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入传人物本贯的地理分布及形成原因刍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理分布论文,明史论文,传人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明史入传人物本贯分布的轮廓
本文统计资料以中华书局标点本《明史》为准，对于这个本子目录中所列的传目与后面正文各卷前的子目不相同处，论述一律以正文所录的为准。关于入传人物籍贯记述方式，《明史》中有三种情形。一是列传中直接称某某是某地人也，这就直接讲明了该人的籍贯，一般地说这就是他的出生地。一是在行文中只称其为某一行政区人，本文在处理时，就以该行政区的治地为准。如列传第159就说“赵率教，陕西人也”，陕西布政使司的治地在今西安市，故将赵率教列入今西安市人。因这种情况在明史列传中出现的次数极少，按此处理，料想不会使本文的统计出现大的失真。第三种情况是在列传中称某人其先居甲地，后“迁”或者“寓居”乙地，本文统计时一律以乙地为准。
本文统计列传人物的原则是想包括全部入传人物，但考虑到立传体例及皇族的独特性，所以在统计时就除去了诸王传、后妃公主传及土司、外国和西域诸传，这样明史入传人物共有3472人。但是由于史文阙略，有些传中并未记载传主的本贯，或者有所记载而语焉不详，还有待于继续考求，实际上能具体确定本贯的只有3273人，此外至少有199人的本贯尚待稽考。
明代地方区划是采用布政使司的制度，各布政使司内复设府州县，但明代前后长达269年，其行政区划嬗变明显，因此本文不以明代行政区划为准，而将其本贯所在地全部换成今天地名。当然即使是今天的行政区划亦难免有违异之处，所以兹篇以1989年的政区为准。当时有确切籍贯的3254人，分布在全国29省（区），其中陕西159人，内蒙古3人，天津3人，北京52人，宁夏5人，新疆2人，甘肃23人，上海70人，青海2人，河北181人，辽宁24人，山西141人，江苏416人，浙江436人，安徽255人，福建158人，江西385人，海南9人，台湾1人，山东186人，湖南63人，河南231人，云南36人，广东90人，湖北157人，广西28人，贵州27人，四川99人，黑龙江4人，另外周边（含今外蒙古、越南、朝鲜）各地尚有22人。
上述在统计时，对每位入传人物只统计一次，这样的统计，无疑是很严格的，但是由于入传人物各人的能力不同，机遇不等，因此对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影响迥然有别，所以上述统计不免失于疏简，为此本文又在此基础上，按照各人物对历史发展影响程度的大小再分出两类进行统计，一是将忠义、孝义、外戚、列女、宦官、奸臣去掉进行统计，因为这些或因德行，或因亲姻，或因献媚而列入诸传的人物，大部分缺才少行，对社会进步的影响十分有限，甚至逆历史潮流而动；一是只统计入传的阁臣人数。根据明代各朝《实录》、《国榷》的记载，明代共有阁臣164人，但《明史》列传只记载143人，而且还比较分散，少数阁臣还没有专传，如权谨入孝义传，薛宣入儒林传，焦芳、刘宁、曹元、顾秉谦、黄立极、施风带、张瑞图、来宗道、杨景辰入阉党传；严嵩、周延儒、温体仁入奸臣传。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对这三个层次的统计数字分别用甲、乙、丙分类表示，甲类表示除诸王、后妃公主、土司、外国、西域诸外传的所有入传人物；乙类则是在甲类统计基础上除掉忠义、孝义、外戚、列女、宦官、奸臣诸传人物；丙类只是入传的阁臣。现将他们的具体统计人数列如表一。
（一）甲类入传人物本贯分布特点
明史入传人物籍贯可考者3263人，俱已计入上表统计数字中，下面根据各省区每万平方公里产生入传人物人数之多少（见表二），打破省区界限，将明代全境分成若干区域，勾划明代入传人物本贯的分布状况。
明代入传人物密集分布区域（各省区产生入传人数每万平方分里均超过30人以上的地区）有两个：一是北京市；一是长江三角洲地区和钱塘江流域，包括上海、浙江、江苏两省一市，占全国入传人物总数的28.5%，其中上海松江一县独占41人，江苏昆山县40人，无锡33人，浙江省杭州市42人，宁波市41人，慈溪39人。
明代入传人物次密集分布区（各省市产生入传人数每万平方公里均在10至30人之间的地区）有两个：一是北方的河南、山东两省，其中开封21人，洛阳18人；一是南方的江西、福建和安徽三省，其中蒲田市42人，晋江县30人，南昌市30人，泰和县29人，安福县27人，福州市34人，安徽省桐城县24人，定远县23人。
明代入传人物一般分布区（每省区产生入传人数每万平方公里在3.42至10人之间的地区）有三个：一是南方的广东省；一是南方的湖北省；一是北方的陕西、山西、河北三省。其中广州独占15人，武汉市16人，晋城市15人，山阴县20人，榆林17人，黄冈20人。
稀疏分布区也有三个：一是内地的湖南；二是沿海的天津；三是桂、海南、云、贵、川、藏、新、青、陇、宁、内蒙古、黑、吉、辽、台沿边各省，这些省区每万平方公里产生的入传人数一般为1-2人，多者3人，少者不到1人，西藏、吉林两省尚处于空缺。
表1 明史入传人数地区分布统计
续表
续表
续表
表2各省区明史入传人物分布密度表
为了便于了解，分析明史入传人物本贯分布状况，兹列“明史入传人物本贯分布简表”如表三：
表3明史入传人物本贯分布简表
从上述三表可以看出，明史入传人物本贯分布有如下特点：
第一、地区分布极不平衡，主要表现在：一是南北方差距悬殊，秦淮一线以北地区778县，入传人数总共不过994人，每县平均仅1.28人，而秦淮一线以南地区（不含台湾）1358县，其入传人物却达2256人，平均每县1.67人。二是东西对比明显，东多西少。北方黄河下游的华北平原呈大面积分布，中游的黄土高原仅集中分布在汾渭平原，而黄河上游及其以西的河西走廊地区，则仅有零星分布。同样南方亦在沿海地区呈密集分布，苏、浙、沪、粤、闽五省市共有入传人物1176人，占当时全国人数的36.5%，从沿海往内地，愈往西分布愈少。
第二、各地集中程度亦有天壤之别，南方的分布相对集中，而北方则相对分散。明代入传人物密集区北方只有北京市一地，每万平方公里人数仅30人，与南方相比，其密集程度大为逊色，而南方的密集区不仅面积广大，占有两省一市，而且密集程度度，每万平方公里人数在45人以上，这个总体情形是符合当时历史事实的，因为就入传人物总数而言，北方比南方要少得多。再从各县人数来看，入传人数在20人以上的县，北方仅开封、北京、山阴三地，而南方却多达12处，包括宜兴、常熟、扬州、南京、湖州、绍兴、桐城、定远、泰和、安福、临川、黄冈各县（县级市）。至于入传人数在30至40人之间的7县（县级市）则全部在南方，它们是无锡、余姚、慈溪、福州、晋江、吉水、南昌。同样入传人物在40人以上的6县（县级市）亦全在南方，其中松江41人，昆山40人，苏州84人，杭州42人，宁波41人，莆田42人。
第三、分布的地域十分广泛。明王朝王化所及的绝大部分地区都已有入传人物，就省区而言，仅仅是西藏和吉林两省没有入传人物，这说明当时儒学的教化已经相当普及，汉文化圈的范围已扩大到边疆各省，甚至渗入到周边各国，所以在蒙古、越南、朝鲜当时亦有22人入传。
（二）乙类入传人物本贯分布特征
明史乙类人物本贯可考者共2440人，俱已计入表一统计数字之中，据此可以求算出乙类人物在各省的分布密度，列如表四。这里打破省区界限，按照各省乙类人物分布密度的大小将明代全境分成若干区域，勾划出明史乙类入传人物本贯分布状况。
表4乙类入传人物在各省的分布密度
明史入传乙类人物密集分布区域（各省区产生的乙类入传人数每万平方公里均超过20人以上的地区）只有上海、江苏、浙江、江西这一个地区，其中松江35人，无锡28人，苏州70人，昆山31人，杭州32人，宁波33人，余姚22人，慈溪20人，南昌27人，吉水30人，泰和28人，安福26人，是这一地区入传人物的辐聚点。
明史入传乙类人物次密集分布区（各省市产生的乙类入传人数每万平方公里在8-20人之间的地区）有四个：一是北京市，一是河南、山东地区，一是安徽省，一是福建省。其中福建的莆田多达36人，福州多至30人，晋江亦有22人，定远县21人。
明史入传乙类人物一般分布区（各省区产生乙类入传人数一般每万平方公里在2.54-8人之间）有三个：一是陕西、山西、河北三省，一是湖北省，一是广东省。
至于稀疏分布区也是三个：一是内地的湖南，一是沿海的天津，一是海南、桂、云、贵、川、藏、青、新、陇、宁、内蒙古和黑、吉、辽、台沿边各省，这些省区每万平方公里产生的乙类入传人数都不足3人，多者2人，少者1人，吉林、新疆、西藏三省则处于空缺。
为了便于了解，分析明史入传乙类人物本贯分布状况，兹列“明史乙类入传人物本贯分布简表”如下：
表5明史乙类入传人物本贯分布简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明史乙类入传人物本贯分布与甲类人物本贯分布特点基本一致，首先在地区分布上亦极不平衡，秦淮一线以北地区778县，共有乙类入传人数702人，每县平均仅0.91人，而秦淮一线以南地区的1358县却共有乙类入传人数1737人，平均每县1.28人。其次是集中程度极为悬殊，密集区仅结集在长江和钱塘江下游地区，这一地区面积共36.6万平方公里，不到全国的4%，而乙类入传人数却达1042人，占当时全国的42.7%。就是每县乙类人数在20人以上的16县中，这一地区独占12县，为总数的75%。另外4个县在福建和安徽两省，可见乙类人数在20人以上的16县全部在秦淮一线以南。
但是乙类入传人物本贯的分布与甲类入传人物本贯的分布亦有许多不同之处，其中最为突出之处，是乙类人物的密集区只有一个，且面积更为宽广，集中的程度亦更高。而次密集区却又多达4个，比甲类人物的次密集区多两个，但是分布面积却只有57.7万平方公里，反而比甲类人物次密集分布区的72万平方公里更少。
（三） 丙类入传人物本贯分布特征
明代阁臣入传的分布情况，可以用表六表示，其地理分布特征与甲、乙类入传人物的分布差相仿佛。从阁臣的本贯来说，在这143人之中，江西最多，有22人，其次浙江21人，江苏18人，再次是河北、河南、山东各11人，四川10人。在阁臣的总人数上南方共101人，占有绝对优势，仅江西、浙江、江苏三省即有61人，占总阁臣人数的42.7%，因为那里是当时财赋所出之处，是人文荟萃之区，所以阁臣必然多于其他省区。就各省阁臣分布而言，以上海居首，其次是浙江、江苏、江西和北京，这些地区也是甲类入传人物密集分布之区。
表6阁臣入传人物分布密度表
综上所述，明史入传人物本贯分布的基本特征可归纳如下：
第一、人数最多，密度最大，比率最高的是江南东部地区，其次是华北平原和珠江三角洲。其中上海、浙江、江苏、江西人数最盛。
第二、秦淮以南地区的人数多于以北地区。
第三、沿海多于内地，且由东往西有逐渐减少的趋势。
二 明史入传人物本贯分布形成原因
明史入传人物本贯的这种分布是明代社会统一整体中的一个成分或环节，同整个明代社会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自然环境和区域关系等各种自然和人文因素之间都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并受这些因素的支配和制约。毫无疑问，这就是形成上述明代入传人物分布的基本原因。但是本文不准备对上述诸因素作全面的一般的理论探讨，只是就当时入传人物本贯分布区域的主要特征进行若干具体的研究和分析。
明代入传人物分布的范围十分广范，几乎覆盖了明王朝王化所及的全国各地，最基本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从社会基础看，从明朝中叶开始，农民非农化的倾向虽已十分明显，但是明朝中国社会仍是一个封建自然经济的汪洋大海，所谓资本主义萌芽不过是这汪洋大海中的几叶浮舟，在这样一种经济结构中，很难在整个社会产生新型的人际关系，形成新的价值观念，孝道、妇道、长幼之道、尊卑之道依然被奉为神圣无比、永恒存在的纲常名教。传统的封建道德、伦理观念仍旧是维持家庭关系、宗教关系的一条红线。在这种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制约之下，忠孝之士、贞烈之妇遍布全国各地，应该是不难理解的。第二，从经济基础看，明代经济全面高涨。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的条件，因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落后也就决定着人物的兴盛与衰落，因为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有了保障的情况下，才可能去从事更加广泛的社会活动，人物才有可能大批产生。明中叶以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水平有显著提高，从明末徐光启《农政全书》的记载看，当时耕耘、选种、灌溉、施肥、园艺等方面都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北方推广了凿井灌田，南方推广了水平灌田，尤其是闽浙地区普遍推广了双季稻，岭南还有三季稻，花生种植越来越普遍，蕃薯、玉米已从南洋引进，棉花“遍布于天下，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富皆赖之”①。福建、广东广种甘蔗，湖州地宜桑蚕，种桑养蚕者“在在有之”②。同样手工业也有了很大发展，冶铁中心有广东佛山、山西阳城、福建尤溪，制陶中心有景德镇，而且在工场内还出现细密分工，苏州丝织业中有车工、纱工、缎工、织工等专门工匠。在织绸时还有打线、染色、改机、挑花等明确分工。这些精细的分开，无疑会极大地增加产量。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经济的繁荣。南北两京是全国最大的都市，“四方财货骈集”，“南北商贾争赴”③。苏州自“吴闾至枫桥，列市二十里”④，杭州“内外衢巷绵亘数十里”，民物繁庶，“车彀击，人肩摩”⑤。这些手工业市镇的兴起和城镇居民脱离农业从事工商业，成为明代城市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而发达的社会经济，不仅为社会上层人物的政治活动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而且对于区域文化发展水平、人物行政能力的提高，也都起着决定性作用。全国入传人物籍贯分布密集、次密集地区，几乎全是经济发达区域，正是其具体体现。第三，明代学子价值取向的转换。传统的儒家学子，以修齐治平为己任，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参与社会生活，如韩愈、王安石、欧阳修等人，以其学子入政在历史上留下令人注目的一页。可是明代的学子却不以之为然，其价值取向明显地转化为经世致用，而西方传教士的到来、西学的东渐、对外贸易的扩大，更促进了这种价值取向的转型，宋代颇有建树的程朱理学因其僵化的教条受到明代学子从不同角度的批评和瓦解，致使“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⑥。随着嘉隆时江南地区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一部分知识分子跳出传统的儒学范畴。泰州学派高歌“百姓明即道”⑦；徐光启提倡学习西洋，并遍习天文、农业、历法、几何、光学等西洋之长，翻评西人著述，其思想的核心是实用，这是中国传统道德的大转型时期。“商贾既多，土田不重。操货交换，起落不常”，“高下失均，锱铢共竟；互相凌夺，各自张皇”⑧。海禁的开放，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生活、道德观念发生重大转变，知识分子为使自己重新定位而积极活动，从而形成广泛的社会影响和群众基础，李贽在麻城讲学，儒释从之“几千万人”⑨；何心隐被杀，武昌有几万人为之鸣冤⑩；苏州、常州市民为保护东林党人自发组织起来，抗击阉党，成为民变。一时时代的学子从政治、经济、伦理上提出了新的价值取向。因此在明代，人才辈出，百科鼎盛。
明史入传人物在地域上分布极不平衡，南方明显多于北方，东部明显多于西部，尤其是江浙沪闽赣皖地区是明代全国入传人物核心分布区，这是由许多具体原因决定的：第一，明代东部地区和南部地区农业商业发达，这就为人们的政治活动和区域文化发展水平的提高提供了物质保障。明代入传人物分布密集、次密集的地区，几乎全是经济发达区域，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明代儒家“治生”说的泛滥所及，清代沈垚在《落帆楼文集》卷二四《费席山先生七十双寿序》中说：“宋太祖乃尽收天下之利权归于官，于是士大夫始必兼农桑之业，方得赡家，一切与古异矣。仕者既与小民争利，未仕者又必先农桑之业者方得给朝夕，以专事进取，于是贷殖之事益急，商贾之势益重，非父兄先营事于前，子弟即无由读书以致身通显，是故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天下之士多出于商，则纤啬之风益甚。”“元明来，士之能致通显著，大概籍资于祖、父，而立言者或略之，则祖、父治生之瘁，与为善之效，皆不可得见”。将这一段文字看作是对明代社会的描述，大致是可以成立的。所以《震川先生文集》卷十三《白庵程翁八十寿序》亦云：“新安程君少而客于吴，吴之士大夫皆喜与之游。……古之四民异业，至于后世而士与农商常相混。……程氏子孙繁衍，散居海宁、黟、歙间，无虑数千家，并以读书为业。君岂非所谓士与商者欤？”可见明代中叶以后，士与商之间已不易清楚地划分界线了。“良贾何负闳儒”(11)已成为当时十分普遍的社会现象，而黄河流域富庶的经济地区经过唐代后期和五代的相继摧残之后，已达到了难以恢复的地步，其后金元两个政权对于黄河流域经济地区的破坏无异于雪上加霜，致使北方的经济破坏更为严重，直到明朝，黄河流域的经济仍是相当萧条的。相反长江流域自安史之乱后，其经济的发展是阔步前进，南宋时已享有“苏常熟，天下足”的美誉，到明代长江下游地区更致力于经济作物的经营，苏州、杭州、湖州、松江、常州、南京各处已经成为丝织业的重要城市。苏州东北半城皆为机户，而郡城之东皆习织业(12)。松江虽以棉织业为盛，而绫与布亦“衣被天下”，所产的精线绫尤为“当时天下第一”(13)。湖州“隆万以来，机杼之家，相沿比业，巧变百出”(14)，显示出长江下游太湖周围及其附近地区是当时全国丝织业区域的中心。同时这里还是一个重要的产棉纺织地区，顾燮《消夏闲记摘钞》中《类蓉塘条》就云：“前明数万家布号，皆在松江”。所产的纱布向北销行到秦晋，南边到闽、粤，其间湖广浙赣等处也都随时畅销(15)。松江而外，苏州的太仓、嘉兴亦多以织布为业(16)。在经济不断发展的情况下，都会也自然会随之更加繁荣起来，明朝规定在一些较大的都市中征收市肆门摊税，一些靠水路的都会还规定征收船钞。有市肆门摊税的全国共32处(17)，其中江、浙、赣、闽四省独占16处；征收船钞的地方全国共有7处(18)，江、浙、赣三省又占5处。充分地表现出江南经济在全国中的显赫地位。
第二，长江中下游地区成为入传人物分布的核心地区，亦与这一带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有关。明代这一地区是全国的重要文化区域，这是书院林立，学风鼎盛，讲学自由，著述流行，学者辈出，当地读书人通过科举考试，大批进入政界，成为当时名流，而入传明史。在明代，进士等科举功名最能反映当地文风或人物的盛衰。自洪武四年(1371)到万历四十四年(1616)245年之间，每科的状元、榜眼、探花和会元共244人，南方计215人，占总数的88%。而江、浙、沪、赣、皖、闽六省市又占南方总数的74.2%。宰相为仕途的最上目标，也是一般人要谋取的最高职位，因此阁臣籍贯的分布是确定文化中心的最好指标。从143位入传阁臣的经历来看，除4人（乡举1人，荐举3人，其中包括挂名的内阁权谨在内）以外，全部是由进士入选的，其中有进士第一名状元17人，第二名榜眼11人，第三名探花7人，共35人，占总人数的1/4以上，而长江下游地区的江、浙、沪、闽、赣、皖六省市就有状元13人，榜眼9人，探花6人，进士46人，充分表明了长江中下游地区科举文化的发达。
华北平原也是明代入传人物分布较多的地区，其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此地区乃国都所在地，是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当地人物在行政技能培养、仕进环境和入仕升迁机遇等诸多方面皆居于优越地位，进入社会上层群体的人数自然要更多些。政治中心附近人物本贯分布密集，这是古代人物分布的一条通则。第二，此地区是全国南北交通大动脉，即京杭大运河通过的地区，而交通枢纽不仅是当地经济发展的主杠杆，同时也是当地文化繁荣和交流的主动力。由于对外文化学术吸引力增强，可以使得各种文化学术动态增殖出许多不被原地理环境约束的超越这种地理环境的因子，所以通过学术文化交流、传播而实现的与外界交往的机会愈多，其学术文化的生命力也就愈强。因此，交通的便利是华北平原人物分布较多的主要原因。
至于珠江三角洲地区成为明代入传人物分布较多的地区亦与当地经济的兴起有关。与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情况不同，由于珠江三角洲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它的经济活动与海外贸易关系极大，因此元明两代因受同时期欧洲地理大发现的冲击，农业和手工业技术取得了极大进步，尤其是由于资本主义的萌芽生长，封建生产方式处于瓦解之中，因此形成了农业手工业生产的许多专门化部门，生产分布上有明显的地域分异。这里的人们按照土地类型的不同摸索出一整套配置农业生产的耕作制度，分异出不同的农业地域类型，其中以桑基鱼塘、稻蔗果桑鱼塘最富特色。在这里经济作物已占有很重比例，它们在不少地区属于专门化生产；而且手工业门类众多，花式齐全，制作精工，诸如冶炼、造船、五金、制糖、纺织、食品都是饮誉当时的部门，特别是广州已成为明代全国最大的外贸中心，中外商贾云集，极其繁盛，有“广南富庶天下闻”之誉。佛山亦发展成为全国四大镇之一，其手工业发达之程度大有驾于广州之上。据史载景泰年间，佛山全市划分为24铺，“民庐栉比，屋瓦鳞次，几万余家”(19)。显然广州、佛山的兴起不是由于政治关系，而是明代商品经济发达，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物。经济上的繁荣就使人们的物质生活有了保障，可以从事更加广泛的社会活动，从而为整个社会提供了更多的优秀人才。
综上所述，可以总结出明史入传人物的地理分布规律：（一）经济繁荣、教育发达是人物产生和发展的基础。经济繁荣使人们在丰衣足食之余能够致力于社会活动，而教育发达又是培养优秀人才的重要条件，两者的结合就为社会培养出大批人才。（二）政治和军事重心给人物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如北京是明朝统治中心，加上北方边境受到蒙古的强大威胁，因为防御而布署大量军队，是全国政治和军事重心之所在，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所以人才也比较多。（三）地区开发晚，经济和文化落后的地区受统治阶级的重视次之，为人才最少地区。（四）都城所在地是人才最为集中的地区，如北京25人，南京27人，都是明代入传人物较多的地区之一。在上述诸多因素中，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又是其中影响人物本贯分布的最重要最根本的因素。从较长的历史时期看，经济发达区域人物本贯分布总是比较密集的，经济落后地区虽然可能出现人物本贯分布密集的现象，但往往历史短暂，极易受其他因素影响而发生波折。
注释：
①丘浚《大学衍义补》卷二二《贡赋之常》。
②朱国桢《涌幢小品》卷二《蚕报》。
③张瀚《松窗梦语》卷四《商贾记》。
④康熙《松江府志》卷五四《遗事》下。
⑤万历《杭州府志》卷三四《衢巷市镇》。
⑥《明史》卷一七二《儒林传》。
⑦王守稼《封建末世的沉淀和萌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1页。
⑧《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二七《江南十五》引《歙县风土论》。
⑨沈瓒《近事丛残》。
⑩李贽《何心隐论》。
(11)汪道昆《太函集》卷五五《诰赠奉直大夫户部员外郎暨赠宜人闵氏合葬墓志铭》。
(12)《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六七六《苏州府部汇考》。
(13)朱国桢《涌幢小品》卷二《蚕报》。
(14)乾隆《湖州府志》卷四一《物产》。
(15)叶梦珠《阅世编》卷七《食货》。
(16)康熙《苏州府志》卷五《疆域志·风俗》。
(17)《明显宗实录》卷五○。
(18)《明史》卷八一《食货志》。
(19)乾隆《佛山忠义乡志》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