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流派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流派论文,学理论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对产生于20世纪20、30年代，衰落于70、80年代的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思潮进行了总体研究。作者分析了这一学术思潮兴起的社会、方法及逻辑等方面的原因，划分了这一思潮中所包含的各种学术派别，并对一些主要的理论派作了分析、评价。
现代西方政治学指的是从本世纪20、30年代开始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兴起的以对政治行为、政治过程和政治系统的研究为主要内容，并且其代表人物都一致声称与传统理论是相对立的一种新的学术思潮。尽管这一思潮到20世纪70、80年代就已走向衰落，但它的巨大影响至今仍旧存在，对这一思潮的分析研究，仍旧是政治学家们感兴趣的课题。
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是一种流派众多、内容庞杂的思潮，要对其作出全面的分析、评价有一定的难度。本文只试图对其产生的背景和主要的流派作初步分析。
一、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的兴起
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首先它与20世纪初西方政治生活的变化密切相关；同时，也与这一时期中由于自然科学方法对社会科学的巨大影响，从而迫使政治学改变自己的研究手段有关；另外，也与政治学学科内部的逻辑演变有关。
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的出现首先同西方政治生活的变动有关。从20世纪初开始，西方的政治生活就有了某些变化，当然，在最初的一、二十年中，人们似乎还未清楚地发现这种变化。但到了40、50年代，这种变化就显得非常强烈了。正是这些变化促进了政治理论的变革与发展。
首先，各种触及资产阶级统治的危机的连连出现，要求资产阶级加强对国家的控制。这种控制既包括对政治生活的限制，包括寻找使政权获得稳定的各种机制，也包括对现行政权的合法性作出新的辩护和论证。资产阶级试图通过改变生产关系结构和政治上层建筑的运行来缓解社会基本矛盾，从而暂时地、局部地解决经济与政治上的某些危机。在二战中和二战以后，美国所采取的“罗斯福新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这使得西方国家中的部分政治学家把研究的重心转向对政治运行的考察，并把国家的政治生活归结为是政府的活动，又将这种活动看作是一种系统的状态。政治学家的这些研究恰好又迎合了国家统治者的需要，这样，理论与实践双方面的作用使得新的政治学理论研究的道路终于被开辟出来。
其次，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西方国家中的民主倾向日益强烈地表现出来。30、40年代法西斯的出现，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专制、独裁的阴暗面，法西斯给人类造成的灾难使西方国家中的人民对不民主的现象特别痛恨。虽然资本主义从本质上来说是不民主的，因为，这一社会所造成的实际结果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但是，经过二战教训的资产阶级也像它们的先辈们在反封建时曾高举过民主的旗帜一样，在50年代也大谈起民主。在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家，两党竞选、三权分立这类具有民主形式标记的政治原则比较频繁地出现在政治生活中。这类原则的实行也改变了西方国家的现实政治生活，各种利益集团、各类政治组织争相出现，从而使西方国家的政治生活日益走向多元化，政治权力日趋分散化，政治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这种政治生活的现实变动也向政治学家提出了构筑新的理论的现实任务。
第三，一方面是国家作用的加强，另一方面是政治生活的多元化、分散化，这两者都使得西方国家的政治精英的功能增强，政治仿佛成为政治精英们一手导演的闹剧。这种情况促使一部分政治学家去研究政治精英的行为、其产生的过程、心理上的特征，等等。这就导致政治学研究中主题的转变。
第四，世界政治格局的改变也对政治学的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二战以前，整个世界是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二战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系列国家走上了独立自主的道路，还有一部分国家从民主革命进一步发展，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制度。这些国家加起来要超过100个。对于这样一个事实西方的政治学家们是无法避而不谈的。
在二战以后的国际关系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同以前苏联为首的东方国家日甚一日地陷入到激烈的两极冷战对立之中。这种两极对峙从东欧一直扩展到全球，并成为20世纪下半叶国际政治的中心问题。把美苏之间的对抗、对峙看成是国际政治关系中政治行为主体的相互作用的结果，并从行为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研究国际政治生活的本质及其变化的线索则成为二战以后许多国家的政治学家们感兴趣的课题。
在二战以后的国际政治生活中，西方国家的政治家们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即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有一大批国家挣断了殖民主义的锁链，获得了独立。但这些国家政治上的独立，并没有迅速带来经济上的发展，而这一状况，又造成政治上的不稳定。因此，有一批甚至一大批政治学家对世界各国，特别是落后国家的发展问题进行了探讨，试图寻找出国家政治发展的动力、类型。在这种对不同国家的政治生活进行的研究中，比较政治分析也就风行了起来。
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的产生同自然科学向社会科学的快速渗透有关。现代科技革命是人类在20世纪取得巨大发展的重要因素。科技的进步是以自然科学的发展为基础的。自然科学和高新技术的发展又给社会科学以极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最初表现在研究方法上。经济学是西方社会科学中最早借鉴和移植自然科学方法的学科。经济学显然不是一门孤立的学科，它同其它的社会科学是紧密联系的，这种内容上的相互关联也使经济学将从自然科学中学来的方法逐渐渗透到其它的社会科学学科中去，其中也包括了政治学。
在美国，经济学与政治学的关系本来就十分密切，而这种关系在本世纪的30年代经济大萧条与50年代战后经济的繁荣消失这两个时期，就变得更为紧密了。伊斯顿在谈到这一点时说过：当时的政治家都“确认经济关系对于政治生活的重要性”，都“关注隐匿在经济政策背后的政治活动，关切经济关系对于政治权力的归属和运用的影响”（〔美〕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中文版序言第3页）。当时的政治学家所看重的经济学的方法主要是指经济学中有关“理性人”与“公众选择模式”的假设，这些假设很快就被政治学家所采用。
自然科学在20世纪的巨大进步是同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创立与运用联系在一起的。这些来源于生物学、医学、数学、工程技术等学科的思想和方法，也很快就进入了社会科学家的视野。政治学家在自己的研究中，运用系统、控制、信息的思想和方法，将政治生活看成是一个有着输入、输出、反馈等功能，并可以加以控制的系统。
自然科学的一大特点是量化。自然科学的成熟度是以运用数学的程度来衡量的。西方的政治学家们为了强调政治学的科学性，总是千方百计地将各种政治现象加以量化。特别在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进行研究时，一些学者运用量化的方法来对政治作相关分析，通过找出政治现象之间的相关度来确定因果联系，再由这种因果关系的分析，给出政治系统变迁的模式。
现代政治学的产生还同政治理论知识发展的内在逻辑有关。政治学尽管被相当多的人说成是非科学，或被排除在科学之外，但是，并没有人否认政治学的研究是人类的一种智力活动。作为人类所特有的智力活动，特别是一种高层次的建立理论的智力活动，它有着共同的、内在的规律或发展途径。人类在创造或完善一门知识时，人们对所研究的知识本身所包含的主题、方面、分析方法、范畴等等的认识都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研究的主题会从过于宽泛或过于狭窄到变得较为适中和准确；需要研究的问题的数量会随着现实政治生活的变化而有所改变，旧的问题逐渐减少，原先不太重要的问题后来则变得重要起来；研究方法也会更新和改进，从纯粹的定性研究到定量的研究，从封闭式的研究过渡到开放式的比较研究，研究的手段也会从一种发展到多种；构建理论的范畴也在不断地增加、充实和更新，有些旧范畴随着政治生活的变化要加入新的内容，从而需要改其内涵与外延，有些范畴则已经过时，就需要果断地抛弃，用新的来取代旧的。
进入20世纪以后政治理论家们所关注的政治研究主题，他们在研究时所使用的方法以及所使用的概念，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在研究的主题上，由国家为中心转向以政治系统、政治共同体为中心；在研究的问题上，从以法律、政党、机构为重点转向以政治过程、政治文化、政治发展为重点；在研究方法上，则由规范性转向实证性，由定性为主转向定性与定量相结合。
这种演变的逻辑表明，西方政治学正在走向成熟。当然，西方政治学学科的成熟度与它在本质上所顽固坚持的阶级性并不完全是一回事。西方的学者，不管他们自觉还是不自觉，他们都无法摆脱自身的阶级性。他们只能站在资产阶级一边观察政治现象和用资产阶级的立场来概括政治理论。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性发挥得越充分，其学说的科学性就会越少。
但是，政治生活有其客观规律性，这种规律性必然表现为政治理论内部的演变逻辑。因此，西方政治学的理论在其发展中，一定会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反映出政治学知识发展的科学要求。正因为这样，西方政治学发展到现代这种类型或状态，绝不是个别思想家、个别流派纯主观作用的结果。换句话说，西方政治学之所以会在20世纪初出现“行为主义革命”，除了有政治生活变动这一原因外，政治理论知识自身的逻辑发展也是极其重要的因素。
现代西方政治学并不是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它是在一连串的学派之争中形成的政治学理论研究的状态。有一些学者把西方20世纪以来的政治理论统称为“行为主义”和“后行为主义”。这种概括比较宽泛，也不利于对这一段政治理论的变化进行详细的分析。也有些学者试图对几十年来的西方政治学作出较为细致的划分，比如分成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保守主义，等等。这种分类的缺点在于过份地强调了政治意识形态的作用。按西方政治学本身所发生的历史演变，我们可以将20世纪的西方政治学分成四大前后相继的学派：行为学派、分析学派、体系学派、理性学派。
二、行为主义理论学派
行为学派其实是二战之前政治学研究中的“科学主义”的延续。“行为主义”这一名称是30年代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一些教授们创造出来的。1949年，该大学的一些政治学家向“国家科学基金会”申请资助，他们所要申请的是关于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的课题。由于当时美国的上层具有强烈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倾向，这批学者害怕基金会的官员有可能把“社会科学”同“社会主义”混淆起来而不予拨款，因此，他们便用“行为科学”来代替“社会科学”。这本来是灵机一动想出的一个名称，但后来却成为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的一个极有影响的思潮。
其实，在芝加哥的教授们还没有想出“行为主义”这一名称以前，行为学派早就开始活动了。1908年，在英国和美国分别出了两本书：一本是英国学者格雷艾姆·沃拉斯所著的《政治中的人性》(Graham Wallas:Human Nature in Politics)；另一本是美国学者阿绪尔·本特利所写的《政府过程》(Authur F.Bentley:The Process of Goverment)。这两部著作后来被称为是行为主义的经典之作。沃拉斯认为在欧美，人们重视的是对代议制政府的研究，而很少去研究人。他干脆把这种政治学叫做死的政治学。
尽管《政府过程》写于1908年，但是在前20年中，它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被埋在旧纸堆里20多年。在30年代，当这部著作重新引起人们的重视以后，本特利又于1941年到哥伦比亚大学做客座教授。这个职务并不是很长。后来他负责过果木种植工作，还参加过印地安纳州的进步党运动。
本特利不是那种传统政治学所认为的政治哲学家。因为，他根本瞧不起一般原则。他说过“心灵作为行动者仍然是那个老的自我行动的灵魂而只去掉了它的不灭……心、官能、智力商数或者不作为管行为的行动者的其它东西是骗人的玩艺儿，而用脑子代替心灵就还要坏些。这类字眼是用一个名称来代替一个问题”。从这里可以看出本特利是一个象孔德一样的实证主义者。他倾向于把人们的思想看成是人群共同体利益的合理化反映。他从这一思想出发，反对把国家、政府看成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实体。本特利指出，所有存在的就是政府本身，政府恰恰是由表现在政府中的群体和利益集团的活动组成的。
本特利的学说有两个基本的组成部分。一个是他将政府的活动过程看成是由压力、对抗、冲突以及利益集团相互的争斗所构成的动态地程。群体只不过是“许多人参加的行动方式”。所有的群体都有自己的利益，这是一种集团利益。一切政府都是集团利益在形成、联合、相互排斥、对抗、竞争时进行调整的过程，或者说，政府从来就是一个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加以调停并使各方实行妥协的过程。他尖锐地指出，在美国的国会历史上，所有的记录都充满了“秘密妥协”和交易。
本特利政治学说中的第二个主要因素是他坚持将政府视为是“活动”。也正是这一点，使他成为行为学派的奠基人。在本特利看来，政府并不是由担任一定官职的人，或由长官构成的；也不是由法院、议会这些合乎法律的结构所构成的。相反，它是一个宠大的活动网。正是这种活动的规模和性质决定了政府的权力。比如，没有一个独裁者只要有了职位或登上了统治的宝座就能自然而然地获得绝对的权力的。事实上，只有独裁者加上军队，才可能出现真实的统治。在本特利头脑中，一个政府要能实施统治，最重要的是在政府中应当有代表对立利益的集团存在。
本特利所研究的行为或活动，并不是行为主义心理学家所说的个人行为，他反对在政治学的研究中过分重视个人的心理方面。他所看重的是人们的集体行为或活动。因为在他看来一个人一旦离开了群体，离开了利益集团，那么，他在政治生活中就会变得无足轻重。人们的群体活动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可感触”的活动，这是一种实际的、明显的或已在进行的活动；另一类是“潜在的”活动，这是一种还未表现出来的但作为群体的一种可能的要求而在以后会出现的活动或虽然已经有了变化但却处于隐蔽状态的活动。
在30年代本特利的著作重新引起人们的兴趣之后，政治学领域中研究政治行为或政治活动的人多了起来。一些思想家把政府看成是一种活动形式，而把政府的治理过程作为敌对的集团相互施加压力和相互争夺利益所造成的结果。韦尔斯莱女子大学的沙茨施奈德、哈佛大学的基将政党作为压力集团，作为在争取特权与利益的斗争中不同方面的代理人和经纪人来研究。还有一些人研究了投标行为。斯蒂芬·贝利认为美国国会制订法律是一种欺骗、讨价还价以及平衡政府内外敌对压力的过程。约翰·张伯伦在《美国的赌注》以及爱德华·彭德尔在《民主制度的政治》中，把政治制度视为是调整政治生活中各方面关系的过程。卡尔·多伊奇则把活动的概念推广到对国际关系的研究上。
行为主义实质上代表了一种与传统的政治学说不同的政治观。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讲过：“政治学中的行为主义与人的实际行为，以及他们赋予他们行为的意义有关。行为主义根据观察到的和可观察的行为来谋求解释政治现象”。
尽管英国政治学家格雷艾姆·沃拉斯(Graham Wallas)的《政治中的人性》(Human nature in Politics)被西方学者称为政治学中行为主义的启蒙之作，但行为主义的中心却是在美国。一般认为，美国政治学中的行为主义是由阿绪尔·F·本特利、查尔斯·E·梅里安、哈罗德·D·拉斯韦尔等人所代表的。他们在建构行为主义政治学派的理论框架和原则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分析主义理论学派
行为学派的作用是在西方传统的政治学研究框架和方法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但对传统的政治学进行有力攻击的却是分析学派。分析学派也是坚持了反对把政治学理论变成政治思想史的一种政治学思潮。这一学派的特点是只坚持政治理论上的批评，他们并不认为对传统的政治学理论的评价其目的是要用另一种理论来与之抗衡。对于分析学派中的大多数人来说，政治学研究决不是要用某种统一的原理来限制政治科学的发展，在政治学中，不可能有，至少是现在还不可能有一种类似17世纪物理学中的万有引力律那样的具有普适性的定律。
当然，并不能就此就下结论：分析学派不要理论。分析学派并不是一概的否定理论，他们只是不承认在政治学中存在某种单一的理论。理论应当是多样的。正因为如此，分析学派特别不同意传统政治学中的历史主义学派的观点。这种学派把历史上的各种理论都看成是同一理论整体中的环节，各种理论都是同质的，如果有差别的话那也只是研究的方面或研究的方法以及所用的资料不同而已。
分析学派关心的是理论的正确性，特别是当前的理论以及历史上的那些著名的理论的正确与否，而不去问这种或那种理论究竟处在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上，因此，属于分析学派的政治学家们很少去关心政治理论的历史演变，他们唯一承认的是每一种政治理论都必须经受经验调查和逻辑分析的检验。当人们去阅读分析学派的著作时就可以看到，对政治概念的分析、解释是他们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甚至在某些分析学家的著作中，到处充斥着图表、系数、统计指数和代数公式。演绎法成为政治分析学派的主要方法。
政治学中的分析学派与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一个流派即逻辑实证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属于科学哲学的派别，一般认为是在20世纪20年代由维也纳学派创立的。给这种哲学奠定基础的是鲁道夫·卡尔纳普、奥托·纽拉斯以及汉斯·赖辛巴赫等人。这批哲学家在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了逃避奥地利法西斯的迫害，大多数成了难民。纽拉斯移居英国；卡尔纳普和赖辛巴赫来到美国。
实证主义哲学有一个基本观点即哲学的唯一任务是对语言加以分析和澄清。如果要追根溯源的话，逻辑实证主义的最早的创造者要数到孔德。但现代西方哲学中的逻辑实证主义要比孔德更为彻底。孔德只是说，一切有价值的知识都必定是从科学中来的。逻辑实证主义则认为，凡是不能化为与宇宙中的实体事物具有“一一对应关系”的东西，都是没有意义的。分析学派想把世界上的一切东西都转化为物理学和数理逻辑以内的东西。他们的注意力不是放在别的地方，而是专注于命题中字句的排列，并经常采取数理的形式。
美国政治分析学派的代表人物有罗伯特·达尔、费利克斯·奥本海姆、查尔斯·林德布洛姆等人。达尔是分析学派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带头人。他的较早的一本著作是对麦迪逊的民主理论进行分析。达尔将麦迪逊的民主理论分解成十项假设和一些推论，然后再对每一项假设的前提加以分析，随着前提的正确性发生问题，假设和推论也就站不住了。通过分析，达尔的结论是，麦迪逊的民主理论体系不“是可以合乎逻辑地解释的”。
在斯坦福大学和特拉华大学任教的奥本海姆博士也是政治分析学派的重要人物。他主要是致力于政治学中定义、分类和方法的研究。他认为，政治学家的任务不在于发展新的理论，而是要为检验现有理论的正确性提供一套标准。在奥本海姆看来并不是所有的政治学说都是具有同等价值的，只有那些经受了严格的分析和检验的学说才是可以相信的。奥本海姆的方法是演绎的，而且他喜欢用一套数学公式来阐明自己的观点。
在《控制与不自由》(Control and unfreedom)的论文中，奥本海姆进行了如下的分析：参议员B想支持一个普遍军训法案，即要作X。但他所在的选区的多数来信(A)表示反对，这一参议员决定改变原来的想法，不作X。这种改变就是B对于A来说不自由；B受A的控制。“这样，如果事情是，假如B要作X，A将因B作过X而惩罚B，那么，结果是‘不自由’(A、B、X)而可能是通过劝阻的‘控制’(A、B、-X)。另一方面，如果B作了X，A因B作过X而惩罚B，那么，结果只有‘不自由’(A、B、X)而没有‘控制’(A、B、-X)”（Philosophy of Science 1955年，第22期，第286-287页）。
分析学派有着浓厚的相对主义。他们不去研究一种理论的好与坏。用奥本海姆的话来说，相对主义是一个认识论上的理论，它不承认有任何东西可以表明本来是好的或坏的，或者是不好也不坏。在他看来，道德价值和认识论完全是两码事。伦理上的偏好是来自感情，而不是来自客观真理的知识或见解。相对主义要比绝对主义好。因为绝对主义总是坚持一种见解：要么是自由派；要么是保守派；总之，他们只承认一些价值，而否定另一些价值。相对主义则不同，“一个相对主义者可以毫无矛盾地偏向歧视或平等，表示不宽容，有宽容或过分宽容。”（“In Defense of Relativism”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1955年第8期第514页）。
和分析学派联系在一起的是数学和物理学中的可以运用到社会科学中来的一些理论和方法，主要的是：博奕论、场论、控制论。控制论(Cybernetics)这是马萨诸塞理工学院的数理逻辑教授诺伯特·维纳创立的，他在一个意思是“舵手”的希腊字的基础上生造出“Cybernetics”这个字。博奕论是由匈牙利高速计算机专家，后来成为普斯顿大学高级研究所的数学教授的约翰·冯·纽曼创立的。场论则是物理学上的一个较老的概念，“场”表示一个完整的格局或单位。将物理学上的场论引入社会科学则成为社会科学场论，其发明者是库尔特·卢因，他生前是马萨诸塞理工学院群体力学研究中心的所长。卢因认为每一个个人或群体都有一个“生命空间”，这一空间则是社会科学家要处理的场所。
四、体系主义理论学派
如果说行为学派只是在政治学的传统理论的体系上打开了缺口的话，如果政治分析学派只是一味地批判，而没有什么建树的话，那么，现代西方政治学中的体系学派则是属于有积极成果的一个派别。政治学中的体系学派的代表人物是芝加哥大学的大卫·伊斯顿。同现代西方政治学中的其它学派一样，体系学派也对政治学中的历史主义学派进行了批判，而且在许多的批判中，大卫·伊斯顿的批判是最为激烈的。
他认为，政治学的发展在20世纪已走向衰落了，其标志是亚里士多德、洛克和其它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上的伟大人物们曾经实践过的政治理论，早已让位于政治思想史。政治理论已经被削弱为一种历史分析的形式，它“象寄生虫一样”依附于过去的思想；政治理论早已放弃了它本来应当具有的“创造性地建立评价依据框架”的作用。同时，由威廉·邓宁、查理·麦基尔韦恩、乔治·萨拜因所代表的政治学上的历史主义也放弃了“建立关于政治行为和政治制度运转的系统理论的任务”。
伊斯顿指出，政治学从古希腊诞生以后，经过很长时间的发展，大概到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时代才告结束。在政治学的这一段发展中，它一直是注重对实际事务和社会政策进行评价。但是，到了20世纪，政治理论就不再去“分析和建立新的价值理论”了，而只是去“传播当代和以往政治价值观的含义以及它们的内在统一性和它们的历史发展状况”。
在体系学派看来，放弃政治价值的创造对人们观察和认识现实的政治生活是有害的。因为无论是经验的，还是理论的研究，在问题的选择、结果的解释等方面，都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在一个价值框架之内。把建立政治价值观的任务丢开，这就不能为研究政治生活的学者提供探索道德观念的必要知识。但是，体系学派在政治价值问题上之所以对历史主义学派提出的批评，并不是说象萨拜因这些人一点也不谈政治价值，而是觉得他们老是将理论与价值混为一谈，把政治理论史等同于政治价值论。事实上，政治理论包括两方面：一是政治事实；另一是政治价值。历史主义没有把政治事实同政治价值区分开来。
伊斯顿觉得在建立系统理论或一般理论上，政治学远远落后于社会学。他希望政治学的研究能够产生出一种大的完整思想。这种大的完整思想就犹如经济学上的边际效用原则，生物学上的达尔文学说，物理学上的爱因斯坦相对论原理。伊斯顿认为在政治学中，已有的某些理论总是过于狭隘，从而不能为整个学科提供完整的概念结构。
以伊斯顿为代表的体系学派所要寻找的是一个广泛的理论纲领，凭借这一纲领，研究者就可以得到指导，研究的结果也可以进行衡量和检验。当然，伊斯顿所要的大理论决不是僵硬的模式，而是“一套运用的假设”，它将具有一定的弹性，并且是不断变化的。体系学派试图从“若干假设”出发，先从中演绎出“较狭义的论断”，然后，再从这些狭义的论断中，演绎出“能够经验证明的”具体论断。
体系学派也赞成价值上的多元化。伊斯顿认为，如果一种学说不能提供一系列的判断来作为评价政治制度及其政策的标准，那么，这一理论就没有任何价值。在政治学的理论研究中，研究者必须在经验中考察各种政治价值。研究者总是有感情的，这种人人皆有的情感必然影响研究者的价值判断。政治学家也必然要选取自己所喜爱的价值。因此，在进行价值评价时，好的研究者必须要把政治上的价值判断同他所建立的总体理论联系起来考虑。
五、理性主义理论学派
从20世纪初就出现的政治学研究中的种种学派，虽然它们在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是，它们都是在反历史主义这面共同的旗帜下进行政治学上的创新的，因而，不论是行为学派、分析学派、还是体系学派，它们都把自己的学说称为行为主义。这种大的“行为主义”在60年代成为西方政治学占主导地位的思潮。当时的美国政治学会长罗伯特·达尔1961年在《美国政治学评论》上发表文章时，用一种沾沾自喜的口吻写道：“行为政治学在争取被接受的战斗中已经得胜，将来与对手只会有些零星接触了”。但事实上，人们对行为主义从来就没有真正的臣服过。许多政治学家认为，人类的政治生活和政治行为是无比复杂的，想单单借助于某些自然科学的方法就能够把所有的政治现象都分析得十分透彻，这是不现实的。政治生活说到底是人的一种生活，因而，对政治生活的任何分析都无法离开人的主观体验。
而且，人类的政治行为的构成因素和影响因素是非常多的，并不是任何因素都可以用一定的数字来测量的；人的政治行为也决不是按照某种数学公式来进行的。行为主义者想将政治学的研究朝着更加精确化的方向推进，应当说这种努力是值得肯定的。但是，由于政治现象过于复杂，能作量化的大多是一些表面的、浅层的因素，因而，行为主义所作出的政治分析以及所构筑的一般理论体系都不大可能反映现实政治生活的真正本质。
加上相当多的现代政治学家都抱有政治相对主义，他们对政治价值，包括政治规范并不太重视；而且，行为主义者对历史主义曾经探讨过的一些政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普遍表现出不屑一顾的态度，这些都使他们无法对发生在20世纪50、60年代人类发展中的一些重大事件作出及时的和正确的说明。
在对行为主义的批评中产生出西方政治学界所说的“后行为主义”。这场批评运动是由一些政治学界的年青人发起的。但“后行为主义”的名称却得自于大卫·伊斯顿这位在当时声望极高的老政治学家。后行为主义其实是政治理论研究在更高层次上的复兴，是一种政治学中的新的理性主义。
这种新的理性主义并不是重新回到历史主义。因为加入这一思潮的政治学家们不是简单地反对对政治生活作科学分析，也不是完全拒绝在政治学研究中采用统计学、相关分析这类行之有效的工具。事实上，大多数的后行为主义者精通统计学，都擅长于使用计算机。与60年代以前的政治学家不同的是，这批年轻的学者们主张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和解决政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
作为政治学中理性主义复兴标志的是1971年约翰·罗尔斯的政治学著作《正义论》的问世。对于罗尔斯的《正义论》，达尔有过评论。他认为，这一著作的出现，犹如在沙漠中发现了一块绿洲。达尔指出，在西方政治学中，严格的科学分析并没有完全取代道德和政治哲学；即使是在英国和美国的政治哲学最为消沉的时侯，严肃的政治哲学与政治道德价值讨论仍在进行。达尔认为，不管人们对《正义论》采取何种态度，它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他比较公正地指出：“没有明显的理由证明经验的或科学的取向本质上与规范的取向是不相结合的。它们能够相互取长补短。不了解经验取向的分析所提供的事实，政治哲学容易变得不切题，甚至愚蠢。不关心政治哲学家（无论是古人还是今人）提出的若干基本问题，经验分析就会有退化到钻牛角尖的危险”。（Robert A.DAHL:MODERN POLITICAL ANALYSIS现代政治分析，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81页）
政治学中的理论主义不仅重视政治哲学和政治道德的研究，而且，他们还特别注重讨论政治理论与社会目标以及政治行为的关联。在理性主义者看来，政治研究不能仅仅满足于提出某些模型或公式，而应当去研究和弄清社会的目标、社会迫切的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并试图找出解的方案。因此，有一部公的理性主义政治学家转向政策科学的研究。他们探讨政治决策的程序，并用自己的知识去影响政治家，从而使政治统治者的政策制定更为科学化。
一些理性主义者提出，要粉碎行为主义者所建立的使政治分析远离政治生活的“沉默的栅栏”，使政治科学真正涉及政治危机并满足人们对它的需要。不少政治学家还指出：认识就是承担行动的责任，行动就是参与社会改造，作为科学家的知识分子有义务把知识贡献给现实生活，知识分子组成的组织，如专业政治协会或大学，都应加入日常的政治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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