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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族有1700多万人口，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除广西外，云南、广东、湖南、贵州等省均有分布。作为南方珠江流域的原住民族，壮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创造和保持了富有民族特色的优秀传统文化。壮族文化与东南亚各国的相关民族文化有着渊源关系，是属同根生民族，在人类文明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已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研究对象。我与壮学研究结缘，是从1985年从事整理民族古籍事业起，二十年来，在抢救民族文化遗产、整理民族古籍、参加各种学术研讨会、学术考察集一系列活动中，尽所能致于壮学研究推广和发展，时至今日，回想起来，感慨颇深。
一、整理少数民族古籍，建立壮学资料库
1985年我参与并组织领导对左江流域崖壁画的考察和学术研讨，亲眼看到气势磅礴、雄伟壮观的古崖壁画，并有幸结识了中央民院历史系老教授石钟健先生。钟老教授赠我《百越史论集》一册，我们俩就壮族与百越、瓯骆关系史一路畅谈，受益颇深，也使我对壮族与百越的历史渊源有了较深入具体的了解。此次参与古崖壁画的考察、抢救、保护，是我从事民族古籍整理工作的开端。 1989年我积极促成了自治区古籍办出版由覃圣敏等主编的《广西左江流域崖壁画考察与研究》，这可算是我为壮学研究事业奉献的第一个成果。
第二个成果是组织整理出版《古壮字字典》（初稿）。《古壮字字典》（初稿）从1986年夏正式启动，经历4年时间才完成，完全遵循“民族性、科学性、规范性”原则，每个字都来源于民族民间古籍资料，全书共收集10700个古壮字。其中4918个为正体字，其余5782个为异体字。都正形、正音、正义，同时使用古壮字、拼音壮文、国际音标、汉文加以注释，对古壮字的产生年代、造字方法、字体分类，古壮字的历史作用等作了初步的探索性研究。
第三个成果是组织整理出版《广西壮族地名选集》。1982年，广西进行过全自治区地名普查，共搜集了23万多条地名资料，其中少数民族语地名7有万多条，主要是壮语地名，当中有以植物命名的，动物命名的，弄命名的，岜、冲、沟命名的，江、溪、河、泉、塘、潭命名的，田、地命名的，人的嘴、头、脚为冠词命名的，姓氏命名的。如果能将这部分地名加以整理公诸于世，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1988年，自治区政府命我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地名委员会主任。受到我国著名民族学家、壮族研究的先驱徐松石先生用壮语地名考证壮族历史的方法的启示，我组织专家学者，整理了部分地名资料，出版了《广西壮语地名选集》，印数3500册，是为当年向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献礼而作的，时至今日已基本脱销了，可见很受社会各界欢迎，尤为学术研究者所需。遗憾的是，现在尚有6万多条壮语地名仍冷藏在仓库里，没有利用。这是一笔巨大的、尚未被开发利用的民族文化遗产，我们应该把它全部整理、出版一整套《壮语地名全集》。
第四个成果是组织整理出版《布洛陀经诗译注》。以方块土俗字（即古壮字）记录的民间手抄本、麽公和师公的经书、民歌唱本是壮族古籍的主要特点，《布洛陀经诗》便是麽教的经典。布洛陀是壮族神话传说的创世神、始祖神、麽教的主神。1991年出版的《布洛陀经诗译注》是作为壮族神话创世史诗整理出版的，原行共5441行，每行5字，共27205字，全部是古壮字的结构。依靠将近5000个古壮字，就能将全部经文内容记录下来并广为传颂传于后人，这应被视为是一彪炳千秋的伟大功绩。布洛陀经诗内涵极为丰富，涉及宇宙形成、万物起源、人类起源、社会发展、稻作文化、干栏文化、铜鼓文化、伦理道德、信仰观念等诸多领域，是壮族传统观念文化的核心，对壮族民族史研究、宗教信仰研究、伦理道德研究、语言文字研究、风俗习惯研究、民间文学研究都有重大科学价值，是壮学研究的一块基石。
第五个成果是组织整理出版《壮族民歌古籍集成》。壮族是歌唱的民族，以歌代言，以歌择偶，闻名于世，是被誉为诗性思维的民族，民歌古籍瀚如烟海，是壮族文化之宝藏。搜集整理《壮族民歌古籍集成》的用意在于向世人展示壮族丰富的民歌宝藏，它是壮学研究资料库必不可缺的重要原生性资料。该项目原计划做成集壮族民歌古籍之大成，每地区、每县搜集整理出版一本有代表的民歌古籍。分为八大类，即劳动歌、风俗歌、情歌、历史传说歌、苦歌、时政歌、生活歌、儿歌。由于各种因素制约，至1997年，实际上只完成两大部情歌《嘹歌》和《吩岸》。此外《壮族风俗歌》、《凌云排歌》、《东兰蚂
歌》、《马山信歌》、《龙川情歌》等已收集未整理出版。但从已出版这两部情歌巨著中，已充分反映壮族民歌源远流长，其蕴含壮族传统文化的成分异常丰富，其表现艺术形式异常奇特多彩。
第六个成果是整理出版有代表性的壮族文人著作。这方面的工作，由广西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承担。他们用了一年时间普查了广西几家大图书馆收藏的700余种古籍，从中鉴别出历代广西少数民族文人著作60种，查出收录少数民族文人著作古籍100余种，列入先期整理计划的有壮族文人诗集10种。到1997年，实际整理出版了四种：清代韦绣孟著、顾绍柏注释的《茹芝山房吟草》，清代蒙泉镜著、刘映华注释的《亦嚣轩诗稿》，清代黎申产著、刘映华注释的《菜根草堂吟稿》，清代崔毓荃著、刘映华注释的《薰生诗草》。壮族文人的出现，最早可能在西汉末年交州的政治文化中心苍梧、瓯越俚人故地，当时苍梧广信县出现的陈钦、陈元父子，以治《左氏春秋》闻名中原。东汉末年广信人士燮，治《左氏春秋》名闻京都，为交趾太守。但壮族文人其形成为一个阶层可能是在唐宋以后。明清两代，广西少数民族聚居区出进士1130人，举人近2000人，这与以儒学为代表的汉文化传播普及有直接关系。壮族文人著作不是壮族主体传统文化的主流，但仍是壮族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传世的壮族文人著作多为诗集，次为官书奏稿。壮族文人著作，纪录了壮族与汉族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交流的历史，反映了民族风土人情、心态、地方民族特色。
第七个成果是成功组织研发“古壮字处理系统”。1989年《古壮字字典》（初稿）出版后，广西少数民族古籍整理面临的任务是全面搜集整理壮族民歌和民间宗教经典。当时，《布洛陀经诗译注》正处于整理阶段，底本全部来源于民间用古壮字传抄的手抄本，是民间宗教麽教的经书。我们是以《古壮字字典》（初稿）为工具进行文字规范并整理的，但在印刷制版上遇到很大的困难，苦于没有一套古壮字字模，每个字只能靠手工描绘，然后再靠印刷工人手工剪贴，不仅浪费时间，而且增大费用开支，印刷质量也难以保证，促使我萌生研发“古壮字处理系统”的念头。及至1991年元旦，有机缘将此想法与自治区科委主任吴景学同志相商，取得他积极支持，并随即由广西区科委立项，开始研发“古壮字处理系统”，由广西区科委承担全部项目费用，我本人为项目发起人和负责人，技术性问题由广西区科委刘连芳女士和广西计算中心的专家承担，自治区古籍办配合，历时3年，于1993年12月25日在北京通过了国家鉴定验收。本项目的成功研发，为我们以古壮字为主的壮族古籍印刷、出版能又快、又好、又省创造了条件。
第八个成果是帮助、指导建立忻城土司博物馆，并组织召开了一次广西土司制度学术研讨会，为研究广西土司制度创造了条件、打下了思想基础。
二、积极支持、组织、筹划开展壮学学术研究
我自1985年起参加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活动，荣任该学会名誉会长。1990年起参加中国民族理论研究学会活动，为该学会顾问。1991年广西壮学会成立，荣任该学会名誉会长。担任这些学会职务，使我有机会促进壮学与外省（区）和海外的学术交流，从而大大扩展壮学界的视野，使壮学走向世界。过去的15年，中国西南民族学会在广西举行学术研讨会两次，中国民族理论研究学会在广西举行学术研讨会三次，研讨议题均与壮族传统文化、壮族现代化相关。广西壮学会自成立至今，纯属壮学研究的大型学术研讨会已开过四次，其中以1999年4月武鸣首届国际壮学学术研讨会及2005年4月田阳第四次壮学学术研讨会收获较丰硕。首届国际壮学会到会的外国学者有英、美、日、澳、泰、越、老挝、捷克等国学者26位，国内学者120多位，收到论文94篇。第四次壮学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120多位，层次较高，有许多是国内著名学者、知名教授、学术权威及博士生导师，收到论文50篇，对麽经布洛陀是壮族民间宗教信仰的研究、是壮族创世神话史诗具有世界意义的研究有新的突破。可以这样评价，武鸣首届国际壮学学术研讨会是壮学走向世界的良好开端，田阳第四次壮学学术研讨会是壮学深化的良好发展。
三、组织编撰出版《壮族通史》是我从事壮学研究的重要经历
壮族作为中国第二大民族，有悠久的历史，灿烂多彩的文化，光荣的传统，应有与之相称的一部壮族通史，仅有一本简史是不够的。简史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又已过去近30年，从多年的民族古籍整理中，我不仅发现了壮族历史文化的丰富多彩，而且发现了新一代人才的涌现。编纂一部《壮族通史》既需要，也有可能的念头，在我整理民族古籍过程逐渐萌生。而加速我这个理念的形成是黄现璠著的《壮族通史》的出版。时值198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大庆，接到书后我抱病通读了一遍，感到与早已问世的《壮族简史》相比而言，在内容的充实，史料的翔实，尤以壮族是土著民族的观点明确等方面好得多了。但是许多学者、壮族老干部仍感到该书在历史分期上，在族源的考究和论证上，在壮族历史发展的某些重大问题上，在面向全国壮族的关顾上都有局限性。人们期盼应有一部更好的《壮族通史》呼声渐高，促使我原来萌生的理念更日益强烈起来。其时恰值国家民族出版社有要求全国五个民族自治区都要编撰各自的民族通史的规划，而广西社科院早在1985年就给广西民族研究所下达在“八五”期间完成《壮族通史》的课题任务。编撰《壮族通史》，变成了不可或缺的任务。
我自1989年春起，开始组织《壮族通史》的编撰工作，依靠区内外33位专家学者经历9年的艰辛努力，终能在1997年8月出版问世。《壮族通史》分7篇45章190节，105万字，分上、中、下三册，印数4000套，现已基本发行告罄。《壮族通史》出版发行后，获广西社科联成果一等奖。区内外学者陆续发表的书评，有中央民族大学著名民族学家陈连开教授，原云南民族学院院长、著名民族学家马曜老先生等6篇。陈连开教授以《识异与求同统一的上乘之作》（刊于《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广西日报》1998年12月7日第七版）为题作评论。他突出称赞《壮族通史》在“识异”也就是对壮族起源、形成、发展的过程作了完整的叙述与论证，显示壮族历史不仅区别于汉族，也区别于中国其他的越裔民族，更区别于邻国的壮侗语民族。所谓“求同”，即《壮族通史》在分析研究、叙述壮族历史过程中，非常注意统一多民族的中国历史对壮族历史的影响，尤其是近现代在求中华民族独立解放过程中，壮族的历史已完全与整个中华民族历史融为一体。马曜、赵壮天合作的书评以“高屋建瓴、整合创新”为题（刊于《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评价《壮族通史》是“迄今国内外最完整系统的壮族历史专著。特点有四：一是体例新颖、结构完整；二是宏观审视、重点突出；三是立论准确，论证厚实；四是新颖的体例构筑框架、客观的视角审视，博采众长并加以整合创新。”也指出了《壮族通史》的缺陷，如“对奴隶制只勾划了一个轮廓”等。而作为《壮族通史》的主编，我认为自己最大的贡献首先是对壮族历史的分期，以先秦时期为壮族先民自然或曰自主发展时期，秦汉为郡、县统一“左郡”、“左县”时期，唐宋为羁縻制度时期，元、明、清为土司领主制度时期，清中叶至民国为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新中国以后为民族区域自治时期，这是一条线。历史分期的另一条线是关于壮族社会发展形态时期的划分，至今为止，国际上公认人类共同的社会进化都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阶梯。但壮学界对壮族社会发展是否经过奴隶社会，历来持两种不同观点。对此问题，作为主编，我持非常慎重严肃认真的态度，先后召集了几次专题学术研讨会，认真倾听不同观点，对持不同观点学者的有关论文，凡能搜集到我都看了。《壮族通史》编撰班子经过多次讨论，最后集中统一三条：（一）学术思想自由，学术观点不能强求统一；（二）在一部《壮族通史》中不能持两种相悖的观点。（三）尊重主编，由主编裁定统一。我作为《壮族通史》主编，持壮族社会发展经过奴隶社会的观点去撰写，根据是：尽管壮族经过奴隶社会的典型证据资料尚嫌不充分，但持此观点的学者、专家所掌握、列举论证的资料已成系列，包括考古、文献、民俗、语言各方面，这些证据是持否定论者所难驳倒的。当然，壮族所经历的奴隶社会，不是典型性模式的奴隶社会，而是东方式不发达的家庭奴隶制社会，这一点，《壮族通史》编撰同仁观点是比较统一的。既要以各个时期中央王朝政策的共同特征来分期，还要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进化的一般规律来分期，复式二线分期法，可说是《壮族通史》在民族史学分期上的创新和尝试。我至今愈觉得这个尝试是成功的，这个壮史分期法，不应看作仅是技术性的、方法论的问题，而应视为是对壮族社会历史发展研究的重大发现，是极具深刻内涵的。我至今认为，105万字的《壮族通史》是遵循这二线分期法去编撰了。但是，并不等于我们对这二线分期法的深刻内涵的潜在底蕴已经充分挖掘出来。要充分挖掘出来，归根结底，尚有待各种基础研究资料的继续挖掘、整理，和研究人才素质的提高。而这自然要寄希望于未来了。
四、提出建立壮学体系的构想，组织创办《壮学丛书》
早在广西壮学会成立（1991年）之前，编撰《壮族通史》之初，壮学界就纷纷提出建立壮学体系的议论。我作了积极响应，并主张先搞一套壮族文化丛书，实际上我主持的自治区古籍办已开始进行了这方面的工作，并且出了成果。1991年广西壮学会成立时，我给广西壮学会的贺词中提出“祝她能对壮学的奠基工作有更高的自觉意识和实际建树”，“祝她能推动壮学的系列、深入研究开始起步”。至1993年，我征得广西民族出版社的支持，在该社建立《壮族研究丛书》，出版社聘请我为主编。首卷出版了苏建灵教授的《明清时期壮族历史研究》。我一直在首卷的序言上表达了建立壮学体系的意向。及至1996年，《壮族通史》编撰完成，行将出版问世。我对建立壮学体系问题有了更广阔更深层次的思考。我在思索三个问题：（一）壮学是一门科学，体系应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正由于它是一个系统工程才能构成一门科学。（二）壮学体系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决不是人们主观上的臆造。（三）要有能善于反映壮学客观存在的人才，这是建立壮学体系的决定因素。这三个问题是互相关联的。在思考第一个问题时，我十分注意吸收藏学、蒙古学的经验。在思考第二问题时，我费了很大气力从两个侧面研究壮学体系的客观性。一个侧面是从中外学者一百多年，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壮族研究的成果予以疏理、检阅一番，结果发现已有的研究成果累累，尤其在壮族史、壮族语言文字、壮族民俗、壮族文学、壮族文化艺术、壮族宗教、壮族与近邻民族关系、壮族医药等8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已呈系列化现象，成书超过100部。这个现象使我认识上产生了一个飞跃：它就是壮学体系的雏形，启发我去构想壮学体系的大厦，从另一个侧面，从未来的角度去审视壮族历史传统文化特征及其底蕴的客观性。说得更明白些也就是形成壮学体系的客观条件。这方面，我和壮学同仁们共同探讨，疏理出壮族历史文化底蕴有11大条根据。
然而，认识科学的客观规律性是一回事，能否把客观规律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又是另一回事，最关键在于壮学人才。建立壮学体系大厦，绝非任何某个或某几个英雄好汉就能包打天下，而是要有一个队伍，作长期不懈的努力。我从众多学者共同参与《壮族通史》编撰中，从《壮学研究丛书》的连续出版后起之秀的卓越的著作中，逐渐看到了壮学人才的涌现、队伍的形成。基于对以上三个问题探索都能得到肯定的依据，1996年我写了一篇题为《建立壮学体系雏议》的长篇论文。论文追溯了壮族研究的历史发展过程，剖析了建立壮学体系是历史的必然，概括了已经取得的壮学系列成果，列举了壮族客观存在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壮学体系存在的客观性，提出了壮学的性质和研究对象，指出了为建立壮学体系作长期不懈努力的方向。该文分别在《广西民族研究》（1997年）、中国社科院主办的《民族研究动态》、云南省社科院主办的《云南社会科学》（1997年）等刊物及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上发表，造舆论，同时向学术界广泛征求意见。至1999年4月，首届国际壮学学术研讨会在武鸣召开，我再次将这篇论文提交发表，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我同时向会议发出创办《壮学丛书》的倡议，得到与会国内外学者的热烈响应，令人最高兴的是立即得到时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李兆焯同志的热情支持。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壮学丛书》于2000年元月正式建立启动，总任务是预定10年或更多一点时间构建起壮学体系的基本框架。这个框架大致包涵三大系列：（一）壮学研究基础资料系列；（二）壮族历史传统文化研究专著系列；（三）壮族现代化研究专著系列。预计共出60部书。《壮学丛书》组建了编委会，罗致了区内外32位志同道合的壮学专家组成，他们堪称当代壮学精英、《壮学丛书》大厦的构造者。 6年来，《壮学丛书》已编撰出版了包括《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壮泰传统文化比较研究》巨著在内的17部书，今年下半年将又可出版《侬智高研究资料集》、《壮族文化传统特征与现代构建》等6部书，尚有33个课题已立项正在编撰中，今后将分期出版。
五、支持广西民族大学建立壮学研究基地
经过多年的努力，现在广西民族大学壮学研究基地已获自治区教育厅批准挂牌。我们期望这个基地能办成壮学学术研究的论坛，培养壮学人才的阵地，与东盟国家进行文化交流、合作的桥梁。从发展繁荣壮学的角度看，有一系列重大课题有待提上日程，举行专题研讨，以深化壮学研究。培养壮学人才，应是壮学研究基地的最高职责。壮学必须作为一门必修课，正式进入民族院校专业课程的设置计划。希望早日看到壮学和藏学、蒙古学一样，正式登上大专院校及研究院所的大雅之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