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的高师转型及其借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年代论文,高师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07)03—0056—04
近些年，我国许多师范院校的升格或转型与20世纪20年代的“高师改大”运动十分相似。在这场运动中，民国初期全国原独立设置的7所高等师范学校除北京高师于1923年升格为北京师范大学而硕果仅存外，其余相继改为综合性大学或成为其下属学院和系科。重温这段高师转型的历史，无疑具有现实意义。北京高师、南京高师同是师范高校重镇，为何在升格改大过程中自主选择完全相反的路子，一个是独立派的代表，苦苦延续着高师独立的最后香火，升格成了北京师范大学；一个是合并派的代表，强烈要求“取消高等师范学校，而设师范研究科于大学”，变成了东南大学，这很耐人寻味。本文将对这两所高师进行多方面的比较，以期对当前师范学校的自我定位和发展有所启发借鉴。
一、“高师改大”运动的背景和南北高师的观点
1920年前后，归国留美学生不断增多，他们成立教育团体考察欧美教育，创办学校，不断呼吁教育改革，希望引入美国教育模式。此时杜威、孟禄等人相继来华讲学，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使美国教育模式得到了空前的推崇。美国教育模式，包括其非定向型的师范教育制度(教师教育附设在普通大学之下完成)和“六三三制”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引入国内。1922年，新学制的推行促使中学教育从4年改为6年，若高师不增加年限、提高程度，其毕业生仅比高中毕业生多学三年，充任高中教师恐难胜任。这样提高高师教育程度即升格改大学成了当务之急。但升格后，是改为师范大学还是改为综合大学引起了一场大争论。
以南京高师郭秉文、顾树森、许崇清为代表的一方，主张废止高师，将高师并入大学。许崇清认为高等师范学校不过是个过渡性的制度，高师应或合并于大学，或自为一综合大学。广东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认为，高师与大学并立不但重复、不经济，而且学生资格及用途往往有冲突。蔡元培也认为大学中既然已设立师范科，高等师范就无单独设置的必要，提出“高专与高师均可改为专科大学或并入大学”的观点。而以北京高师李建勋、常乃德、经亨颐、俞大同为代表的另一方，主张高等师范独立设置。常乃德主张在维持现有制度基础上厉行高师内部改革。经亨颐、俞大同主张把师范教育另立一个系统，叫做“师范学制系统”，内部可以依次升学。李建勋则强调：“现在高等师范亟宜提高程度，延长修业年限为六年，与其他六年之大学平等，改称为师范大学，除设教育科外，宜兼设毕业后应担任教授之各种学科。”
二、北京高师和南京高师的各自特点
1.学校传统
北京高师在原京师优级师范学堂基础上扩充而成，地处京城，是教育部直属高师的典范，习惯于按部就班地遵照教育部的方针行事，办学目标是“造就中学校、师范学校教员”。北京高师学科设置也是按照部定章程来建设的，至1917年，设有国文、英语、史地、数学物理、物理化学、博物等六部；同时，根据各地中等学校对各科师资的需要，开设了教育专攻科、手工图画专修科、国文专修科、体育专修科、音乐训练班、职工科等。这些学科完全与中学所设置的课程配套，是从中学教学需要出发的。
南京高师则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和开放性，其办学宗旨有二：“一方面固为养成优良教师，另一方面劝求深造，兼欲养成专门学者”。南京高师把培养专门学者作为两大目标之一，而不是仅仅满足于培养中学教员，这必然会使其课程、教学、管理等的方法具有普通大学的性质。南京高师不局限于师范，也不完全着眼于中学，“以适应社会需要为设科主旨，但社会需要随时变更，是所设之科亦因之而异”。首先设置国文、理化两部，是“鉴于国文、理化教法之宜改良”；设体育专修科，是“鉴于社会体育不振”；增设工艺专修科，是“鉴于人民生产力薄弱，而一般毕业学子又多乏职业之知识技能”。正是在此指导思想下，除了开设部定学科外，还开设了农、商等科，可以说在学科理念和设置上突破了师范的局限，具有了综合大学的基础。正如时人所云：“南京高师成立，诸所擘画，颇异部章，而专修科增设之多，尤为各高师所未有，其后实行选科学分制，学程与设备，益趋于大学之规模。”
通过以上比较可知，北京高师的发展一直局限在师范领域内，而南京高师则更多的具有普通大学性质，这是其日后走向综合大学的现实基础。
2.校长风格
校长常常决定着一个学校的命运，每一所学校成功的背后都有一个成功的校长。在这里尝试对两校校长相关背景、教育理念进行比较。
1921年北京高师校长为李建勋。他在民国初年留学日本，就读于广岛高师。1917年赴美国留学，在哥伦比亚大学获教育学硕士学位后，回国任北京高师教育研究科主任。1921年10月至1922年1月任北京高师校长。他曾为维护北京师范大学的独立地位及高等师范教育制度的确立进行过不懈的努力。
在李建勋看来，师范大学要培养教育的专门人才，就必须按照中等教育发展的实际状况和要求教授各科的应用学识。在校生既要研究各门学科，还要顾及各科材料在中等学校所体现的运用价值。因而与普通大学相比，师范大学的学科标准及取材范围应有自己的特色，而不应仅仅设立教育科。同时，师范大学的学生不仅要学习理论知识，还要学习教学方法，掌握如何把所学内容传授给学生的技巧。更为重要的是师范大学在教学上实行教授与训练并重的制度，在管理上能营造出与普通大学不同的氛围，使学生在耳濡目染之中既掌握必要的知识又产生对教育的兴趣。有关李建勋其他方面的资料很少，其思想理论都集中在师范领域内。
1919—1925年，南京高师即后来东南大学的校长都是郭秉文。其早年毕业于书院，1908年赴美留学，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郭秉文在理论和实践上颇有建树，是当时著名的教育家，并提出了“寓师范于大学”的观点。他认为，凡中等以上的教师必须有完备的基础知识，应该是双料的学士、硕士、博士。在一个单科性的师范院校里，很难从根本上提高师资质量。相反，综合大学学科齐备，各科知识互补，是造就师资的理想场所。师范学院建在大学里，教师来源不必局限于师范院校，优秀的大学毕业生经过教育理论的训练，定可以成为卓越的师资。基于这一观点，使他对南京高师的建设一开始走的就是综合大学的路子。
在实践上，郭秉文采取有效措施，为南京高师带来了大量资助和优秀师资，为南京高师的综合化发展奠定了基础。他曾经当过留美学生团体负责人，并利用多次出国考察的机会考察物色了大量人才，特别是1918年促成了成立于美国、由数百名中国留学生组成的中国科学社迁往南京高师，使得南京高师即后来的东南大学的师资盛极一时，几乎每一学科都有若干位第一流的教授和学者，学校科学研究之风甚浓，科学研究在国内成为佼佼者。时人谓南京高师精神“最富于自由空气与真挚的精神”，南京高师和其他高师不同之处“即在其造就科学人才之众”。
郭秉文的社会活动能力很强，十分注意同社会的联系和交往，使学校尽可能多地得到社会的支持和合作。另外，他还率先成立了董事会，其中成员多为东南金融界巨子及政界、教育界要人，通过他们的地位和影响使学校获得了大量的政策、经济、舆论支持。在当时高校普遍缺乏经费的情况下，南京高师能够不断兴舍建馆、改善办学条件，这与校长的个人能力有着密切的关系。
两位校长的风格迥异，带给学校的资源和机会也不同。相比之下，郭秉文有着更全面的能力，对办学有着更远大的目标。这也是南京高师能够顺利向综合大学过渡的重要原因。
3.区域特点
北京高师地处京城，与教育部联系紧密，是幸事，容易得到上级的青睐；但也不幸，高校林立，竞争激烈，很难获得特别突出的待遇，同时也受到上级严格的管理制约，容易失去灵活性。北京大学、北平大学以及其他专科学校承担和分享着高校的其他功能和资源待遇，北京高师很难寻觅更大发展空间，发挥更大功能，而只能局限在师范教育内保持自己的特色，才能维系其生存和发展。
而南京高师的区域位置使其命运截然不同。南京高师虽名为国立，但其资金来源主要来自江苏、安徽、浙江的教育厅拨款和民间捐赠，具有很强的区域色彩，而且这三省的经济实力、政治影响力在全国也屈指可数。这一区域要求南京高师在当地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而不仅仅是培养教师。当时整个江南没有一所国立大学，南京高师升格为综合大学，实乃大势所趋。当时人们为南京高师升格为东南大学列举了十条理由，这里选几点：南京城的地理和历史优势明显；设立东南大学，将方便当地学子深造，免奔波之苦，也利于容纳留学人才，服务当地；建立大学，可以满足学生不同需求，而不受限于师范；东南是受西洋文化影响最深的区域，建立完备大学，利于文化交流学习，发扬国光；另建新的大学，投资巨大，实情不允，在南京高师基础上扩建，将会得到政府、社会大力支持，东南富贾名流会慷慨捐赠，热心筹划；南京高师原有学科规模已近于各国大学，增加法科、医科即可，方便筹备；“南高师教员多极学之士，各科专门学者为教甚多，改为大学，其人才几不假外求，目前所教科目，已与各大学程度相等，驾轻就熟”。可见，南京高师改建为东南大学，实在是集天时地利人和于一校，是必然选择，也是最佳选择。
可见，南、北高师走向不同的升格道路，与其所在区域的高校格局及政府、社会的支持也是分不开的。
三、变革过程
1.北京高师
从提出“六三三制”开始，北京高师就为升格为师范大学做准备了。主要表现是不断提高修习年限(一般高师比大学少学一两年)。1919年北京高师已决定不设预科，学生修业年限为四年。1921年又把课程分为四年科和六年科两种，学生从三年级起可以任选一科，并准备在条件成熟时取消四年制，专办六年制。这是提高学生教育程度所采取的重要措施。此外，也开始注重学科研究，1920年开办教育研究科，招收高师和专门学校的毕业生及大学三年级的学生，这是我国高等学校招收研究生的开始。1921年增设理化、博物、数理三部的研究科。1923年又续办国文、英语、史地三部的研究科。至此，北京高师酝酿改称北京师范大学的准备工作已基本完成。从北京高师当时的规模、实力和目的来看，它已不限于中等学校各科师资的培养，而且兼以从事学术研究和培养各科教育的专门人才。1922年北京高师校长李建勋代表学校提出“请改全国国立高等师范为师范大学案”，从师范教育之目的、方向、训练等九个方面论述师范教育应当单独设校，不宜与它校合办。经过激烈争辩，此案由会议通过。1923年国立北京师范大学正式成立，范源廉担任校长。
2.南京高师
南京高师升格为东南大学与郭秉文的努力密不可分，而且是自主自导，筹划已久，过渡平缓，水到渠成。“六三三制”，对其没有冲击；作为高师合并派的代表，本次论战过程与结果对南京高师也没有多大冲击，而不像北京高师那样事关存废，北京高师的“改大”很大程度是由外界引发冲击开始的。1915年起，郭秉文出任南京高师教务主任时就开始了其美国色彩的教育规划，即不局限于师范教育的旧式体制，其“寓师范于大学”的发展思路为以后办综合性大学跨出了关键性一步。1919年他接任南京高师校长。1920年提出了在南京高师基础上创办一所国立大学的议案，南京高师校务委员会一致赞成，并取名为东南大学。同年12月成立“东南大学筹备会”，在筹备会的周旋下，消除了教育部对南京高师和东南大学学制协调问题、财政部对经费问题的顾虑。1921年教育部核准了《东南大学组织大纲》，郭秉文兼任东南大学校长。同年8月东南大学预科和南京高师本科同时招生，12月南京高师正式并入东南大学。
四、各自的命运
1.北京师大的发展举步维艰
北京师范大学确立的新宗旨为“造就师范与中等学校教师及教育行政人员，并研究专门学术”，与过去相比，增加了研究专门学术的内容。北京高师师生对改大的实现普遍欢迎，对以后的发展充满了期望。然而事与愿违，当时师范生一直实行免费制，师范大学的经费来源全靠政府拨款，但是军阀政府无心搞教育，对师范更是忽视冷落，使北京师大发展举步维艰。师大从一开始就陷入艰难竭蹶的困境中，债台高筑，预算经年拖欠，发展几乎停顿。即使范源廉这样在政界、教育界极有声望的人物担任校长，也无法力挽狂澜。到1928年，师大“教授无用品，办公无纸笔，任职者无薪，执义者无饷”，竟至依靠抵押校产拖欠借债度日。当时的民谣“北大老，师大穷，唯有清华可通融”就反映了师大的困境。师范的特色也限制了学校的目标和功能，培养的人才和影响多在基础教育，很难对社会产生直接的重大影响，无法获得政界、商界的有力支持。关于师范大学是否应独立设置的问题也没有得到根本解决，随后仍不断出现反复，北京师范大学的发展也因此一波三折，疲于苦撑，而没有得到太大发展。与京师大学堂师范馆、京师优级师范学堂时期相比，学校在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大大下降了。
2.东南大学的发展如日中天
南京高师改建成东南大学后，郭秉文继续励精图治，经营有方，学校的声誉也如日中天。与当时的北大相比成为无可争议的最好的大学。“北大以文史哲著称，东大以科学名世。然东大的文史哲教授，实不亚于北大。”郭秉文的眼光也不仅限于此，进而考虑扩大国际影响，努力把东大办成世界上有声望的大学。东大也一度成为东西文化、学术交流的热点，各国著名学者来华讲演，必来南京高师、东南大学。1921年，孟禄来东大参观，认为“东南大学将成为东方教育之中心，是中国最有希望大学”，“将来该校之发达，可与英牛津、剑桥相媲美”。
在这场“高师改大”运动中，高等师范教育名义上得到了提高，获得了大学的地位资格，但实际上师范教育整体实力大大削弱了，并出现了中学教师供不应求、也不能快速胜任教学等问题，师范教育进入了一个低谷时期。
当前，我国又出现了师范学校升格转型的相似情形，虽然现在的具体情况发生了很多变化，但借鉴这一段历史，我们仍然可以得到很多启发。学校的升格和转型不是一蹴而就的，必须对学校的办学情况、学校领导、区域背景、大学格局等进行多方面的思考，比较优势和不足，才能形成一个科学定位，不能盲目跟风随众。学校自身的定位、师范教育是否应该独立设置，都是值得不断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