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产者服务对制造业升级的支撑作用——基于中国投入产出数据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投入产出论文,生产者论文,制造业论文,作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s,GVC)中的主要增值点、盈利点和国际产业竞争的焦点越来越集中于“微笑曲线”(smiling curve)两端的生产者服务(producer services,PS)上。中国制造业在这方面存在着明显不足，一方面，参与国际分工时主要从事一些劳动密集型的加工组装环节或者一些高能耗、高污染、资源性产品的生产；另一方面，由于一些行业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核心技术和国际知名厂商与品牌，也未能掌控一批具有战略意义的国际营销网络，因而，本土企业在与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打交道时，经常会受到“横向挤压”和“纵向压榨”（高传胜，2007）。正是因为如此，虽然中国制造业取得了长足进步与发展，但所实现的增加值和利润却极其微薄。
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的调查报告，从1995年到2005年，中国制造业产出已经从2424美元增长到了6197亿美元，增幅接近全球平均幅度的5倍，达到了156%，占全球制造业产出的份额也从4.2%上升到8%。相应地，制造业产出在全球的排名从第五位上升到第三位。此外，制造业的行业结构得到了进一步优化。UNIDO将制造业按照技术水平分成资源型、低技术、中技术和高技术四类。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2005年中国中、高技术制造业的增加值已经占到制造业增加值的60.03%，比1993年的51.64%高出了8.39个百分点。尽管中国制造业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其增加值率却并不高。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资料，目前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率仅为26.2%左右，与美国、日本和德国相比，分别低23、22和11.7个百分点。在通讯设备、电子计算机及相关设备制造业领域，增加值率仅为22%，与美国的差距超过了35%。
因此，中国制造业已经到了发展转型与升级的关键时期，这不仅是国内资源日趋紧张、环境压力增大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等现实状况的迫切要求，也是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的客观需要。一方面，中国需要改变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低廉、低价的欠佳形象；另一方面，又需要增强产业差异化竞争优势，提升产业的核心竞争力。生产者服务是制造业发展转型与升级的重要支撑，因为它能够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促进专业化分工深化和泛化、促进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深化、增强产业竞争优势等多种途径与方式支撑制造业的发展（高传胜、刘志彪，2005）。
鉴于此，本文首先利用投入产出分析法界定了生产者服务在中国的特定内涵与外延，并结合相关研究，针对中国制造业发展现状与问题，明确了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具体内涵；随后，从理论上探讨了生产者服务促进制造业升级的作用途径与机理；再后，利用中国1987～2002年的投入产出数据，实证研究了生产者服务对制造业升级的支撑作用；最后是结论与启示。
二、范畴界定
（一）中国生产者服务的内涵与外延
生产者服务是指为其他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者提供中间投入的服务(Grubel & Walker,1989)，与满足消费者最终消费需求的消费者服务(consumer services)相对应，它满足的是三次产业的生产者对服务的中间使用需求，这是一种常用的、狭义上的生产者服务概念。这一口径的生产者服务数据，可以从投入产出表的第一象限中获取，也就是服务业总产出中投入到第一、二、三产业作为中间使用需求的部分。
从更宽泛的意义上看，只要不是满足消费者对服务的最终消费需求，都属于生产者服务，其中，不仅包括第一、二、三产业的中间使用需求，还包括政府部门的消费、出口和资本形成等最终使用需求。这一口径的生产者服务数据，需要通过投入产出表的第一、二象限来获取。从横向上看，生产者服务就是服务业总产出中扣除掉居民最终消费而余下的部分。
通过定义中间使用率和非居民最终消费比率两个指标，并以这两个指标的平均水平为标准，同时结合生产者服务内涵，参照我国行业分类标准(GB/T4754-2002)，我们界定了中国比较典型的生产者服务业和消费者服务业。其中，比较典型的生产者服务业主要包括交通运输和仓储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与软件业，批发零售贸易业，金融保险业，租赁与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与综合技术服务业；典型的消费者服务业则主要包括餐饮业、房地产业、旅游业、居民服务业（高传胜、李善同，2007）。
这里，需要注意两点。第一，国内外生产者服务的外延有明显差异。在国外，金融业、保险业、房地产业和商务服务（financing、insurance、real estate and business services，简称为FIRB）一起构成了典型的生产者服务业，而在中国，房地产业却属于消费者服务业，其中间使用率和非居民最终消费比率分别只有28.23%和40.50%。分析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中国的房地产目前主要是满足居民的居住需求，不像发达国家，主要是满足商务办公和生产厂房等生产性需求。发达国家的房地产大多用于租赁，满足投资性需求的比重较大，而在中国，租房居住还没有形成主流。
第二，从具体形态来看，生产者服务包括两种：一种是仍然内化在产业部门（包括政府部门与非政府部门）当中、还没有外部化(externalization)形成独立产业形态的生产者服务部门；另一种是已经外部化形成独立产业形态的生产者服务业，即市场化的生产者服务提供者的集合。无论是哪一种存在形态，“生产者服务”都是其中的本质内容。
（二）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具体内涵
与产业升级一样，制造业升级也是一个被广泛运用但内涵又并不十分清晰的概念。作为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制造业升级与产业升级①有着许多共同之处，而且在产业结构升级的研究中，也经常涉及到制造业升级。至于产业升级，学术界存在着各种不同视角（如宏、中、微观）和层次（如产品、活动、部门内和部门间）②的理解，其都承认，产业升级是一个产业由低技术水平、低附加价值状态向高技术水平、高附加价值状态演变的过程。
综合相关学者关于产业升级的研究，如Gereffi(1999)、Humphrey和Schmitz(2002)，并结合中国制造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我们认为，在中国现阶段，制造业升级主要应该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部门间升级(Inter-sectoral upgrading)（或链的升级）与结构高度化。部门间升级就是在某个独立的产业或产品层次上，将源源不断的新知识转化成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并注入到产业活动和市场竞争中去，以实现产业的更新换代，或者是把从一个特定环节中获得的能力应用于新的领域或转向一个新的价值链，因而也称为链的升级。例如，我国台湾地区把在制造电视机过程中获得的能力应用到制造显示器中，并因此转向计算机产业，便属于链的升级。部门间升级往往对应着部门结构高度化，如高加工度化、资本密集化、技术知识密集化、制造业服务化和产业结构“软”化等。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重化工业化。在国内传统的产业经济学教科书中，通常将重化工业化、高加工度化和技术集约化称为工业化的三个发展阶段（杨治，1987）。关于重化工业化是否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还曾经展开过一场学术大辩论。吴敬琏(2005)甚至从理论上质疑“必经阶段”的主要依据——霍夫曼定理，认为这一所谓的“定理”只是一种预言，且这一预言并没有得到先行工业化国家在工业化后期实践的证实。由此他进而质疑，重化工业化是否是各国工业化过程中必经的一个阶段。
我们认为，中国需要发展重化工业，但不等于必须要经过重化工业化阶段。发展重化工业是由于国民经济发展对相关产品有客观需求，而这些需求又不可能完全依靠进口来满足，更不能形成对国际市场的严重依赖，毕竟中国是一个具有特殊国情的发展中大国。但是，我们是否需要经过重化工业化阶段，则需要具体区分重化工业本身的内容，并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国际环境和新时代特征来加以分析。
首先，重化工业本身的内涵缺乏统一、严谨的界定。把工业划分为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做法，是早期专门用来研究工业结构的产业分类法。
在西方产业经济学中，最初划分轻、重工业的根据是产品单位体积的相对重量，产品单位体积重量大的工业部门属于重工业，产品单位体积重量小的工业部门属于轻工业。在近代，由于化学工业居于十分突出的地位，因此往往将化学工业同轻、重工业并列。后来，经常有人将重工业和化学工业放到一起称为重化工业。
在社会主义国家，划分轻、重工业的依据是产品用途，通常把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称为重工业，把生产消费资料的部门称为轻工业。显然，这与前一种划分方法是有区别的。在现代社会的消费结构中，占有越来越多份额的耐用消费品的生产部门，在最初的轻、重工业划分中大多属于重工业，因为它们属于机械工业行业，如汽车、家用电器、自行车、手表、照相机、家用缝纫机等耐用消费品的生产部门，而按产品的用途划分，它们则属于轻工业。
在中国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轻、重工业的界定原则带有一定的综合性。其中，轻工业是指主要提供生活消费品和制作手工工具的工业，重工业是指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物质技术基础主要生产资料的工业。重工业按生产性质和产品用途可以进一步细分为采掘（伐）工业、原材料工业和加工工业三类。事实上，这种划分方法仍然存在上述问题，如汽车产业，它既是耐用生活消费品，又为国民经济提供物质技术基础，因此需要进一步细分，才能确定其具体归属。
第二，重化工业包含的行业众多，不做具体细分而笼统地分析中国是否需要重化工业，显然不太合适。事实上，在重化工业中，既有对资源依赖较强的资源性行业，也有技术含量较高的中、高技术行业。考虑到中国目前的资源、能源状况和环境承载力，显然不能盲目加快发展那些高能耗、高污染以及资源性的重化工业，而是需要发展那些技术含量较高、增加值率也较高的中、高技术行业。
第三，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需要充分利用国际市场来调节国内供求关系，但不能形成对国际市场的严重依赖。出于国家利益的战略考虑，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一直都在利用国际市场调节国内的供求关系。例如，美国放着国内的石油资源不开发，而到国际市场去购买廉价的石油来满足国内巨大的需求，有时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去侵占别国资源。日本则曾经购买过中国煤炭，沉入海底，以备将来之用。毫无疑问，中国也需要充分利用国际市场来调节国内供求关系，特别是对于那些不可再生的资源性重化工业产品。同时，出于经济安全和国民利益的战略考虑，我们不能对国际市场形成严重依赖。
第四，鉴于目前的资源、能源和环境状况，中国没有必要以资源、能源的大量消耗和环境的日益恶化为代价，竭力出口资源性产品，去换取现在已经并不迫切需要的外汇。根据相关资料，中国出口到国际市场上的产品主要包括三类，其中的一类就是资源性产品，以五矿化工类产品为代表。这类产品长期大量出口，不仅造成了国内资源、能源日趋紧张和环境承载力不断下降，而且由于多年来不断低价出口，还经常遭到国外最猛烈的反倾销狙击。中国最近推出的出口退税新政，就是对这一问题的最好回答与注解。
第五，轻、重工业的传统划分方法已经不能适应新兴产业不断出现的新形势。一方面，判断一些行业到底是属于轻工业还是重工业比较困难，如信息通讯(ICT)产业、家用轿车产业；另一方面，并不是所有重化工行业都是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都是国家必须要发展、培育并增强竞争优势的产业。事实上，在经济服务化趋势日益增强的新时代，中国迫切需要发展并形成较强竞争优势的是生产者服务业，尤其是知识密集型的高级生产者服务业(advanced producer services,APS)。一是因为它是GVC中的主要增值点、盈利点，是国际产业竞争的焦点；二是因为它是中国制造业升级和核心竞争力提升的重要支撑。中国制造业现在面临的很多问题，都是因为相关的生产者服务业发展不足、水平不高、缺乏足够强的支撑力造成的。
其二，部门内升级与竞争力提升。部门内升级包括：(1)过程升级(process upgrading)，主要包括改善生产体系，重新组织生产过程或引进新设备、新技术、新工艺流程、新管理方法，提高投入产出效率；(2)产品升级(product upgrading)，主要是指要比竞争对手更快地进行产品开发与质量提升，以增加新产品、新品牌的市场份额；(3)功能升级(functional upgrading)，就是改变在价值链中的位置，专注于价值量更高的环节，外包或外购低价值环节，如由“贴牌生产”(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OEM)到自主设计制造(own design manufacture,ODM)，再到自有品牌制造(own brand manufacture,OBM)，就是功能升级的一种表现。
由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升级的实现必须要通过市场来完成，因此，制造业升级与竞争力提升在很大程度上是合二为一的。
其三，发展模式转换。发展模式转换主要包括：由依靠资源、能源和简单劳动力等初级要素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向依靠知识资本、人力资本等高级要素的集约型发展方式转换；由过分依赖外源性力量的外源型发展方式，向主要依靠自主力量的内源型发展方式转变；由“引进来”为主向“引进来”、“走出去”并重转变，并在“走出去”过程中实现“走出去”与“走上去”、“走进去”的融合（刘志彪、高传胜，2005）。
三、生产者服务促进制造业升级的作用途径与机理
生产者服务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和机理作用于制造业升级，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五个方面。
（一）促进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深化
生产者服务大部分是以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作为主要投入的，因而其产出中含有大量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成分。正是通过生产者服务，日益专业化的知识资本、人力资本才得以释放出来，并源源不断地导入到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过程中，从而提高了生产过程的运营效率、经营规模以及其他投入要素的生产率，并增加了其产出价值（高传胜、刘志彪，2005）。因此，生产者服务是把社会日益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导入商品和服务生产过程的“飞轮”，它在相当大程度上构成了这些资本进入生产过程的通道(Grubel & Walker,1989)。
实质上，新型资本深化的过程就是通过研究、开发与设计将技术和知识物化(embodied)到技术装备和产品中去，从而提高其技术、知识含量，并通过市场实现较高的产品增加值的过程。我国提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已经有一段时间，但并没有取得根本性突破，其中的关键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充分利用和发挥人力资本、知识资本这些高级生产要素的作用，而是过分依赖资源、能源和简单劳动力这些初级生产要素。
（二）深化和泛化专业化分工
从产业演化角度来看，大多数生产者服务原本就是脱胎于制造业“母体”，从制造业当中垂直分离(vertical disintegration)出来并外部化形成专业化产业的，因此，生产者服务业发展本身就体现了专业化分工的深化与泛化(Jones & Kierzkowski,1988; Francois,1990)，体现了制造业发展迂回化程度的增强和专业化水平的提升。而发展起来的专业化的生产者服务业，又可以通过效率的提高和制造业中服务投入实际成本（以竞争性服务的种类增多来实现）的降低，来支撑制造业的效率提高与竞争力提升。
中国生产者服务业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仍然有许多生产者服务还内化在制造业当中，这是中国生产者服务业发展水平较低、产业层次不高，进而导致服务质量、效率、成本和品种难以满足多层次市场需求的重要原因。因此，推进生产者服务业的外部化、专业化发展是中国提高服务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内容。
（三）降低社会交易成本
制造业成本一般包括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两部分。生产迂回性的增强和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导致生产成本大大降低，同时，竞争日趋激烈使得生产成本降低的空间越来越小。但是，在生产迂回性增加的同时，也带来了交易成本的急剧上升。
生产者服务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降低交易成本，如ICT、范围经济与规模经济、专业化分工、统筹运营（如供应链管理）、各种创新（如金融结算方式创新）、商务服务（如法律、公证、仲裁等）等。
（四）增强自主研发、设计与创新能力
这主要体现在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产品开发与设计以及信息软件服务等方面，中国正是由于在这些方面存在着明显不足，才导致制造业出现了不少问题。不少行业缺乏关键核心技术，每年要支付可观的技术引进费和专利技术使用费。传统制造业的产品质量、精度和水平较差，难以满足国内市场的高端需求，只能花费大量外汇去进口产品。
研发、设计与创新过程实质上就是将技术资本、知识资本物化到技术装备和产品中的过程。现代制造业扁平化(downsizing)趋势的出现，就是因为现代化机器设备中物化了研究开发与设计人员大量的技术资本和知识资本，从而使得生产过程变得相对简单，而效率变得更高。
（五）增强产品差异化竞争优势
根据产业组织理论，产品差异主要来自于买方的主观感觉。这种主观感觉既可以来源于产品本身，也可以来源于其他方面。产品本身的差异可以通过横向和纵向两种方式来塑造，无论是哪一种，都主要是由研究开发、设计等生产者服务和制造活动完成的。至于来源于其他方面的产品差异，则主要是由服务与营销组合造成的，如产品策略、分销渠道、价格以及促销策略等。所有这些，都属于生产者服务的内容。因此，通过产品开发设计、产品策略、品牌经营、广告宣传、分销渠道与网络建设、价格策略以及其他促销策略与售后服务等多方面的生产者服务，可以培育产品差异化的竞争优势。
中国制造业以低廉的商品和低成本优势进入国际市场，不仅造成了中国产品的国际形象欠佳，而且经常引发贸易摩擦，甚至还遭到国外各种形式的贸易抵制，这无疑会直接影响中国产业发展的国际空间。因此，迫切需要培育产业差异化竞争优势，以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
四、实证研究
虽然制造业升级包含的内容很多，但最终都要反映在制造业增加值和利润方面。由于利润受折旧方法、收入分配制度以及税收制度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因此，本文主要采用增加值指标来衡量制造业升级的结果。由于这里主要关注制造业中生产者服务投入对制造业升级的促进作用，因此，直接选取投入到制造业中的生产者服务(MPS)与制造业增加值(MVA)进行实证研究。按照前面的界定，这里生产者服务的内容主要包括交通运输仓储业，批发零售贸易业，金融保险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科学研究与综合技术服务业。
表1反映了中国1987～2002年制造业中的生产者服务投入与制造业增加值的相关数据。根据这些数据，可以得到图1所示的散点图。从中可以初步看出，MPS与MVA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关关系。
表1 中国的MPS与MVA数据（万元）
注：按当年生产者价格计算
数据来源：相应年份中国投入产出表
图1 中国1987～2002年MPS与MVA（亿元）
数据来源：中国1987～2002年七个年份的投入产出表
进一步利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可以发现，MPS是MVA的单向格兰杰原因。不过，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可供利用的中国投入产出表较少，所能得到的MPS和MVA观察值较少，因此，对于拒绝零假设“MPS does not Granger Cause MVA”的P值，要求稍高一些。从表2中可以看到，只有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才能拒绝零假设，而在5%或1%水平下则不能得出MPS是MVA单向格兰杰原因的结论。
表2 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
基于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用MPS对MVA进行回归，通过R[2]比较，我们选择了拟合优度较高的对数回归方程，即y=128190572.05 Ln(x)-2078423914.76，其中，R[2]=0.86。
对数回归方程说明，虽然制造业中的生产者服务投入(MPS)对制造业增加值(MVA)具有正效应，但其边际效应却是下降的。分析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中国制造业现在正面临着三个方面需要克服的瓶颈问题，即核心技术、国际知名品牌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国际营销网络，而这也是制约中国制造业核心竞争力提升的三个主要方面。因此，如果不能在这三个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在国际产业竞争日益激烈的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必然是缓慢的。
表3 五种主要的MPS与MVA数据（万元）
注：按当年生产者价格计算
数据来源：相应年份的中国投入产出表
表4 中国主要MPS与MVA的POOL数据分析
众所周知，1981年投入产出表是我国较早的MPS式价值型表，只核算物质生产活动，不核算非物质生产活动，而且其编制不是以专项调查或者普查为基础，也没有根据调查表进行延长（齐舒畅，2003）。1987年、1992年、1997年和2002年的投入产出表是以专项调查或普查为基础的调查表，而1990年、1995年和2000年的投入产出表则是根据调查表而做的延长表。表3中五种主要的MPS数据是从相应年份多部门调查表中分离得到的。由于年份实在太少，因此，这里我们采用面板数据进行分析，重点关注五种主要生产者服务(MPS)对制造业增加值(MVA)的影响。利用Eviews5.1软件进行分析，得到如表4所示的结果。
从表4中不同的回归系数可以发现，五种主要的MPS对MVA的作用确实存在明显不同。其中，信息通讯服务(COMMU)、金融服务(FINAN)和科教文卫服务(SCIEN)对MVA的作用较大，而商贸服务(COMME)、交通运输(TRANSP)等分销性服务对MVA的作用较小。具体的回归系数为，信息通讯服务为24.66433、金融服务为23.67297、科教文卫服务为22.21065、商贸服务为6.687405、交通运输服务为5.22220。由此可见，提高信息通讯服务、金融服务和科教文卫服务水平对促进制造业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五、结论与启示
与国外有所不同，中国生产者服务业主要包括交通运输仓储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与软件业，批发零售贸易业，金融保险业，租赁与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与综合技术服务业。
针对中国实际，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部门间升级和结构高度化、部门内升级与竞争力提升以及发展模式转换三个部分。
生产者服务可以通过深化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深化和泛化专业化分工、降低交易成本、培育产业竞争优势以及增强自主研发、设计与创新能力等途径与方式，支撑制造业升级。
基于中国投入产出数据的实证研究显示，信息通讯服务、金融服务、科教文卫服务对中国制造业升级的作用较大。相对而言，商贸和交通运输服务的作用较小，这无疑为中国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与升级指明了方向。
注释：
①国内学者通常把它理解为产业结构升级。郭克莎从产值结构、资产结构、技术结构和劳动力结构四个方面对产业升级进行了概括。王岳平则认为，它主要反映在技术水平和生产率的提高上。国外学者也有不同的表述。Porter(1990)认为，从理论本质上看，产业升级就是当资本（人力和物力）相对于劳动力和其他资源禀赋更加充裕时，国家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中的发展更具有比较优势。Gereffi(1999)认为，产业升级是一个企业或经济体迈向更具获利能力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经济领域的过程。Poon(2004)则认为，产业升级就是制造商在从生产劳动密集型低价值产品转向生产更高价值的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时经济角色的转移过程。
②Gereffi(1999)将产业升级分为四个层次，即产品层次、经济活动层次、部门内层次和部门间层次。基于Gereffi的分类，Humphrey和Schmitz(2002)明确提出了一种以企业为中心、由低级到高级的四层次分类法，即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部门间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