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治转型理论及其影响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8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66X(2007)02-0047-06
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纷纷独立建国、谋求发展的现实是政治发展理论研究的根本动因。伴随战后世界政治风云的变换和起伏，政治发展理论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这一领域的学者主要专注于民主的先决条件和民主制的发展，这里的民主几乎是完全按西方的模式定义的。60年代后期，根据许多观察家指出，研究发展问题的政治学家格外注意到政治秩序与政治稳定问题。这种状况持续了将近十年，到80年代初，向民主制的过渡问题才又引起重视。”[1] 70年代后期开始，南欧东亚拉美地区掀起了一股民主化的浪潮。由于这些国家和地区民主化之前大多采用了权威主义政体，因此，这一次民主化运动实质上又是上述国家和地区从权威主义政体向民主政体的转型运动。政治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这次民主化运动进行探讨和分析，形成了一个政治发展研究的新领域，即政治转型理论的研究。
研究政治转型理论的学者们首先基于这样的共识，即政治体制本身并不是一个孤立僵化的单元，而是与体制内外各种相关因素密切联系的。政治体制的变迁存废与这些因素的变化息息相关。因此，政治转型理论分析的核心在于对转型相关因素和政治转型之间关系的研究。它主要探讨如下问题：何种因素与政治转型有关？这些因素的变化及变化的速度、性质与政治转型是怎样的关系？上述关系中不同相关因素对政治转型起何种性质的作用？对上述问题的不同回答和探讨，构成了政治转型理论的主要内容，即威权政体向民主政体转型的动因分析、过程逻辑、后果展望。关注和研究政治转型理论及其影响对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推动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以及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非常必要的。
一 政治转型的动因分析
对政治转型的动因分析，实际上也就是确定何种因素与政治转型有关以及这些因素对政治转型有何影响。亨廷顿曾将这些相关因素与政治体制的组成部分等同。它们是：①文化，与政治有关的并在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体系；②结构，诸如政党、立法、行政等机构；③社会群体，参与并向政治机构提出要求的社会组织；④政治领导；⑤政策即政治活动的型式[2]。显然，他强调了从政治体制内部组成角度出发关注政治转型的必要，却忽略政治体制的经济、社会、外部势力等环境因素对政治体制的影响，而政治体制变化的根本动力在于政治体制与其外部环境之间的互动作用。综合诸多学者的观点，政治转型理论中与政治体制转型相关的因素主要有：经济发展、社会结构、文化观念、政治领导和国际环境等。
(一)经济发展
亨廷顿指出，经济发展与民主化的关系全面而复杂，经济增长可以壮大民主政体的社会基础，而经济的困境则会增加威权政体继续维系的难度。鉴于南欧、东亚、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政治转型是在其经济普遍增长的宏观背景下发生的，政治转型理论非常重视经济发展因素对于政治转型的意义。
政治转型理论认为，经济发展对政治转型的影响主要有两方面。首先，尽管经济发展也未必肯定会产生民主政权，但经济的长足进步带来的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教育普及、高识字率等因素为民主政治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却是毋庸质疑的事实。其次，经济发展的性质比经济发展水平更能影响政治发展的性质。有些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市场深受国家主导的影响，但政府的主导更多是为了支持、推动本国经济进入国际市场，增强本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经济的生产、流通、销售还是以市场为基础性手段的。市场制度要求人们自由地生产、交换、贸易、追求幸福，也要求进入市场的个人拥有基本的自由。而在市场和交换之中，人们拥有自己劳动权威的关键在于他们自身是自主而平等的，无此，公平的交换难以产生，真正的市场也无法运作。而只有这种自由、平等被作为一种基本权利并以法律形态做出规定时，它们才是有意义的。在政治上，近代民主的历史来源，在于对自由的追求。民主作为一种手段，自由是它的目的；作为一种制度规范，民主的要义在于保护自由。对自由的追求和保护使民主与市场在内涵上深深地契合在一起。正是这一意义上，“如果我们认识到，多头政治(民主政治)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参政自由的形态，而参政自由又是一套确保拥有财产的个人进入交易以发展自己生存机会的制度，那么我们就不会指望有一种没有市场的多头政治(民主政治)”[3]。有鉴于此，政治转型理论认为，与自由市场的壮大、成熟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发展是新兴发展中国家政治转型根本性的背景因素。
(二)社会结构
经济发展促进城市化、工业化程度的迅速提高，带来了社会结构的变迁。相对于经济发展初期并不复杂的社会结构而言，种种新的社会团体或群体的不断产生和出现，是社会结构变化最为明显的特征。
从根本上看，利益关系是公民之间以及社会与国家之间的根本关系，所谓的社会结构的变迁，不过是利益在社会结构性分布的变化，而政治结构则是利益分配与实现的制度性安排。由于利益的驱动，人们在规定利益的制度安排中都尽可能地谋求自我利益的实现和扩大，而权利是实现利益的最重要的政治前提，即只有当人们在制度安排中获得表达自己意愿以期收到最大利益的合法权利时，自我利益的实现才有可能。因此，实现自我利益首先体现为对权利的争取。同时，各种社会群体谋求在利益分配中占据有利地位时在政治层面上则表现为对国家公共权力的影响和制约。争取权利与制约公共权力同是民主的内在要求。“资源的多元分布本身对于民主体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4]。社会结构的变化表明利益分布发生深刻变化。简单的利益格局日益走向多元化以及人们对利益及其获取方式观念的改变，分化的利益冲突越来越频繁，政治体制所要作的就是不仅承认各种分化利益存在的合理性，而且要使各种利益的冲突在体制内得到规范，为多元利益的冲突提供一条得以消解的途径。民主体制因其拥有政治参与分享政治权力(利)等机制而成为最佳的选择。相比之下，威权政体由其以压制为主要手段的控制方式而代价太大，在变化了的社会条件下就显得不再合乎时宜。
(三)文化观念
文化因素在政治转型发挥的作用是潜在而颇有争议的。学界争议的焦点在于是文化决定制度，还是制度催生文化。马克斯·韦伯认为，文化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他论证了新教伦理对推动资本主义发展中所起的历史性作用，并认为非西方文化自身无法产生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有些转型理论的研究学者在批判韦伯的结论的同时，却采取了与他同样的方法论观点，认为西方的民主观念产生于基督教文明，非西方国家对民主的追求只有先接受西方文明才会达成。阿尔蒙德和维巴在《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一书中，认为政治文化因素与民主政体之间存在函数关系，其中政治文化因素是自变项，稳定的民主体制则是因变项，即先有民主的政治文化，才会有民主的政治结构。亨廷顿把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一个重要原因归之于基督教在发展中国家的广泛传播。他指出，“1988年，基督教或新教是主要宗教的46个西方国家中有39个是民主国家，这39个民主国家在整个68个以西方基督教为主要宗教的国家中占57％，相比之下，58个其它宗教为主要宗教的国家中只有7个即12％是民主国家。”[5] 与之观点相左的学者认为，文化决定论无法明确指出文化自身变化的动因。政治文化只有在制度构建过程及长期运作中才会生成，在制度的构建及运作中人们逐渐接受，认同制度规范，形成与特定制度相适应的政治态度、价值情感以及稳定的思维、行为模式。换言之，是民主制度培育了民主的文化。
如何面对二者的矛盾呢？台湾学者黄秀端对台湾民主化前后政治文化的实际变化的研究表明，必须在实际观察与分析之中才有机会正确理解二者的关系，政治结构与文化观念之间的关系远非简单决定关系，而是非常复杂的。某些文化条件可能先于民主结构而存在，而另一些文化因素，则可能要受到民主政治结构影响才会生成。或者说，文化因素中，有些为政治转型之因，有些则为政治转型之果。文化因素是一种补充性解释因素，它与体制转型之间应是一种互动关系。一方面，随着经济生活的水平和性质向现代形态转变，对外交往的日益频繁，以及交通通讯手段的发展，文化的形态日益转向现代化，对民众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的影响增大，从而限制了政治领导的选择方向或范围。另一方面，受现代观念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威权政体不断放宽政治的自由度，以法定程序进行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使人们有更多的机会参与政治生活，表达与沟通的渠道增加，通过政治实践引导人们的政治态度，使人们更加认同民主的价值规范，从而推动民主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故而，在政治转型过程中，文化因素既是自变量，又是因变量。
(四)政治领导
政治转型理论大多给予政治领导人以相当独立的地位。关于政治领导的性格特征、价值取向、政策选择的分析，在政治转型理论体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尽管政治领导的选择范围要受到经济、社会及环境因素的制约，但他们并不是历史的木偶，而是有特定价值取向的、带有创造性的人物。在一定范围内，政治领导人的价值取向的转变或权威强势人物的自然消亡对于政治体制的转型会有极大影响。“只有当政治领导想要民主时，民主才会实现”[6]，“历史变迁依赖于领袖个人的重要作用……许多小的选择积累成大的问题，而最终选择的性质也许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某个最终决策者的命运”[7]。亨廷顿也给了政治领导相当的重要地位，在列举了政治转型过程中许多领导人发挥的不可替代作用之后他说，“历史不是直线前进的，但当有决心有智慧的领导推动历史的时候，历史的确会前进。”[8] 政治转型理论中重视政治领导人的历史性作用弥补了以往单纯从经济、社会、文化角度探讨转型的缺憾，具有一定合理性。但当它同时忽略政治领导做出政策选择时所受的诸多因素的制约而把政治领导人当作民主化的唯一关键时，实际上是否定了民主发展的逻辑，也使得自身的解释力不再有效。
(五)国际环境
国际环境因素在这次政治体制转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任何国家的发展都是在一定的国际环境中进行的，因此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国际政治经济结构、格局以及主导秩序的影响，而发展中国家尤为如此。80年代后期以来，共产主义运动的低沉以及西方阵营的胜利，鲜明地构成了这次政治体制转型的宏观国际背景。再者，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大多是后发外生型的，没有西方历史上的原始积累，在既定的国际经济秩序中，不得不借助于外部的援助、投资，它的政策制定与运行机制也会不可避免地地受到外部势力(西方国家)的影响和干预。亨廷顿把这种环境因素称为外部势力或示范效应，给予了充分的重视。需要注意的是，受国际环境影响的程度要视具体国家在国际环境中所处在政治的、经济的、地缘的特定地位以及本国对于外部环境的依赖程度而定，具体情况不同所受影响也不同。同是国际环境因素，在某一国政治转型中作用可能是决定性的，在另一国则可能是退居次位。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在现代国家间联系日益紧密的形势下，在完全封闭的环境里实现政治转型是不可能的。
二 政治转型的过程与逻辑
政治转型理论对上述相关因素的分析，并不像以往的政治发展理论那样，企图解释这些动因对于民主化的决定作用，而是指出了这些因素与民主化之间的相关性，或这些因素会促进民主化的可能性程度。至于各种相关因素在政治转型过程中起何种性质的作用，研究政治转型的学者们从不同的方法和角度，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从而构造为政治转型理论的不同逻辑。
以李普塞特为代表的政治社会学者和阿尔蒙德、派伊等为代表的政治文化学者把关注的重心放在了民主的社会物质和文化条件上。他们将经济发展、社会结构、政治文化视为自变量，政治体制视为因变量，认为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函数对应关系；认为探求政治体制转型的关键在于考察经济发展、社会结构、政治文化等因素发生变化的原因、速度、范围及性质。同时，民主化的一些指标如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政治态度等被量化为经济发展指数、教育指标、大众传播和公众调查等一些可以定量分析的数据，可以依据这些定量分析来考察民主化的程度。经济发展，社会分化，教育水平提高，公民政治热情增强，公民文化开始生成，推动威权政体走向民主化是这一逻辑的内涵。按照这一逻辑，政治转型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社会经济文化基础变化过程在政治体制上的体现，是社会基础与政治体制之间关系模式不断变幻的过程。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政治学界所推崇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框架就是这一逻辑观点最为生动的例证。
这种观点关注的是经济社会基础和文化心理因素变革对政治体制转型的基础性作用，但它也招致了不少批评。首先，六七十年代，拉美国家威权主义体制的建立恰恰是在其经济增长的背景下进行的。其次，对政治体制转型社会基础的单纯强调，而对其他因素忽略不计，往往使人陷入简单的经济决定论的说教之中，即认为经济发展是政治转型的唯一的决定因素，只要经济发展了，政治民主是自然而然的事。但是，它难以说明转型为什么会在特定时间、特定国家和地区发生，也就是说，它无法说明转型发生的具体特征。“光是具备有客观条件，权威体制并不会自动成为民主体制。换言之，客观因素并不直接决定民主之成败，它只不过是在某种具体的历史情况下限定了民主的可能性。”[9] 第三，这种观点受人诟病之处还在于：在方法上，这种观点大多是以“充分民主化国家的经验加以反省，而不是探讨权威国家转型的实况，更严格地说，它处理的不是权威政体转型的问题而是民主政体的巩固问题。是根据政治已经民主化的结果，再去寻觅与其功能相关的条件。”[10]
鉴于政治社会和文化条件论所遇到的责难和困境，许多学者对这次民主化的研究重心放在政治精英的战略选择方面。他们认为，威权体制向民主体制转型是政治领导与政治精英之间进行政治策略的纵横捭阖、斗争妥协的结果。政治转型中的关键性角色应是政治行动者，即威权体制中的强硬派、改革派和反对者阵营中的激进派、温和派，各派的政策取向、价值观念与追求各自不同，所采取的政策亦不一致，在转型的过程中，各派的动机、目标及对于转型的期望是变化的。转型过程的启动，通常源自威权统治集团内部分化、政治强人的去世、国际压力或经济危机等。威权体制中的改革派首先开启政治自由化阶段，而在不触及其根本利益和社会不致出现严重“失序”的情况下，强硬派也会容忍改革派的变革主张。随着自由化的发展，政治反对派在社会参与日益活跃的情势下日益形成和壮大，温和派会同意在不产生动荡的条件下追求进一步民主化，而激进派则会利用放松威权统治所激发的社会各阶层的强大的能量提出过激的政治要求，谋求尽快推翻威权体制。这时，就会出现威权体制中强硬派与政治反对派中的激进派的对立，社会易于出现失控、动荡的局面，政变或社会暴力的可能性加大，不利于政治民主化的进展。如果双方都可以认识到对抗和暴力的代价远远高于所可能获得的收益，则双方各自的选择就会朝着有利于民主化的方向发展，若激进派非理性的诉求占了上风，而强硬派又仍掌握着巨大的权力，后果则会损害民主的发展，甚至导致转型的中止。正如奥唐奈尔所指出的，这是一个充满弹性和不确定性的过程。各派之间能否达成一定程度的谅解与共识，并在相互妥协中追求权力和平转移规则的制度化，是民主化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
政治转型理论中还有一类观点，即从国际政治经济结构、发展中国家政治当局、国内社会阶级关系三者之间相互动态关系的把握来探讨政治转型的动因及过程。这种方法“设定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是因国家、社会阶级、世界体系造成，分析的着眼点在于这些系列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11]。这一观点首先从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构成出发，认为这个体系是由一系列的中心和边陲组成的。西方发达国家构成体系的资本和权力中心，而欠发达国家则组成一系列的边陲地区。位于边陲的发展中国家在由中心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结构下致力于发展，就必须服从并扮演一定的分工角色，位于中心的发达国家的资本积累与重组是国际分工的核心，处于弱势的边陲地区无力对这一过程进行干预。核心国家由于生产的广泛与多样化，往往需要一个多元民主的政体才能适应广泛多样的经济利益和政治需求，而边陲半边陲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发展工业化，谋求向中心流动时，由于不具有中心国家发展时的初始条件，往往由国家占主导或关键角色，压制本国可能的斗争和利益冲突，集中力量进行工业化，从而形成权威主义政体；随着工业化的阶段升级，必然发生阶级结构、利益结构在数量与能量上的变化，社会力量的兴起壮大必然要求更大幅度的自由和政治参与，导致权威政体向民主政体转型。
三 政治转型的后果与影响
政治转型理论中关于转型后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第一，如何巩固政治转型所产生的民主成果？这实际上是与政治转型的方法论密切联系的。注重政治的社会基础论者认为，社会物质文化基础对民主政治至关重要，它的有利于民主的变化不仅直接导致政治转型的发生，而且也决定民主政治的稳定和进一步的发展。因此，巩固民主实质上就要继续关注社会、经济、文化等条件的发展。政治精英战略选择论者则依然强调政治精英的关键性作用，认为转型的发生依赖于政治精英的战略选择，而且民主制的巩固也决定于具有民主意识的大量政治精英的存在，从而有足够的民主势力来维护政治转型的成果，巩固民主仍然是一个充满不确定因素的漫长过程。第二，正如亨延顿所说，研究政治转型的另一个目的就是“弄清这些过渡对民主在世界的未来所具有的意义”[12]。因此，政治转型理论注重从政治转型的现象的实证分析中总结或抽象出一定的理论模式或特征，并且试图以这些模式或特征来考虑、指导尚未实现转型的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亨延顿在对政治转型的原因、过程的每一步骤的分析之后，都要总结出一定的经验，指出未转型国家应注意什么问题。用意之深，可见一斑。
由此，作为传统政治发展理论的延续和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政治现实的理论研究成果，政治转型理论承认各国采取不同方式走向民主的可能性，尽量避免政治意识形态对理论研究的影响。但在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终极目标上，它还是认为西方意义的民主是最佳的选择。不仅民主的含义是西方的，而且它把西方民主化过程中的某些形式上的特征也完全视为发展中国家必须达到的标准。民主在总体上“仅存在于西方之中”[13]，发展中国家追求民主首先必须接受西方文化，民主在世界的未来关键在于非西方文化对西方文化的接受程度，实际上仍然未能完全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窠臼。另一方面，政治转型理论的某些分析成果对处于现代化之中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有颇多可资镜鉴之处。注重民主政治的物质、文化条件，强调经济与政治协调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从各个民族国家自身的条件和国情出发选择适当的民主化路径和模式等等，这些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推动政治民主进程中值得注意的。当前，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行政、法制等各领域改革的迅速推进和深化，我国也面临着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历史任务。因此，汲取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民主化的经验和教训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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