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晓宜[1]2000年在《广州国际化的主导产业选择》文中研究表明论文共分5个部分（导言和正文）。导言部分简要论述了选题的依据与意义、论文研究方法以及论文的基本框架与主要内容。论文的正文共分4部分。第一部分首先综述城市国际化和主导产业的一般理论，并提出主导产业选择的一般指标。第二部分探讨广州国际化面临的环境、形势以及向国际化迈进所具备的条件。第三部分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广州主导产业进行选择。在前面三部分分析的基础上，第四部分主要探讨了广州国际化的产业战略以及建设有特色的主导产业的一些设想与建议。
杨德进[2]2012年在《大都市新产业空间发展及其城市空间结构响应》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大都市新产业空间是21世纪国际化大都市经济发展向以知识为基础，以创新为核心，以信息产业为支柱，以全球为市场，以网络为纽带的可持续新增长方式转变的空间结果；同时也是大都市呈现出以知识经济、服务经济、休闲经济、都市型工业经济的多元化经济发展新格局的空间诉求。大都市新产业空间作为大都市国际化进程中经济发展的主要物质载体，适应了大都市产业结构不断演进的“软化”和“服务化”趋势，也在其内部和外部空间要素上都表现出与传统工业化时期城市所形成的工业空间的巨大差异，成为了新经济背景下大都市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和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新空间类型。大都市新产业空间的主要空间形态可以划分为以CAZ（中央活动区）和CBD（中央商务区）为主的综合化地区、以专业化产业群落集聚而成的特色专业化街区和以多种功能高度复合的紧凑型城市综合体三个类型。大都市新产业空间内部结构性要素新特征包括土地的混合使用、功能的高度复合化、交通的人本化和立体化、景观与环境的人文生态化、流动空间的高效化和整体结构的紧凑化；从新产业空间的外部来看，有着区位优越、多元融合、立体牵引和第一印象性的新特征。具有鲜明内外部空间结构性特征的大都市新产业空间，它的产生与发展必将对城市整体的空间结构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引发城市空间结构的新一轮有机调整，以适应大都市新经济格局下的空间需求；同时城市空间结构的调整又提供了大都市新产业空间发展良好的外部环境，促进大都市新产业空间的壮大；因此大都市新产业空间发展与其城市空间结构优化有着作用和反作用的互适机制。按照上述脉络，本文研究主要内容围绕以下几点进行展开：首先，将大都市新产业空间界定为新经济背景下大都市参与国际产业分工而形成的金融商务空间、商业空间、文化创意空间、教育研发空间、商贸物流空间、会展博览空间和旅游休闲空间等空间类型，并进一步探讨了大都市新产业空间产生和发展的动力机制来源于大都市产业群落集聚空间组织、新产业价值链导向、产业结构高度化特征、经济多元化趋势以及科技进步等多方面的空间诉求。另外，详细阐述了大都市新产业空间的经济机理影响下，内部空间组织与整合的目标是营造学习创新空间、多元文化空间、绿色低碳空间、健康宜人空间、高效流动空间，并由此建立了一个多维目标导向的空间规划引导和评价体系，以实现对大都市新产业空间的内部优化。然后，从不同经济时代、产业集聚变迁、产业结构调整三个视角探讨了城市空间结构演进的内在产业推动力量，并分析了大都市新产业空间的不断发展对城市空间结构的优化作用主要体现在引领大都市发展目标国际化、促进城市综合功能高级化、内部空间从分区走向融合、外部形态从圈层走向网络、城市中心区由衰退到复兴和形成城市的立体空间结构等方面，而与此同时城市空间结构的优化和调整又对大都市新产业空间有着极大的反作用，以增强产业的集聚和辐射能力，加速内部空间要素的优化；可以说大都市新产业空间发展与城市空间结构调整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高度耦合的互适机制，并依据耦合度原理而建立了耦合度评价体系，根据耦合度的高低状况通过运用城市规划协调职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政府城市治理模式、重拾城市营销工具以有效引导大都市新产业空间与城市空间结构的互适和双优化。最后，以我国北方滨海大都市天津为例，分析了天津城市产业空间演进的历史轨迹，并指出了天津新产业空间产生和发展的动力机制是新时期全球化进程的外部推动、国家建设滨海新区的政策推动、天津城市产业结构调整的拉动、天津城市发展国际化战略的引领和天津城市空间结构调整的诉求等多方面影响，基于此提出了天津新产业空间组织和整合应从京津滨新产业空间区域协调发展角度出发，完善的大都市新产业空间布局体系，引导产业发展高级化和实现技术支持体系现代化。另外，从天津城市产业空间发展和城市空间结构的演进过程中可以看出，天津城市空间结构的不断调整和优化始终以城市产业空间的不断整合和高级化为导向的，天津城市空间结构的优化对策和重点是以新产业空间合理布局形成天津城市多中心网络结构、以新产业空间功能提升实现城市功能高级化目标、以新产业空间多元融合促进城市从分区走向兼容、以新产业空间立体复合引导城市空间结构立体化、以新产业空间“触媒”作用带动城市旧区再繁荣、以新产业空间“窗口”作用提高城市品牌知名度。
彭聚珍[3]2016年在《商业生态系统视角下中国航空运输企业国际竞争战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信息技术、交通事业日新月异突飞猛进,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竞争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在此背景下,近年来,中国民众走出国门的数量呈几何级数增长,它国民众往来中国也日益频繁。这些"客户"的跨境流动,对中国航空运输企业的战略思维和运营模式提出了全球化视野下新的要求与挑战,国际竞争必然而迫切。同国外先进航空运输企业相比,中国航空运输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明显不足,迅速提升国际经营水平,成为亟待解决之课题。本文从商业生态系统理论出发,对中国航空运输企业国际竞争战略的相关问题,从机会环境分析到目标生态系统评估,再到商业生态系统的开辟、扩展、领导、更新,提出了中国航空运输企业国际竞争商业生态系统的5阶段理论,辨析了关键障碍因素中的结果因素、原因因素,并分别提出了具体对策,以期助推中国航空运输业的国际竞争进程,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通过理论归纳构建逻辑模型、数理模型,应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实证分析等方法,建立了评估目标生态系统的"机会指数"、拓展商业生态系统的"樱桃模型"、提高企业品牌影响力的"品牌4S"等工具,并运用它们进行了实际操作,得出了相应的建议。通过研究,本文主要结论如下:(1)本文认为,中国航空运输企业进入国际竞争,构建自己的商业生态系统,并逐步获取竞争优势确立骨干生态位,一般需要经历评估(Assess)、开辟(Assart)、扩展(Amplify)、领导(Authority)、更新或衰亡(Again)等五个阶段("AAAAA五阶段"),这五个阶段首尾相接,中国航空运输企业需要循序渐进,不断解决各个阶段的关键问题。(2)本文认为,"进入国际市场盲目"、"国际航线开辟缺乏论证,且国际长航线缺乏枢纽强力支撑"、"没能成为临空经济区主导航空公司"等结果因素和"品牌国际影响力弱小"、"人才队伍缺乏国际化规划"、"企业文化与国外生态系统冲突激烈,难以融合"等原因因素是阻碍中国航空运输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建立良好商业生态系统,获取竞争优势,不断提高经营效益的主要障碍因素。(3)本文认为,中国航空运输企业进行国际竞争,必须选择和嵌入正确的目标市场、正确的机会环境,即适宜的目标生态系统,先期作为其子系统存在,再构建以自己为中心的商业生态系统。经过运用"机会指数"评估,明确了首选北美市场,布局欧洲市场,逐步建立在澳洲市场的优势,巩固中国周边包括日韩、东南亚市场,对"金砖国家"等潜在市场适当关注和开发的选择顺序。同时,提出针对不同的市场匹配不同的生态战略,短航线市场使用缝隙型生态战略,直接采用"点对点"模式,长航线市场则采取骨干型生态战略,发挥"枢纽"的辐射效应来开发和运营。(4)本文认为,中国航空运输企业应在选择目标生态系统的基础上,继续按照开辟、扩展、领导、更新四阶段要求,构建以自己为中心的商业生态系统,并逐阶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解析。首先,在开辟国际航线时,应注意生态系统要素,主导搭建生态平台,吸引更多利益相关方进入。其次,运用"樱桃模型",扩大国际长航线这个核心子系统。再次,探讨了对生态系统的领导问题:一是积极参与临空经济区建设,谋求成为主导航空公司,并在其生态系统中适度多元化,以汲取更丰富的营养;二是不断提高品牌的国际影响力,用软实力加强对终极客户的吸附能力。最后,论证了生态系统的更新问题:一是培育与商业生态系统相适应的国际化人才队伍;二是建设开放、包容、鼓励创新的跨文化,为商业生态系统不断注入新的创意、价值。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如下创新点:(1)引入了商业生态系统理论,用于中国航空运输企业国际竞争战略研究。商业生态系统理论的率先运用,突破了传统竞争战略个体对抗的简单思维,打开了系统共生、和谐共赢的系统思维模式,为中国航空运输企业进行国际竞争提供了有意义的启发和借鉴。(2)丰富了商业生态系统理论:提出了构建航空运输企业国际竞争商业生态系统的"AAAAA五阶段"理论、评估目标生态系统的"机会指数"概念。结合企业特性,以及实战需要,在原有商业生态系统四个阶段的基础上,增加了 "评估目标生态系统"阶段。"机会指数"为航空运输企业寻找适宜的机会环境,评估目标生态系统,提供了科学的、可量化的评价标准和实用工具。(3)开发了方便可行的实操工具:构建了改进国际长航线运营的"樱桃模型"、提高品牌影响力的SE模型和4S工具。"樱桃模型"作为改善国际长航线运营的工具,不仅对于中国航空运输企业具有较高的指导价值,对世界其它航空运输企业也具有较强的启发作用。运用生态学理论构筑的SE模型和4S工具对增强航空运输企业国际品牌影响力、提高领导商业生态系统的能力具有较强的实操功用。(4)提出了在不同国际市场采取不同生态位,匹配不同运行模式的建议。细分国际航空市场为近距离的周边市场和远距离的跨洲、跨洋远程市场,提出周边市场选择缝隙型战略,匹配"点对点"运营模式,远程市场选择骨干型生态位战略,匹配枢纽运营模式,以提高市场开拓效率。
余国扬, 方中权, 刘欣文, 邱湘琪[4]2009年在《以国际化和产业化带动区域城乡协调发展——以广州市为例》文中提出以广州经济国际化的理念引领广州城乡协调发展,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一是以乡镇为单位,提高乡镇政府"经营"镇域的水平;二是以广州支柱产业的配套产业和广州专业市场所依托的产业来促进乡镇产业的发展,增强乡镇自我发展的能力;三是以区域产业专业化和国际化为导向,发展镇域主导产业体系;四是形成专业镇发展模式。
宋思曼[5]2013年在《国家中心城市功能理论与重庆构建国家中心城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国家中心是一个大国范围内能级最高的中心城市，在全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发挥引领、集聚、辐射、控制、影响和带动的作用与功能，在国家战略布局中是区域发展的空间支点，是代表国家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重要门户。国家中心城市是基于国情与国家战略中国特色的城市等级规划概念，是对中心城市经典理论和世界城市理论的发展。国家中心城市发展的本质是实现其特定的城市的功能。国家中心城市的主导功能体现为“1+3+1”的结构体系：政治功能是关键因素，经济功能、社会功能、文化功能是主要内容，枢纽功能是基础。本论文以全球的开放视野，进行了大量的比较研究，提炼和总结了五大主导功能的概念内涵、作用原理和发展特征，提出了普遍意义上国家中心城市功能实现的路径，初步构建了国家中心城市的功能理论框架。论文围绕“1+3+1”的功能体系建立了评价国家中心城市的指标体系和数学模型，有助于国家中心城市的研究更加系统化与科学化。重庆是我国内陆地区唯一的直辖市，其地缘特征、特殊市情、规模基础、国家战略的特殊地位和后发型成长优势，都使重庆构建国家中心城市的道路存在与其他沿海地区国家中心城市较大差异性。论文研究并提出，重庆构建国家中心城市要在政治功能上充分发挥政策优势、策划发展重点，在经济功能方面结合传统工业城市和农村区域面积大的特点确定符合自身实际的三次产业发展的结构目标和方向，在社会功能方面要重视人口规模集聚与人口结构优化的路径，在文化功能方面重点完善物质的与非物质的文化及其产业发展规划，在枢纽功能方面突出构建内陆联通世界的交通与信息网络的开放策略。
余国扬, 方中权, 刘欣文, 邱湘琪[6]2008年在《广州农村发展国际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经济国际化是世界区域经济发展的趋势。它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和区域吸引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学习先进发展经验,培养高素质人才,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等,是发展中国
黄亮[7]2014年在《国际研发城市的特征、网络与形成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前,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及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人类正逐步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迈进,城市与区域经济的发展已进入到一个由传统要素驱动向创新要素驱动转变的新阶段。在上述背景下,研发作为知识创造与技术创新的现实途径和重要来源,对于城市与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已由产业全球扩张进入到研发全球扩张的新阶段。其中,作为跨国界知识流动载体的跨国公司在研发全球化进程中发挥着主要作用。跨国公司研发网络的全球扩张与地方镶嵌,带来了技术创新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空间转移与重新整合。跨国公司研发投资在某一城市空间范围内的持续集聚的同时,与本土研发资源不断交互融合,推动国际研发城市(International R&D City)这一新型空间形态与城市功能的形成与发展。国际研发城市是一个颇具开创性的研究命题,不仅在国内学术界涉足者寥寥,即使在国外也鲜有学者涉及。目前,学术界对于该领域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主要研究内容也多局限于一般的概念探讨与案例分析,并缺少全球层面的统一性把握,其相应的理论研究远远落后于国际研发城市建设的现实发展与实践需求。基于此,本文主要从国际层面的观察视野出发,力图通过系统研究,建立一套较为严密和科学的学术概念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来搭建一个合理的国际研发城市形成与发展机制的理论解释框架。具体研究内容如下：首先,回顾国内外的相关理论研究进展,从创新型城市与世界城市相结合的理论视角出发,厘定国际研发城市的基本概念,明确其核心特征、本质内涵、空间尺度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来作为本文研究的工作基础与逻辑起点。在界定了国际研发城市的基本概念之后,紧随而至的任务就在于识别与判定当前世界上有哪些城市可以称之为国际研发城市。跨国公司是全球研发活动的主导力量,并通过研发全球化构建了全球研发网络的基本骨架。有鉴于此,本文借鉴世界城市的研究理论与方法,从跨国公司研发全球化的空间组织切入,通过对全球170余家跨国公司高等级研发机构区位分布与集聚程度的考察,以城市为空间尺度勾勒出跨国公司研发网络的地理格局,确定全球研发网络的空间节点,并将其作为识别与判定国际研发城市的核心特征指标。在上述工作完成之后,本文利用代表城市研发产出的国际专利统计数据就国际研发城市的运行特征与发展类型进行刻画与归纳。需要说明的是,目前国际上有关研发的数据如研发投入、研发强度、研发人员全时当量等大都局限于国家或省(州)域层面,基于城市尺度的研发统计数据极其缺乏。在此条件下,本研究本着可行性和统一性的原则,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提供的国际专利数据库平台为基础,构造专利申请总量、专利申请密度、专利申请的年均增长率、专利申请的外资依存度等若干指标来深入透视国际研发城市的研发运行特征与发展类型,力求使定量分析的结果能够客观全面地反映出当前国际研发城市的现实状况。城市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城市的第二本质”,在研究国际研发城市问题时也应当采用联系的视角来进一步分析国际研发城市之间的网络联系结构与演变趋势。基于此,作者以城市体系和网络的相关理论为基础,从研发合作的观察视角切入,采用国际专利合作申请数据表征研发合作,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国际研发城市之间的网络联系图景与发展演变轨迹进行刻画,并分析国际研发城市之间的网络联系结构与主要特征。基于个案的区域研究是经济地理学的经典研究方法。接下来,作者将主要采用案例剖析的研究方法,在众多城市中选取硅谷、班加罗尔这两座颇具典型性的国际研发城市进行全面解析。一方面,以历史的眼光回顾其发展历程与演变轨迹,深入解析驱动其研发与创新发展的主要因素,力争透过现象看本质,来深层次洞察推动国际研发城市崛起的各种力量源泉,并在此基础上综合运用新经济增长、研发全球化、全球价值链以及城市创新系统等理论与分析工具来搭建国际研发城市形成与发展机制的理论解释框架,另一方面,期望通过上述城市的个案研究,归纳出不同类型国际研发城市独具特色的成长路径与发展经验,为我国国际研发城市的建设实践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启示。最后,本文将研究视野转回中国,提出从“世界工厂”到“研发城市”的发展战略,在对国内主要城市创建国际研发城市的适宜性进行综合评价的基础上,结合国际经验为我国国际研发城市的建设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陈建华[8]2006年在《国际化城市产业结构变化的空间结果》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以城市为轴心的阶段。我国的城市发展已经不再停留在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层次上。构筑国际化城市,提升城市功能级别成为我国经济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的一个重要步骤。许多大城市都制定了城市国际化战略,确定了国际化的发展目标。上海、广州和北京由于地区性城市首位度的作用而成为我国进行国际化的首批城市。城市的产业结构在国际化过程中发生了重要变化,城市空间进行重新分化组合,从而直接影响到人们的居住、工作,交通与游憩。本文以上海市为例,研究与分析在信息化条件下,产业结构变化导致的空间结果。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计算机技术与通信技术的持续革新引起了信息技术革命。信息化促进了国际化城市产业发展。信息技术通过提供生产协作的途径与形式、产业信息化与需求精致化,促进经济服务化。信息技术通过对制造业的渗透使制造业获得了新发展,制造业与服务业有机地结合。服务在信息技术的作用下与物质产品相结合,在服务性质上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服务业在服务形式与服务组织上获得了飞跃性的发展。信息技术对产业发展的重要作用使其作为一个重要产业出现在城市产业结构中。信息产业的报酬递增和正的外部性效应使其成为国际化城市的主导产业,带动国际化城市的产业结构变化转换与升级。国际化城市产业发展导致产业结构变化。同时,新的国际生产劳动分工条件下的国际产业转移也是国际化城市产业结构变化的重要因素。在信息化条件下,工业技术水平提高,高技术产业产值在工业结构中的比重不断提高。在新的产业空间、劳动力成本和土地租金上涨的作用下,制造业大批地搬出城市,从而使制造业的就业与生产总值在城市中都呈现降低的态势。服务业在城市就业与产值中比重不断上升。生产者服务业成为带动服务业上升结构升级的力量,成为国际化城市的主导产业,也是国际化城市对外影响力的途径与方式。人力资本与科技知识投入在城市经济生产中越来越重要。国际化城市的产业结构趋向于合理化和高度化。国际化城市产业结构高度化是城市融入世界城市网络体系的基础。但是,国际化城市的产业结构高度化是在相对薄弱的工业化基础之上发展的。城市劳动力还没有集中第三产业。它的产业结构高度化更多地表现在第二产业技术水平提
唐志红[9]2005年在《经济全球化下一国产业结构优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通过对经济全球化时代国与国之间产业结构开放及互动特征的研究,初步构建了基于经济全球化的一国产业结构优化的一般模式。论文基于全球化的新背景,界定了产业结构优化的新内涵、优化的路径,并利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产业结构优化评估的指标系统。利用产业结构优化的新内涵,对美国、日本、印度和巴西的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发展关系进行了分析。论文针对中国产业结构的发展状况,讨论了中国产业结构优化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利用博弈论的基本理论,界定了经济全球化下世界各国产业博弈的协调博弈性质,并展开了对中美、中日、中欧产业博弈的战略分析,提出了基于博弈战略的产业选择及产业政策着力点。结合中国特有的大国优势和后发优势分析,论文对中国产业结构优化的战略基点以及目标展开了讨论。围绕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论文提出新时期的产业政策从发展型向竞争型转变,重视对世界经济规则的应用,考虑与相关产业利益博弈的政策协调,注重利用军用技术的大力发展和民用化,以便在推动安全化战略过程中突破WTO规则的约束,并高度重视技术标准战略对于提升中国国际产业分工地位和优化产业结构的重大意义。在产业结构优化战略实施中,注意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注重本国市场和全球市场的作用的结合。积极运用产业组织政策,实现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路明[10]2000年在《中国区域城市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经济开始进入了持续高速增长的轨道。与此同时，在区域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中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一系列新课题。伴随经济发展和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区域经济出现了发展不平衡、区际差异扩大、城乡差距扩大和区域产业结构需要在发展中逐步调整等重大课题，在理论和实践中区域经济发展受到了高度的重视；城市化作为当代各国社会经济中的重要发展过程和引人注目的社会经济现象，无论从理论探讨角度，还是从现实需要看来，都是意义重大的研究课题，也是具有广阔前景的研究领域。区域经济研究和城市化研究是两个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领域。本文通过从区域经济和城市化研究的结合点出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借鉴当代有关区域经济和城市化研究的理论成果，考察城市化进程，研究区域性城市化发展的现状、模式等问题，探讨中国区域城市化的基本理论和目标原则，对中国的区域城市化进行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城市化发展战略思路，为现实经济运行中城市化进程的诸多方面探寻一些有效的发展战略思路和政策措施，为城市化理论和实践的深化和创新提出一种可供借鉴的见解，以期对我国未来的城市化和区域经济发展有参考作用。 本文在导论部分首先简要说明了研究区域城市化的理论和实践背景、研究区域经济和城市化相关问题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指出了本文研究采用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理论抽象分析与实证比较分析方法相结合，以马克思主义的城市化理论和区域经济理论为基础，充分借鉴西方学者相关理论和多学科知识，适当运用系统分析方法等主要经济学方法，考察区域、城市等复杂的“巨系统”和区域城市化等动态过程。导论还简要说明研究的思路和论文的内容和框架，提出本文的主要观点和创新之处。 正文共分五章。第一章考察城市化的基本概念和理论。首先界定本文研究中城市化的概念，指出城市化是在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中，伴随工业化而出现的一个必然的历史发展过程，城市化水平的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社会经济进步状况的重要标志。从经济学意义上来说，城市化的含义是伴随工业化的发展和生产力的进步，农村分散的人口、劳动力和非农业经济活动不断地进行空间上集聚，逐渐形成新型的城市经济要素以及已有城镇通过集聚和扩散作用自身发展并且带动周围地域转变为非农的城市经济要素的过程。进而分析城市化类型，对比城市化相关的概念，如农村城市化、城乡一体化、工业化、非农化和农业现代化等。然后重点对马克思主义城市化理论和西方学者的城市化理论进行讨论评价。阐明城市化理论的主要观点，为随后的区域城市化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 广州国际化的主导产业选择[D]. 余晓宜. 暨南大学. 2000
[2]. 大都市新产业空间发展及其城市空间结构响应[D]. 杨德进. 天津大学. 2012
[3]. 商业生态系统视角下中国航空运输企业国际竞争战略研究[D]. 彭聚珍. 北京交通大学. 2016
[4]. 以国际化和产业化带动区域城乡协调发展——以广州市为例[J]. 余国扬, 方中权, 刘欣文, 邱湘琪. 学习与实践. 2009
[5]. 国家中心城市功能理论与重庆构建国家中心城市研究[D]. 宋思曼. 重庆大学. 2013
[6]. 广州农村发展国际化研究[J]. 余国扬, 方中权, 刘欣文, 邱湘琪. 现代乡镇. 2008
[7]. 国际研发城市的特征、网络与形成机制研究[D]. 黄亮. 华东师范大学. 2014
[8]. 国际化城市产业结构变化的空间结果[D]. 陈建华.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06
[9]. 经济全球化下一国产业结构优化[D]. 唐志红. 四川大学. 2005
[10]. 中国区域城市化研究[D]. 路明. 中共中央党校.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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