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蕴涵的和谐理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重要思想论文,蕴涵论文,理念论文,和谐论文,代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内涵丰富，博大精深，其中蕴涵着深邃的和谐理念。“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的先进生产力不是作为征服大自然利器的工具生产力，而是和谐生产力；“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的先进文化，不是对抗型的冲突文化，而是海纳百川的和谐包容型文化，展示了一种和谐的文化建构；“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的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是某一方面的单边利益，而是对各种利益关系整合后的和谐利益。“三个代表”统一于和谐文明。强调天人对抗的工业文明的丧钟即将敲响，而崇尚自我身心、人与人、人与自然多视角、全方位和谐的和谐文明的曙光即将升起。和谐文明是“三个代表”的目标指向，而“三个代表”无疑也是构筑和谐文明平台的思想利器。和谐文明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和谐为纽带相互联结，互动共生。
一、“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的先进生产力：和谐生产力
在世纪之交、千年开启之际，在生态系统全面恶化的大背景下，我们党提出要“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显然不可能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工具生产力。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构成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个基本矛盾的运动，决定着社会性质的变化和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方向。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们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不同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不断完善，为我国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无论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都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如果它们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成为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障碍，那就必然要发生调整和变革。他还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先进生产力不断取代落后生产力的历史进程。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建立在发达生产力的基础之上。我们为实现现代化而奋斗，最根本的就是要通过改革和发展，使我国形成发达的生产力。”
那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的先进生产力究竟是什么意义的生产力呢？
传统的价值体系认为，生产力是“人们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所以长期以来，人类以自然界的主人自居，为了谋求自身的利益而进行了一系列不负责任的生产活动，掠夺自然、破坏生态、毁灭物种。当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征服和改造自然”有其特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但是永远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把生态看成是人类的敌人，非要征服不可，事实证明已是人类的悲哀。马克思早就指出过，在现实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就不能参加自然界的生活”[1](P167-168)。自然既是人的生活资源和来源，又是人的本质生命对象化的自然界，是人化的自然。所以当我们超越物质资料生产本身的层面时，我们发现了更具决定意义的东西：地球生态系统！生态系统是人类进行物质资料生产的基础，从而也是人类社会产生、存在和发展的最基本条件[2]。也就是说，生态系统是人类社会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的基础。没有生态系统的“十月怀胎”，就没有人类；没有生态系统的无私孕育，产生了的人类也不可能生存下去；没有生态系统的逐步优化和良性循环，人类社会就不可能实现和谐发展。而生态系统的任何破坏则会导致物质资料生产的链条局部甚至整体中断。人类的物质生产过程，实际上是人类利用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的过程。物质产品的生产不过是“改变物质的形态”，而且，“他在这种改变形态的劳动中还要经常依靠自然力的帮助”。优化的生态系统无疑是人类劳动最大的原材料生成库，给人类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劳动对象。不管是自然界的现成物，或是经“劳动过滤”的原材料（包括合成材料），归根到底，无非是植物、动物、矿物以及其他的非生物。尽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在生产中利用自然现成物的材料越来越少，使用经过深加工的材料越来越多，但各类材料不管经过多少次加工，制造它们的原始材料仍然取之于大自然。离开了大自然这个最大的原材料库，人类将一事无成！可见，维持人类社会存在所需要的物质资料，无一不是生态系统直接和间接提供的。正如《人类环境宣言》所指出的：“人类既是他的环境的创造物，又是他的环境的塑造者，环境给予人以维持生存的东西，并给他提供了在智力、道德、社会和精神等方面获得发展的机会。”[3]
不仅如此，生态系统还是区域生产力布局的决定性因素之一。由于作为承载文明大厦基石的生态系统的差异，生产力布局也大相径庭。比如，一个国家或地区建成什么样的产业结构，除了受历史、技术、经济等因素制约外，还受自然环境的限制。不管将来社会进步到什么程度，人类都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人类总是在生态系统之中而不是之外寻求发展，因而，生产力——不管它的水平有多高，其基本布局总是生态系统与其他决定生产力布局的所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生产力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动、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在一定的条件下，新的生产力形态会不断出现，而旧的生产力形态也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所以，代表生产力，还不是一般地代表静止不动的生产力，而是始终代表生产力向前发展的方向，代表具有先进性质的生产力。只有始终站在先进生产力的前列，才能够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质。江泽民在庆祝建党八十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体现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的要求，尤其要体现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通过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如果它们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成为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障碍，那就必然要发生调整和变革。”
正是基于这种思考，笔者认为，我们必须对传统的向自然无度索取的工具生产力进行彻底反思，走出对抗的陷阱，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寻求出路，发展和谐生产力。这种全新的和谐生产力观认为：“所谓生产力，就是人类在认识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和博爱万物的前提下利用自然，以使人类与自然万物在高度和谐统一中相互转换物质和能量，最终实现人类与整个自然生态系统和谐发展的能力或趋向。”[4]显然，这种和谐生产力观与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上的工具生产力有着本质的区别：(1)立论基础不同。工具生产力理论的立论基础是人类中心主义和基于人类中心主义而繁衍的人类狭隘之爱，而和谐生产力理论的立论基础是万物平等思想和基于万物平等思想而衍生的博爱理念。(2)理论视角不同。工具生产力仅仅把生产力看作是人类同自然作战的工具与满足自身物质和精神欲望的手段，而和谐生产力则把生产力视为使人类与自然万物实现和谐发展的媒介。(3)目标指向不同。工具生产力将生态系统视为征服的对象物，而和谐生产力认为生态系统是生产力赖以存在和功能实现的必要条件。(4)价值取向不同。工具生产力把生态系统视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原材料库和天然垃圾场，而和谐生产力认为自然资源具有边际价值，任何再生产——包括人类社会的再生产和自然的再生产，只有在和谐的状态下才能顺利进行。人类的经济活动，不仅要遵循经济规律，而且要遵循自然规律。(5)发展的内涵不同。在工具生产力视野下，人类对发展生产力的理解一般集中在经济领域的产值增长、速度加快、规模扩大、人均GDP提高等意义上，而和谐生产力理论给发展注入了新的内涵，倡导发展的和谐性。(6)关注的层面不同。工具生产力只是关注生产力表层的一面——生产能力，而和谐生产力理论不仅注重生产力表层的一面，更注重其内在的一面——保障能力，即对整个生态系统和谐发展的保障能力。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日益加速，科技革命迅猛发展，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形态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生着变化，生产力的水平大幅度地提高。所有这一切，都向我们如何代表生产力发展要求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也向我们如何促进生产力发展提出了更多更新的课题。由此，我们认为“三个代表”中“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的先进生产力，实际上就是和谐生产力，而不是工具生产力。只有在和谐中，人类社会才能实现永续发展。若不致力于发展和谐生产力而专注于工具生产力，迟早会造成人类文明的大倒退。历史给人类追求和谐生产力的机会已经不多了，是继续陶醉于工具生产力，还是致力于发展和谐生产力，事关人类发展大计。
二、“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的先进文化：海纳百川的和谐包容型文化
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的角度来看，文化是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过程中所形成的全部能力和全部财富的总和。从狭义上讲文化是指与思想道德建设、科学、教育、体育、卫生相并列的“文化”，包括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哲学社会科学等。具体到我们的工作中，特别是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所讲的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主要指思想道德建设和科学文化教育这部分，它与经济、政治相对应。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主要就是指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教育事业。充分发挥文化在综合国力中的重要作用，也主要是指充分发挥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教育在综合国力中的重要作用。
先进的文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又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影响人的精神和灵魂，渗透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先进的政党不仅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而且代表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只有这样，才能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是否拥有先进文化，是否代表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决定着一个政党、国家和民族的素质、能力和兴衰。
“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的先进文化，应该是健康的、科学的、向上的、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推动社会前进的、海纳百川的和谐包容型文化，而不是颓废的、消极的、愚昧落后的、阻碍社会前进的对抗冲突型文化。
中国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有着一个长期延续而未曾中断的文化体系。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和进步，民族的独立和振兴，民族精神的发扬和光大，都离不开文化的支持。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众所周知的中国古代科技的“四大发明”，文学方面的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等等，都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华文化之所以具有独特的创造力，是因为它具有因时变革、革故鼎新的创新精神。《周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礼记·大学》“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盐铁论》“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等，都体现出中华文化注重因时变革、不断创新的精神。一个民族的文化，如果没有这种精神，就会失去创造力，以至于衰亡。这也是文化的生命力之所在。正是由于中华文化所具有的独特的创造力，才使它得以不断丰富发展，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文化发生了革命性变革，逐渐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创新之路。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创造性结合的产物。其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创造性结合的新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结晶。
中华文化的又一特点就是她的包容性。东方文化是义理性的，重义轻利，这种义理性的文化具有天然的包容性。一般说来，这种义理的获得是靠心灵的感悟。在宗教气氛非常浓郁的东方世界，流行着创世说、启示真理说、灵魂不死说、天堂地狱说等思想学说，无疑，这些学说都是非理性主义的产物，是通过直观、内省、神秘主义的个人体验而获得的一种认识。感官在东方哲人看来，是“心灵之眼”，用这种神秘的心灵之眼，他们体验到了真理。这种非理性主义的感悟，大多是从感官出发，但又要超越感官，才能得到超感官的灵性感受。感悟，使东方文化的思维方式偏重综合型，凡事莫不合二为一。正是这种合二为一的综合式思维，使东方文化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在东方文明的熏染下，东方人大都有一种海纳百川的博爱之心。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给人类展示了一种万物和谐的范式。大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日本学者冈田武彦把儒家思想同克服现代人因科技进步产生的负面影响结合起来，认为儒家基于天人共存、人我共存的立场而倡导的万物一体论、天人合一论，是一种宽容的具有向善性的思想倾向，这种倾向足以帮助我们免去现代社会的弊端[5](P40-41)。这种具有包容倾向的中国文化完全能够实现与西方文化的牵手，达到“灵”与“肉”的完美结合。
我国文化的发展，不能也不可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当代先进文化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融汇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的一切优秀思想和文化成果的文化。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不仅使世界充满活力，也使不同文化相互激荡，从而使先进文化获得向前发展的动力。但亨廷顿却武断地认为：“不同文明集团之间的关系几乎从来就不是紧密的，它们通常是冷淡的并且常常是充满敌意的”；“建立紧密的文明间‘伙伴关系’的愿望，如俄罗斯和美国领导人曾经明确表达的那种愿望，是不会实现的”；“文明冷战”将是未来文明冲突的主要形式[6](P228-229)。
而我们认为，东西方文化不但必须联姻，而且也能够联姻。孔子提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圣经·路加福音》说：“你们要别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他们。”佛教乔达摩·悉达多说：“以己比人曰，我如是，彼亦如是，彼如是，我亦如是。”穆罕默德也说：“你自己喜欢什么，就该喜欢别人得什么；你自己觉得什么是痛苦，就该想到对别的所有人来说它也是痛苦。”拉比犹太教义创立者希勒尔说：“你不愿施诸自己的，就不要施诸别人。”[7](P14)只要诸种文明能够恪守这样的金规则，就能实现文化的和谐。和谐发展理论认为：和谐是在不同层次整合力的作用下不断升华的结果，不同事物内在与外在关系的和谐既是事物存在的最佳状态，也是事物发展的最佳途径；所有存在的发展共进则又是和谐的必然指归，发展既是事物变化的最优方向，也是事物存在的最优态势。文明是一个和谐不断实现并在和谐中求发展的过程。文明的演进绝不是或不应是任何意义上的对抗过程，而是或应当是和谐不断实现的过程，因而也是发展不断实现的过程[8]。风格相异正是两种文化联姻和互补的基础。以东方文化为主导的东西方文化的“联姻”是实现世界大同的必由之路。受困于种种陷阱中的东西方文化，理应捐弃前嫌，互相从对方汲取营养，携手创造和谐的未来。
为什么东西方文化的“联姻”方式必须也能够以东方文化为主导呢：我认为，正是以儒家为代表的东方文化的谋求普遍和谐、共同发展的固有特质使得东方文化能够率先唱响和谐的主旋律：东方文化中固有的天人合一思想有利于人类走出生态陷阱，尽快实现文明的转型；东方文化中固有的清心寡欲和节欲意识有利于人类走出消费陷阱；东方文化中固有的仁爱精神，有利于人类走出伦理陷阱；东方文化中固有的忍让精神有利于东方社会乃至全人类走出战争陷阱；东方文化中固有的公平意识有利于人类走出分配陷阱；东方文化中固有的物极必反、过犹不及思想有利于人类走出科技陷阱。
必须指出的是，以东方文化为主导的文化互补型模式，决不是回到“普遍永恒的孔子信条”，复归儒学，也不是试图用东方文化替代西方文化，更不是搞文化沙文主义，用东方文化主宰甚至统一世界。正确的态度，应是尊重多元的文化存在，如费孝通先生所说，在“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定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原则。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9]。所以完全可以预言，以东方文化为主导的世界文化重构将为“和实生物”的厚重内涵写下注脚。
为了在未来的世界文化建设中打造东方文化高地，必须让世界接近我们，让我们拥抱世界。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必须继承和发扬一切优秀的文化，必须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和创造精神，必须具有世界眼光，增强感召力”。“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我们都要积极继承和发扬。”西方文化经过最近几百年发展，在经济、科技、教育和管理等方面，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知识和经验。兼收并蓄，吐故纳新，东西合壁，扬我东学优势，克我传统之短，才能做先进文化的忠实代表。未来的世界不是诸种文化一决“输赢”的战场，而是完全可以实现双赢的博弈场地。
在新的世纪，文化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的交流和传播也越来越成为各国相互关系的重要内容，文化的矛盾和冲突也越来越成为国际竞争和国际冲突的一个方面。一个国家强大与否，既取决于经济的实力，同时也取决于文化的实力。因此，许多国家都把文化的建设和发展摆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西方发达国家，不仅把经济的触角伸向全球各地，而且采取各种方式输出自己的文化。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世界文化的交流更加深入，竞争和碰撞也更加激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仅要发展生产力，在经济上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而且要大力发展先进的文化，巩固自己的文化阵地，在大力吸收先进文化的同时坚决抵制西方在文化上对我西化、分化的图谋。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面对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和综合国力剧烈竞争，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面对小康社会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全党必须从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和民族振兴的高度，充分认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只有牢牢把握世界发展的这一趋势，把文化建设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切实走在中国和世界文化发展的前列，我们党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概言之，“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的先进文化，正是以上我们所论述的海纳百川的和谐包容型文化。具体到我们的社会现实，关键在于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坚持人民利益第一，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坚持不断地凝聚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创造，继承和发扬优秀文化传统，吸收和借鉴全人类的文明成果，并将其统一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就能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不断创造和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以其巨大的优越性和感染力，展现在世界面前。
三、“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的人民的根本利益：整合后的和谐利益
早在150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郑重宣布：“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科学地解决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认为人类社会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归根结底，都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群众是历史的主人。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本质特征，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1921年，党的一大通过的党纲申明：“我们的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名字是标志，也是旗帜。它开宗明义地表明我们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是为整个人类的彻底解放而奋斗的，是代表着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的。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也明确提出：“我们党始终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同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任何时候我们都必须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坚持为崇高理想奋斗与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一致性，坚持完成党的各项工作与实现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八十年来我们党进行的一切奋斗，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
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三个代表”的核心内容。“三个代表”是紧密联系、相互依存的统一整体。先进生产力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从根本上决定和影响着先进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先进文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是推进人类社会前进的精神动力，对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归结点和根本所在。纵观我党的发展历程，无一不是为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战争年代，党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打碎束缚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发展的桎梏，归根结底是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要求；新中国成立以后，党领导人民进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开展大规模经济文化建设，归根结底也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今天，我们党要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代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要成为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代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归根结底还是为了更好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多种多样的，有经济利益、社会利益、文化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等。经济成分的多样化带来了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多样化。物质利益多样化表明国家已承认“利益”的作用，在提倡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精神的同时，也保护人们各种合法的物质利益；分配方式多样化表明人们的收入渠道日渐增多，有利于实现自身利益。除了上述利益之外，还有一个更为严重却也常常被人们忽视的利益——生态利益。在这个利益体系中，生态利益是人民群众的最高利益。由于触目惊心的生态破坏，人类自身正在制造着一种新型难民——生态难民。毋庸置疑，生态难民是最可怕、最可悲的难民。世世代代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人民群众最高利益的应有之义。我们不仅要为现时代的人民群众着想，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而不是为了那蝇头小利，去蚕食人类的生命线，去牺牲子孙后代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这就要求我们，要科学整合各种利益关系，实现各种利益关系的和谐。
那么，怎样才能实现各种利益的和谐呢？如上所述，“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的先进生产力是和谐生产力，那么，能否发展和谐生产力且使这种发展成果在全体社会成员间实现公平合理的分配是能否整合人民群众各种利益的关键。只有大力发展和谐生产力且使这种发展成果在全体社会成员间实现公平合理的分配，在高起点上整合人民群众的各种利益，达到各种利益关系的和谐，才算得上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是说，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集中体现在以下两点：
1.大力发展和谐生产力
能否大力发展和谐生产力，是检验能否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前提性标准。换言之，拥有较高的和谐生产力和持续创造这种和谐生产力的能力，是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前提条件；反之，和谐生产力低下且创造这种和谐生产力的能力不可持续，所谓的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无从谈起。
在大力发展和谐生产力方面，必须把握住以下两点：其一，最大化原则。即必须拥有强大的和谐生产力。其二，持续性原则。即必须使和谐生产力的发展具有持续性。优化的生态系统的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最深厚的基础，离开这样一个最一般的基础，如同建立在流沙之上的人类社会就危如累卵，难以“立足”，和谐发展的美好愿望就会化为泡影，因而，在自身最大化发展和谐生产力的同时不破坏他人和后人最大化发展和谐生产力的条件，使和谐生产力发展具有无限持续性，是和谐发展的应有之义。
要想使和谐生产力的运行拥有较好的环境，必须彻底改变我们习以为常的发展模式。18世纪开始的产业革命改变了原始文明和农业文明时代人类对自然力的盲目崇拜，却又将人类引入一味征服、主宰自然的更可怕的幼稚和盲目。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就是尽快结束工业冲突阶段，与自然实现新的更高层次的和谐文明的自觉和谐，以使我们与自然的关系实现由原始文明的自然整合、农业文明的古朴和谐到工业文明的激烈冲突再到和谐文明的自觉和谐的飞跃。
2.公平合理地分配和谐生产力成果
欲要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必须拥有强大且可持续的和谐生产力。但是，拥有强大且可持续的和谐生产力是也仅仅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前提条件，而不是充分必要条件。要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必须拥有强大且可持续的和谐生产力，但是，我们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只要拥有强大且可持续的和谐生产力，就算得上是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拥有强大且可持续的和谐生产力，只是为人民利益的实现创造了一般的前提条件和最深厚的基础，要真正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还必须具备另外的条件——建立一个能够公平合理地分配和谐生产力成果的社会制度。
优越的社会制度必须能够为所有社会成员创造全面发展的基本条件，为所有社会成员创造性的发挥开辟最广阔的空间，这种社会制度无疑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如果某种社会制度只是为少数人服务，为少数人谋利益，那么，这种社会制度毫无疑问是劣等的，迟早要被更高一级的社会制度所取代，因为这种社会制度不仅有悖于社会制度的原创宗旨，而且不利于人类自身的全面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使创造出来的和谐生产力成果在所有社会成员间公平合理分配，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一定的发展条件，是全体社会成员和谐发展的物质和精神保证。因而，在相对拥有强大且可持续的和谐生产力的前提下，使创造出来和谐生产力成果在所有社会成员间实现公平合理地分配，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公平，使每一个社会成员获得全面发展的物质和精神条件，就成为检验社会制度优越性的另一个标准。
当然，我们要求公平合理地分配和谐生产力成果，并不是绝对的公平，更不是历次农民起义所倡导的绝对平均主义，而是公平与效率的联姻。通过对分配制度历史与现实的理论解读和实践考证，我认为，判别社会制度优越性标准的基本原则是：兼顾公平和效率。公平和效率相辅相成，二者互为条件、互为动力，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公平和效率，没有一方优于另一方的性质和属性。如同公平不能居于支配地位，享有优先权一样，效率同样也不能在公平和效率的有机统一体中居于支配地位，享有优先权。失却公平，少数人的富有和享乐建立在大多数人的贫困和痛苦基础之上，少数人对资源的挥霍透支建立在大多数人的禁欲赤字基础之上，少数人的“全面发展”以大多数人的畸形为代价，少数人尽管挥金如土却仍金银如山，而大多数人尽管节衣缩食却仍捉襟见肘，啼饥号寒，缺乏最基本的生存和发展条件，我们能说这样的社会制度是优越的吗？
可见，只有既拥有强大且可持续的和谐生产力，又能够使创造出来的和谐生产力成果在所有社会成员间实现公平合理分配，才能确保社会制度的优越性，才能真正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做好发展和谐生产力和公平合理地分配和谐生产力成果这篇大文章，做出有利于和谐发展的制度安排，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殷切期待，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最好体现。
四、“三个代表”的共同指向：和谐文明
什么是文明？恩格斯指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一种社会品质。”[10](P666)文明是人类活动的产物，是人类的进步状态。
文明首先是实践的事情，实践的事业，是人类实践活动创造的成果。人类的文明既不是上帝的赐予，也不是其他星球上来客的礼物，更不是其他神秘原因的结果，而是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进行的长期艰苦的劳动创造的结果。因此，套用马克思的话说，凡是能把文明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东西，都能在人类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实践是人们改造物质世界的客观物质活动，劳动是实践的基本形式。如果没有劳动，没有实践，就不会有人类，也不会有人类的文明。正如恩格斯所说，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劳动创造了人，正是那种尝试性的“动物式的本能的劳动形式”，在从猿到人的进化过程中起着决定的作用。而且正是劳动的进步，即劳动的方式、工具等的进步，使人类从野蛮走向了文明。
文明也是社会的品质，不能离开社会而存在。文明是社会的文明，不是属于单个人的。正是由于社会的文明，社会的成员才成为文明人。“被斯密、李嘉图当作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属于十八世纪的缺乏想象力的虚构，这是鲁滨逊一类的故事，这类故事决不像文化史学家想象的那样，不过表示对极度文明的反动和要回到被误解了的自然生活中去”[11](P18)。
从人类与自然相统一的大自然观、大发展观审视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人类及其文明发展的方向和实质是：不断创造和开拓文明圈。从人类自身讲，人类的发展似乎只是为了满足自身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然而，这种人类自身不断增长的需要本身就是一种内在的发展机制，它促使人类不断地为满足自身的需要而努力地创造和开拓文明圈。
文明的内容是丰富的，不仅包括物质、精神文明，也包括政治文明（制度文明）。恩格斯把阶级的分化、国家的产生作为文明的重要标志，认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马克思曾经提出过政治文明的概念。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原理告诉我们，社会结构包括经济基础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精神上层建筑，即物质的、精神的、政治的三大部分，因而相应就有物质、精神、政治三大文明。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往往是三大文明的发展进步，三大文明既是社会发展的标志，也是进一步发展的目标。
但是当人类将文明的视野超越了国家、种族、社会而拓展至整个人类历史进程的大背景时，终于发现，迄今为止，人类已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三种文明模式。文明进程的三个时代反映了人类历史的三个时期，同时也标识了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渐变过程。在原始文明中，刚刚脱离动物界的人类对身外的自然知之甚少，充满了畏惧和无奈。由于生产力极度低下，人类只得依偎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吮吸着自然母亲的乳汁，以野生食物为全部或主要生活来源。此时，人类和大自然的关系是一种迫不得已的原始和谐。在农业文明中，由于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各个区域在生产力水平上的差异程度相对而言不是很大，生产对象、生产方式与生产能力的总体表现基本上接近，人均的物质投入与能量投入在数量上与规模上基本处于相同级别，产品的多样性与社会分工的程度不太发达，对生态环境的干扰程度与对资源的攫取程度在本质上远未超出自然的承载能力，所以从总体上看，人类和大自然的关系还是一种古朴的和谐关系，但大自然开始被人化。在工业文明中，生产力快速推进，人类把生态系统作为征服的对象物，视自然界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凌驾于大自然之上，从而割裂了人类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内在联系。狂妄的人类甚至产生了掌握了自然全部秘密的幻觉。大工业生产对科学技术的运用和市场经济对人们物质欲望的强大刺激和驱动，推动了现代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性开发和不合理利用，自然的生态平衡被打破。与此同时，人文生态也急剧失衡，活生生的人被“锻造”成一个个的工具性怪物。于是，一部工业文明史，演绎成了一部赤裸裸的人文生态与自然生态失衡史[12]！文明的进程步入困境。
因此，要想准确而全面地把握人类新的文明，就必须从文明演进规律入手，充分剖析工业文明的矛盾和困境，并深入地揭示新文明革命的内容、实质与特征。
马尔库塞指出，发达工业社会是西方文明发展的顶峰，也是压抑性文明发展的顶峰。他预言一个非压抑性的文明将取而代之。因为尽管文明的发展使人们“过着前所未有的富裕生活”，但是“整个工作世界及其娱乐活动成了一系列同样甘受管理的有生命物和无生命物。在这个世界上，人类生存不过是一种材料、物品和原料而已，全然没有其自身的运动原则”[13](P73)。斯宾格勒也认为，工业文明的后期，一切都已不可救药。大都市日益扩展，成为一个石头组成的巨大尸体，在这个都市中的人们再次成为一种石洞中的穴居动物。“世界都市中的最后的人类不再希望活下去了”，这是一种“文明人类的不育状态”[14](P257)。
工业文明的矛盾与困境，既突出地表现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中，也尖锐地表现在人类社会内部的关系中（全球关系、社会体制等）。
首先，高效率与高污染的矛盾，生态恶化严重。工业文明是一个以“大量生产、大量消费”为特征的时代。然而，正是因为生产生活上的高效率和高消费，也带来了巨大的负面作用，形成了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这就是“大量开采→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单向生产过程。事实证明，工业文明的高效率、高消费完全是建立在高污染的代价之上的。
其次，资源短缺与劳动力过剩的矛盾，造成能源危机、资源枯竭。工业文明日益发达的生产力，使其“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特征愈加突出。但这一切都是发生在有限的地球上的，这必然相应带来自然资源的匮乏。在这其中，能源的短缺和危机尤为严重。
再次，试图用全球化来对经济、技术、资源进行全球范围的优化配置以摆脱生存与发展的困境，但却导致了区域性板块特征愈加明显；要素的全球性活动虽然加快，但各国经济差距却进一步拉大；经济发展的周期及其特征已发生明显的变化，经济周期理论面临新的挑战；国家经济主权在不断弱化，但国家利益和民族特性又在进一步强化；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虽然降低了，但全球经济冲突增加、民族信仰矛盾深化、局部战争加剧。
最后，工业文明在为当代人创造了一个日益发达、丰富的物质世界，提供给人类各种物质的方便与享受的同时，却导致了人们沉迷于物质世界而丧失了精神家园。现代工业高科技的精密、快速、自动，强制地把人们的生活变的紧张、机械、被动、单调乏味，乃至于使大多数人失去越来越多的个体自我本有的种种主动、能动和自由，使人们沦为机器的奴隶：人性为技术与物质所吞没，人盲目地热衷于各种外在目的的追求，却忘记了关心自己的灵魂，忘记了“人是目的”的意义，忘记了人的自我教育的重要性。只是在实用主义、经验主义、功利主义的层面去思考问题，去寻找人生的答案，不再去寻找超越于现实利益的生活意义、理想、信仰与终极关怀。人的心灵是空虚的、孤独的、飘泊的，“物质巨子、精神侏儒”正是当代社会所形成的畸形人格之特征。
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如果我们需要几千年的劳动才能稍微学会估计我们生产行动的比较远的自然影响，那么想学会预见这些行动的比较远的社会影响就困难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说，认识社会规律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影响，比认识自然规律的影响，其难度要大得多。由于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性物质交换，人与自然关系本质上是通过人的活动建立起来的一种实践关系，因此不能不受社会规律的影响和制约。在“人——社会生产——生态”大系统中，生态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通过各自不同的运行机制发生作用。如果只看到人与自然交往活动所产生的正效应，而看不到所引发的负效应，就会使生态危机（包括人文生态危机）愈演愈烈。
种种迹象向我们昭示，人类正处在光明与黑暗扑朔迷离但又泾渭分明的十字路口：要么按传统的发展模式一直走下去直至灭亡，要么对现有发展模式进行革命性变革，文明的发展正面临着一个伟大的转折点。人类只有应对自然的挑战而转移文明的发展方向即开拓新文明，才能走出文明的困境。这就是：在公元第三个千年走向和谐文明。
什么是和谐文明呢？刘长明教授认为：“所谓和谐文明，就是以个人身心、人与人、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为特征的文明。其中，个人身心的和谐是第一层次的和谐，是和谐的微观层面，也是基础的和谐。只有具备了和谐的道德人格，才能有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离开了个人身心的和谐，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就成为空谈。人与人的和谐是第二层次的和谐，是和谐的中观层面。只有实现了人与人的和谐，才能塑造出和谐的人文生态，避免你争我夺，营造出和平的国内与国际环境，进而逼近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是最高层次的和谐，是和谐的宏观层面，也是和谐文明的根本标志。可见，个人身心、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和谐文明的三种层次，也是和谐文明缺一不可的三种境界。”[1]
人类社会的文明，是依托于人与自然、人与人这两大基本关系的产生和发展而演进的。人类认识、探索、改造自然和认识、发展、完善自我，都是为了更好的使自己与自然界相互依存、协调共进。可以说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就是在不断的调整人与自身、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过程中，从简单的、低级的社会形态发展到高级的、复杂的社会形态的。由此可见，个人身心、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乃是人类文明的最高形态，也是人类文明的最高境界。和谐文明应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未来走向和必然趋势。
毋庸置疑，和谐是把“三个代表”有机结合在一起的纽带，而和谐文明则是“三个代表”的共同指向。追求多层面、全方位和谐的和谐文明是和谐生产力、海纳百川的和谐型文化、经整合后的和谐利益统一的基础。“三个代表”与和谐文明是一种和谐互动的关系：和谐生产力是和谐文明的生产力基础，而和谐文明又是和谐生产力的文明助动力，海纳百川的和谐型文化本身就是和谐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和谐文明的建构过程同时就是和谐文化的发展过程；人民群众和谐利益的实现会为和谐文明的建设奠定群众基础，而和谐文明的建成则是人民群众利益的集中体现。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我们大力发展和谐生产力并使这种发展成果在全体社会成员间实现公平合理地分配，只要我们形成先进的海纳百川的和谐型文化，只要我们实现了人民群众生态利益、经济利益、文化利益等各种利益的和谐，和谐文明就会指日可待。
如果说“和谐生产力”、“海纳百川的和谐包容型文化”和“经整合后的和谐利益”是三个金光闪闪的珍珠，那么，和谐就是将这三个珍珠穿在一起的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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