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业洋[1]2001年在《分工专业化与一体化问题研究及其在交通运输业中的应用》文中研究指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历程就是分工专业化不断加深的过程。分工专业化对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人们对分工专业化这一作用的认识始自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后来一些新增长理论家们完善和发展了亚当．斯密的理论观点，形成了分工专业化内生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式。 分工专业化对经济的增长主要是通过熟能生巧和知识积累起作用的。由于熟能生巧的缘故，使人们在本行业中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同时使人们对本行业知识掌握得更多。由于分工专业化的缘故，各人掌握的专业知识各不相同，因而整个社会的知识就是各人所掌握的知识的总和。故分工专业化可以提高整个社会知识存量，也就促进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虽然分工专业化促进了经济的增长，给人类带来很多利益，但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如交易费用、信息不对称、协调、分权等问题，这些问题将制约着分工专业化的进一步演进。正因为存在着这些问题，所以要一些制度来加以解决，一体化就是在这样的要求下而产生。 一体化包括宏观上和微观上两个层面，是经济各要素相互联系加深和整体协同性增强的过程，是建立在分工专业化基础上的统一。它的最大作用是降低交易费用和提高整体协同性，这也可以进一步促进分工专业化的演进。一体化同分工专业化一样，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大趋势。微观上的一体化是从企业的形成开始，后来发展到企业的并购、联盟、分包制以及虚拟企业、供应链一体化和运输链一体化等各种形式。它们各有特点，适合于不同的场合。一体化和分工专业化一样也有缺点，就企业一体化而言，它增加企业的管理协调成本，降低企业的灵活性(主要指的是硬性一体化)，还可能产生垄断等。 分工专业化是一体化的基础，一体化又促进分工专业化的发展，它们是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关系，共同推动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只强调分工专业化的作用，或只强调一体化的作用都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 分工专业化与一体化的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思想，对交通运输业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历程反映了分工专业化与一体化的统一。分工专业化和一体化要求港口群既要合理分工，又要统一协调，以提高港口群整体协同性和核心港口同周边国家港口的竞争力。从联运到集装箱多式联运再到现代物流的发展过程，正是运输链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反映了运输业发展的一体化趋势。为了提高运输链一体化的整体协同作用，发展了“无漏洞”运输理念，以提高运输质量。我国的运输链一体化的程度还不高，缺乏整体的协调性，这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综合运输体系向物流系统的发展，在宏观上反映了交通运输业的一体化发展趋势。航运企业在通过并购等一体化形式实现规模经营的同时，也在实现分工专业化的利益。如中远分立中集、中散等专业化公司，实行专业化管理和运营，以提高经营效率，降低运营成本。在分立专业化公司时，要注意如何实现相互间的协调。
吴金明[2]2007年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公企业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基础设施领域的公企业研究，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实践问题。本研究是在前人有关“基础设施”、“公企业”特性、定义、表现形式与发展成因的研究基础之上展开的。从导论到结论虽然分成九章来撰写，但始终是围绕“什么是公企业”、“基础设施领域中为何存在有公企业”、“公企业的演化动因与作用机理是什么”、“基础设施领域中公企业的演化规律如何”等方面的问题展开探讨与分析的。本文认为：(1)公企业是为了达成政府或公众目标，由政府全部或部分出资(或补贴)，主要提供公共物品的、由政府经营或干预的、受单独立法模式调整与制约的特殊法人，是权力结构与权利结构之间博弈的一种均衡及其在微观组织上的一种体现。依据公企业公共性的类型与程度不同，它有A、B、C、D四种类型之分。尽管适合于市场经济要求的基础设施领域公企业的法人制度是一种“四位一体”的特殊法人制度，包括依据单独立法而设立的规制制度(即基于效率的放松规制和基于公平的亲贫规制)、以国有独资、控股与“公私合作”为代表的产权制度、关键利益相关者主导的治理结构和与企业文化共生的管理制度四个方面，但具体到公企业的A、B、C、D四种类型，其法人制度与治理结构又有不同。(2)基础设施的技术、经济与社会特性决定了公企业在基础设施领域中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公企业之所以广泛存在于基础设施领域，是基础设施的技术、经济与社会特性与公企业的两重性(公共性与企业性)综合作用的结果。(3)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公企业的演化动因不同。在资本主义经济形成时期，其演化动因是弥补私人投资不足，建设上层建筑的政策工具；在战时和经济危机时期，其演化动因是应对系统性风险的保障、修复机制和政策工具；在20世纪50-70年代，其演化动因是原始性市场失灵的纠正机制和平均利润率下降的缓解机制与政策工具；在20世纪80年代至当代，其演化动因是新市场失灵的纠正机制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导入政策工具；在未来时期，其演化动因是扩张有效需求、维持网络经济性和引领前沿战略性产业的政策工具。(4)公企业与私企业之间存在着有限的替代性与四个方面的显着互补性，正是这种替代性与互补性，使得公企业与私企业总是以一个动态的比例分布于基础设施产业和其他一些战略性产业之中。根据社会物品短缺性质和基础设施发展模式的不同，公企业有以下特殊演化规律：一是基础设施领域公企业的表现形式与分布特性随经济发展的阶段不同而不同；二是即使是在同一经济发展阶段，公企业的表现形式与分布特性随产业的不同而不同，总的趋势是，公企业的产业分布层次越来越高，且符合“赫希曼准则”；叁是在同一产业的不同环节，公企业的表现形式与分布特性也不同，公企业的分布面越来越窄，基于产业“七寸”环节而出现“收敛型”分布；四是不同的基础设施发展模式导致不同的公企业演化路径。(5)就我国基础设施领域国有企业改革的路径依赖问题，提出了“两分法、一步走”模式和“谱系法、分步走”的模式的分类，并结合我国的改革实践，在分析指出“两分法、一步走”改革模式所带来的两大严重弊端(“内部人控制的外在化”——寄生性企业对母体的利益侵蚀和外部规制的失效——关系对制度效应的挤出)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基础设施领域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逻辑和可行路径：即“谱系法、分步走”的模式，即第一步，通过改革把缺乏单独立法的我国提供基础设施及其服务的政企、政资与政监合一的国有企业改造成基于单独立法的政企、政资与政监合一的A类公企业；第二步，把基于单独立法的政企、政资与政监合一的A类公企业改造成基于单独立法的政企、政资、政监分开的B类或C类公企业；第叁步，通过改革部分地把基于单独立法的B类、C类公企业再转变成D类公企业或基于私法的民有企业。
赵红军[3]2005年在《交易效率、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文中研究表明研究城市化的文献浩如烟海,有从建筑规划角度单纯研究城市内部空间布局的,也有从地理区位角度研究城市与农村之间经济活动区位分布的,还有从社会学角度研究城市犯罪、城市人口流动的,但从主流经济学角度系统研究城市化以及相关经济发展问题的则并不多见,这就是当前城市化领域研究的基本现状。 单就当前城市化研究的主流经济学这一角度来看,国外对城市化的理论研究大多借用报酬递增和运输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trade-off)来解释城市化进程以及相关的经济问题。其普遍结论是,生产中的劳动分工,或规模经济能产生报酬递增,给生产带来不断增加的利益,但严酷的地理空间(澳大利亚人的说法)却会形成对这种报酬递增的一个天然制约,结果,这种正向作用力与负向作用力相互作用的结果就会产生一个最优的城市化进程。其中,“经济人”拥有选择经济活动空间和迁移的自由,对一定范围内的经济信息能够做出灵敏反映,生产要素能自由流动与配置,结果“经济人”权衡各个空间区位带来的报酬递增以及由此产生的运输成本的结果就内生出了一个经济体中的城市化水平,从而与城市化相关的城乡劳动分工局面、城乡差别、最优的城市规模、城市区位、城市体系的形成等都将是最优的。 这一分析视角的优点在于:第一,它将地理空间(space)这一长期被主流经济学遗弃的内容重新拉回到主流经济学当中,并运用“运输成本”这一范畴巧妙地处理了空间问题,从而使它能够巧妙地解决空间与竞争分析框架难以相容的历史难题;第二,它抛弃了主流经济学长期以来奉行的完全竞争分析框架,并启用不完全竞争(incomplete competition),从中给城市经济活动的报酬递增和效率优势在经济学中找到了栖身之所,从而改变了过去新古典经济学在城市经济学问题上无能为力、对很多问题避而不谈的被动局面。第叁,它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对城市经济问题所给出的单重均衡分析结果,用多重均衡(multiple equilibrium)这一结果描述了城市化进程中的多中心城市、城市体系等问题。 但这一视角的问题是,它没有考虑一国的法律体制、政府服务、管理水平、户籍制度、银行体系的竞争性、对产权的保护状态、社会诚信等制度因素对城市化和相应经济发展问题的影响,因而不能为转轨经济体、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问题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事实上,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问题十分复杂,其中既有交通条件、基础设施、自然、地理因素对城市化和经济发展造成的障碍,也有相当多城乡两分的政治、经济、社会、法律制度对城市化和经济发展带来的诸多阻碍,并且在相当程度上,我们可以将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和经济发展问题归结为一个制度问题。比如,如果考察我国的城市化问题,你会发现它并不是一个纯然的经济问题,而往往是我国重化工业战略、建国初的政治社会稳定、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对新生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封锁等政治目标内生出来的。这些年,我们只谈工业化,只谈工业救国,有意或故意遗忘或淡化城市化问题,这并不是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愚蠢,而反映了整个经济学对城市经济现象的无能和无奈以及我们认识的有限和肤浅。
夏青[4]2010年在《现代服务业演化机制与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生产的进行,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意义已经为人们所认识,因此,我国提出了加快服务业发展,尤其是大力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方针政策。现代服务业作为我国提出的一个新的产业概念,更强调其现代性和对国民经济,其他产业的支撑和促进作用。有很多学者已经开始了对现代服务业的研究。但是由于对现代服务业还缺乏一个统一的认识,对其研究还停留在对概念和产业范畴的界定上,缺乏深入的系统的研究,也造成了国家在制定相关政策时缺乏足够的理论支持,无法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本文对现代服务业的研究着眼于现代服务业演化机制和作用效应两个方面的问题,按照层次渐进的研究思路,依次研究了现代服务业的外在关系,现代服务业的演化路径及机制,现代服务业的演化发展水平和效率,现代服务业的政策建议几个方面的内容。首先,在深入研究了相关理论与概念的基础上,将我国现代服务业的产业发展现状与美国进行了对比研究,对我国的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状况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第二,通过运用计量经济方法和共生理论的基本模型分析了现代服务业的作用及外在关系:一方面,现代服务业从技术拉动、产业波及、就业以及整合效用等方面对经济发展有着促进作用,通过计量方法实证可知,二者之间存在着长期的相互促进的因果关系;另一方面,现代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具有共生关系,这种共生关系是一种非均衡的连续的互惠共生的状态。第叁,在实证分析了现代服务业的影响因素后,本文对现代服务业系统演化的动力机制进行了剖析与仿真,构建了基于协作的演化机制模型,对现代服务业的演化机制与路径进行了深入分析。并运用自组织理论、演化经济学与共生理论相结合的方法分别研究了现代服务业系统整体及其各分支产业部门的演化过程,从整体来说,现代服务业系统的演化路径是有序的、自组织演化过程,基于现代服务业各分支产业部门之间则是以协作为主的、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在一定的技术水平条件下,各分支产业部门向均衡状态演化,在技术创新因素的作用下,会带动现代服务业从一种有序状态向新的有序状态演化,形成新的均衡态。并在现代服务业演化的动力机制与路径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SD仿真模型,模拟了现代服务业的演化路径。第四,在分析了现代服务业的演化路径及机制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进行了现代服务业演化发展水平的和效率的测度。通过构建现代服务业发展状况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我国各省市地区的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进行了综合测度,研究发现,现代服务业在我国整体来说,发展水平明显不足,区域差异度大,地区分布不合理。通过DEA分析方法对我国1995-2007年的现代服务业演化的技术效率和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度测度可以发现,我国现代服务业演化发展在整体上都是有效的,它与经济系统保持着长期协调发展的趋势,具有较好的发展潜力。最后,在对现有国内外政策体系进行梳理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促进我国现代服务业演化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该论文有图70幅,表44个,参考文献184篇。
王廷惠[5]2003年在《微观规制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微观经济领域中的政府行为边界，取决于如何理解市场。抽掉许多现实因素的一般均衡理论，将经济描述为一个机械系统。根据一般均衡理论，在一定要素和初始条件下，可以对结果进行唯一和准确地预测。在一般均衡框架中，结果是可以重复的，过程是可逆的。这样，市场体系之外的人为控制和指导经济运行就变得极有吸引力，政府控制经济系统总是能够实现希望预期结果。将经济比拟为一架机器的思想，显然不适合用以认真理解现代市场经济实际上是如何运转的，也不适合为经济政策形成提供理论基础。一般均衡理论似乎更适合用于解释原始经济和中央计划经济，非但不能证明市场体系实际运行的动态效率，反而成为政府实施微观规制和进行普遍干预的理论工具。在正统经济学视野中，只有严格满足一般均衡条件，市场才能得以良好运转。基于一般均衡理论的“市场失败”理论，将所有偏离一般均衡条件的情况都看作是例外，理解为市场出了问题，然后想当然地赋予政府矫正“市场失败”的任务。将普遍存在于真实市场运行之中的市场现象理解为“市场失败”，只能是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出了问题。 马歇尔以来均衡经济学的发展仍然没有触动传统理论框架，更加远离实际，缺乏说明市场实际如何运行的解释力。由于固守没有真实时间的比较静态均衡方法，主流经济学仍然无法解释实际经济现象和行为。要对真实世界里的市场现象提出清晰的解释，必须将时间、知识和人类行动等重要因素纳入分析框架。如果将市场理解为一个争胜竞争的动态过程，同时又是一个受到利润激励的企业家发现过程，还是一个开放和复杂的演化过程，那么，建立在理解市场运行过程的多维现实特征基础上，需要对“市场失败”范式所讨论的垄断、外部性、公共物品、信息不对称等典型“失败”现象予以重新认识。从市场过程的视角来看，“市场失败”往往是伴随市场过程的必然现象，是市场作为一个复杂、适应、竞争过程的必然表现，传统理解的“市场失败”正好是市场过程有效运作的具体表现形式，具有比市场成功或者市场均衡更为重要的过程意义。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随着市场过程的展开，经济主体总是能够通过试错、学习和相互适应过程，找到多种解决“市场失败”问题的有效方式，许多时候政府实施的微观规制都是缺乏合理根据的。 非政府进入壁垒并不能构成市场过程争胜竞争的实质威胁。自然垄断的自然性质表明自然垄断是市场过程内生的有效率的现象，垄断只是市场过程中竞争获胜的暂时现象，垄断利润不过是激发更多市场主体参与争胜竞争的暂时回报。政府反垄断措施往往会破坏动态竞争过程，损及动态效率。政策相关的外部性源于产权制度安排。负外部效应的存在意味着缺乏实现外部性内部化的合适制度，源于制度失败。而正外部性是市场过程的额外结果，也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市场过程常常能够通过多种方式解决公共物品问题。政府垄断公共物品的供给反而会阻碍多样供给公共物品方式的出现，甚至会扭曲市场信号，误导资源配置。信息不对称问题实际上正是需要随着市场过程的展开，信息才能得以发现，并在交易各方扩散与均衡。与此同时，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还是机敏的企业家发现潜在利润机会的前提。总之，争胜竞争市场过程能够内生出多种解决“市场失败”问题的有效方式，政府实施微观规制有时非但无法矫正“市场失败”现象，反而成为问题的真正根源。 在主流微观经济学看来，市场的功能是在各种相互竞争的社会目标之间有效 华南师范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论文配置社会资源。主流微观经济学框架内的“市场失败”理论错误地理解了市场经济的真正过程。市场作为一个争胜竟争的过程，真正的功能在于协调与知识分工有关的分散知识，在于激发市场参与者发现他人能力、计划、可获取资源、潜在需求以及迄今为止仍然未被发现的可能技术，这些发现活动能够促进市场参与者之间计划的协调，有助于开发现有经济情况下仍然未引起注意的生产可能。就这一意义而言，市场作为一个企业家推动的发现过程，不可能出现无法成功运转的时候。依据其真正功能判断，市场根本就不可能失败。“市场失败”理论低估了市场过程解决各种问题的能力，因此只能借助政府实施规制和干预。实际上，“市场失败”更有可能在政府管制过严的情况下出现，而这些情形实际上往往是政府失败所致。 政府微观规制实践表明，微观规制往往效率低下，甚至引发政府俘获现象。最为严重的问题是，政府规制往往对争胜竟争的市场过程构成根本威胁。由于缩小甚至封闭了市场主体参与市场过程的机会，政府规制阻挠了具有特定场景的知识优势的市场主体发现和利用利润机会的过程，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严重障碍。政府失败理论的有关研究结论，同样能够为确定政府微观经济领域中的合适角色提供现实与理论的反面参照。 基于对一般均衡理论的批评以及将市场理解为一个争胜竞争过程的认识，在剖析了“市场失败”现象的实质和反思政府规制之后，一个可靠的结论就是首先应该通过宪法秩序限制政府的活动范围。为了制约政府?
朴银哲[6]2009年在《延龙图经济一体化发展战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延龙图是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以下简称延边州)延吉市、龙井市、图们市的简称。2007年7月，经吉林省人民政府批准，延龙图一体化战略正式启动。论文主要从经济学和管理学的视角，运用了多学科知识、多种研究方法，剖析研究了延龙图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合作、产业整合、市场整合与制度创新等四个方面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加快延龙图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战略思考，由此拟探索出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一体化建设中的制约因素、可行性与实现路径。论文分绪论、延龙图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环境、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践与借鉴、延龙图经济一体化实证研究、结论等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包括问题的提出、区域经济一体化国内外研究进展与评述、论文的基本思路与研究方法。第二部分为延龙图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环境。包括图们江地区开发与合作情况的介绍及其对延边州经济发展的影响、延边区域经济发展的SWOT分析及战略选择、延龙图经济一体化的必要性、可行性等。第叁部分为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践与借鉴。介绍长江叁角洲地区、珠江叁角洲地区、京津冀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模式，并从中总结出有益的经验及启示。第四部分为延龙图经济一体化实证研究，也是论文的第叁、四、五、六章的内容，是整个论文的核心部分。在第叁章延龙图区域政府间合作研究中，在具体分析政府间合作中存在的问题与政府间合作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延龙图政府间合作的重点领域及政府间合作机制的构建。在第四章延龙图区域产业整合研究中，运用钱纳里多国模型、产业结构相似系数、产业梯度系数、区位商等研究方法，分析延龙图产业整合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叁市间的产业梯度与产业发展定位，最后提出延龙图产业整合的路径选择。在第五章延龙图市场整合研究中，运用樊纲等提出的市场化五个方面的指标，对延龙图市场化程度进行了测度；运用相对价格方差系列模型，对延龙图市场一体化趋势进行了分析；同时，结合图表，具体分析了延龙图商品市场、金融市场、人才与劳务市场、房地产市场、技术与信息、产权市场的发展现状。在此基础上，对延龙图市场一体化进程的影响因素与市场壁垒进行了相关分析，最后提出了构建延龙图一体化市场的路径选择。在第六章延龙图经济一体化制度创新研究中，先以量化制度变量的方法，分析了制度变迁对延龙图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再用皮尔逊相关系数，做出延龙图制度变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分析，进而研究每一种制度变迁对延龙图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力。最后，在分析影响延龙图经济一体化制度约束的基础上，提出了延龙图经济一体化制度创新的主体及路径选择。第五部分为结论。论文得出的结论为：(1)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施是以先易后难的顺序，逐步推进的过程；(2)市场一体化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础；(3)健全的利益协调机制是区域经济一体化顺利实施的前提和必要条件；(4)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起步阶段，政府的强制执行力不仅是理性的，而且也是必要的；(5)与发达地区相比，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一体化所面临的阻碍因素更多，任重而道远。论文可能的创新点为：(1)论文所研究的延龙图区域为经济欠发达的、由叁个县级市构成的少数民族地区，在研究对象上有别于以往对经济一体化的研究大多局限于发达地区省区间合作的先例。(2)论文主要从经济学、管理学的角度，对经济一体化发展中的具体问题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有别于以往主要以地理学角度所进行的研究方式。(3)论文力求将本身定性意义较大的一些论题，如经济一体化中的制度创新等问题做了量化分析，以提高论据的科学性与说服力。论文也存在一些不足，如收集资料有限，影响研究结果的精准性；研究内容不够全面、实证分析不足等，需要在后续的研究中不断补充与加强。
郑秀峰[7]2004年在《中国金融结构调整的产业背景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从产业经济学视角研究金融结构调整是基于现有经济理论之不足,本文以现有的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理论为依托,以中国二元经济为背景,以城乡经济发展为两翼,全面系统地研究产业发展对金融结构调整的影响。第一章是导论,基于对中国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的理论对接思考,构列出了中国金融结构调整的产业背景研究基本分析思路,并通过研究目的与方法的确定、研究范围与概念的界定,确立了论文的行文线索和研究的框架结构。第二章是理论回顾篇。主要在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为指导,重点对产业发展与金融结构调整相关理论进行系统梳理,以便从理论上把握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发展对金融结构调整的影响机理。第叁章是理论分析篇,首先设计出金融结构发展与产业发展相关性理论模型,以便为整个论文的研究设定一个基本理论分析框架,然后,从产业发展需求莉金融服务功能交互作用的角度来研究现代金融结构的生成机理,以此来论证产业发展对金融结构调整的影响和金融结构发展对产业发展的促进。第四章是实证分析系列的第一部分,主要通过对中国农村金融结构调整的产业发展背景的分析,揭示农村金融结构不合理发展的产业根源,在此基础上,以农村产业发展方向的选择和农村产业相关的金融供给、金融需求分析为主线,明确农村金融结构的调整方向。第五章是实证分析系列的第二部分,主要通过对中国城市金融结构调整的产业发展背景的分析,揭示城市现存金融结构的合理性以及现存金融结构不合理发展的产业根源,在此基础上,以城市产业发展方向的选择和城市产业相关的金融供给、金融需求分析为主线,明确城市金融结构的调整方向。第六章是比较分析系列的第一部分,也是实证分析系列的延续部分。主要在对中国“二元产业"与“二元金融”形成的历史渊源分析的基础上,展开中国城乡金融结构调整的产业发展背景比较分析,考察中国城乡金融结构的发展差异,然后,以中国城乡的实证研究和比较分析研究为根据,对第叁章提出的理论模型进行理论检验与分析。第七章是比较分析系列的第二部分,也是实证分析系列的进一步延伸部分。主要通过金融结构调整的产业发展背景的国际比较,分析中国叁次产业在国际上的发展位置,以此为基础,按收入水平分类,对各国金融结构进行分析比较,从中探讨产业发展和金融结构调整之间的互动机制,为确立中国产业适应型的金融结构发展模式提供国际比较支持。<WP=6>第八章是对策研究篇,它是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的结果。主要是在前面各章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中国金融结构调整的目标及其路径选择,具体探讨了适应中国农村产业发展的金融结构再造、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资本市场结构的再造、城乡产业协调发展的金融支持体系再造、中小企业融资与中小金融机构的结构再造。
参考文献：
[1]. 分工专业化与一体化问题研究及其在交通运输业中的应用[D]. 徐业洋. 上海海运学院. 2001
[2]. 基础设施领域的公企业研究[D]. 吴金明. 北京交通大学. 2007
[3]. 交易效率、城市化与经济发展[D]. 赵红军. 复旦大学. 2005
[4]. 现代服务业演化机制与效应研究[D]. 夏青. 中国矿业大学. 2010
[5]. 微观规制理论研究[D]. 王廷惠. 华南师范大学. 2003
[6]. 延龙图经济一体化发展战略研究[D]. 朴银哲. 东北师范大学. 2009
[7]. 中国金融结构调整的产业背景研究[D]. 郑秀峰. 复旦大学.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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