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集群和集群政策的研究及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集群论文,中国论文,意义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902 文献标识码：A
1 西方集群的概念
上世纪70至80年代以来，无论在传统产业还是高技术产业领域，集群研究和集群政策都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到了1980年代后期，集群更成为学术上的（经济地理学，区域经济学等）和政策上的（经济促进及区域发展政策等）时尚名词[1]。波特（Porter）学派和经合组织（OECD）学派为西方研究集群的两个主要流派[1]。
1.1 波特学派对集群的定义
影响力广泛的波特的著作，从早期的产业集群[2] 到后期的区域集群[3]，均关注于集群成员间的合作与竞争①。但其研究的着眼点呈现出由国家层面向区域层面、由以产品为分析核心的向以制度为分析核心的方法转变趋势[4]。
该学派集群的概念起源于国家竞争力的研究。传统交易理论和区位论在研究区域竞争力中，均着眼于价格优势和区位因子分析，而忽略了对区域竞争优势演化过程的分析[5]。据此波特强调了产业发展的外界环境的重要性。其竞争力钻石模型指出，一国的产业国际竞争力不可能仅依靠单一行业获得，而是取决于由产品横向的和纵向的密切联系而生成的、传送着物质流、服务流及信息流的产业集群[4,6]。由钻石模型而演绎出来的集群的概念强调了区域竞争力的环境[2]。这个概念被诸多国内外区域政策制定者或多或少地未经深思熟虑便用于指导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7]。
集群的基础是企业间紧密的联系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累积的学习效应，和对总体的外部经济最优化的追求。必须说明的是，在波特关于集群的早期研究中，尽管集群成员间的合作交流已被认为对增强竞争力起到决定性作用，但这一过程究竟是如何产生及进行着的却没有得到深度探讨②。而且这段时期，在波特对各国的研究案例中，忽视了集群成员间的空间关系的作用；在其对各行业的研究案例中，空间因子也只扮演着边缘化的角色。换言之，空间集聚只被认作构建竞争优势的补充条件[6]。此外，制度因素、社会发展进程等作用也较少涉及到[4,8]。
随后，波特将其早期的集群理念延伸至区域层面，并强调了公共机构（大学、培训机构和科研成果转化机构等）激发集群创新能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性[9]。在其近期的研究中，波特注重于探究集群内制度因素、成员间合作与交流的方式及内涵以及集群的动态发展过程等[4]。波特将集群定义为，特定行业内的，相互间既竞争又合作的企业、专门化供应商、服务商、下游企业、及支撑组织机构（如大学、行业协会等）的空间集聚[10]。
总之，近期波特[3,10]、奥德斯（Audretsch）[11]、克鲁格曼（Krugman）[12] 等的研究结论切合了区域学家，如斯科特（Scott）[13]、萨克瑟尼安（Saxenian）[14]、斯多普（Storper）[15] 等早期关于集群的研究假定，即集群内单个企业经由与集群其他成员纵向的和横向的联系而得到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提高企业生产力。企业生产力一方面可以通过外部规模经济效应，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企业间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共振效应而得以提高[10]。
（2）激发创新活动。不同的知识载体之间的知识交流促进了创新活动的发展。波特将集群激发创新的现象也归因于上述的生产力效应[10]。
（3）促进新企业的创建。集群环境下生成的咨询、学习、合作及交流等功能有利于新企业在集群内的萌芽和发展[3,8,16]。
1.2 经合组织学派对集群的定义
经合组织给集群做了补充定义，强调了价值链的含义[17,18]，尤其是着重于特定行业价值链上的成员相互依赖的纵向的合作[1,19]。
经合组织的集群观念可以追溯到其早期的研究。当波特学派对不同国家内成功的区域集群进行探讨时，经合组织的学者也对经合组织国家的集群展开研究，并得出结论，即新技术及全球性竞争导致了集群里私立的和公共的部门间紧密合作[20,21]。需要强调的是，产业的和制度的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塑造了发达国家的竞争优势。当企业与供应商、客户、教育研究及技术机构等之间生成长期导向的紧密合作联系时，相对独立的企业实体间的市场导向性联系亦逐步增强。企业间以及企业与机构间的联系不仅建立于经济效益的积累之上，而且同时也根植于对于互惠行为的期待及相互信赖中③。
随后经合组织将集群作为分析方法应用到案例分析和政策指导中[17,18]。经合组织将其价值链集群概念定义为：产业集群是扩展了的投入—产出链或购买—供应链；包括最终市场产品的生产者，以及一级、二级等直接或间接介入产品交易的供应商；由多重部门或行业所组成[22]。价值链集群易于借助传统的对产业的分类及相关部门的分析而辨认[19]。
近期，经合组织对集群的研究焦点进一步得到拓展，更多的是研究集群在创新过程中的功能，而不是研究集群的本质[1,23]。
1.3 西方对集群理论的评判
对集群理论最主要的争议点是其在很多方面表述的不精确性和模糊性，这也使得其实用性受到很大的限制[8,24]。西方学者认为集群理论的含糊性体现在以下四方面：
首先，在波特的定义中，集群为成员间相互紧密联系的网络，但联系程度应达到多强，以及应如何测定这些联系等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的说明[24]。
其次，集群理论被应用到从地方性的到国际性的所有的空间层面，这样作为集群理论的一个重要因子——地理空间接近就被赋予了过于扩散的内涵，以至于极大地削弱了集群概念的经验性和分析性意义[24]。
第三个争议点是，集群能在何种程度上解释企业或区域的经济增长[24]。案例研究中为辨明地方经济系统而采用的各种各样的研究方法，更加剧了生成于地方经济系统的集群的难以琢磨性[25]。
最后，由于案例考查与理论间的失调，导致大部分的集群研究文献的理论性十分薄弱[25—27]。
2 西方集群研究的要素
2.1 集群起源和发展的条件
集群的产生和发展是个多维现象[28]。
从产业的角度看，不是所有的产业部门都受到集群化过程的影响，即集群仅起源和发展于特定的产业部门（例如，包含着产品多样性的价值链长的产业行业，以及具有较高创新能力的产业行业）[28]。而且一个集群内的正反馈机制也不会延伸到其它产业部门[29]。
从区域的和社会的角度看，那些促进和支持知识扩散的区域更易于产生集群[30]。当集群所根植的社会拥有较高的相互信任氛围，而且供应商、生产商、客户及各机构间具有稳定的社会网络关系时，集群便能得以更好地发展[31,32]。 默会知识在相互信任的成员间更易于传播[33]。区域成员间正式的与非正式的合作联系，促进了集体学习效应，降低了社会经济行为的风险[34]。
经合组织列出了一系列与集群的产生和发展高度相关的因素：①集群成功发展模式基于a）创新的引发或变革，b）知识的积聚，c）基于竞争的淘汰机制；②市场是集群发展的重要推动者；③集群内企业高度相互依赖；④强大的对外服务功能；⑤包容并支持创新的融资系统，尤其是风险投资；⑥完善的教育及培训支撑系统；⑦市场导向型的科技和创新政策；⑧区域专门化和参与国际产业价值链分工则支撑着国家层面集群的发展[8]。
2.2 集群的生命周期
集群象整个区域一样也具有生命周期[1]。波特将集群的发展过程描述为一累积的过程，伴随着集群成员间的正反馈作用和集群对外界企业的积极吸引作用[10]。波特将集群的衰落归因于内部机制的僵化和外部环境的变化造成了集群竞争力的丧失[8]。
欧盟委员会将区域集群的生命周期分为六个阶段：①创立先导企业，所谓先导企业往往是基于地方特定知识文化基础而衍生出的新企业；②产生了一系列专门化的供应商、服务支撑公司及劳动力市场；③形成支撑集群企业的新组织机构；④吸引外部的企业、人才等资源，并给本地新企业的发展提供肥沃的土壤；⑤培育成员间非市场机制的联系交流，促进本地的知识信息循环；⑥集群发展出现抑制状态，进入衰退阶段③。
集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创新的网络，不可能无条件地、永久地保持创新活力。一旦网络处于维持现状而缺乏创新的状态，就会发生锁定（Lock in）效应的危险，对区域发展产生负面推动作用。相对老龄的集群在经历过初期的快速增长后出现停滞，最终将失去经济竞争能力。那些以地方性的传统产品为优势的高度专门化的集群，比基于城市规模经济的集群以及区域内多样化的集群，更易步入老龄化[1]。
2.3 集群产生和发展的机制
集群的外部效应、集聚优势或地方化效应的作用局限于一定的空间范围内[35]。波特将上述距离局限性的影响归结为：集群成员在地理空间上的、文化上的和制度上的接近，给企业提供了特殊的途径和渠道，以促进彼此间的紧密联系、汲取更多的信息、获得强大的创新激励等，这些优势在超出了一定距离之外的区位是很难获得的[3]。
地理空间的接近能激发创新活力[34]，这里的空间是蕴含着经济意义的空间概念而不是纯物理的空间[36]。除了空间上的距离，成员间心理上的隔阂也是影响集群发展的原因之一。集群成员在地理空间上的接近而产生的面对面的交流则可以削弱这些障碍[6]。
波施马（Boschma）认为地理空间的接近不能作为孤立因子来分析，而是要综合考虑成员间在认知上的、组织管理上的、社会文化上的及制度上的接近[37]。托瑞（Torre）等则主张研究集群成员间地理空间的接近和组织管理上的接近，而且强调了组织管理上接近的重要性。他们认为组织管理上的接近是促进成员在日益扩大的空间范围内的社会经济相互作用的有效调和机制[38]。
2.4 集群的空间维度
研究集群的空间维度通常是从水平的和垂直的两个角度来着手（表1）。集群的水平维度指产品相似并相互竞争的企业，通过变化、观察、比较、选择、竞争等机制达到促进企业创新能力的效果。在早期针对集群产生和专门化问题的研究中，集群水平维度的研究占主导。集群的垂直维度指彼此补充的，由供应商、服务商和客户组成的网络关系而相互联结的合作企业，通过相互作用、信息交流、调和、协作等机制达到促进企业创新能力的效果[27]。集群垂直维度展示了价值链（或价值链的一部分）的地方化[39]。
表1 集群的空间维度及集群的学习动力机制
Tab.1 Dimensions and Learning Dynamics of Clusters
动力
维度 地方企业企业环境的促进企业学习的机制
能力制度基础
水平维
相似认知上的接近 观察、比较、选择、竞争
垂直维
互补社会信赖 相互作用、信息交流、调
和、协作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25]略有调整。
2.5 集群的类型
从不同的分析角度可以总结出不同的集群类型。
提区（Tichy）从组织管理的角度上，按照集群的内部组织结构及生产系统内各部门的联接情况，将集群分为网络集群、星状集群和假性集群[40,41]（图1）。网络集群（模式A）由大量的平等的相互联系的企业组成，表现了集群的集聚优势。星状集群（模式B）中则有一主导企业，企业只能部分地享有集群潜在的优势，而且如果主导企业的供应商间未能建立足够的相互联络的话，集群就倾向于不稳定的发展。在等级式的假性集群（模式C）中缺乏全面的企业间的相互联络，故其间的企业只能享有很有限的集群优势[41]。其实这里所谓的网络集群才能被认为是真正的集群。集群成员间的互惠使得集群更具有弹性，也增强了风险规避能力[9]。
此外，罗森菲耳德（Rosenfeld）[42]、恩莱特（Enright）[43] 等从集群内部发展条件与外部政策措施影响的相互作用角度，提出集群分类的方法；奥地利产业经济研究所则建议从集群实践验证的角度进行分类[9]。
图1 集群内的联系模式
Fig.1 Relation Patterns in Cluster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40]。
3 西方集群政策
在世界经济自由化的大环境下，西方经济政策争论的首要问题不再是保障和改善产业的区位，通过经济补贴吸引企业入驻的老措施已难以为继[9]。集群的研究方法以其集中于产业发展、且与政府管理系统交迭，而有别于传统的偏重产业分析的方法[44]。继波特的集群概念之后，创建、促进集群的政策几乎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推广[9,25,27]。尤其是在高新技术领域，相当一部分的产业促进政策在近20年内已由国家创新系统的思路转向构建区域集群的思路[1,45]。
集群政策包含了促进产业界、科学界、政治界之间网络生成和深化的所有政策措施[17]。海登赖希（Heidenreich）从国家的（宏观）、区域的（中观）、企业的（微观）三个层面描述了西欧国家集群政策的政策措施、产业发展优势及存在的问题、网络结构等方面的特征，并强调中观层面为集群政策的核心：集群政策的宏观层面寻求的是，通过行业综合性政策措施使得国家科技基础设施满足企业的需求；中观层面的目的是，通过科技中心及其它的技术转化中心等，促进企业间合作与创新网络的发展；微观层面着眼于促进并维护企业间的合作联系④。
近十几年来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集群的促进作为一个地方化和区域化的经济发展概念，均日益受到重视，出发点是集群能激发更高的竞争优势潜能①
。不过，也有很多学者质疑集群思路作为区域经济发展政策手段的实施有效性[1,27]。
马耳伯格（Malmberg） 等认为集群政策的思路——即为了赢得和支持竞争优势，就应促进区域产业专门化、促进区域集群的活力——是僵硬的教条学说[25]。布莱斯纳汉（Bresnahan）等通过大量的案例研究揭示出，新建一个集群和维持现已存在的集群是出于完全不同的环境和机制下的，因此很难通过集群政策自上而下地制造出
集群[46]。
总之，区域经济发展政策应避免发生这样的错误，即政策措施导致已有的集群的消失或停滞、而积极推进追求尚未生成的新集群。另外还要防止的是，由公共资金资助的集群政策，成为致力于特定行业利益的产业部门政策的幌子[1]。
4 理论展望：发展中国家的集群研究及集群政策需要符合国情的理论
相对于大量的工业化国家关于技术创新的研究而言，针对发展中国家创新系统和集群的理论性及经验性研究则要少得多[47,48]。在发展中国家的集群研究中，有关技术转变的动力机制尚待查明[49]。而且发展中国家促进高新技术发展的政策措施（大部分表现为集群政策）通常也是以西方理论基础为评价依据的[50]。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就存在这样的疑问：起源于发达工业国的集群现象能否出现在工业发展薄弱的发展中国家[46]？迈尔·斯太麦（Meyer-Stamer）将发展中国家的集群分为三类，即基于地方小企业的集群、以福特式大企业为核心的集群和以跨国公司为引擎的集群，其研究揭示出这些集群的产生环境、动力机制等都不能直接从西方主流集群理论中找到答案①。因此对于拥有众多发展中国家的亚洲，应发展切合亚洲实际的理论[47]。这些针对亚洲特色的理论，一方面能更好地阐述亚洲的区域发展，另一方面也为亚洲经济发展政策提供更合适的对策建议。
发展适合亚洲经济区的理论是对有关学者的长期要求。下面以集群理论和中国实际情况为例，说明新理论发展的可能途径。笔者将这一过程划分为三步：问题的分析，理论的分析和理论的调整。
（1）问题的分析
中国经济在结构特征和发展进程方面都有别于西方国民经济，同样中国的经济政策也与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大相径庭。
中国经济的资源配置仍然受到资本、知识和高素质劳动力的缺乏限制，因此在劳动密集、技术简单产品的生产上具有国际竞争优势，在资本密集、技术密集产品的生产上则处于劣势。目前大量的直接投资的涌入改变着中国经济的资源配置，而且政府也试图通过对教育科研的促进，缩短与西方国家的差距，所以中国正处于从发展中国家向新兴国家的转型阶段。
中国的经济政策随着特定的条件变动而变化。继上个世纪90年代国内学者开始对集群研究进行跟踪研究之后，政府在产业政策中也逐步导入产业集群的思路[7] 。包罗着企业、科研教育机构及孵化器的高新技术园区的建设就是集群政策的一个例证，因为政府通过高新技术园区的建设，期待产生区域集聚和部门集聚（如软件园、生物技术园等）的目的，暗合了集群的概念。
无论是上述的中国经济特色，还是中国集群政策的表征，都是西方集群理论无法解释的，因为西方集群理论着重于分析源自小企业的长期演进的新产业部门，而且没有或很少受到政府干预影响。
（2）理论的分析
由于中国的实际情况偏离了西方集群理论的研究前提，这要求在中国的案例研究中，重新审定西方判定集群是否成功发展的标准。在这里，以前述的经合组织[23] 定义的集群的产生和发展的系列标准（从A到E）为例，分析哪些标准不能套用到中国：
对比标准A）：中国成功的集群发展模式更多的是基于国外科技知识的引进和吸收，目前自主研发仍有限。而且集群内的淘汰机制，与其说是竞争导向型的，不如说是政策驱动型的。
对比标准B）：除了市场外，政府是集群发展的第二重要的推动者。
对比标准C）：至今仍有很多学者抱怨中国集群内企业间普遍缺乏合作联系[51] 。
对比标准E）：集群内的企业获得风险资金的途径仍然狭窄。
从上述几点可见，中国集群的发展明显地偏离了西方的理想案例，因此源于西方成功集群案例的理论，不可能充分解释中国的集群发展。同理，西方集群政策能否作为制定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政策的榜样和标准，也是值得深思的。
（3）理论的调整
由上述的问题分析和理论分析可以推导出，为适应中国的实际情况，修正西方理论方法的可行性思路。理论的修订和完善通常有以下三个途径：A）删减或增加理论研究要素；B）更改理论前提条件；C）综合考虑不同的发展阶段及长远的发展进程。
针对途径A）：中国的集群理论应添加一些研究要素，它们一方面包含经济成分的结构要素（如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另一方面包含经济成分间相互作用的要素（如中国文化特色的“关系”对集群成员间合作与交流的影响）。
针对途径B）：与西方理论不同的是，在中国的集群理论研究中应考虑到政策对经济的巨大影响。
针对途径C）：相对于北美、西欧和东南亚的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中国处于技术追赶阶段，而且未来的很长时间内将仍维持在这个阶段。在中国的集群理论中也应反映出这长期的发展进程。
总之，集群理论应逐步地通过各种不同的方法得以调整完善。判断调整后的集群理论是否已接近中国的实际情况的依据，则是不断地进行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案例研究及对集群理论的经验性检验。
收稿日期：2006—01—10修订日期：2006—01—10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0471037）；国家留学基金委及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资助。
注释：
① 参见Meyer-Stamer J.Strategien lokaler/regionaler Entwicklung:Cluster,Standortpolitik und systemische Wettbewerbsfahigkeit,1999,http://www.meyer-stamer.de/1999/nsa.pdf.
② 参见Messner D.Die Bedeutung von Staat,Markt und Netzwerksteuerung für systemische Wettbewerbs-f
higkeit[R].INEF Report Heft 15/1996,Gerhard-Mercator-Universitt GH Dusburg Deutschland,1996.
③ 参见Europische Kommission (Beobachtungsnetz der europischen KMU).Regionale Cluster in Europa,2002,http://europa.eu.int/comm/enterprise/enterprise_policy/analysis/doc/smes_observatory_2002_report3_de.pdf.
④ 参见Heidenreich M.Erfolgsfaktoren und Unterstü tzung skonzep teregionaler Netzwerke und Kooperationen fü r denMittelstand,2000,http://www.uni-bambergde/sowi/europastudien/clusterpolitik.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