共产党、工人党的重视和思考。从50年代特别是60年代以后，克服苏联模式中的弊端成为各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主要任务。东欧各国在50至60年代纷纷立足本国实际，对苏联模式进行修正，试图把社会主义传统发展观与本国实际相结合，走出一条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但是，由于东欧共产党与工人党自身的先天不足，以及苏联出于地缘政治的干涉，这些国家的实践和探索在50至60年代出现了严重挫折。中国此时也对社会主义发展问题进行了建设性思考，毛泽东发展思想出现了重大嬗变，即立足中国实际、借鉴苏联的经验，独立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问题。由于中国共产党的相对独立性以及长期积累的历史经验，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发展问题的探索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社会主义传统发展观在这一时期谱写了很多“中国特色”。 由于社会主义传统发展观本质上反映的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背景，随着“和平与发展”时代的到来，社会主义传统发展观所暴露出来的弊端日益成为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到60年代后期，社会主义发展中深层次的矛盾迫使东欧各国掀起了第二次改革高潮，为克服苏联模式的弊端，东欧各国在改革中形成了自己对社会主义发展问题的新认识。不过东欧社会主义改革运动出现了两种倾向：要么偏离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要么进一步固化了苏联模式的弊端。60年代后期的毛泽东敏锐地看到了这些倾向，但他在防范类似东欧社会主义“复辟”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倾向的同时，却在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不适当地固化了苏联模式，甚至放大了苏联模式中被实践证明为错误的一套极“左”的做法，造成了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 毛泽东发展思想嬗变的历史进路表明，毛泽东发展思想是社会主义传统发展观的艰难“中国化”。社会主义传统发展观尽管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与巩固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但是由于其产生的时代背景的特殊性，因此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一发展观的基本理念已经难于适应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需要全新的发展理念，科学发展观的逐步形成成了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标签：斯大林论文; 毛泽东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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