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教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清论文,中国教育论文,外国人论文,眼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鸦片战争以后，形形色色的外国人飘洋过海，源源不断地来到中国这块充满神秘色彩的东方大地，用异域的眼光打量着这块陌生的国土及生活在此间的芸芸众生。无论是外交官、传教士、学者，还是商人、旅行者和记者，他们都从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身份阅历，不同的期待和预设出发，以各自独特的视角观察和思考这个遥远东方的国家和人民，写下了大量关于中国的著述，留下了有关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生活和民族性格等方方面面的观感、评论和研究文字。这些文字不可避免地带有居高临下的战胜者的姿态，带有西方文化优越的种族歧视和阴暗心理，但其中也不乏认真客观的体察、富有同情的感慨和明智的见识，尤其是作为“局外人”的身份，其审视的眼光确有身在其中的国人习焉不察的独到之处，好似一面历史的镜子，为我们提供了更好、更深入地反观认识自我的“异域形象”。本文将着重阐述晚清时期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教育，尤其是对传统教育的评析，以期从另一个视域领略和考量晚清教育的改革和变迁。
一、亟待改革的传统教育
晚清既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终结，又是近代社会的伊始。西力东侵、西学东渐下的晚清教育犹如一位垂暮的老人，步入“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衰境，具有几千年辉煌和悠久历史的中华文明和教育，此时正陷入“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下的困惑，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封建教育体制已是百孔千疮，弊病丛生，官学衰败，士风日下，科场积弊。尽管封建统治者仍在作种种起死回生的努力，但“药方只贩古时丹”的思维定势，在新的形势、新的变数面前尤显得不自量力和徒劳无功。此时的传统教育，曾作为古老文明象征和文化辐射源的中国传统教育，理所当然地被纳入到来华外国人的视野，对其现状的观察和未来命运的揣测，成为他们关心的重要问题。
整体而言，尽管由17、18世纪来华耶稣会士带回的“中国热”余风，仍残余一些浪漫的想象和美好的向往，但当19世纪中叶，这些西人身临其境踏上这块神奇的土地时，他们对中国传统教育的评价基本是负面和消极的。他们对当时中国教育的方方面面，从观念到制度，从内容到方法，从士大夫到儒家经典，都进行了批判和抨击。
（一）功利主义的教育价值观
千百年来形成的中国传统教育观，其生命力是十分持久和顽强的，在晚清弃旧图新的教育现代化进程中，这些观念仍牢牢地占据着人们的头脑，阻碍着新教育前进的道路。这突出表现为教育价值观上的功利主义和人才观、知识观方面的守旧崇古、唯书唯上。
自儒家创始人孔子提出“学而优则仕”后，在历朝历代统治者的提倡和科举取士制度的一再强化下，“读书做官”、“光宗耀祖”的世俗观念与“修、齐、治、平”，“内圣外王”的理想主义牢牢地结合在一起，成为世代读书人毕生追求的人生目标和价值取向。初来乍到的外国人对这一现象常常会感到不可理解，然而他们最终都会明白其中的奥秘所在。翻开当时任何一本有关晚清教育的记述，都会发现他们对这种状况的描述和评论。英国传教士麦高温评论道：“中国人笃信教育。不论是高官或是平民，是富人或是穷人，他们对教育的看法都是绝对一致的。而且，如果不是因为家里太穷或是因为父母没有足够的威慑力迫使孩子去学习的话，孩子们是必须要去上学的。人们不必对这种观点的一致性感到奇怪，因为受教育是通向由政府给予荣誉与金钱的正统之路，而且它也是使得驰骋于年青人头脑中的狂热野心得以最后实现的一种方式。在西方，一个人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成为杰出的一员或获得显赫的社会地位，如国会议员，或者在某个政府部门中提任主管，而这些职位都能使他在公众面前得以抛头露面。但在中国，这些途径狭窄得只剩下一条，即从学校教室里走出来的一条路。”[1](P96)美国传教士何天爵也认为：“西方人读书不一定是为了做官，而所有那些东方的莘莘学子们孜孜矻矻，皓首穷经追求学问的明确目的，就是为了做官。他们视做官为梦寐以求的终生职业。”[2](P168)
应该看到，在这种价值观导向下，一方面刺激和推动了中国教育的发展，形成了重教尚学的社会氛围和历史传统。但另一方面，功利主义浸透了教育制度的整个肌体，学校成为科举的婢女，知识作为求取功名的敲门砖，对世俗利益的追求代替了对知识本身的信仰和探求。正是在这种教育价值观的驱动下，国人的人才观和知识观严重畸形。读书人成为考试和书本的奴隶，思想依附，灵魂萎缩，唯圣贤是从，唯经典是从。由于“功名”是判断人才的唯一标准，于是，狂热地追逐“功名”便成为所有读书人的终身奋斗目标。正如一些外国人所看到的：“试问除了中国，还有哪一个国家，我们能找到祖孙几代在同一天同一考场上猎取同样的功名？试问又有哪一个国家，能找到一个年过八十高龄的老公公，经过几十年不屈不挠的努力，而最后终于获得他人垂涎三尺的功名呢？”[3](P22)同样，由于儒家经典是获取功名的不二法门，于是，判定知识是否有用的标准便不是社会所需，而是考什么，怎么考。《纽约时报》曾这样评论，中国读书人“阅读的经典著作是孔夫子时代创作的，世界历史或人类思想、智慧的发展史，以及所有事物发展和学问的来源之一切最本质的东西，就在那个时刻停顿下来。从那以后，华人就一直在不断地咀嚼着那几块干骨头，并且，如果有任何其他知识的小舟敢于向他们靠近的话，他们就会咆哮不止”[4](P91)。该报还一针见血地指出：“把人的知识来源限定在这些古代经典大师们的身上，是大清国教育制度最大的弊端。”[4](P90)尽管这些评论有失偏激和刻薄，但确也切中时弊。
（二）陈旧、空疏、枯燥的教学内容
绝大多数来华外国人对中国教学内容的陈旧落后、空疏无用以及严重违背学生身心发展特点达成了一致的共识。
首先是数千年不变的陈旧性。英国传教士麦高温评论道：“当今的学生们正在接受着与十个世纪以前他们的前辈所经历的一模一样的教学模式，无论是教科书还是教学方法都没有丝毫的变化，没有哪个学校会为此召开校务会，并作出决定认为哪些书和教学方法已经过时，而代之以现代的书籍和新式的教学法。甚至还没有哪一个人提出过这样指导性的建议。”[1](P149)另一位美国传教士何天爵也认为：“从古代到现在的一千多年以来，中国教育的实质内容并没有经历什么变化。”[2](P179)教学内容的千古不变与保守的教育观和封闭的教育体制构成了互为因果的内在联系。
其次是教学内容的空疏无用。1862年乘“千岁丸”来华的日本藩士，正处于从中古武士向近代知识分子过渡的转型期，他们受过儒学的熏陶，对中国的传统教育十分熟悉，对当时的中国教育状况也十分关切，但同时已对这种传统教育的弊端开始了质疑和反思。如峰洁在仔细询问了当时的教育现状后，作出了自己的评析：“唐土文学大盛，四方不及，然近世疲弊，只注意空文而实用知识很少研习”[5](P271)。他们对日本武士与中国儒生在实技、实学精神上的显著差异发表了颇为深刻的见解。如高杉晋作与苏州司马温忠彦的对话颇有代表性。温忠彦认为朱熹的“格物穷理”是“修齐治平”的“大道”，讲的是人伦政治问题，而西洋人的“穷理”，不过在技艺层面，属于术数，是等而下之的“小道”。但高杉晋作则不以为然，他指出：“为义为利天地隔绝，不待言论而明，然治天下齐一家，内自诚心诚意工夫，外以至航海、炮术、器械等，尽不研穷其至理，则不能治天下也，不能齐一家也。不能穷航海、炮术等之理，则所以诚心诚意工夫之不至也，故以所为利之器械为义是用，乃取舍折中之道也。不然则口虽唱圣人之言，身已为夷狄之所奴仆矣。”[5](P291)从中日两国的近代遭遇出发，高杉晋作已切身体会到西方实学的地位和作用，一针见血地指出，只空而论道，不讲究实用技艺，只能沦为洋人的奴隶。
西方人对此的看法则更直接明了，《纽约时报》评论；“清国人的教育完全是古典式的，人们很容易看出这种教育体制没有给各门科学、文学和艺术的进步留下任何发展的余地”[4](P411)。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教授、社会学家罗斯揭示了中国传统教育重人文轻自然，厚古薄今，关注自我忽视他人的显著特点，他说：“中国旧式教育主要注重于中国历史和古典文学，在学校里见不到自然科学、地理、他国历史等基本学科”[6](P293)。还有许多日常生活必需的知识和技能，均未被纳入学校教育的范畴，如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所述，尽管中国人通常要花大量的时间与数量不等的铜币打交道，能正确计算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学堂竟然没有对这种最有必要的技能提供任何教育。加、减、乘、除以及小数的运用，这都是每个中国人每天必需做的事情，但这些事情没有人教”[1](P141)。
第三是教学内容枯燥乏味，严重违背儿童身心发展特点。以千年不变的儒家经典作为学校教学内容，以充斥伦理教诲的读物作为儿童的启蒙教科书，这一做法在承担了教化使命的同时，忽略了学校教育的自身规律和学生的自身特点。当跨出中世纪的西方已被自然主义、理性主义教育思想泽被的时候，这些来华外国人面对中国的传统教学内容，确实感到不可思议，无法接受。有关这方面的议论很多，如麦高温就从中西比较的角度作了如下生动的、充满感情色彩的大段描述，“现在，让我们暂时越过孩子们的肩膀，看一下那些奇怪的、样子古老的识字书，看看它们都有些什么内容吧。中国的课本，也许是学生手中最枯燥、最陈腐、最古怪的东西了。书的作者恐怕从来就没有考虑过学生们的兴趣爱好。书的内容因单调而显得死气沉沉，既缺幽默又少机智，它们最大的‘功劳’似乎就在于从来不会在孩子们那活泼爱笑的脸上增加一点儿轻松。西方人一般是从‘猫’、‘狗’之类的词开始他们的学习的，这种方法，在这个国土上的学者和圣人们看来，确实是太幼稚了，因而是不可取的……事实上，中国人总是为成年人着想，两千年来没有哪位作家为孩子们写过什么，没有任何一个时期的艺术家为了带给孩子们欢乐而拿起画笔，去描绘孩子们的生活，也没有一位学者提议编写一套易学、有趣的教科书。这些因素所导致的后果就是：全国所有学校用的都是同样的书，既没有画片，也没有图解。这些课本都印在那种又薄又脆的纸上，文字拥挤不堪字迹模糊不清，纸质封面也容易折角，看上去极不雅观。”[1](P102)应该说上述描写是基本符合事实并切中要害的。
（三）“填鸭式”的教学方法
当时来华的外国人对中国学校的教学方法印象最深刻的一幕，便是中国的教师让孩子们长时间地、大声地朗读背诵那些他们根本不知其所以然的圣贤经典。美国传教士狄考文于1881年发表《振兴学校论》，较为深刻地剖析了中国传统教育的种种弊端，“然吾观中国为学之规，第能使人长记性，鲜能令人长心思。”一味死记硬背，只会扼杀学生的想象力和思考能力，使其不能独立思想，缺乏创造性。有关这方面的议论很多，诸如：“在中国的教育体系中，除我们完全认可那些伦理道德说教的存在价值之外，然后再以最乐观的态度来评价这一体系的话，我们只能说它不过完成了以下使命而已：教授阅读和写作，培养锻炼并强化记忆力。可以说，通过这一体制培养造就的中国学生都具有惊人的记忆力，决非世界上任何其他的民族所能比拟”[2](P179)。有的人则揭示了这一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即“中国教育的目的，就是从古代人那里吸取智慧，将其灌输到现代人的心里”[1](P129)。因此，“教师的目的就是强迫他的学生背书，再背书，永无休止地背书”[1](P142)。
中国传统的教学方法不仅不利于学生的个性发展和能力培养，而且也不符合儿童的特点。如英人麦高温所言：“在我看来，中国的教育方法正处于一种难堪和无聊的境地。首先是学习时间太长。……其次，中国人对孩子的早期教育法不利于培养孩子们的学习兴趣……几年中只学习发音，没有一点儿新鲜思想灌输给学生，使他们的智慧得以增长。很容易想象这是多么无聊与沉闷啊！”[1](P104)日本教育家嘉纳治五郎之言甚为诚恳，他委婉地向中国赴日考察教育人员表达了自己对中国传统教学方法的看法：“贵国向来教学专重记忆背诵，其法非不切实，然于教小儿甚不相宜。小儿只解眼前之物，不能凭空思想。如教小儿算术，即须以寻常用物数目示之；教小儿地理，即须以缩小地球示之。务使小儿为学，视为游戏之事，一无苦楚。而所教之事，所引证之物，无不明白晓畅，则四年所教，无一句无益处。如止责其背诵，小儿苦其难学，虽受数载教育，必不能有成也。”[7](P485)中国传统教学方法中只动口、不动手，只重书本、轻视实践的做法，同样给当时的外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甚至当西学引入后，在自然科学知识的教学中仍沿袭了旧有的方法。如美国社会学家罗斯所描述的：“学生最初并不把实验、陈列标本、显微镜载片等当作探求原理的手段，因为中国传统教育中并不要求提出有关自然的询问……他们甚至通过死记来学几何和物理。有个教授提醒学生注意对数表，第二天学生就抱怨这一课‘太难’记了，原来他们要设法背下来。在几何学中，学生们记下了教给他们的证明，却不能立即进行数学思考。”[6](P306)还有对体力劳动的鄙视：“中国绅士的指甲很长，以此证明他们不是苦力，因此，我们对中国年轻人蔑视任何带有体力劳动的表示并不吃惊。中国人的观念在于听和看，而不是做。”[6](P306)此外，中国学校教育中盛行的体罚，也是外国人所普遍关注的问题。麦高温详细记下了他所了解的各种体罚方式，明恩溥更是对体罚印象深刻，并对此深表不满：“学生所犯的最臭名昭著的过错，莫过于总是不能在指定的时间内完成他的功课。由于这种错误，他总是要受到惩罚，经常是挨上几百板子……学习的课程，学习的方法以及学生的能力，都是固定的量，唯一可变的是学生可被劝说或督促的勤奋程度。因此，典型的中国教师有时是个完完全全的文化暴君。”[1](P118)尽管这种感情描述的准确程度可作商榷，但在西方人的眼中，体罚学生不仅是不合理的，而且还内在地折射出教育过程中师生关系的不民主和不平等。罗斯也认为，中国学生之所以在教学过程中处于消极的被动地位，这与整个社会的封建观念和封建体制密切相关。
二、弊端丛生的科举制度
可以这么说，作为中国传统教育制度的象征和中国社会运行的枢纽，存在了1300余年的科举制度是晚清众多的外国人最为关注、最感兴趣的社会现象之一。不少晚清来华的外国人都在一定程度上肯定科举制度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曾起的重大作用。它的一套成熟完善的人才选拔和官员任用制度，它在促进社会各阶层流动方面所体现的公平、公正性，它对整个社会尚文好学风气的养成，以及它对提高官僚队伍素质、尤其是维系中华民族大一统和德治社会的巩固均有着独特的价值。至于一些西方国家曾借鉴中国的科举制来建立自己的文官考试制度也是基本得到认同的。正如当时一位法国外交官在他的手记中所记述的：“科举考试是中国社会组织的基础之一，一大批人材自那儿脱颖而出，中华帝国的官僚阶层也正是从那儿形成的。社会名流和官员们正是从这一大群考生中产生的，他们将决定百姓的幸福与不幸，国家的光荣与否。”[8](P299)1875年的《纽约时报》有一篇报道，将科举考试称为“大清国政治体系和社会体系的核心”。作者评论说：“虽然这是中国一项非常古老的制度，但我认为，对它好好研究一番肯定会对我们英国人自己的考试制度有所裨益，毕竟我们自己的考试制度才刚建起来不久”[4](P90)。
然而，在1000余年的演变中，一方面科举制度自身固有的弊端日趋暴露，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变迁和时代的发展，尤其是中华帝国的封闭体系被打破后，这一体制的许多方面已严重不能适应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在当时来华的外国人眼中，科举制的弊端突出表现为考试内容的陈旧狭窄、空疏无用，这是最为集中地受到激烈抨击的问题。与讨论这一问题密切相关的是对儒家经典的认识和态度。因为熟读、掌握儒家经典是士大夫身份的标志，也是获取功名利禄的敲门砖和科举考试的重要载体。客观地说，并不是所有的外国人都认为四书五经一无是处，不少人肯定中国古代经典著作中体现的智慧以及在文化传承、民族凝聚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但是，一旦涉及到把沿袭千年之久的儒家经典机械地、僵硬地作为考试的唯一内容和标准时，几乎所有的外国人均表示异议。美国传教士何天爵这样评述道：“据说，审阅试卷的标准主要看书写是否规范、文体是否八股、内容是否孔孟。任何丁点超出儒家学说的独立见解都被视为异端邪说，都会受到严厉的谴责。”[2](P189)狄考文认为中国传统学问“知之未全学之不广”，指出，中国传统学问未能紧跟知识体系的拓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以不断充实和更新，尤其是以此作为考核和选拔人才的内容和标准，严重束缚了士人学子的知识视野和思维、创造能力，直接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林乐知也指出：“中国开科取士，立意甚良，而惟以文章试帖为专长。其策论则空衍了事也。无殊拘士之手足，而不能运动；锢士之心思，而不能灵活；蔽士之耳目，而无所见闻矣。”[9](P180)
晚清时期的外国人，尽管他们对中国士大夫的地位和作用仍有着基本的认同，但同时也从科举制度的弊端自然而然地看到了这一群体的明显的弱点和不足。
首先，中国士大夫阶层的保守、抗拒变革的惰性成为晚清外国人的批评焦点，几乎所有的相关描述中都涉及到这一点。1872年来华的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在中国生活了近50年，对中国社会有较深入的了解，他在分析中国人的特性时，专门提及因循保守这一点。他认为，中国人贬今褒古倾向的形成，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密不可分，“在古时，圣贤人士往往以一种崇敬不已的口吻谈论着更为远古时的‘先人’。孔子就声称，他不是一个开创者，而是一个传播者，他的使命是总结那些过去已经认识到但长期被忽略和误解的徽言大义。正是在完成这一伟大历史使命中所表现出来的锲而不舍、矢志不移及非凡的聪明智慧，才使得他最终完成了这一使命，给历代统治者提供了一套特殊的控制万民的思想学说，从而成为‘万世师表’的圣人；也正是通过巧妙地总结过去，以及凭藉高超的传授技巧，使他的主张成为圣人之言，万古留传”[3](P102)。从此，中国人看待古代经典作品如同虔诚的基督徒看待《圣经》一样。于是，“正统的儒家学者也不时在‘圣人’的经典著作中发现现代政府的操作运行的权威阐释。不仅如此，在他们看来，甚至连古代算学、现代科学的真正源泉也能从中找到”[3](P103)。这些外国人都认可，正是这种保守观念和心理，使中国人失去了革新创造的欲望和能力，使中华民族失去了早期发展阶段所具有的蓬勃的朝气，他们不愿接受任何变革社会的思想和外来的新鲜事物。
其次是中国士大夫阶层对新知、实学的无知和无能。英国传教士麦高温的中西比较描述似乎有点尖刻，但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这一现象。中国学生们所需要的所有知识就是对儒家经典深刻而又透彻的理解。他们对英国学生在中学里所学的基础课程尚且知之甚少，更不用说大学中那些高级课程了。数学、天文学、几何学、地质学等等，这些名词对中国学生几乎是完全陌生的，至于英国青年人必须学习的一些纯科学的课程更是中国文人闻所未闻的。”[1](P162)狄考文曾向中国有学问之士询问美国之远近若何，地球之行动若何，俱不知也，以其未尝学也。狄考文认为：“此无他，以彼自幼学习之故也。然此不过学问中之小事也，更有许多深奥之学。即如天文、格物、化学、心学以及算学之各种，凡欲求学问之全备者，皆不可不学。”[9](P237)而这些新知，当时大清国的知识分子不仅不知道，而且视之为雕虫小技，嗤之以鼻。另一位传教士丁韪良，长期受雇于京师同文馆，对中国传统士人的这一致命弱点有着亲身体验，他于1868年指出，儒家教育的缺陷在于：“文字代表一切，而科学没有丝毫地位，人们把精力花在提高文字功夫而不是研究事物，重视继承而忽视创造力。”他嘲笑总理衙门的官员，“在文学上是成人，在科学上还是孩提。”[10](P253)正是这种差异，使近代中国在坚船利炮面前败下阵来。
此外，他们还看到了如下诸种相关的弊端：一是荒唐的考试资格限制。尽管中国的科举考试从整体而言对所有的人，不分贫富贵贱，是一视同仁的，但却也有着一些歧视性的限制。这些在当时的国人看来是历来如此、天经地义的规定，对晚清来华的外国人而言，却是不合理和荒唐可笑的。比如，“在清朝帝国之内，某些阶层的人们虽然没有被剥夺求学的权利，却被严格禁止参加科举竞争。如果某人在禁止之列，那么他的子孙四代都要‘分享’这一‘特权’，即不许参加科举考试。这样实际上便断了他们登科入仕的一切可能。”[2](P185)当然，还需提及一点的是，所有的女性都被剥夺了读书、科考、进入官僚队伍和精英阶层的权利。二是花样迭出的舞弊手段。由于中国科举考试浓重的功利色彩及竞争的严酷性，使科考舞弊与复杂苛刻的考试规则之间形成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怪圈。一方面，为了防止作弊，各种监考措施日趋严密，甚至在外国人眼中有违人权和人性，从报考时的验明正身、使用化名、严格的搜身、单独的小屋、不停的巡视到最后的阅卷，一切似乎都无懈可击，“有关科举考试的规则章程和条条框框，我们可以写出一篇长长的论文”[2](P187)。但另一方面，到了晚清，随着社会危机的加剧和政治腐败，科场舞弊愈演愈烈，已成了根本无法治愈的顽疾。舞弊手段的新奇多样令人惊奇不已。在华生活多年的明恩溥耳闻目睹过数次科举考试，他详细描述记载了整个科考过程及几种主要的舞弊方式，如“箱贮”、购买、传递等。除了上述个人层面的作弊之外，还有一个最大的“舞弊”，就是在国家层面上，由政府出面公开买卖功名。当然，这种买来的功名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会受到影响，但不管怎样，金钱直接参与交换，与知识、学问构成了买卖关系，这对科考制度的公正、公平运行无疑是一大威胁。三是不人道的考场。关于科举考试考场的缺乏人性关怀，环境的简陋肮脏也让身临其境的外国人无法接受。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曾于清末时期数次来华考察，留下了对中国社会方方面面潜心观察和思考研究的见闻录《燕山楚水》，其中就有对清代举行乡试、会试场所的描写：“污秽犹甚者乃北京贡院，虽曰会集天下人才，试其才学之处，应试者进入方四尺小屋，好似狗窝一般……小屋三面乃以粗砖砌成，前面无户障，应试者自携蚊帐，挂于室内。在此中三日，一步不能外出，直至三场考试完毕。院之境内，野草高过人头，考官所居房舍，守门人粪便狼籍，臭气冲鼻，其污秽实难以言语形容”[11](P82)。
总之，到了晚清时期，科举考试如同病人膏肓、行将就木的老人，已失去了早期的活力和朝气，体制中的原创性、激励性渐行消退，各种缺陷弊病日益暴露，确已到了不能不改的地步。狄考文在《振兴学校论》一文中，以一个西方人的视角，专门就科举考试弊端作了较为深入、全面的阐述。他指出：“抑吾思之考试固有其利，而其弊亦有不可胜言者。姑即小场之弊言之。一在不能辨真假……二在不能断舞弊……三在啟人干俸禄……四在拘定学经书。”[9](P240)最后，他的结论是，“由此观之，考试之兴利少而弊多……盖时势有变迁，法制当有因革”[9](P240)。幕末明治时期来华游历考察的日本人，也从同为东亚文化圈的视角，不无忧虑地指出：“清国本是文学无双之国，却无以治国之论。因此近世之风则是有志者无一不是为己者，一味贪求中举。……既是尊从优雅艺文，又何必耗资如此之大，将自己陷入到虚文卑弱的地步，照此下去岂能治理国家，以致被长匪苦害，外来夷狄控制。清国危如累卵，实在可怜”[5](P311)。“贡院实是追逐名利之场所，天下之俊才均为其所化而变得毫无生气。……由此而登用人才，徒助长官场之陋习而已，亦由此国势渐衰，萎靡不振，以致今日。”[12](P39)一位是1862年抵沪的“千岁丸”乘员，一位是专门研究中国哲学的汉学家，二人不约而同地把科举制归结为摧残人才、败坏官场，以致近代中国国势日衰，为列强所欺的罪魁祸首，且不说这一推论是否言过其实，责之过甚，却也为时人敲响了警钟。
三、结语
综前所述，晚清时期，大批外国人以各种不同身份，怀着各种不同的动机和目的，从各个不同视角对中国近代教育进行了观察、描述、考量和评判，他们对传统教育的批判，给我们提供了另类的“异域形象”。这种“异域形象”，不仅仅是从一个旁观者、局外人的角度，对当时的异域事实进行纯客观的描述，而往往会以其本土文明为基本参照系，对进入其视野的事物进行重组、重写，并渗透着本土情感和理念，从而带有一种再创造性。在这一过程中，既有真实，也有虚妄；既有善意的误识、误解，也有本能的偏见和强盗逻辑；既能反映异域形象，又会折射本土精神，这种错综复杂的现象，需要我们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科学的理性精神予以梳理和剖析。
应该肯定的是，一部分外国人是抱着善良的愿望对中国近代教育提出意见和建议的，由于其身份和视角的特殊性，其中不乏深邃的洞察和明智的识见。面对当时疮痍遍布的中华大地，他们相信中华民族经过革新（当然是向西方学习），会重新站立起来，如《纽约时报》1863年4月26日的一篇述评，在评论了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巨大伤害后，仍认为：“大清国当然有未来，而且是充满希望的未来，这毋庸置疑”[4](P26)。清末来华的日本学者宇野哲人针对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对中国的轻视态度，明确表示：“现在，中国之政治势力衰微，日本国民因此蔑视中国，每谈及中国之事，则往往嗤之以鼻，不值一顾。固然，作为国家之中国，现时虽无势力可言，而作为民众之中国，则是有势力之民族，对之绝不能加以轻蔑”[13](P182)。
当然，无可否认，一些外国人带着形形色色的有色眼镜看中国教育，透过自己的瞳孔歪曲、放大其负面形象，甚至抱着赤裸裸的侵略野心，尤其是基督教普世精神和西方中心主义构成了他们解说中国的基本底色和既定视域。抱着传播福音、征服异教的目的，传教士们把教育作为主要的途径和手段，对此他们始终是直言不讳的。诸如：“基督教教育对于中国教会全部事业上之特殊贡献，为能应用教育方法，以实现传教之目的。”[14](P44)“教育的真目的，乃是人们心内恢复上帝的形象”[14](P50)等等。此类表述在当时许多传教士的言论中比比皆是。至于居高临下的救世主姿态也是一目了然的，在许多建言献策中，一些西方人明显流露出中国的教育改革只有依靠外国的推动才能进行，只有西方的帮助才能成功。如林乐知在其《险语对》中，对中国的新学制建设如此提议：“窃谓：宜敦请英美等国之学部大臣来华，专掌其事，核定规模，丝毫不准紊乱。至训蒙之师仓猝难得，则宜先立师范学。延聘英美通人为山长。”[9](P346)另一位英国人傅兰雅，尽管在华多年，与许多中国人结下了友谊，且为西学传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但他同样认为，中国的教育改革离不开外国人的顾问和指导。他说：“新设的学部及各省教育官员，缺乏西方教育常识，在他们的领导下要想从孔夫子的时代过渡到现代西方文明，只会徒劳无益，浪费钱财。”他指出：“惟一的出路，似要选择一名可以信赖又能够称职的外国教育家来管理学部。……中国的新式教育体制需要学部有一个类似海关的赫德似的人物。”[15](P118)显然，这是对中国教育主权的不尊重和一味自大的优越感的显露。
鲁迅先生曾在为好友内山完造所著《一个日本人的中国观》所作序言及给中译者的信中，阐述了自己对外国人的中国观的态度。他认为，对外国人的中国观应取分析的态度，“只要是地位，尤其是利害一不相同，则两国之间不消说，就是同国的人们之间，也不容易互相了解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外国人对中国的评说完全不可信，毫无用处，他又认为，“倘使长久地生活于一地方，接触着这地方的人民，尤其是接触，感得了那精神，认真地想一想，那么对于那国度，恐怕也未必不能了解罢。”而且“他所举种种，在未曾揭示之前，我们自己是不觉得的。”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当然，对于外国人的一些结论性看法，我们不能盲目接受和认同，因为无论哪一个高明的观察者或研究者，在发表其中国观时，总不免掺杂主观的成份。他自身的状况和所属国家民族的根性，常常构成了他看问题的文化背景，这是一种新的视域，亦是一种新的局限。[16](P15-17)鲁迅的话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其基本精神内涵仍适用于今天。历史是一面镜子，研究外国人是如何认识、理解、评说中国近代教育的，正是为了通过这“异域形象”，更深入、全面地认识自己，在这里，一味地迎合与一概地拒斥都不是正确的态度。今天，正在主动、迅速地融入全球化、国际化的中国教育，有了更高的起点，更广的视野，更宽阔的胸怀，完全可以以不卑不亢的平和心态看待外国人的意见和建议。我们不仅要从中国看中国，还要从世界看中国，以开放姿态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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