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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9·11恐怖袭击以来，布什政府采取咄咄逼人的战略攻势，不断增加防御开支，日益加紧巩固其全球霸权地位，对所谓无赖国家进一步施压，直至绕过联合国武力解除萨达姆政权。布什单边主义遭到包括其重要盟友法国和德国在内的多数国家政府和人民的反对，某种程度上法国事实上承担了动员国际社会对抗美国单边主义的角色。愈益尖锐的欧美矛盾使大西洋联盟面临新的严峻挑战。
一、美欧关系面临的严峻挑战
反恐战争进行两年多以来，美国从军事、经济、文化、科技等各个权力方面再次以极大优势虎视全球，使越来越多的美国政客热衷于滥用实力和推行单边主义。即使在恐怖袭击前，布什政府就已全力启动了研发导弹防御的工程，以期在未来十年完全改变世界处理核武库和遏制其使用的方式；他还把反恐战争定义为善良反对邪恶、文明反对恐怖之战，但却对血淋淋的巴以冲突麻木不仁(注：布什政府苦心经营的中东“和平路线图”目前已陷入僵局，这必将沉重打击美国的中东政策，使刚有起色的中东和平进程再度中断。)此后欧洲的批评者从抱怨美国发展导弹防御以在安全上实现“独善其身”转为担心其恣意寻找借口“先发制人”。
正如美学者福山所说，9·11事件后世界各地自发地支持美国和美国人，而欧洲各国则立刻排着队帮助美国进行反恐战争。但随着美国逐渐展示其绝对军事优势，成功将基地组织和塔利班逐出阿富汗，新的反美情绪也开始显现(注：Francis Fukuyama,The West may be splitting,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August 9,2002.)。美国和欧洲对世界的看法出现了鸿沟，昔日的共同价值观正在式微。自布什“邪恶轴心”说提出以来，美欧分歧主要围绕美国单边主义和国际法问题而展开。欧洲的抱怨可以列出一个耳熟能详的超长清单：布什政府退出关于全球变暖问题的京都议定书；拒绝批准关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里约热内卢条约；退出ABM条约并推行导弹防御计划；反对禁止使用地雷；虐待关塔那摩基地组织俘虏；反对生物武器公约的新条款及对国际刑事法庭表示异议等。在欧洲人看来这些都是它拒绝了一个国家应该如何行动的表现；美国的“先发制人”战略尤其令欧洲人感到恐惧，而它绕过联合国对伊动武则使双方分歧达到了顶点。
有人把安全解释为在威胁和反击能力之间的动态平衡，取得并维持这一平衡需要辨认威胁并培养能够克服真实或假设性威胁的能力。鉴别威胁并对其做出恰如其分的反应是目前引发大西洋关系紧张的因素之一。诚然，在全球安全和经济利益以及基本价值方面，美国和欧洲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共性。但过去几年欧美在一些全球问题上观点相左的时候却越来越多，美国也认为欧洲并非全心全意支持反恐斗争。如欧洲人参加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时就强调了三点：首先，单靠军事行动无法解决恐怖主义问题。其次，即便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也需要合作伙伴和盟友，而不只是单纯追随者。第三，在对付威胁时必须注意不要破坏西方努力捍卫的那些价值。由于完全失去了对唯一超级大国先前的那种战略依赖，欧洲人以特有的方式来反抗美国(注：Josef Joffe,Who’s afraid of Mr.Big?The National Interest,Washington;Summer 2001.)。其实，他们很久以前就开始了针对美国的政治和战略平衡。如中东一直就是考验大西洋联盟的一根敏感而紧张的神经。自海湾战争开始，欧盟就不失时机地介入以巴和平进程以打破美国对斡旋过程的垄断，而法德在对伊战争上的反对立场则可认为是这一进程的惯性发展。欧洲的外交平衡当然也表现为在世界政治的关键时刻按兵不动(注：当布什政府由于美国侦察机迫降海南而与中国陷入外交僵局时，欧洲盟友的反应却如哑巴般寂静。当然，作为中国战略协作伙伴的俄罗斯同样没有为中国鸣不平——作者。见Josef Joffe,Who’s afraid of Mr.Big?)。
即使欧洲和美国能在世界秩序问题上达成一致，越来越大的分歧则是构成对该秩序的威胁是什么。欧洲人常认为美国在要求不切实际的“完美”安全。由于历史上欧洲受了太多磨难而更能忍受苦难和威胁，而经历简单但对恐怖袭击却有切肤之痛的美国则确定了更低的承受标准。冷战后，除美国外北约各成员都在减少军事投入，使美欧军事实力差距越拉越大。尽管欧盟完全可以增加防卫开支以与美国平起平坐，但它却没有这样做。美国人担心越来越统一和强大的欧洲可能会成为与唯一超级大国抗衡的力量，他们对欧洲廉价地躲在自己付出昂贵代价才撑起来的“保护伞”下心存埋怨，认为不该继续“支付比别人大得多的最大账单”。但他们同样担心欧洲可能在没有准备好之前采取行动，这将使美国必须面临帮助欧洲解决由欧洲人发起但却无力完成的任务，即欧洲扮演冒牌超级大国的角色同样会给美国带来负担(注：Frank Carlucci,Robert Hunter,Zalmay Khalilzad,Taking Charge-A Bipartisan Report to the President-elect on
Foreign Policy and National Security Discussion Papers Transition 2001.RAND,2001,p.24.)。但从其对美国的战略从属地位这一传统形式来说，在似乎要考验大西洋联盟持久性的问题上欧洲还是有所行动，它已开始勾画自己的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并试图用独立于北约的欧洲快速反应部队巩固自身地位。这表明欧洲已不再是全球平衡等式现状的简单支持者(注：Martin Walker,Bush’s choice:Athens or Sparta,World
Policy Journal,New York,Summer 2001.)。
近来美国在处理对外关系时表现出的只注重武力而忽视精神力量的做法以及由此引发的美欧冲突使一些美国有识之士颇为担忧。约瑟夫·奈在《美国强权的悖论》一书中指出，除非华盛顿更多关注它的软实力，否则它的硬实力也将逐渐消失；在军事和经济及越来越多的全球问题上采取傲慢的、单边主义的立场根本行不通。他认为多边主义外交是积极的，而不是对跨国恐怖主义和国际犯罪让步(注：Joseph Nye,Jr.Redefin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Foreign Affairs,Vol 78 No.4,July/August 1999.)，这要求在对付恐怖袭击之类的国际问题时必须取得盟国的合作。但欧洲作为主要盟国不但没有给予美国所需的合作，相反却成为难以摆脱的羁绊。无论布什的单边主义、美国的傲慢自大还是欧洲虚弱的军事力量或不无问题的政治转型都不能给人满意的解释。如果说美英推翻萨达姆的战争暴露了大西洋联盟的某些问题，那就是北约的传统领袖美国与两名重要成员法国和德国之间的根本分歧，它包括如何应对WMD扩散构成的威胁、避免战争的办法以及对伊战争可能对微妙的中东地区均势产生的影响。总之，法德极力反对的是任何在联合国框架和国际法之外动用武力的政策。
二、美欧联盟发生分歧的原因
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和建构主义理论分别认为，政治行动源于利益、规则和/或认同。使利益最大化损失最小化的成本—收益分析是现实主义解释模式的根本观点。与此相反，理想主义把无论宗教的还是世俗的信仰和价值都看作政治行动的动机。而建构主义把确保或追求个人、集体或国家“自我”的努力看作能够产生暴力、自制和牺牲的力量。跨大西洋关系由于美国人和欧洲人相互不能理解并接受对方行动的动机而深受伤害。
首先，美欧力量差异以及由此引起的相互猜疑使双方关系疏远。欧洲作为小伙伴本来就不具备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资格，但它显然已不满足于这种待遇。欧洲的融合使这块大陆的兴趣和世界观发生了变化。苏联威胁消失后，越来越自信并随时准备发挥作用的欧洲人有了不同的利益要求。但美欧军事上越来越严重的不平衡使欧洲作为美国小伙伴的地位没有根本改变。欧洲军队在战略运输、军事装备、尖端武器及情报收集能力等方面比美国落后了一、二十年(注：李志伟，《光明日报》，2000年12月13日，第B4版。赵华胜，《国际展望》，2000年第20期，第18页。)。实力的悬殊使北约作为军事同盟名存实亡，但它作为大西洋两岸的军事和政治联系和解决美欧共同关心问题的桥梁和纽带却变得更为重要，欧洲人的反应则是在“欧洲安全和防御政策”口号下加速建立自己的独立军团(注：Josef Joffe,Who’s afraid of Mr.Big?)。像法国这样的大西洋联盟的一贯怀疑者，就把欧洲快速反应部队看作发展羽毛丰满的欧洲军队的重要一步，因而产生于联盟内部的武装部队将成为新的反美帮派谋求独立影响的最好时机。尽管联盟似乎仍然不可动摇，但在一个没有现存威胁和地缘竞争冲突的世界里，不可妥协的共同利益再也难以清楚明白地界定了。
如果美国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世界舞台上以太强大的力量来行动，那么欧洲面对的却总是言过其实的现实即欧洲的言辞经常暴露出其力量不足的困惑(注：Michael Hirsh,
Bush and the World,Foreign Affairs,Sept/Oct 2002.又见Martin Walker,“Bush’s choice:Athens or Sparta”.)。因此，今天的美欧分歧与其说与布什的单边主义有关系，不如说与美欧在硬力量上的不对称更密切：美国的强权难免使弱国产生妒忌和怀疑。美国要利用其唯一超级大国地位重新建立世界秩序，法德等国则希望制止美国单方面控制世界的企图。甚至是在9·11事件后，当欧洲人表示愿意把有限军力投入阿富汗战争时美国都表示反对，因为它担心欧洲的合作是束缚自己手脚的一种计谋。这种猜疑也反映在北约内部处理地区问题时的分工上。北约的任务一直是作为共同防御联盟而加强军事能力；而本身不具备军事能力的欧盟在20世纪90年代逐渐形成了在冲突发生之前、期间和之后致力于减少威胁的新型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注：Daniel N.Nelson,
Transatlantic Transmutations,Provocations,2002 Autumn,Vol.25,No.4,p.51.)。这一责任分工已成为跨大西洋关系可以接受的模式，但它由此也区别和分裂了欧洲与美国的角色地位。
其次，不一样的权势地位导致对武力的不同态度。在美国和欧洲之间不仅存在巨大的力量鸿沟也有思想观念方面的差异。美国人是理想主义者，但他们既没有不用武力成功促进理想的经验也没有超国家统治的体验，结果必须靠理想和现实的双重标准来生活。欧洲过去50年形成的特征很明显：随着一个个单一民族国家通过加入或希望加入欧盟而重新塑造自己，整个欧洲最终都会变成一个新的综合体。美国认为世界已进入遏制战略无法发挥作用的时代，但在美国人寻找无赖国家在危机或敲诈时机成熟时所需的武力时欧洲人更关注的是政治环境。因此，美国人倾向于使用导弹防御等硬件和技术手段；而欧洲人则希望使用智慧来谋求政治解决。但欧洲人对美国并没有信心，如美国的军事支配地位确保以巴达成一项和平协议了吗?美国强权在唤起信任和尊重而不是怨恨方面又起了什么作用?就连一开始似乎证明军事单边主义能起作用的阿富汗现在看来都摇摇欲坠(注：阿富汗战争结束一年多以来，卡尔扎伊政权所面临的严重挑战和美国等军队屡遭袭击表明，有效的军事手段背后实现持久政治稳定的困难程度。另见史蒂文·埃弗茨，“回应卡根：一些战略比武力更起作用”，《国际先驱论坛报》，2002年8月1日。)，更不用说爆炸连天的伊拉克了。军事并非万能，何况它主要在于破坏，而美国利益的实现则更多地需要建设。
欧美关系学者罗伯特·卡根认为，在极其重要的力量——力量的功效、力量的道德性和力量的期待——问题上，美欧的看法大相径庭。欧洲正在对力量感到厌恶，或者可以说它正在超越力量，进入了一个有自制力的法律和规则及跨国谈判与合作的时代，一个相对繁荣、实现康德“永久和平”的时期。而美国仍然在强调使用力量的霍布斯无政府主义世界的历史惯性中挣扎，在那里国际法和规则是不可靠的，真正的安全和防务以及促进自由秩序的做法仍然依靠拥有和使用力量。这就是在重大战略和国际问题上美国人从战争出发、欧洲人从和平出发的缘由(注：罗伯特·卡根，“强者与弱者”，《政策评论》(美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2002年6—7月。)。美国不仅要迅速诉诸武力，与欧洲相比它对外交也缺乏耐心。美国人通常认为世人有善恶或敌友之分，欧洲人则看到了更加复杂的世间百态；美国人认为9·11后已从本质上变得更危险的世界使其抑制不住先发制人的冲动，而欧洲人则认为这种袭击只是针对美国在中东和海湾地区推行不公正外交的必然结果。
第三，不同的安全处境孕育出不同的安全观。战略文化差异也来自对易受攻击性截然不同的解读，美欧对世界的不同判断主要由于二者面临的共同威胁消失的结果。但美国基于打击恐怖主义而联合西方国家的努力反而加剧了西方盟国的分化。布什政府炮制先发制人战略的动因是当前针对像美国这样的开放社会的恐怖主义活动几乎防不胜防。由于担心未来更大规模的再次袭击，给美国推行全球积极干预措施提供了强大的新动力，并劝阻多数其他国家至少在目前情况下不要挡道。无论它是否愿意，这一动力所隐含的意义可能把美国吸引到新的行动和新型卷入之中(注：Survey:Present at the
creation.)，并不会考虑盟友的立场和反应。9·11后美国政府以崇尚武力的思想统一社会，敌人真实虚幻并不重要。但欧洲人并不赞成露骨的武力至上论，认为布什的导弹防御无疑是对“其GDP年总值尚不及沃尔马一个月销售总额的那个处于饥馑中”的国家的过渡反应(注：Francois Heisbourg,Brussels’s Burden,The Washington
Quarterly,Summer 2000,p.129.)。
今天美国的敌人未必是欧洲的敌人，至少目前欧洲的生存没有受到威胁。所以欧洲认为，无论内政还是外交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都应选择多元化和折衷主义。即使从射程看，来自伊朗或利比亚的导弹袭击对欧洲的威胁远超过美国，但欧洲对于无赖国家的导弹袭击没有概念。在迫在眉睫的导弹威胁中生活了40几年后，欧洲人发现由于无法理解的理由某些小国向欧洲发射导弹的可能性是微不足道的。几个世纪来欧洲人与邻国经常发生武装冲突，其领土遭受过无数次入侵。这种经验教会了他们如何在易受攻击和不安全情况下求取生存，而像马奇诺防线之类的神奇方式不会再有吸引力。相反，除了1812年战争外美国本土未曾遭受过入侵的蹂躏；目前的技术乐观主义则笼罩一切，对50个州提供保护伞的导弹防御倡议具有政治吸引力，结果愈演愈烈的美国单边主义被欧洲人看作在国际安全问题上脱离多边合作的令人担忧行为。正是欧美不同的历史背景和不同经历导致二者对威胁得出不同结论。
第四，差异极大的文化传统产生不一样的价值判断。由于存在众多的种族、宗教和地方性差异，美国从来就没有形成过人们通常界定的单一民族的概念，其结果美国人比欧洲人更喜欢个人生活不受干涉的自由状态。但他们希望政府领导人在需要的时候能够有效做出反应以保护公民安全并区别“我们”和“他们”，至于社会福利等问题那主要是个人的责任。欧洲人则以十分不同的观点看待国家、政府和军队。现代欧洲国家主要是通过超国家机构或共同体机制来实现它们的福利。欧洲国家作为安全保证者的权力更为分散，对于其他人的区分标准更低：国家只不过是为人们提供社会经济和生活质量保证的一系列机构之一。尽管欧洲领导人继续表达对国家利益的关切，但他们的表达方式主要是通过由合作确定规则的超国家机构(注：Daniel N.Nelson,Transatlantic
Transmutations,p.51.)。由于现在北约和欧美关系中的其他因素需要调整以应对跨国挑战和危险，这些概念性差异在跨大西洋关系中就越来越具有实质性意义(注：Ibid.)。
冷战后美国作为“不可或缺的力量”在美国成为一句经常引用的口头禅，以至于没有美国参加任何重大国际问题也不能解决的看法十分流行。对于美国外交决策精英当然也包括多数公众而言权势依旧是一切的核心。对西方联盟而言，美国权势的性质、作用和运用已成为分歧的核心。由于美国权势强大得没有对手，而根本问题在于美国今天的权势大得超过了给对包括自己在内的任何人的带来的好处(注：Timothy Garton Ash,“
The Peril of Too Much Power”,New York Times,April 9,2002,p.A25.)。尽管没有忘记权势的作用，但合作和联合并通过由集体准则指导的机制采取多边行动则是欧洲的世界观。欧盟把自己看作重视互动、强调合作而不是赤裸裸的实力并有别于美国权势的平等力量，把遵守国际公约看作是否坚持文明准则的考验。欧洲本来希望看到冷战后的美国更具包容性而少排他性，更加多边化而少单边主义(注：Daniel N.Nelson,
Transatlantic Transmutations.)，把美国一度长期严重拖欠联合国会费以及不按西欧富国的比例提供发展援助看作自私自利。总之，美国对于欧洲徒劳的道德说教感到越来越不耐烦，而欧洲对于美国将团结定义为“出自本能地表示同意”的习惯同样反感。
三、美欧分歧产生的深远影响
无论美欧分歧的局面如何演变发展无疑都将产生深远影响。这些影响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对美国全球战略的影响，其次是对欧洲国家的冲击，最后是对国际关系的作用。这些相互关联的方面显然具有深远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首先，对美国全球战略的影响不可低估。冷战期间，单一和共同的敌人消除了分歧、制造了共识，欧洲和日本一样是美国对抗苏联集团的左臂右膀；冷战后欧洲作为盟友通过北约继续扮演美国全球战略追随者的角色，但冷战的结束也多少带走了美欧的共同战略基础。欧洲随着自身联合力量的强大逐渐萌生自我独立意识，不愿再作追随美国利益的小伙伴亦步亦趋。无论发生在科索沃的危机还是美国对伊动武，欧洲的离心离德都让美国感到丧失了一个得力臂膀。尽管由于苏联的消失而使欧洲作为美国对抗对手的前沿阵地失去了原有意义，从而降低了其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但欧洲特别是法国和德国在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与美国唱反调的行为无疑有力地制约和削弱了美国单边主义行为。正是巴尔干战争使欧洲和美国把战略重点继续放在欧洲的重要性和北约的实用性上，北约扩大和巩固冷战胜利的需要使欧洲依然处在战略核心。但由于彼此缺乏共同目标，尽管美国致力于反恐战争，跨大西洋关系却变得更容易受自1989年来已扩散开来的新角色的影响(注：Ibid.)。
某种程度上9·11后的对峙使消灭对方的存在成了战争目的本身，对于美国和伊斯兰极端分子而言这已成了一场认同战争。在这一战争中，“与我们一起”的唯一不同选择就是“反对我们”，无论正式联盟还是共同信仰都不足以证明目标的一致性。这种非黑即白、好坏对立的世界观早已存在，但受到9·11催化后美国不仅要求分摊负担更强调认同服从。萨达姆之后的伊拉克比他在台上时更危险，美国需要更多军队进入伊拉克。国会议员要求把驻伊美军人数减少一半，因为一旦世界上再出现一个威胁到美国安全的地方时美国将可能变成“裸体”。但能够提供技术娴熟的军队和人员的国家是法德等这些先前反战的国家，它们坚持获得安理会的正式批准并要联合国在决策中发挥关键性作用。但对布什而言，同意这样做无异等于默认他所认为的美国可以单独行事的想法是错误的，这种默认也将给民主党人备战2004年大选提供可乘之机。
其次，对欧洲的安全战略关系重大。随着核阴影的基本消失，欧洲人再也难以容忍被那些头脑简单又满嘴仁义的美国人领导的想法(注：Michael Hirsh,Bush and the
World,Foreign Affairs,Sept/Oct 2002.)。因为9·11后特别在对伊战争问题上美国的“自愿联盟”倾向所表达的自我中心主义既不是最佳安排也不是维持和加强欧洲多边行动能力的理想手段。但欧盟的决策体系造成的集体行动困难无疑削弱了它部署武装力量的能力。要做不再依靠战争的“后现代”国家就不得不付出代价：即华盛顿必须在制定议程方面充当领导。欧洲战略家认为，一旦美国能够免除即使有限的导弹袭击而使欧洲处于“毫无遮挡”境地，欧洲与美国实现战略“脱离”也是危险的：这将削弱半世纪来一直作为大西洋联盟基石的核保护和广泛的安全关系。在没有北约参与情况下缺乏行动的选择自由将是欧盟的严重缺陷，而欧洲防务既不能在与北约的竞争中去设计也不能在北约的废墟上来建造。欧洲人必须接受美国单边主义不可避免的“残酷”现实，并认识到有这样一个超级大国保护该有多么幸运(注：Martin Walker,Bush’s choice:Athens or Sparta.)，欧洲对美国的恐怖来自中东伊斯兰世界的结论没有异议，考虑到欧洲与一些无赖国家在地缘方面接近欧洲的易受攻击性是不可否认的。但与美国的中东政策主要从全球角度出发维护美国利益不同，欧洲的中东政策显然从地区角度出发维护欧洲利益。
英国无疑对美欧关系发挥重要作用。无论美国努力与欧盟作为整体来发展关系还是只与一些国家建立密切关系的同时忽视其他国家，英国的地位都至关重要。这不仅因为东欧国家政府不能无视自己民众的舆论，而且如果没有英国作为盟友，东欧发现自己将陷于与美国结盟还是与欧盟结盟的困境(注：Anatol Lieven,The Hinge to Europe:
Don’t Make Britain Choose Between the U.S.and the EU,Policy Brief,Carnegie Endowment,August 25,2002.)。在欧美之间选择正是东欧人急于避免的尴尬。因为尽管他们可能与美国有着强烈的情感联系而具有急于躲避西欧(尤其是德国)霸权的历史惯性，但从经济和地理角度讲，他们与欧盟的联系远比与美国的联系更紧密。但只要英国既作为美国的密切盟友又要做欧盟的重要成员，它就难以在此方面有作为，而美国却希望英国能够继续扮演它们之间的调停者。但不幸的是，正如伊拉克战争所证明的，其危险在于美国的政策可能会造成它与主要欧洲国家间的巨大鸿沟，致使英国再不能发挥平衡作用(注：Ibid.)。随着欧洲朝向新的安全和防御共同体取得进展，为巩固欧美联盟关系，欧洲必须克服令华盛顿担心的可能削弱美国在欧洲影响力的冒险行动带来的与生俱来的保留立场。
最后，欧美分歧对国际关系产生影响。作为盟主，既要为盟友提供安全保障，又面临联盟内部的分裂挑战，美国单方面代表所有盟国作决定将变得越来越困难。反恐战争特别是美伊战争对美欧关系产生了深刻影响，并推动当今国际格局新的变化发展。由于欧洲不甘心完全退出中东政局安排和利益分配的筵席，尘埃尚未落定的中东局势将成为大西洋两岸关系面临的新考验。今天，美、欧、俄关系一直是而且仍然是决定世界政治状况特别是安全问题的主要因素之一。9·11事件成为普京推进“西进”战略的重要转折点，并采取超越反恐战争的重要举措来改善与美国关系。同时，欧洲也寻求与莫斯科建立更密切的合作，认为有必要在从巴尔干到贸易再到安全问题上与俄保持磋商。但美伊战争使美俄关系一度面临新的挑战，特别是俄法德“三国轴心”在伊战后重建问题上的密切互动引起美国的高度警觉。由于法德联合俄罗斯对抗美国，如何对待俄罗斯显然成为美欧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
欧盟希望通过与美加强沟通和磋商缓和双方的分歧和矛盾，以达到收敛美国单边主义的目的；同时通过加强与中俄协调与合作来牵制美国。尽管美国享有举世无双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并成功打击了塔利班和萨达姆，但如果认为只有军事力量才能战胜恐怖主义则是危险的幻想。由于全球恐怖网络规模庞大，华盛顿必须有盟国的支持和其他数十国的合作来对付它。若没有盟国的支持，美国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的地位必将受到制约。一是美国奉行单边主义、对朝鲜/伊朗等“无赖国家”实施武力“推翻现政权”的政策将受牵制；二是美国推广西方价值的影响力将大打折扣：没有欧洲的支持美国对发展中国家施加人权压力的效果至少减半；三是迫使美国在诸多跨国问题上不得不倚重联合国特别是大国合作以增加自身的合法性。总之，由于受到盟友的牵累，美国欲强化单极霸权地位的企图必将到处碰壁。
四、美欧联盟关系未来展望
欧洲希望成为全球事务的积极参与者，但心有余而力不足；美国希望欧洲承担份额与它相符的负担，但在遇到威胁时宁可单独行动。尽管美欧具有共同历史背景和文化渊源，但欧洲对美国采取单独行动甚至加强帝国主义倾向不感兴趣，更不愿效仿其巧取豪夺的习性。但美欧冲突毕竟属于联盟内部分歧性质，未来美欧关系必将在冲突与合作中维持下去。
欧洲的世界观与布什的世界观存在本质区别，欧美关系面临的大问题可能是这样的事实，即布什政府为寻求实现其短期军事和外交雄心而甘愿牺牲长期软力量。华盛顿今天这种不注重感情、好战的领导风格和逐步蜕变的“武力至上”论对欧洲人在后帝国主义时代寻求发挥全球影响的意向丝毫没显示出同情心，使欧洲大国感到自己的民族利益目标与布什政府的政策方向背道而驰。尽管北约秘书长罗伯逊、德国总理施罗德和其他欧洲领导人明确表示，不允许他们的国家因为安全合作而与美国闹分裂，但把布莱尔和希拉克团结起来的理由要比分化他们的更重要。他们都坚信西方的安全最终取决于一种使强者和弱者都受一套法规约束的不偏不倚的国际体制。
美欧之间由于丧失力量平衡而给“最后仅存的超级大国”带来了沉重负担。但为什么其他西方国家没有起而围攻这个唯一超级大国?一个解释是美国的“自我制约”：这头大象非常笨重，但它通常不会随意出击。其次是与“公共产品”理论有关。美国至少在过去扮演了全球或地区公共产品最大制造商的角色。公共产品的精髓是，它一旦存在谁都可以从中获益。这给了次要大国强大的动力以维持现存秩序，并给予提供这种好处的大国至少不情愿的同意。另外，美国又是一个与所有以前的帝国不同的霸权国家：它骚扰别人并树立敌人，但主要建立有利于自己的秩序而不是占领或征服。由于美国的锋芒被很好地隐藏或收敛，反对这一霸权的战略平衡就丧失了传统借口，并蜕化为联盟内在的、非法的或模糊的冲突。
冷战后大西洋两岸的共识是：西方安全和价值面临的最直接、最严重的威胁将以宗教狂热和WMD的形式出现。所以，如果9·11是对美国价值的攻击，那也是对欧洲价值的攻击；如果说美国由此发现了一个敌人，那么欧洲同样也发现了自己的国际作用：即在占多数的温和派美国人帮助下缓和新型美帝国主义的危险趋势。恐怖袭击虽未从根本上改变世界，但极大地改变了美国与世界的关系，对美国人世界观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冷战的结束，它使美国认识到即使身居帝国之位也不堪一击。恐怖主义的特征将国际规则打乱了。人们面对的是难以捉摸的、跨国的、有自杀狂倾向的敌人，一个有能力发动大规模毁灭性攻击的敌人。
虽然存在不少分歧，美国与欧洲在诸多国际问题上的合作必将多于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一位法国人说，今天“国家有变化的利益，但也有永恒的盟友”(注：Josef Joffe,
Who’s afraid of Mr.Big?)。尽管法德在对伊战争问题上与美国较劲，但它们不会轻易闹翻脸。对此欧美不存在根本战略分歧，欧洲并非关心伊拉克或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命运，更犯不着为了它们而牺牲其与美国的联盟关系，当被迫做出选择时它们还会选择美国。尽管大多数民众对美国政策持反对态度，但在欧洲美国远不如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受孤立：华盛顿遭到了普遍反对的看法令人误导，二者具有共同价值观的说法并非陈词滥调。正是由于认识到加强欧美关系、作美国的伙伴仍然符合自身利益，以欧洲取得美国领导地位的愿望大大减弱了，欧洲各国将不得不继续尊重和顺从华盛顿。结果，尽管“欧洲人对美国的‘霸权’耿耿于怀，但又乐于受美国‘霸权’的庇护”(注：[美]布热津斯基，《大棋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