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对共产主义信仰的认识误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产主义论文,误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47(2014)01-0062-04
党的十八大强调：“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①这个精神追求主要指的就是共产主义信仰。共产党不同于许多政党的，就是共产党把特定的信仰作为自己党性的一个基本要求，它要求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坚持共产主义的信仰。
严格地讲，理想与信仰是有区别的。理想更多地侧重于现实层面的追求，信仰则主要是精神层面的追求。我们在自己的学生年代大都写过“我的理想是什么”一类作文，例如说我的理想是当一名科学家、当一名人民教师；现在一些中小学生甚至明白地表达：他的理想是当一个大官，是成为一个大款。这些理想都是非常现实的一种追求。而信仰则是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是一种崇高的仰望星空式的超脱的品质。我们在现实中经常可以看到，一些虔诚的宗教教徒总是把宗教信仰作为他们的精神支柱，作为他们乐观地面对生活的希望；更有许许多多的共产党人，在面对生死考验时，由于胸怀共产主义的崇高信仰，就不惜舍生取义，义无反顾地为自己的信仰而英勇牺牲。“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这就是信仰的力量。即使在和平年代，有信仰的生活也是一种更高尚、更有期待、更有价值的生活。信仰可分为宗教信仰、政治信仰、人生信仰、科学信仰等等，我们共产党人所说的自己的信仰是政治信仰，就是对共产主义的极度信服和尊重，并以共产主义的基本价值作为行动的准则。问题在于，我们如何来科学地认识自己的信仰?
马克思、恩格斯是共产主义的创始人，我们今天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大都是从他们那里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科学分析，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必将被一个更高级更先进的社会形态所代替，这个社会就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共产党人最早的共同纲领、被西方人称为共产党人的《圣经》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就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②直到恩格斯去世的前一年即1894年，他在被要求“用简短的字句来表述未来社会”时，他也毫不犹豫地认为，除了那段话，再也找不到更合适的了。③这集中表达了他和马克思对未来共产主义的最核心的看法。这就是说，所谓共产主义社会，就是每个人都能自由发展的社会。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还对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作出了一系列的设想，这包括：阶级彻底消灭，国家完全消亡，工农、城乡、脑体这三大差别完全消失，生产力高度发达，产品极大丰富，没有商品货币，“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全体社会成员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极大提高，劳动不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无产阶级导师勾画的这样一幅共产主义的蓝图，毛泽东称之为是：“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④。把实现这样一个社会作为共产党人的崇高信仰，这是共产党诞生以来孜孜不倦的追求。
无需讳言，一个较长时期以来，党的这个信仰面临严峻的挑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信仰危机!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从客观上讲，包括苏东剧变带来的巨大冲击、分配不公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出现的两极分化形成的种种困惑、党内信仰教育不科学不适应，尤其是党内腐败产生的严重动摇。但从主观上讲，则是我们对信仰认识的本身一直存在着一些不同程度的误区。澄清这些误区，才能使我们更清醒、更科学地“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
从历史和现实来看，澄清对共产主义信仰的认识误区，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革命导师们对共产主义到来的估计一度过于乐观，影响了后世的共产党人。
应当说，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时代条件下，在马克思主义形成的早期，尤其是在19世纪中叶第一国际成立、工人运动出现新的高涨以后，对资本主义灭亡的速度和革命形势的估计一度过于乐观了，甚至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响起了丧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决战即将来临。他们认为，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经过一个不太长的过渡时期，人类社会就会进入共产主义。这种乐观的情绪也反映在当时诞生的、共产党人最熟悉的《国际歌》中。《国际歌》中唱到：“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你看，一个是“最后的斗争”、一个是“明天”，仿佛共产主义已在召唤，一战而胜，触手可及。历史的发展证明，当马克思主义形成的时候，资本主义正处在其上升发展的初期阶段，有着很大的历史发展空间，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因素还远未成熟。由于难以避免的历史局限性，马克思恩格斯当时未能认清这一点，对未来社会的认识和预见就易出现某种理想主义的倾向。需要强调的是，一旦当他们从历史和实践检验中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就作了坦率的自我反思和自我修正。这突出表现在恩格斯的晚年思想。恩格斯在他逝世前5个月对他和马克思关于1848年(即他们撰写和发表《共产党宣言》那一年)对无产阶级革命形势的看法，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恩格斯直率地说：“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经济发展的状况还没有成熟到可以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⑤这里，恩格斯少有的一连使用了三个“历史表明”来阐明自己的观点，这就不是从一种固有的观念出发，而是从历史的真实、从实践的检验出发。恩格斯作这番深刻反思的时候是75岁，这与他28岁时意气风发地撰写《共产主义原理》时，无论是在认识的境界上，还是在思想理论的成熟程度上，都有了很大的不同。类似这样对自己的理论进行反思和改正的情况，在马克思恩格斯一生中还有不少。就在恩格斯去世的前一年，他还说：“共产主义一词我认为当前不宜普遍使用，最好留到必须更确切的表述才用它。即使到那时也需要加以注释，因为实际上它已三十年不曾使用了。”⑥与此同理，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直接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碰了几个大钉子之后(尤其是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失败)，他坦率地承认犯了急躁冒进和空想的错误。因此，他不止一次地提醒说：“对待‘共产主义’这个词要十分审慎”，“我们只获得了建设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但是这里还丝毫没有共产主义的东西。”⑦
但是，导师们对共产主义的这些反思并没有引起后世的共产党人的足够重视。一方面是对共产主义的不求甚解和盲目热情(当然其中也有让人民早日过上共产主义美好生活的善良愿望)，另一方面是“左”的思想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这就使得后世的共产党人总是急切地、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所谓的共产主义实践，而不可避免地遭到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而每失败一次，对党内外人们的共产主义信仰就损害一次。前苏联在1952年就宣布：苏联已处于“从社会主义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时期，1961年又宣布苏联已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时期”。而我国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就大刮“共产风”，大搞共产主义试点，鼓吹“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遍布中国大地整整20年的人民公社制度，就是党内一种深厚的共产主义情结的实践。1958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北戴河会议)《决议》就说：“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⑧而历史无情地证明，无论是前苏联还是中国，所有这些关于共产主义的说法和做法都失败了!即使在今天，我们在对自己信仰的认识上，也要警惕对未来社会的某种不切实际、急于求成的理想化情绪。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特别强调“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⑨这对于我们思考未来社会是很有启示的!
第二，长期以来把导师对未来社会的一些设想当做真理去追求、当做行动纲领去实践，严重扭曲了共产主义信仰。
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十分遥远的共产主义社会将是个什么样子，有过一系列具体设想。应当说，这一方面是导师们在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规律认识的基础上，对未来社会做出的一种判断；另一方面，也寄托着他们对未来社会的一种美好愿望。但这毕竟只是一种设想，并不是被实践检验证明的真理。按照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未来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最终应当由未来社会的实践去回答。晚年的恩格斯特别反思这一点。1883年，也就是马克思逝世这一年，恩格斯在他的名著《自然辩证法》中深刻地讲到：“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⑩应当说，恩格斯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及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意识，人们往往很难超越自己所处的时代条件。1893年，恩格斯在回答他和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看法时，就更加坦率地说道：“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11)应当说，恩格斯的这个重要观点，与马克思恩格斯1848年在《共产党宣言》、马克思1875年在《哥达纲领批判》两篇著名文献中用较大篇幅去论述共产主义社会的具体纲领和设想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这是晚年恩格斯建立在实践检验基础上作出的明智的反思。
但后世的共产党人显然没有真正注重这一点，而是把导师曾经的一种设想当做共产主义的真谛去追求、当做行动纲领去急于付诸实践，并纷纷加上有自己特色的“创造”。这就具有很大的盲目性。例如列宁就曾主张共产主义是“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赫鲁晓夫就曾鼓吹共产主义是“土豆烧牛肉”，我们在1958年时就宣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是共产主义的产物，柬埔寨共产党就把取消商品货币、把城里人统统赶到乡下、建立人们集中劳动集中居住的营地，以为这就是共产主义。所有这些，不仅因为其违背客观规律而不可避免地遭到严重失败，而且也严重损害了共产主义信仰在人们心中的形象。
即使在现在，那种把对未来社会的某种设想急于付诸于今天实践的情况，也是需要加以注意的。1997年党的十五大将“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之一，载入党章，这就在党内和理论界引起了深刻分歧。不少学者认为，我们不能把马克思在一个半世纪前，对尚处于早期的、野蛮阶段的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及剩余价值的分析中所作的关于“剥削”的定义，简单地照搬到当下，如果把“消灭剥削”作为当下社会主义的一种指导性要求，势必造成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很大混乱。至于“消除两极分化”，恐怕离我国和世界的现实都还很遥远。应当说，这些意见都是很有价值的，这也是2002年党的十六大从党章中删除了以上内容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用唯制度论的思维方式解读共产主义，使得人们对共产主义信仰的认识和实践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从本质上讲，人们的信仰，就是人们对一种价值的终极追求中形成的精神生活的模式。当人们将某种价值作为终极追求时，这种价值就成为他信仰的内容，有时亦称“终极关怀”。每一种宗教信仰，实际上也是一套自成体系的价值系统。所谓政治信仰，就是以某种政治价值为终极追求的精神生活的模式。共产主义信仰作为一种政治信仰，其追求的核心价值就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个核心价值还具体表现为以人为本、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社会和谐等等基本价值。党内著名学者李君如在《求是》撰文认为：“我们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在为争取社会和谐而奋斗。”(13)这是很有道理的。与此同理，我们共产党人真心实意地尊奉和身体力行地去实践自由平等、公平正义、以人为本这些基本价值，就是在实践我们的崇高信仰。实际上，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平等和全面发展是终极价值，是目的，是信仰，而制度只是为人的发展服务的工具。如果一旦把某种具体制度当做神圣不可动摇的唯一标准和最终目标，那么必然就会把人放在从属地位，甚至造成本末倒置。在这方面，我们有很深的教训。
在历史上，我们曾经为了维护所谓“一大二公”的制度，宁可使人民长期贫穷。1979年，在农村包产到户问题上，坚决支持包产到户的万里同志与一位自称忠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老干部，发生了严重争执。万里说：包干到户，是群众要求，群众不过是为了吃饱肚子，为什么不可行?这位老干部回答：它离开了社会主义方向。万里激愤地问：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你要什么?老干部明确地回答：我要社会主义!而万里针锋相对地表示：我要群众!(14)类似这样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思维方式，为了维护自以为“政治正确”的具体制度、而罔顾人民群众权益的行为方式，在党内有着长久的、顽固的影响，甚至今天也依稀可见。例如：为了维护某种久已习惯的、邓小平多次抨击过的高度集权、过分集中的领导制度，不惜长期损害人民群众应有的令人信服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为了维护某种有利于既得利益及特权行为的制度，可以对人民群众呼唤公平正义的呼声置若罔闻；在党内生活中为了维护长期以来习以为常的“官本位”、“一把手至上”的制度，就使得党内平等以及党员权利保障难以落实，“驯服工具”意识潜行，“尊重和保障党员主体地位”虚化；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有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把“自由”归于资产阶级的范畴，好像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不能理直气壮地呐喊和享受自由。党的十八大报告的一个历史性贡献，就是第一次把“自由、平等”纳入到执政党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视野，是对这样的误区的有力回答和澄清。
要走出以上误区，既需要共产党员把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化为当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与全体人民一道矢志不渝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斗，也需要注重从传统的制度信仰扩展为更实在、更具体、更具现实指导意义的价值信仰。一个党员领导干部，当你崇尚并积极实践党的十八大所要求的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取得新成效”(15)时，当你真诚地追求而不是盲目地排斥自由平等时，当你自觉而清醒地抵制和反对形形色色的特权时，你就是在彰显共产主义的崇高信仰；一事当前，你笃信人民最大，人民利益至上，并自觉地践行以人为本的核心立场时，你也是在实践自己的崇高信仰!你就是很有党性!
注释：
①(15)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0页；第8～9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3页。
③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0～731页；第512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9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03页。
⑦(12)《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2页；第141页。
⑧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资料》。
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380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62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28～629页。
(13)李君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根据与理论意义》，《求是》2006年第24期。
(14)《中国青年报》2008年1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