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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07;K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4)03-0173-03 ［收稿日期］2003-12-20
人物结集，由来已久。到了近代，“全集”、“文集”以至各种“专集”，时见刊布。中华书局曾编有《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我本人也编有《章太炎政论选集》、《康有为政论集》、《陶成章集》等，并对《梁启超全集》也作过整理。这里，我想就近代人物的结集问题，提出一些看法和建议。
一
近代人物的撰著数量多、方面广，有的分载于报刊，有的散存于海外。要为他们结集，虽说较之古代人物有其方便之处，但困难之处也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
近代人物，特别是政治家、思想家，他们的论文每每因时局而发，分载于各种报刊。如今，随着《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以及几种大报的索引先后出版，按图索骥，较为便捷。但是，他们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有的自己并没有收入“文集”中，有的在整理出版时又有较大的修改，究竟何去何从，令人颇费斟酌。
举例来说，章太炎在早年写有《诸子学略说》一文，刊载于《国粹学报》丙午第八、第九号，1906年9月8日、10月7日出版，署名“章绛”；同年9月，《国学讲习会略说》由日本秀光社铅字排印，曾将此篇收入，题为《论诸子学》。但是，《太炎文录》出版时却刊落了。《太炎文录》之所以没有收入此文，不是偶有失误，而是时隔多年，章氏的思想发生了变化，故而有意刊落。章太炎在《致柳翼谋书》（注：原载于《史地学报》第1卷第4期，1921年11月出版；后收入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第763页，中华书局1977年出版。）中说：
顷于《史地学报》中得见大著，所驳鄙人旧说，如云“孔子窃取老子藏书，恐被发覆”者，乃十数年前狂妄逆诈之论，以有弟兄啼之语，作逢蒙杀羿之谈，妄疑圣哲，乃至于斯。是说向载《民报》（笔者按：应为《国粹学报》），今《丛书》中已经刊削，不意浅者犹陈其刍狗，足下痛与箴砭，是吾心也。感谢感谢。
这说明他是有意刊削的。那么，如今要重编《章太炎全集》，《诸子学略说》似仍可补入，这对研究章太炎的思想演变会有所帮助的。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后，伴随着社会的发展、作者本人的思想演变，作者遂对论文不断修改，后来干脆予以“删革”“匡谬”。这里仍以章太炎为例：他在戊戌政变发生、康梁变法失败后，写下了《客帝论》一文，发表在1899年3月12日的《台湾日日新报》上，署名“章炳麟”；不久，又在同年5月20出版的《清议报》第十五期上刊登，署名“台湾旅客来稿”。1899年秋，他由日本归国，编订《訄书》，收有《客帝论》，曾加修改，说是“逐加于满人，而地割于白人，以是为神州大诟”，但仍“为发愤之客帝”进言，还以为“震旦之共主”，“必在乎曲阜之大邑”。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自立军起义失败，他在手校本《訄书》第二十九《客帝》的眉批上写道：
辛丑年二百四十年（笔者按：是为1900年），章炳麟曰：余自戊、己违难，与尊清者游，而作《客帝》，弃本崇教，其流使人相食。终寐而颎，箸之以自劾录，当弃市。
不久，他又写了《客帝匡谬》，对过去的“饰苟且之心”进行“匡谬”，收入1902年“删革”的《訄书》中。作为“前录”，他又有修改，末后还加有“匡谬”（注：《訄书》手改本，上海图书馆藏。）。如此说来，从《客帝论》的撰写、修改到“匡谬”，可以看出章太炎由改良到革命的思想轨迹。如果收入《客帝匡谬》时，将他早先的多次修改加以注明或作为附录，那对读者来说会大有裨益的。
二
近代人物，由于时间上距今较近，他们的撰著除已刊布者外，还有一部分是未曾发表的。这些“未刊稿”，除了由他们的家属珍藏外，不少则分散各处，有的甚至流亡到海外。辑录他们的遗稿，需要四处寻求，向耆老征询。以“日记”为例，以往在编纂“文集”、“全集”时，对“日记”部分颇有忽略，未加收录，以致日久散佚。过去，我曾将上海图书馆所藏的《王韬日记》与方行同志整理出版，但只有咸丰八年、十年和同治元年的一部分[1]。后来，又发现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也有《王韬日记》，是道光二十九年、咸丰二至四年的那部分。同时，1921年的《新声》杂志载有他咸丰五年的日记片段。这些分散的日记，如果编辑《王韬全集》时汇集，那该多好。
又如张荫桓，中日甲午战争后，他与邵友濂作为全权代表赴日“议和”。抵达广岛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以为“全权不足”，拒绝谈判，清政府只得改派李鸿章前往。张荫桓与康有为是同乡，曾有往来。变法议起，一度被委以管理京师矿务铁路总局。戊戌政变后，被戍新疆。他的《戊戌日记》已由澳门影印出版，似可与其他“日记”等汇集，方为善举。
至于函札、电文，散失在外的就更多了。以梁启超为例，他一生写的书信数量极多。据说，在他逝世后，“丁文江和梁思成亲自发函向各处征集梁启超与师友的来往信札……仅半年左右时间，梁家就收到了大量的资料，其中仅梁的信札就有两千多封”。到1932年，“当时已经搜集到的梁启超来往信札有近万件之多”[2](P2-3)。当然，在这“近万件”中，也有一部分是他亲友的来信，但梁启超几十年来写的信札决不在少数。
然而，在后来出版的《饮冰室合集》中，仅仅收录了梁启超的《上南皮张尚书》、《与严幼陵先生书》等二十余通，即使连同《梁任公年谱长编》所录以及《给孩子们的信》相加，距离未曾找到的梁氏信札也很远。这些佚札，有的为其亲友所藏，如《致江庸书》；有的则散存国外。我在日本时，于东京看到了他写给大隈重信、伊藤博文、林权助的信，于冈山看到了他写给犬养毅的信；在新加坡时，我又看到他写给丘菽园的信。这些信，都是政变后他流亡海外时所写，很有史料价值。因此，近代人物结集，征集函电，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晚近出版的“全集”，对信札、电文始加注意，如《孙中山全集》中就收入了不少函电，《鲁迅全集》、《巴金全集》、《茅盾全集》也分别收集了千余封以至两千余封的书信。《胡适全集》第二十三卷至第二十六卷都是书信。1906-1962年胡适的日记在《胡适全集》中所占比重也有八册之多。
“日记”、“函札”，是近代人物结集的重要内容，也是近代人物结集与古代人物结集所不同的一大特点。
三
近代人物结集的来源，和古代也有所不同。由于近代社会发展迅速，人物思想时有变动，有随时代而进的，也有逆时代而退的。编辑近代文集，能将各篇论文或著作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将会给读者带来方便。
古代“文献不足征”，流传下来的资料也只有凭借已刊各本，要把他们每篇文章的时间查考清楚不大可能。如在《论语》中，要想分清什么是孔子“三十而立”时写的，什么是“四十而不惑”时写的，什么是“五十而知天命”时写的，什么是“六十而耳顺”时写的，是很困难的。当时社会发展比较迟缓，即便时隔十年、二十年也不会有显著变化。近代则不然，鸦片战争以后，外敌入侵，动荡不安，社会的变化远非古代可比。一个人的思想，会因时代变化而随之改变。反映在他们的撰著中，也会有所不同。十几年前，我在为友人写的一篇序文中说：“如以陈言为新猷，以晚定为少作，亦惟薰蕕莫辨，徒增殽乱而已。”[3](P2)
我之所以这样说，也是有感而发的。梁启超的《与严幼陵先生书》，《饮冰室合集》把它系于光绪二十二年，即1896年，实误。因为梁启超知道《天演论》是在1897年，此信不应写于1897年前。信中所说“进化”，还是康有为宣传的“《公羊》三世说”，谓：“《春秋》之言治也，有三世，曰据乱，曰升平，曰太平。启超常谓，据乱之世则多君为政，升平之世则一君为政，太平之世则民为政。凡世界必据乱而升平而太平，故其政治，必先多君而一君而无君。”[4](P108)他的“进化”学说，源自《公羊》“三世”，而不是《天演论》，因为这时《天演论》还没有问世呢！有人却误信《饮冰室合集》所系，并进而推论，说什么“康、梁的进化说源自《天演论》”，还作了不少假设，推论他接受“社会进化论”的“重要途径”和“渠道”[5](P155)，从而造成《天演论》还没有出版就已有了“途径”、“渠道”的错误[6]。可见，研究近代人物，特别是政治家、思想家，不能不注意他的写作时间。
然而，在社会迅速发展进程中，也存在着某些近代人物对其作品倒填年月的情况。如康有为的《大同书》，本来是撰于“辛丑、壬寅间”，即1901-1902年间，后来又有增损，而他却说是“吾年二十七，当光绪甲申法兵震羊城，吾避兵居西樵山北银塘乡之七桧园澹如楼，感国难，哀民生，著《大同书》”，因而变成了“光绪甲申”即1884年就撰有此书。但是，在他《大同书》中，却有不少是1884年以后的事迹，有的还注明是“戊戌年”即1898年的。1884年的著作，怎么会写有1898年的事迹呢？这当然要引起人们的怀疑。后来，《大同书》手稿被发现，证实了他不可能是1884年所写。1884年和1901-1902年，之间相差十七八年。在这十七八年中，社会变化何等巨大：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都在这十七八年中；《天津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也在这十七八年中，他的思想能不发生变化吗？他的撰著能不弄清写作时间吗？如果将年代误系，人物评价的真实性当然也就要大打折扣了。
近代人物中，有待结集和正在结集的还有不少，本文只是从近代的时代特点和人物的思想演变角度，对资料搜集、文章系年等提出一些看法。真正着手进行，还得根据具体情况，编出既能反映作者生平思想又能方便读者的“全集”或“文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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