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书学制度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唐代论文,制度论文,书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有唐一代，书法艺术繁荣昌盛，名家辈出，后世书家，大都蒙受沾溉。其繁荣昌盛之由，固出多端，而建立书学制度，则应是重要原因之一。治唐史者，多以书学小道，无关唐史大局，故于书学制度，鲜有论及。但自今日观之，书法艺术对唐代文化精神之发展，作用巨大，实不容忽略。考察唐代书学制度，有助于了解唐代书法艺术发展之原因。今就所见文献，略加排比，间陈管见，以供方家采择。
一 唐代国子监书学之设立
书学一科之设立，实始于晋，当时已设立书博士，但尚无书学之名。《晋书·荀勖传》：
（勖）俄领秘书监，与中书令张华依刘向《别录》，整理记籍。又立书博士，置弟子教习，以钟、胡为法。
则晋之书学属秘书监。而书学之名，实始于隋，隋以书学属国子寺。《隋书·百官志》：
国子寺……统国子，太学，四门，书、算学，各置博士。
及入唐，当高祖武德初年，曾废去书学（《新唐书·百官志三》）。而太宗于书法甚为留意，其即位之初，于贞观元年（627 ）即敕令：“现在京官文武职事五品以上子，有性爱书学及有书性者，听于弘文馆内学书，其书法内出。”是年有24人入馆，太宗并敕令虞世南、欧阳询“教示楷法”（见《唐会要》）。
弘文馆属门下省，掌“详正图籍”，亦有“教授生徒”之责。其生徒皆高官显宦子弟，及第者出身资格同于进士、明法（见《新唐书·选举志下》），有升迁高位之可能，非仅习书法可以胜任，尚须熟谙经籍。故黄门侍郎王珪奏请：“弘文学生学书之暇，请置博士，兼肄业焉。”此是对太宗令弘文学生专习书法之委婉修正。太宗从其请，敕太学助教侯孝遵授其经典，著作郎许敬宗授以《史》、《汉》。（见《唐会要》）此时弘文学生是以学书为主，兼学经籍。次年，即贞观二年（628），复置书学，承隋制隶于国子监。王珪复上奏， 请为弘文学生“置讲经博士，考试经业，准式贡举，兼学书法”（见《唐会要》）。至此，弘文学生不复以书法为专业，而成兼学，以书法为专业者唯国子监书学学生。
至高宗显庆三年（658）九月，复废去书学，龙朔二年（662）五月，复置书学，次年正月，又以书学隶兰台（并见《旧唐书·高宗本纪》）。数年间书学迭经废兴，亦可窥见朝廷中对此学科之设置颇有争议。兰台即秘书省，同于晋之秘书监，为“监掌经籍图书”之机构，而非教学部门，荀勖设书博士于秘书监，当属权宜之计，而非定制。由此可以推测，高宗时以书学隶兰台，当是朝士中主张设立书学者与反对者之间调和折中之结果。
今观有唐一代，非薄书学者，亦不乏其人。初唐反对设立书学者之论，今已不可见，而后来学者如赵匡，曾以当时士子“崇末抑本”（《举选议》）为非，其末何指，并未明言，应是包括书法在内，盖彼曾谓：
吏曹所铨者四，谓身、言、书、判。……书者，非理人之具，但字体不至乖越，即为知书。判者，断决百事，真为吏所切。故观其判，才可知矣。彼身、言及书，岂可同为铨序哉！（《举选后论》）
主张降低书法标准。沈既济亦曾言：“空文善书，非才也。”（《新唐书·选举志上》）沈赵皆中唐时人，固未尝参加高宗朝书学废立之争，但当时朝士反对设立书学者，所持论殆与二人同。书学终未废去之故，当是书法艺术已风靡社会，且以太宗深嗜此道，遽改祖制非继体君及臣下所宜为。太宗曾谓：“书学小道，初非急务，时或留心，犹胜弃日。凡诸艺业，未能学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怠，不能专精耳。”此论至今观之，犹觉其通达。高宗朝主张设立书学者，所持论或与太宗同。
玄宗开元年间（713—741）书学仍由兰台改隶国子监。《唐六典》卷二十一云：
国子祭酒、司业之职，掌邦国儒学训导之政令，有六学焉：一曰国子，二曰太学，三曰四门，四曰律学，五曰书学，六曰算学。
《唐六典》之纂修，始于开元十年（722），成于开元二十三年 （735），开元二十七年（739），李林甫注成呈进。《唐六典》虽“未尝事事遵用”，而“诸事遵用者殆将过半”，此为治唐史者之共识。而书学隶国子监之事，得以遵行，遂为定制。玄宗留意小学，曾诏改《尚书·洪范》“无偏无颇”句之“颇”为“陂”，其是非且勿论，以一字之微而下诏，亦可见其意趣。《宣和书谱》称玄宗“临轩之余，留心翰墨。初见翰苑书体狃于世习，锐作章草、八分，遂摆脱旧学”。知彼于书学亦有独见。玄宗既留意书法、小学，故不安于权隶书学于兰台，则书学仍隶国子监，实属必然。高宗龙朔二年（662），东都置国子监， 其规模不及西监，而东西监书学之废兴必同，则无可疑也。
综上可知，书学一科之设置，在唐初迭经反复，约在开元天宝年间，国子监设置书学之制始确立。国子监为朝廷直属之最高学府，各地尚有州县学，则国子监书学之课业，必为各州县学效法可知。
二 国子监书学制度
唐代国子监共六学[天宝九载（750）增设广文馆， “以领生徒为进士者”]，各学入学资格有等差。《新唐书·选举志上》云：
国子学，生三百人，以文武三品以上子孙若从二品以上曾孙及勋官二品，县公、京官四品带三品勋封之子为之；太学，生五百人，以五品以上子孙、职事官五品期亲若三品曾孙及勋官三品以上有封之子为之；四门学，生千三百人，其五百人以勋官三品以上无封，四品有封及文武七品以上子为之，八百人以庶人之俊异者为之；律学，生五十人，书学，生三十人，算学，生三十人，以八品以下子及庶人之通其学者为之。
可知律、书、算等后三学之入学资格低于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等前三学，则后三学学生入仕资格不及前三学学生亦可知。
《新唐书·百官志》载，国子监设书学博士2人，从九品下，助教1人。而国子学有博士5人，五经博士各2人，皆正五品上；太学博士6 人，正六品上；四门馆博士6人，正七品上；律学博士3人，从八品下。惟算学博士员额、官品同书学，则书学在国子监中之地位低下可知。
唐自天宝以后，“学校益废，生徒流散”。至代宗永泰年间（ 765—766），国子监始渐恢复，但规模已不及以前。西监置学生550员，东监置100员，但未定每馆员额。至宪宗元和二年（806），始核定每馆员额，其中西监书馆10员，东监书馆3员。 （并见《新唐书·选举志》、《册府元龟》）
国子监生除律学生入学年龄略大（“律学十八以上，二十五以下”）外，其余诸生“限年十四以上，十九以下”（《新唐书·选举志上》）。国子监生及州县学生初入学时，须行束修之礼。国子学生、太学生各送绢三匹，四门学生二匹，律、书、算学生各一匹，尚须送酒脯之类。所行束修，“三分入博士，二分助教”（见《唐六典》、《唐摭言》）。
书学生之课业，以“石经、《说文》、《字林》为专业，兼习余书”（《新唐书·百官志》）。“石经三体限三岁，《说文》二岁，《字林》一岁”（《新唐书·选举志上》）。石经即魏正始三体石经，以古文、篆文、隶书三体书成，或称三字石经，《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皆著录《三字石经〈尚书〉古篆》三卷及《三字石经〈左传〉古篆书》十二卷。王国维云：“既云三字石经，复云古篆书，疑唐人就三字石经拓本专录其古篆一体，未必即是拓本。”（《观堂集林·魏石经考》）书学生或即以此为课本。《说文》即《说文解字》，东汉许慎著，为文字学重要著作。《字林》，晋吕忱著，体例同《说文》，补入《说文》若干未收之字，今已佚。
今观书学生所学专业，皆属文字学，乃古之小学，实为经学之附庸。大历十一年（776）国子监司业张参撰《五经文字》， 其序云：“今则采《说文》、《字林》诸部，以类相从，务于易了，不必旧次。自非经典文义之所在，虽切于时，略不集录，以明为经不为字也。”此可见书学生所学专业，实皆为明了经义。三字石经原碑字形精美，若依王国维说，则书学生所学恐非拓本，故仅学其字形而非学其书法。诚如是，则国子监书学课业之设置，实有悖于太宗设立书学之初衷。太宗初命诸生于弘文馆学书，出内府所藏法书学范本，后于国子监置书学，亦应是以书法为专业。其后书学终以文字学为专业，此或是朝廷中崇本抑末论者所为。
《新唐书·百官志》谓，书学生以“石经、《说文》、《字林》为专业”之外，“兼学余书”。此“余书”究竟何指？《唐六典》、《旧唐书·职官志》皆云：“余字书兼习之。”可见“余书”仍是字书。字书即是小学书。《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皆以文字学书、书学著作及法帖归于小学类。如《新唐书·艺文志·小学类》除收入《三字石经》、《说文》、《字林》等文字学书外，复收入卫恒《四体书势》、张怀瓘《书断》、张彦远《法书要录》等书学著作及“二王、张芝、张昶等书一千五百一十卷”、王方庆《宝章集》等法帖。书学生既“兼学余书”，自可泛览观摩书学著作与法帖。且文字学书，又可令书学生明了六书，掌握古、籀、篆诸体写法，亦为临池学书之大助。
国子监前三学学生皆以通经为业，而学书亦为日课，且须学习其他字书，“学书，日纸一幅，间习时务策，读《国语》、《说文》、《字林》、《三苍》、《尔雅》”（《新唐书·选举志下》）。《唐六典》卷廿一则谓：“其习经有暇者，命习隶书。”唐所谓隶书即楷书。凡此皆备以应明经、进士举及吏部铨选。反观书学生，不涉经术，与前三学学生相较，其课业程度之高下，可以立判。
国子监之管理制度，《新唐书·选举志上》载：
旬给假一日。前假，博士考试，读者千言试一帖，帖三言；讲者二千言问大义一条，总三条通二为第，不及者有罚。岁终，通一年之业，口问大义十条，通八为上，六为中，五为下，并三下与在学九岁，律生六岁不堪贡者罢归。诸学生通二经，俊士通三经已及第而愿留者，四门学士补太学，太学生补国子学。每岁五月有田假，九月有授衣假，二百里外给程。其不帅教及岁中违程满三十日，事故百日，缘亲病二百日，皆罢归。
规定每旬及一年之考试办法，及在学年限、假期。所须注意者，诸学生及俊士（注：《新唐书·选举志上》：“玄宗……又敕州县学生年二十五以下，八品子若庶人二十一以下，通一经及未通经而聪悟有文辞史学者，入四门学为俊士。”）若考试及格，皆可由四门学递升太学、国子学，而书学生不习经，显然不能升学。书学科之轻微，于此亦可见。
此外，门下省有弘文馆，东官有崇文馆，亦教授生徒，皆为贵戚显宦子弟，其课业及贡举办法，大体同于国子监前三学学生。
三 唐代科举中之明书科
《旧唐书·职官志》云：
有唐以来出身入仕者，著令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书、算。
明书亦称明字（见《新唐书·选举志上》）。明书科之设置，究在何时，史无明文。今按贞观六年 632 ）初置律学（《旧唐书·太宗本纪》），而贞观二十年（646）， 有张骘明法及第（张说《府君墓志铭》，据徐松《登科记考》卷一引），而明法科“试律七条，令三条”（《新唐书·选举志上》）。律令皆律学生所学，故律学既设置，即有明法科。准此，则书学设置之后，亦当有明书科矣。故明书科最初之设置，当在贞观年间，究为何年，史有阙文耳。
明书科考试内容，文献不乏记载。天宝十一载（752 ）曾有敕规定各科考试内容，其于明书科云：“书者试《说文》、《字林》凡十帖，口试无尝限，皆通者为第。”（《册府元龟》）《唐六典》云：“凡明书，试《说文》、《字林》，取通训诂兼会杂体者为通。《说文》六帖，《字林》四帖，兼口试，不限条款。”《新唐书·选举志上》云：“凡书学，先口试，通乃墨试《说文》、《字林》二十条，通十八为第。”皆以《说文》、《字林》为考试内容，具体规定略有出入，应视为施行之中，时有损益，而大体始终不变。
《唐六典》载，国子监前三学“每岁其生有能通两经以上求出仕者，（博士）则上于监，堪秀才、进士者亦如之”。而书学“督课试举，如三馆博士之法”。显而易见者，书学者所应科举惟有明书一科，而不可应进士、明经科，此由其所肄之业可知。此外，州县荐举之乡贡士中，或亦有通书学而应明书科者。
唐代尚有制科，亦称制举，“其天子自诏者曰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焉”（《新唐书·选举志上》）。制科在唐代最为隆重，名目繁多，但非岁岁举行。睿宗景云元年（710 ）十二月制曰：“其有能习三经通大义者，能综一史知本末者，通三教宗旨究精微者，善六书文字辨声象者，博雅度曲和平六律五音者，韬略孙吴、识天时人事者，畅于词气，聪于受领、善敷奏吐纳者，咸令所司，博采明试，朕亲览焉。”（《唐会要》）其中“善六书文字辨声象者”为文字音韵之学，属小学。次年举行考试，却无人以此科登第。若非文献失载，足见当时此类人才已较匮乏。其致匮乏原因，或是此前之书学生以书法为专业之故。唐代制科征求通小学之才，此为仅见。前引天宝十一载敕，规定明书科考试内容为《说文》、《字林》，则疑自此时书学生之专业始由书学转为文字学，遂致此后“善六书文字辨声象”之人才不复匮乏。
明书一科，为唐代科举六科之一，明著于国家法令。唐人重科第，唐文献叙人履历，必明言是何科第出身。所可怪者，唐代文献中，绝无言及明书出身者（亦不见明算出身者）。揆其原因殆有二。一是明书科轻微。唐代“士族趋向，惟明经、进士二科而已”，尤以进士为贵。而明书科登科，亦仅“从九品下叙”，为流内最低官阶，此后升迁不易，往往久沉下僚，故不为世所重。一是书学生人数甚少，明书登科者当亦不多。《新唐书·选举志上》载国子监诸生员额，总共2210人，其中书学生30人，仅占百分之一强。元和二年，西监生550人，其中书学生 10人；东监生100人，其中书学生3人，比例略增大，而人数愈少。乡贡士中纵有治书学者，为数殆亦不多，故明书登科者必甚少，文献佚缺之可能较大。唐代进士，每年约取二十余人，有唐近三百年，粗略计之，进士总数在6000以上，而至今姓名可考者不足半数。进士尚如此，何况明书。由此观之，文献中不见明书出身者，亦无足怪矣。
《新唐书·选举志下》云：
凡择人之法有四：一曰身，体貌丰伟；二曰言，言辞辩正；三曰书，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优长。
此吏部铨选吏之四条件，其三曰书。书学生既以书学为专业，其入仕时果能在书法上具备优势乎？考之实际，实未必然。盖国子监前三学学生及弘文馆、崇文馆生皆以习楷为日课，乡贡士应明经进士举者，亦精习楷法。故《容斋随笔》卷十“唐书判”条下云：“唐铨选择人之法……既以书为艺，故唐人无不工楷法。”而书学生以《三字石经》、《说文》、《字林》等字书为专业，不涉经术，虽亦可精楷法，而非独擅，故其仕途不能通达，自属必然。
四 唐代书学明书科出身之书家考
初唐书家，如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等，皆由隋入唐，其科第出身，可以无论。其后书家，声名显赫者，多由科第出身。如贺知章（进士）、颜真卿（进士）、薛稷（进士）、徐浩（明经）、柳公权（进士），亦有经荐举入仕者，如李邕。然亦有不明出身者，如孙过庭、张怀瓘、张旭、李阳冰、唐玄度等。其中或亦有出身书学明书科者，岂以书学明书科轻微，其本人及亲友皆讳而不言乎？今就疑似者略加考索，不敢谓其必是，聊献一得之愚云尔。
1.孙过庭
孙过庭《新、旧唐书》皆无传。其生平资料见于唐人著作者有《陈拾遗集》卷六之《率府录事孙君墓志铭》，卷七之《祭率府孙录事文》，张怀瓘《书断》，窦蒙《述书赋注》等，皆未言及其出身。所叙名字、籍贯，互有出入。或以过庭为名，虔礼为字，或以虔礼为名，过庭为字。今人徐邦达遂谓孙过庭字虔礼与孙虔礼字过庭为二人（注：徐邦达《历代书画家传记考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年。）。此一问题，《四库全书总目》早已辨明。《总目》卷一一二云：
窦蒙《述书赋注》曰：“孙过庭，字虔礼，富阳人，右卫胄曹参军。”张怀瓘《书断》则云：“孙虔礼，字过庭，陈留人。官至率府录事参军。”二人俱相距不远，而所记名字爵里不同。殆与《旧唐书》称房乔字元（玄）龄，《新唐书》称房元（玄）龄字乔者同一讹异。疑唐人多以字行，故各处所闻不能画一也。
虔礼、过庭，何者为名，何者为字，暂且勿论，但应为一人之名、字，则无须致疑。
孙过庭生卒年不详。《书谱》文末有“垂拱三年（687 ）写记”之题记，则孙氏之卒应在此年或此年之后。陈子昂谓孙氏“遇暴疾卒于洛阳植业里之客舍”（《率府录事孙君墓志铭》），“忽中年而颠沛，从天运而长徂”，“元常既没，墨妙不传，君之逸翰，旷代同仙，岂图此妙未极，中道而息……所恨君者，枉夭当年”（《祭率府孙录事文》）。陈子昂二文不系撰年，故孙氏卒年不可确知，但孙氏中年遇暴疾而卒则无可疑。所谓中年，《辞海》“中年”条下云：“谓人生年寿之半也，或云过四十，或云五十，盖举百年之中数概言之也。”而据今所能见之材料推测，孙过庭卒年已五十余岁，与陈子昂所云中年相合。《宣和书谱》卷十八云：“文皇（唐太宗）尝谓：‘过庭小字书乱二王。’”“小字”有别本作“小子”，徐邦达谓应作“小子”，盖借王羲之斥张翼“小子几乱真”语（注：徐邦达《历代书画家传记考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年。）。姑勿论“小字”、“小子”，何者为是，何者为非，太宗既有此语，则知孙过庭生于太宗朝。彼至垂拱三年（687 ）尚在世，则当太宗末年之贞观二十三年（649），彼年尚幼。 若孙过庭在太宗末年已十余岁，则至垂拱三年年已五十余矣。
徐邦达谓：“孙过庭在贞观年间虽则还年轻（小子），但已经以书法著名当时，而且为皇帝兼书法家的李世民注意到了，那么，他的年龄总得要到三十左右。”（注：徐邦达《历代书画家传记考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年。）帝王称呼三十左右之臣下，若非斥责，似不宜称为小子。太宗以小子称孙过庭，必因其年幼之故。孙过庭以十余岁之幼童，其书法竟能为太宗所知，必有特殊之身份。陈子昂谓孙过庭“幼尚教悌，不及学文；长而问道，不及从事禄”（《率府录事孙君墓志铭》），隐隐说明孙过庭家世寒微。以其寒微之家世，而能为太宗所知，似惟有肄业国子监书学之一途。
《新唐书·选举志上》云：“书学……以八品以下子及庶人之通其学者为之。”又云：“凡生，限年十四以上，十九以下。”孙过庭之家世及年龄皆符合入读书学之条件。故可认为当贞观末年，孙氏年在十五左右，得入国子监书学肄业。《书谱》云：“余志学之年，留心翰墨。”即指彼入国子监书学肄业之事。
《书谱》又云：“味钟张之余烈，挹羲献之前规。”此言孙过庭在国子监书学中学书之情形。贞观元年（627）， 太宗令五品以上官员子弟入弘文馆学书，“其书法内出”，谓以内府所藏名迹供临摹，其中必多钟、张、羲、献真迹。孙过庭入书学后，当亦得见众多名迹。否则，以其家世寒微，前代名迹何由得见？前文已说明太宗朝之书学生以书法为专业，太宗以后，始渐转为以文字学为专业，而孙过庭以临池学书为主，正与太宗朝之书学所肄业相合。
太宗末年，孙过庭年十五左右，太宗呼彼“过庭”，则“过庭”当为名。盖古人年二十时行冠礼，方能取字。且《书谱》题名，亦曰“过庭”。由此观之，应以“过庭”为名而“虔礼”为字。
孙过庭五十后，至其卒时，仅得一率府录事之官，从八品上，为东宫属官。据《新唐书·选举志上》，书学生及第后，“从九品下叙”。孙过庭虽在国子监书学肄业，但是否明字科及第，则不可知。纵能及第，此科亦为当时所轻，故升迁不易，遂久沉下僚。
研究孙过庭诸学者，多未注意唐代书学制度，故于孙氏生平之考证，多有龃龉，难于弥缝。今既明孙氏出身国子监书学科，则孙氏生平之研究，将渐趋明朗矣。
2.张怀瓘
张怀瓘于唐书家中，最富著述，而《新、旧唐书》无传。《新唐书·艺文志》载：“张怀瓘《书断》三卷，开元中翰林院供奉。”窦蒙《述书赋注》云：“率府兵曹、鄂州长史张怀瓘撰《十体书断》上、中、下。”又云：“张怀瓘兄弟，怀瑰，盛王府司马，并翰林待诏。”又云：“怀瓘，海陵人，鄂州司马。”则率府兵曹，鄂州司马、长史，翰林待诏为其历任之官职。
张怀瓘之家世不明，惟《书断》谓其父与高正臣有旧。《书断·能品》录入高正臣，谓“高正臣广平人，官至卫尉少卿，习右军之法”。又云：
怀瓘先君与高有旧，朝士就高乞书，凭先君书之。高曾与人书十五纸，先君戏换五纸以示高，不辨。客曰：“有人换公书。”高笑曰：“必张公也。”宋令文曰：“力则张胜，态则高强。”有人求高书一屏障，曰：“正臣故人在申州，书与仆类，可往求之。”先君乃书与之。
此段言其父书可与高相匹敌，然其父名不显。朝士皆就高乞书，而不乞其父之书，必其父官位不达，故不为朝士所趋奉。朝士求高书，皆须通过怀瓘父，此殆是使彼能分得润资，亦资助之意。又高令人往申州求怀瓘父作书，乃是为彼扬名。据此观之，怀瓘家世恐非显赫，应是寻常士族。
自张氏家世及仕途经历观之，颇疑彼为书学生或明书科出身。彼于仕途初期，为率府兵曹，官品为从八品下，与书学及第者从九品下叙相近，或任此职时已经升转。其后任鄂州司马、长史之职，为五、六品官。官阶虽上升，但为外官。岑仲勉云：“盛唐时士人喜作清望官（参《旧书》四二），尤以丞郎为贵（《国史补》），外官职虽高，亦目为贬降（注：岑仲勉《隋唐史》第533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 ”故张怀瓘之仕途亦非顺达，恐与彼出身轻微有关。
张怀瓘后由外官返京城任接近皇帝之翰林待诏，乃以书法而受玄宗之知遇。张怀瓘《评书药石论》云：
昔伊尹以烹饪干主，意不专乎食；臣以小学说君，道岂止乎书。臣伏岩薮久，无萦望干预求进，亦非公卿荐闻。陛下天听低回，旁罗草泽，选材于弃木，擢臣于翰林。是策励驽铅，敢不竭力。
据此言之，张怀瓘“伏岩薮久”（当指长期担任外官），一朝得供职翰林，非由公卿推荐，乃是玄宗亲自提拔，若非素日深知，断难至此。
然则张怀瓘何由为玄宗深知耶？彼之所长，唯书法一技。朱文长《续书断》云：“张怀瓘……工书之外无闻焉。”天下善书者多矣，玄宗何独眷念张怀瓘？因疑张氏曾肄业国子监书学，故为玄宗所知。彼以寻常门第，所长者唯书法一技，而为玄宗所知，舍肄业国子监书学似无他途。且《书断》云：“怀瓘质蔽愚蒙，识非通敏，承先人之遗训，或纪录万一。”言其书法亦有家学渊源。且其父书近高正臣，则怀瓘书亦应得高正臣法。而高正臣书适为玄宗所赏，《书断》曾明言之：“高正臣……习右军之法，脂肉颇多，骨气微少，修容整服，上有风流，可谓堂堂乎张也。玄宗甚爱其书。”故张怀瓘为玄宗拔为近臣，殆亦以其书得高正臣法。
张怀瓘传世著作以《书断》为最早，《书断》文末题记云：“开元甲子岁（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广陵卧疾， 始焉草创……岁在丁卯（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荐笔削焉。” 当是任外官时作。《书估》文末题记云：“天宝十三载（754）正月十八日。 ”为任翰林供奉时作。在翰林时尚有《文字论》、《六体书论》、《论用笔十法》、《玉堂禁经》、《评书药石论》等，此数篇虽未记年月，但自文章内容可以判定。《书议》所成最晚，文末题记云：“乾元元年（758 ）四月日。”上距《书断》属草达34年。此后不复见有著作，恐于《书议》写成后数年间去世。若《书断》写成于张怀瓘三十岁左右，则其生年可能在高宗永隆至永淳年间（680—683）。
至此，张怀瓘之生平经历大致可以勾画如次：十五岁左右入国子监书学肄业，以艺业颖出为玄宗所知。二十余岁明书及第（彼升迁较速，可能有科第），数年后官至率府兵曹。近三十岁任外官，历任鄂州司马、长史等职，任外官时撰成《书断》。以玄宗素知，被召入翰林。在此期间，写成著作数篇，且教皇子、诸王学书（见《六体书论》）。近七十岁时尚著《书议》一篇。卒时殆已七十余岁。此一勾画，固多推测，然亦不为无据也。
3.唐玄度
《宣和书谱》卷二云：
唐元度，不知何许人也。精于小学，动不离规矩；至于推原字画，使有指归，横斜曲直，偏傍上下，必就楷则。考其用意精深，非特记姓名而已。真可列于六艺，施之后学，得以模仿。故作《九经字样》，辩证谬误。又为十体，曰古文、曰大篆、曰小篆、曰八分、曰飞白、曰薤叶、曰垂针、曰垂露、曰鸟书、曰连珠，网罗古今绳墨，盖亦无遗。然责其疏放纵逸，则非所长。太宗时待诏翰林，论书最详。惜其出于法中，而不能遗法以见意，是以议者讥其太胶云。今御书所藏书四：篆书《千文》，正书《论书》，《十体书》二。
按唐元度即唐玄度，清人避圣祖玄烨讳改。谓为“太宗时待诏翰林”，误，太宗应为文宗。《新唐书·艺文志》：“唐玄度《九经字样》一卷，文宗时待诏。”据《九经字样序》， 唐玄度于文宗开成年间 （836—840）官翰林待诏，朝议郎。
《四库全书》收《九经字样》入经部小学类。《总目》云：
唐元度撰。元度里籍未详，惟据此书，知其开成中官翰林待诏。考《唐会要》称：“大和七年（833）二月，敕唐元度覆定石经字体。 十二月，敕于国子监讲论堂两廊创立石九经。”元度《字样》，盖作于是时。
唐玄度精小学，能作古文、大篆、小篆等十体书，又“以书自名于一时”（欧阳修《集古录》）。观其所学，与国子监书学所肄业颇相合。唐之士人业明经、进士者，虽亦习楷法，旁涉《尔雅》、《说文》等字书，但究以经术、时务策为主，实不能以过多精力研习诸字体。唐玄度于文字既精且博，若非专攻，恐难达到如此水平。故颇疑唐氏曾肄业国子监书学。彼于大和七年撰成《九经字样》，开成三年（837 ）该书附《石壁九经》刻成。或于此时唐玄度以劳绩得入翰林，且晋位正六品上之朝议郎。彼可能为明字科及第，此科及第者至正六品上已为高位，殆与文宗“好文”（《旧唐书·文宗纪》）有关。
五 余论
唐代书学制度既如上述，此一制度于唐代书法艺术之发展，其作用究为如何，今可得略论之。
唐初太宗先令京官子弟于弘文馆学书，后于国子监设置书学，亦以临池为主，其目的固在培养书法人才。然自太宗以后，书学迭经废兴，虽终未废去，其专业已由书法转而为文字学；原为临池学书，后乃专习《三字石经》、《说文》、《字林》等文字学书。则自太宗以后，书学之性质已由艺术变而为学术矣。
唐代书法以楷书胜，此千余年来之定评。国子监书学生未能独擅楷法，纵有精楷法者，因书学生人数甚少，于全社会楷书水平之提高似无直接明显之作用。文宗开成二年（837）立《石壁九经》， 书石者为四门馆学生及其他职官（注：《石壁九经》后列书石者姓名：书石学生、前四门馆明经臣艾居晦，书石学生、前四门馆明经臣陈瑜，书石学生、前文学馆明经臣□□□□，书石官、将仕郎、守润州句容县尉臣段绛。），而无书学生，则书学生不具楷法优势明矣。
唐代楷书之昌盛，与吏部择人之法实有极大关系，其法有四而书居其一，曰“楷法遒美”。唐代入仕之途不一，而皆须吏部铨选，虽已获科第者亦无例外，故吏部铨选为得官之门径，利禄之津梁，致令举世竞学楷法，遂至于妙（注：此一看法，除宋洪迈说已见前引外，宋人马永卿所见亦相同，见《懒真子》。）。而宋代进士及第者可直接授官，不复经吏部铨选，进士试卷皆经誊录，以防考官识别笔迹，则楷法优劣渐非士人要务，宋之楷书逊于唐代，此为重要因素之一。由此观之，谓唐代铨选择人之法造就唐代楷法，实不为过。
然谓唐代书法之昌盛无关乎书学，则殊为不然。书学以《三字石经》、《说文》、《字林》为专业，则古、籀、篆诸体得以传承，六书之学得以不坠。国子监书学既为定制，则其课业令上下皆有所依遵。唐代宫内亦设宫教博士掌教习宫人书、算、众艺，武后时曾专设教习篆书之内教博士一人（《新唐书·百官志二》）。朝廷既设专学以传承古、篆、籀诸体，则一般士人亦多有讲求，虽非关利禄，亦可见其博雅。张怀瓘《书断》列古文，籀文，大、小篆诸体，韦应物、韩愈、苏勖、窦臮曾讨论石鼓文之年代，李阳冰以篆法冠绝一时，唐玄度有十体书之作，唐代书家善篆书姓名可考者64人（据梁披云主编《中国书法大辞典》统计）。徐铉云：“唐大历中李阳冰篆迹独冠古今……修正笔法，学者师慕，篆籀中兴。”（徐铉《上校定〈说文解字〉表》）虽专誉阳冰，推广至有唐一代，亦不为过。凡此不可谓非书学之效也。
唐之士人既普习篆籀，其日常行用之书体如楷、行、草，或受潜移默化，或参用篆籀之法，致唐人于此三体皆能开拓新境。朱长文《续书断·神品》论及颜真卿楷书，谓：“自秦行篆籀，汉用分隶，字有义理，法贵谨严，魏晋而下，始减损笔画以就字势。惟公合篆籀之义理，得分隶之谨严，放而不流，拘而不拙，善之至也。”于其行草，米芾《书史》云：“《争座位帖》有篆籀气。”刘熙载《书概》论张旭草书，谓：“张长史得之古钟鼎科斗篆。”梁
《评书帖》论怀素草书，谓：“怀素草书间参篆籀。”今观唐代书法，其正、行、草诸体风格迥异前代，此即所谓盛唐气象，盖多得篆籀之助。此亦书学之效也。
唐之士人无不习书，求入仕者又须考试楷法，可称此为唐代广义之书学制度；于此广义之书学制度中，复设书学以研习文字学，设明书科以取通文字学之士，可称此为特殊之书学制度。广义、特殊合而为一，总谓之唐代之书学制度。故虽谓唐代书法由唐代书学制度所造就，亦未为过也。
（本文写作中曾得唐史专家王炎平先生大力相助，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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