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走那条路”——对当代中国农村政策的文学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条路论文,中国农村论文,能走论文,当代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不能走那条路》及其争论
1953年11月20日，河南作家李准的第一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在《河南日报》发表 ，因为尖锐地触及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重大课题，引起了热烈反响。
这篇小说写的是农民张栓因为做小买卖，“捣腾牲口”，欠下了账，想卖掉土改时分 的土地，“剩几个钱再去捞一家伙”；而村里的另一个农民宋老定，土改之后攒了点钱 ，想买下这块地为后代置业；后来在他的儿子、共产党员东山的劝说下，放弃了买地的 念头，而将自己的钱拿出来帮助张栓，走上了互助合作的道路。小说最早反映土改后出 现的两极分化现象，对以宋老定为代表的自发资本主义做了批评，指出只有互助合作才 能使农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小说发表后，全国各地共38家报纸先后转载，并被改编成电影、话剧、梆子、坠子、 闽剧、豫剧、眉户剧、话剧、连环画等多种艺术形式，在全国各地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在文艺界得到了极高的评价，也引起了争论。
苏金伞、于黑丁等人撰文高度评价了这篇小说。
1954年第2期《文艺报》登出了李琮的文章《<不能走那条路>及其批评》对之加以批评 ，文章对小说也做了大体的肯定，但也指出，“《不能走那条路》也像一般初学写作者 的作品一样，有一些由于作者生活经验、思想水平和艺术能力的限制而产生的缺点。” 作者认为，小说的缺点在于：“首先是对于张栓的处理上的不当。……要想如作者所想 象的：使农民避免阶级分化，也必须着重地帮助和吸引张栓这样的人走上互助合作的道 路。但是，作品中却只把宋老定当做了自发资本主义思想的代表者，而把张栓放在不足 重视的、好像不需要着重批判和改造的地位上。要知道，宋老定的落后思想和张栓的‘ 吃飞利’思想，是同时存在、并相互联系的。两者都是农村资本主义倾向的根据。”此 外，他还认为小说中斗争的展开简单化了，“在东山来说，完全依靠的是讲一般的道理 ；斗争的解决，在宋老定来说，则完全是依靠对于过去的回忆”。作者也因此认为对这 个小说的评价过高了，“我以为，中南和河南的文艺界领导方面对《不能走那条路》的 作者的帮助上，还有不实事求是的地方。……忽视对于青年写作者的培养，这是错误的 。但我们也不应该赞同‘拔苗助长’的办法，因为它对于青年写作者并不是真正的帮助 。”
1954年1月26日的《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这篇小说，并加了编者按，“小说《不能走 那条路》，原发表在去年十一月二十日的《河南日报》上。这篇小说，真实、生动地描 写了几个不同的农民形象，表现了农村中社会主义思想对农民自发倾向进行斗争的胜利 。这是近年来表现农村生活的比较好的短篇小说之一。”
随后《文艺报》在1954年第7期发表了康濯的文章《评<不能走那条路>及其批评》，对 李琮的文章做了批评，指出，“这篇文章虽也有某些个别部分不无一定的优点，但整个 来说，我以为是轻率的，有错误的”，“《人民日报》转载这篇小说时所加的鼓励和赞 扬的按语，就严肃地说明了党对这个作品的恰当的评价。”康濯在文章中一一反驳了李 琮的观点，也对《文艺报》提出了批评。后来袁水拍在《质问<文艺报>编者》中，主要 批评了《文艺报》对李希凡、蓝羚关于红楼梦研究文章的压制，而作为压制“小人物” 的一个例证，李准的《不能走那条路》也被提到了。这次批评的结果导致《文艺报》编 委会改组，副主编兼编辑主任陈企霞被撤消职务，而主编冯雪峰则被降为七位编委之一 ，并且不是常务委员。
从以上事实我们可以看出，对于《不能走那条路》的评论是与当时的路线方针紧密联 系在一起的。毛泽东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 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 有全部的巩固社会主义”。(注：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 147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而这篇小说突出地提出了土地改革后农村该走 哪一条路的问题：当时的自由竞争使土改后的均等局面被打破了，部分个体农民凭借劳 力和能力发家致富，另一部分农民则再次沦落到赤贫的地步，土改中所形成的阶级关系 已经开始松散，在土改中获得利益的“新阶级”产生了，这样的分化势必将使历史倒退 ，使革命的成果化为乌有。如何面对这一形势，在这一形势下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这 篇小说和当时主导性评论的意见是：第一，坚决抵制自发资本主义的路线，这在小说中 对宋老定(以及张栓)的批评中可以看出；第二，逐渐引导农民走上互助合作的道路，这 在小说中体现为东山所做的工作以及宋老定最后的转变。
这样的意见与做法，在当代历史中的命运是怎样的，有哪些经验与教训值得汲取，而 在今天的形势下，这些做法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积极意义，能给我们以启发，是 我们要加以考察的。
2、从互助组到人民公社
在农村题材的小说中，《不能走那条路》开创了两条路线斗争的模式。此后不少小说 都以之为结构全篇的线索，或者涉及了这一模式。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三里湾》、《山 乡巨变》、《创业史》、《艳阳天》等，这些小说形象地展示了我国农村从互助组到人 民公社的组织化过程。
《创业史》中的梁生宝说：“靠枪炮的革命已经成功了；靠优越性，靠多打粮食的革 命才开头哩!”而从各个单干的农户到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以至人民公社，则是为 这一“革命”所实行的制度安排。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小说对这一过程的描述，由于受到当时政策的影响，对于走向更 高的合作组织都是持肯定态度的；而对于自发资本主义的路线则是批判与改造，像《不 能走那条路》中的宋老定一样，在赵树理的《三里湾》中有农村干部范登高，柳青的《 创业史》中有村主任郭振山与梁三老汉等等，他们要走的是发家道路，重新回到剥削与 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老路上，使农民之间再次分化为贫富悬殊的阶级；而先进的分 子，“社会主义新人”所要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这在《创业史》中的代表是梁生宝， 《三里湾》中是青年干部王金生，《山乡巨变》中有年轻共产党员刘雨生，《艳阳天》 中则是干练的共产党员萧长春，他们在与落后分子的斗争中，在与自发资本主义的斗争 中，带领村民逐渐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然而，这些“社会主义新人”带有更多的理想主义色彩，是主流意识形态在作品中的 一种投射。比如在《创业史》出版的当时，严家炎先生就指出，相对于梁生宝，梁三老 汉是塑造的更为出彩的人物，这虽然引起了作者柳青的反驳，但若仅就艺术上的成就来 说，梁三老汉无疑是更为成功的，作者对梁生宝的重视，是对他代表的社会主义倾向的 重视，对农村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肯定。在古典小说中，虽然刘备、唐三藏等人物刻画得 并不精彩，但由于寄寓了作者一定的理想，在作品中的位置却极为重要，这与“社会主 义新人”在这些小说中的重要性是相似的。
除去创作方面的因素之外，“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单薄还与当时我国农村的形势有 关，反映了我国从互助组到人民公社这一道路中的一些失误，这在新时期人民公社制度 废止之后更容易看清。
薄一波指出，“农村人民公社已为我国广大农民创造性的实践作出了应有的结论。从 历史长河看，它由成立到废止不过是存在一瞬间，然而它带来的灾难是深重的，留下的 教训是深刻的”。(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766、768—769、765 —766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但他也同时指出，“矢志为一种理 想而奋斗的人，谁都希望这种理想能早日实现，这种常情是容易理解的，革命领袖们也 有这种希望和心情，这也是容易理解的。但无论如何这种远离实际的企望是错误的。” (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766、768—769、765—766页，中共中央 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我们党的最终目标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矢志为 这一远大目标奋斗的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应当永远铭记当时搞人民公社而大刮‘共 产风’的惨痛教训，应当真正认清历史发展的规律，真正认清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社 会的漫长历史过程和必由之路。”(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766、 768—769、765—766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
其实，在从互助组到人民公社的过程中，就有一些作家表达了不同的意见，其中比较 突出的是赵树理的《锻炼锻炼》(1959年)，小说中对两个落后分子小腿疼和吃不饱的鲜 明刻画，突出地反映了农业社在组织劳动时的困难：
有些妇女们，光想讨点巧，
只要没便宜，请也请不到——
有说小腿疼，床也不下了，
要留儿媳妇，给她送屎尿；
有说四百二，她还吃不饱，
男人上了地，她却吃面条。
她们一上地，定是工分巧，
做完便宜活，老病就犯了；
割麦请不动，拾麦起得早，
敢偷又敢抢，脸面全不要
虽然小说中以这两个落后分子受到惩治结束，但它所反映的问题却是普遍存在的。马 烽在稍早的《三年早知道》(1957年)中也写到了一个落后农民：
赵满囤，思想坏，
劳动态度实在赖。
碰到重活装肚疼，
自留地里去种菜。
专门挑着做轻活，
不管质量只图快。
撒粪三锹撒一堆，
锄过的地里草还在。
割麦丢的比收的多，
你说奇怪不奇怪。
社里庄稼种不好，
大家跟上你受害。
邓小平指出，“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 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 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 唯心论。”(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 146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
充分认识到人民公社的弊端，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在农村采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 础。但辩证法告诉我们，一个事物有弊端并不就是一无是处，从互助组到人民公社也是 这样。到今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实行了20多年，它对我国农村的促进作用是有 目共睹的，但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面对新的形势，从互助组到人民公社道路中的合 理性因素，值得我们思考。
3、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纵观建国50年，我们都会清晰地看到，以农民为主体的、以按社区人口平均分地为 实质内容的农村土地制度变革已经进行了三次：第一次是1949～1952年的土改，第二次 是1978～1982年的‘大包干’，第三次是1997～1999年落实‘30年不变’的延包政策” 。(注：温铁军《半个世纪的农村制度变迁》，《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6期。)
在改革开放初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使我国农村呈现出勃勃生机，这在我国 农村题材的一些小说中有着鲜明的反应，比如在何士光的《乡场上》中，昔日吃不上饭 ，常受人欺压的冯幺爸也挺起了腰：
“‘我冯幺爸要吃二两肉不?’他自己拍着胸膛回答，‘要吃!——这又怎样?买!等卖 了菜籽，就买几斤肉给娃娃们吃一顿，保证不找你姓罗的就是!反正现在赶场天乡下照 样有猪杀，这回就不光包给你食品站一家，敞开的，就这么一角几分钱，要肥要瘦随你 挑!……跟你说清楚，比不得前几年罗，哪个不再要这也不卖，那也不卖，这也藏在柜 台上，那也藏在门后头，我看他那营业任务还完不成呢!老子今年……’”
像冯幺爸这样挺直了腰杆的农民还有很多，比如李顺大(《李顺大造屋》)、陈奂生(《 陈奂生上城》系列)、“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等，这充分显示了那时我国农村的活力 。
但是随着城市改革的逐步进展，农村的发展却出现了停滞，以至使城乡间的差别再次 拉大，到今天使有识之士喊出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肺腑之言， “三农”问题也由此浮出水面，为世人广为关注。
“三农问题”涉及到的问题很多，其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似乎讨论得较少，但这20 多年来的实践，也为我们提出了一些问题：一是农村包产到户后，各家农户多将精力放 在自家土地的种植上，集体事业很少受到重视，比如水利、农田基本建设等，这于我国 农业的长期发展不利；二是农村的医疗、教育等问题，在2003年春夏之交的非典疫情中 ，农村作为“薄弱环节”受到了格外的重视，但也反映了现在农村医疗的恶劣现状，而 “新中国建立的前30年，中国的医疗水平取得了极其伟大的成就，这一成就不仅仅消灭 了绝大多数包括梅毒、血吸虫病等大规模传染病，而且将中国的人均寿命，由1949年的 35岁，一举提高到70年代中期的65岁”。(注：韩毓海《生命的政治——资本主义与疾 病》，《书城》2003年第4期第47页。)以教育而论，“文革”前农村的适龄儿童大都能 入学，在今天农村则有不少人辍学，而自从我国实行高等教育收费以来，更出现了不少 农村孩子上不起大学的情况。三是我国加入WTO之后，在参与国际市场的同时，农村也 面临很大的问题，单个农户的经营是无法与大农场、机械化的欧美农业相竞争的，在这 种情况下，我国的农村该如何发展，如何能保证13亿人的粮食供应并力争参与国际市场 ，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
以上的问题都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相关，这自然不是否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但 面对新的形势与问题，有没有更好的可能性，也是我们需要不断摸索与试验的。
4、制度创新与互助组的可能性
在《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一文中，崔之元批判了僵化的“制度拜物教”—— “‘制度拜物教’是在国内国外都很有影响的一种思维方式。它的特点是将某种具体的 制度安排直接等同于抽象理念。例如，有人将美国公司直接等同于‘市场经济’，将两 党制等同于‘民主’。这种思维方式给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制度安排以超历史的神秘 的‘必然性’，故被称为‘制度拜物教’。”(注：《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 《田野来风》第63、64页，中国电影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
他因此希望进行第二次思想解放，尤其指出，“改革开放在今天又到了一个新的关口 。改革的目标已不像初期那么简单明了。在这纷乱而又充满诱惑力和生机的历史时刻， 各种传统的两分法——‘私有/公有’、‘市场/计划’、‘中体西用/全盘西化’、‘ 改革/保守’——似乎都失去了它们刻画现实、想象未来的效力。我们需要第二次思想 解放运动：它的重点在扩大制度创新的想象力空间；它将不再留恋于非此即彼的两分法 ，而将以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为指导思想，寻求各种制度创新的机会。”(注：《制度 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田野来风》第63、64页，中国电影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 版。)
就我国农村来说，也是如此。而笔者以为，在新的形势下，重新考虑“互助组”的可 能性，有可能为我国农村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尽管在文革之前走过的从互助组到人民 公社的道路，在实践上被认为是错的，但当时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正确的，一些具体措 施也具有合理因素。我们不能因为曾经犯过错误，而将这些轻易抹掉。相反，正因为有 以前的教训与经验，反而有可能使我们在考虑问题时不得不慎重。如果说人民公社因过 于理想化和时间仓促而失败，至少互助组的实践给我们留下了一笔重要的财富。在我国 前现代的农村社会中，本就有相互“扶助”的传统，这表现为宗族、亲戚、邻里等等的 相互帮助。在当前的形势下，如何继承这一优良传统，结合文革前的经验教训，寻找出 一条适合我国国情并能应对当前问题的制度，还需要我们不断摸索，但至少这是一条可 以考虑的方案。
5、不能走那条路
在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分析中，有的学者指出这一制度的缺点是所有权与使用权 的界限不明晰，因而主张土地私有化，“如果土地按现有的使用权私有化，变成完全的 私有权，当然不会加剧贫富分化，因为目前土地使用权的分配相当平均。因此私有化只 会去掉村干部定期按人口变化调整土地分配的特权，因而减少此特权引起的贫富分化。 如果有的农民要弃农进城，或从事它业，没有土地私有权时，他只得放弃他的集体所有 的土地的份额。”(注：杨小凯《为什么土地所有权私有化是当务之急》，http://www. eduww.com/bbs/dispbbs.asp?boardid = 15&id = 7429.)
笔者以为，“当然不会加剧贫富分化”的判断是错误的，恰恰相反，当然会加剧贫富 分化，这从历史上，从《不能走那条路》中宋老定发家道路的思想中可以看出，这就等 于鼓励了“自发资本主义”的道路，是与共同富裕的目标相违背的。而“定期按人口变 化调整土地分配”正是保障耕者有其田的必要措施，如果说干部的特权引起了贫富分化 ，就应该在如何限制“特权”上下工夫，而不能将错误归咎于这一制度。
此文中又说，“如果土地所有权完全私有化了，农民将成为自由民，若农民要弃农进 城，或从事它业，他可以卖掉土地，不但有一笔收入，而且有一笔资本，因此他进城时 是有钱人，而不是盲流。”成为“自由民”似乎没有这么简单，《不能走那条路》中的 张栓“从事它业”失败了，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下他还有生活保障，在“互助组”中他还能得到其他农户的帮助，如果在私有化的形式下，他连生活都无法保障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温铁军指出土地是农民的某种“社会保障”。
“进城时是有钱人”的想象固然美妙，但如果没有相关制度的保障，也只能限于想象了，而且进城的人毕竟是少数(进城后也难免会分化)。据吴思先生的研究，农村进城打 工的“基本故事”是“如果外出者没有在中途转变立足点，没有发生整个人生设计的改变，这些农民早晚是要回乡的。”(注：《进城农民：基本故事和变型故事》http://www.eduww.com/bbs/dispbbs.asp?boardID = 15&ID = 6302.)在这样的形势下，轻言土地私有化是不足取的。
80年代初，作家李准在云南芒市坦然回答了人们对《不能走那条路》的诘难，说：“ 对互助合作怎么评价是政治家的事，是历史学家的事，我是作家，只能以艺术的良知说 话”。他讲了他对人吃人的旧社会的憎恶，讲了他看到土地改革后农村出现的两极分化 的苗头的担忧，讲了他对贫苦农民的同情，讲了《不能走那条路》是他对当时生活独立 思考的结果，主要人物和情节都有生活依据。他坚定而又充满感情地说：“左”的文艺 思想流毒要肃清，“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丢，作家的艺术良知应该体现在反映龙腾 虎跃的生活，倾诉人民大众的呼声。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无论社会如何变化发展， 我始终认为中国人民决不能再走人剥削人、人吃人的路，不能走富一家穷千家的路!无 论文学家还是艺术家，不能走精神贵族的路。脱离生活的路不能走，也走不通!”(注： 此段摘引自曾镇南《现代文学馆里的沉思》，《光明日报》2000年9月28日。)
即使在今天，这段话听来也不无启发意义。它让我们不得不思考，该走什么样的路， 不该走什么样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