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增权、社区参与和公平感知的关系研究——以四川理县桃坪羌寨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县论文,为例论文,公平论文,关系论文,旅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旅游体验时代的到来，作为记录某一历史时期典型风貌、习俗特色，传承各民族传统生活形态，具有很高历史认知和审美观赏价值的民族村寨，[1]凭借其独特的人文地理景观魅力，成为吸引大量游客的重要旅游目的地。然而，民族村寨旅游产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村寨居民与政府或旅游开发商之间的矛盾也因旅游权力和利益分配的不公而时常尖锐乃至激化。民族村寨社区居民是传统民族文化的“活态”载体，因而其本身也是重要的旅游资源，具有资源利用主体和资源本体的双重身份特征。[2]因此，作为民族地区旅游开发中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其能否在现有制度安排下，凭借自身理性通过社区参与真正获得旅游开发的话语权，从而让居民获得更公平的利益分享和更合理的成本分担，这不仅涉及民族村寨旅游能否获得可持续地良性发展，而且也成为影响民族地区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 基于此，本文以四川理县桃坪羌寨为例，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探讨民族村寨社区旅游的旅游增权、社区参与和感知公平三者间的关系，并运用SPSS18.0和AMOS12.0软件对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和假设检验，以期为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健康发展提供理论参考和相关建议。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我国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引起居民与政府或旅游开发商矛盾冲突的根源是社区居民“权能”的缺位。因此，为了对产生于西方民主政治背景下的旅游增权更好地进行本土化研究，本文依据权力与权利的关系(即权力由权利产生并受权利的约束。但如果缺乏制度和法律对权利的保障，一旦出现漏洞或真空，本性偏好膨胀的权力就会肆意妄为，其结果是权利被权力剥夺并服从于权力，造成权利人利益的缺失)，借鉴我国学者王宁教授提出的“制度增权”概念(即为了保障旅游地社区居民弱势群体的权益，国家通过制度环境建设对居民进行授权，从而形成旅游发展中权力关系的新平衡和旅游发展的制度化)，因此，本文中的旅游增权均指制度增权。 二、概念模型、理论依据和研究假设 (一)概念模型 在对旅游增权、社区参与和公平感知等相关国内外文献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民族村寨社区旅游的旅游增权、社区参与和公平感知概念模型(如图1)。该模型属于结构方程模型，共由三个潜变量组成。其中旅游增权是外衍变量，社区参与和公平感知是内衍变量。各变量之间共存在三种路径假设，用“+”号代表每种路径假设间的显著正向因果关系。
图1 研究概念模型 (二)理论依据和研究假设 旅游增权是通过外部干预增强个人的能力和对权力的认识，以减少或消除无权感的过程，其最终目的指向获取权力的社会行动及其导致社会改变的结果。[3]有学者研究指出，发展中国家欠发达的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的主控权一直被政府和开发商高度控制，大多数社区居民往往被排除在由利益主体所形成的权力主体之外，即使社区拥有部分的话语权，也总是被既定的精英群体所分享。当社区在权力结构中处于无权或去权状态时，对社区参与的倡导便过于天真而不切实际。社区参与只能建立在个人拥有公民权的现代公民社会中。社区参与需要通过改变环境和制度，从而真正地实现权力分享。[4]旅游增权是社区参与的前提和保障，是影响社区参与的决定性因素，如果忽视了权力关系，所谓的社区参与充其量只表现为一种体现人文关怀的呼吁，这也是造成社区参与在实践中失败的主要原因。 据此，提出假设：
：旅游增权对社区参与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公平感知是社会心理学所建构的概念，是人们对自己在社会中所获得的收入、地位、声望与其他人比较或者与自己过去比较而获得的一种主观评价。[5]公平感知是个体或群体是否获得公平对待的一种心理感受。在权力结构中，当某一部分权力过度扩展和膨胀，或某一部分权力过度抑制和萎缩，或者体系之外的某种强力不当介入和干预，都会对应该平衡和谐的权力结构造成破坏，其最大的危害就是受权力保护的权利主体的利益遭受不公平的待遇甚至被剥夺。对公平的偏好和对不公平的抵制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和基本需求。在现实中，不公平已经成为诱发大众心理失衡、产生社会矛盾的一个焦点。不公平的实质是权力结构的不平等。制度规范既要支持权力的存在，也同样要对权力加以限制。无论任何社会体制下，社会的公平与否都应该以民众的意见作为重要的参考依据，公平的实现也只有在构建了相关的权力制约机制才有可能。 据此提出假设：
：旅游增权对社区居民的公平感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旅游社区参与主要是指社区居民通过与外部力量的抗衡参与到涉及旅游规划、开发、收益分配等重大事宜的决策和执行体系中。社区参与的实质是社区与外部力量的权力分配过程，其目的是让在相关利益主体中较为被动的弱势群体——社区居民，在自己生息之地的旅游发展中获得公民权利。[6]获取利益是社区参与的最重要的驱动因素。Cevat Tosun(2000)研究指出，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发展中国家，旅游收益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不合理的分配，实质上是社区伪参与的一种体现。由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及欠发达地区对居民社区参与缺乏制度化、法制化保障，导致这些地区的社区参与只能是一种象征性的或被动型的执行式参与。在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由于缺乏资金等发展资源，很多时候即只能以出让旅游资源经营权的方式获取政府或开发商的支持，而政府或开发商为了保障自身的利益，并不愿意和居民分享权力，这就造成了居民社区参与权力的弱化乃至丧失，直接的后果是旅游开发管理过程忽视当地居民的意见和诉求，使得社区居民的权利被损害，权益得不到保障。旅游开发管理过程中社区参与的缺失和弱化，以及利益分配的显失公平和公正，容易进一步激化居民与政府或开发商之间的矛盾。Inskeep(1991)[7]指出社区居民只有在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旅游决策中能以主体的平等身份进行参与，获得旅游发展和管理的话语权，才能提高参与的效能感与公平感，才能从旅游发展中公正地获得利益。 据此提出假设：
：社区参与对居民的公平感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三、实证研究 (一)研究区域 桃坪羌寨始建于公元前111年，位于岷江上游杂古脑河畔的阿坝州理县桃坪乡，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桃坪寨因其独特的“依山而居，累石为室”的羌族建筑风格和承载的羌族文化，被誉为“东方神秘古堡”以及保存最完整的羌族建筑文化的“活化石”。整个山寨，没有单门独户的房子，所有寨房相连相通，外墙用卵石、片石相混建构，斑驳有致，是世界建筑史上绝无仅有的一大奇观。桃坪羌寨现有150户居民，其中99%的居民为羌族，全寨从事旅游经营的居民户现已高达90%以上，旅游业已经成为其主要的收入来源，并对当地居民的生产和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自从1996年实施旅游开发以来，桃坪羌寨凭借其独特的民族民俗旅游资源，成为少数民族村寨旅游的典型代表，吸引了络绎不绝的海内外游客前来观光、考察。 (二)问卷设计与数据采集 问卷是本研究使用的主要调查工具。问卷第一部分是受访居民的人口统计特征和社会属性。第二部分对案例地居民的旅游增权、社区参与和公平感知进行调查，由于要测量的三个变量属于潜变量，故需要设计相应的观测变量，而观测变量的拓展就是问卷中的具体题项。其中，旅游增权参考郭文(2011)的研究成果并作适当修改，选定6个观测变量，包括旅游收入分配制度、利益主体权利义务制度、居民自由使用旅游资源制度、规范的居民维权制度以及居民有权避免外来者独占优良工作；社区参与借鉴杨兴柱(2005)和Barbara(2000)的研究成果，选定5个观测变量，包括居民参与旅游决策、居民参与旅游规划、居民参与日常管理、居民的参与意识以及居民能与投资者实现利益共享；依据Patterso(2004)的研究成果，将公平感知分为结果公平(Result Fair，RF)、程序公平(Procedure Fair，PF)和交互公平(Interactional Fair，IF)三个维度，其中RF维度有4个观测变量，包括失去房屋或土地的居民能得到合理经济补偿、居民旅游收益与做出的贡献相吻合、居民旅游收益提成随旅游发展而增加、旅游收益分配方案能代表大多数居民意愿。PF维度有3个观测变量：居民可通过正式渠道表达对收益分配问题的看法、政府对损害居民权益行为的处理及时有效、居民感觉有失公平的决定有正规的质疑程序。IF维度也有3个观测变量：居民愿意与政府工作人员打交道、政府或开发商向居民公开景区运行和年度红利情况、政府工作人员尊重和重视居民反应的问题。囿于篇幅限制，模型中公平感知变量以各维度下的各观测变量题项得分加总进行表示，采用李克特7点量表形式，按照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的认可程度从低分到高分，分别赋值1～7分。调研组于2013年7月在桃坪羌寨进行了实地调查，采用现场填答及现场回收方式，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490份，有效回收问卷425份，有效回收率为86.7%，[5]同时运用SPSS18.0和AMOS12.0软件对问卷进行了统计分析。 (三)数据分析 1.样本描述性统计分析 受访居民样本人口统计学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从性别及是否原住居民分组，受访居民男性236人，占55.6%，女性189人，占44.4%；425位受访者中有382人为本地原住居民，占样本量的89.8%。(2)年龄分组显示，受访人主要集中在30～55岁年龄段，共有299人，占受访居民总数的70.3%。(3)教育背景方面，受访人学历以初高中为主，约占样本总数的90.5%，大专及以上的只有9.5%(36人)。(4)家庭从事旅游人数及职业分布方面，受访居民家庭中至少有1人以上从事旅游的高达87%(370人)，从事的职业中，以个体旅游经营者最多，有314人，务农的仅为4.5%(19人)。(5)居住时间及家庭收入上，受访居民在本地居住时间以10年以上为主，占样本总量的82.6%，家庭平均月收入以1000～3000元为主，家庭收入来源中，以旅游为主的占到调查样本量的81.5%，全靠务农和全靠旅游的仅为3.3%和4.9%。本次抽样样本从整体上并未发现明显的异常存在，因此，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2.问卷的信度和效度分析 问卷的信度又称问卷的可靠性，其反映的是问卷测量结果的一致性或稳定性程度，信度分析的目的是为了控制并减少随机误差。目前多用Cronbach's alpha系数(简称a系数)对测量工具内部的一致性进行检验。a系数越接近1则信度越高。一般而言，a系数值≥0.70时，属于高信度，表示其内部具有较为稳定的一致性；0.35≤a系数＜0.70时，其信度一般；低于0.35则不可取。[8]通过对模型采用Cronbach's a系数进行信度检验发现：各潜变量的Cronbach's a系数最小值为0.80，其余分别为0.84和0.89，均高于0.7的最低水平，这说明测量问卷的整体质量较高(见表2)。随后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进行效度检验。在进行效度分析之前要先确定是否适合做因子分析，SPSS18.0统计数据显示，KMO值为0.851，大于0.5的最低水平；Bartlett’s球形检验的显著性水平值达到0.000，说明达到显著，代表母群体的相关矩阵间有共同因素存在，适合做因子分析，然后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和最大正交旋转法进行因子分析，[5]结果发现所有观测变量最小标准化因子载荷值为0.523，大于0.5的临界值标准，而整体介于0.523～0.894之间，说明观测变量能较好地被潜变量解释，各观测变量的测量效度是可靠的。
3.测量模型分析 首先，利用结构方程模型软件AMOS12.0，采用极大似然法对模型中的数据进行参数估计，目的是衡量所提出的概念模型是否与收集的数据相匹配。对于模型适配性的评价以学者Hair等人(1988)的整体模型适配度评估指标最为常用，即从绝对适配度测量指标(absolute fit measurement：
/df、GFI、RMSEA等)、增值适配度测量指标(incremental fit measurement：NFI、NNFI、CFI等)及简约适配度测量指标(parsimonious fit measurement：PGFI、PNFI等)进行检验。一般认为
/df在1～3表示模型适配良好；GFI、NNFI、CFI大于0.90表示模型适配度佳；PGFI和PNFI值如果大于0.50的标准，表示理论模型能通过适配度检验，说明该模型是合理的。RMSEA小于0.08表示适配合理，小于0.05表示适配良好。本研究选取了
/df、GFI、RMSEA、NNFI、CFI、PGFI、PNFI等指标进行了整体模型适配度的检验，结果分别为：
/df=1.863，GFI=0.949，RMSEA=0.068，NNFI=0.955、CFI=0.963、PGFI=0.735，PNFI=0.792，说明测量模型对数据的拟合性较好。 其次，需要对模型的组合信度(又称建构信度)、汇聚效度(又称收敛效度)和判别效度进行检验。组合信度CR(construct reliability)反映的是所有测量指标分享该因素构念的程度，组合信度越高表示测量指标间的内在关联性越大，相反，组合信度越低，说明测量指标间的内在分歧性较大。对组合信度的计算依据的是福耐尔(Fornell)公式[9]，结果发现各潜变量的组合信度值介于0.807～0.868之间，均大于组合信度高于0.6的适配标准。[10]对测量模型的汇聚效度检验则采用潜在变量的平均方差抽取量AVE(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其计算公式为(∑因素负荷量平方)/(∑因素负荷量的平方+∑测量误差变异量)。AVE反映了每个潜变量所解释的变异量中有多少来自于该潜变量中的所有题项，当AVE值大于0.50时，表示该潜变量具有较好的收敛效度，反之，说明抽取值不佳。表2中，3个潜变量的AVE值均大于0.50的临界值，表明模型的汇聚效度较为理想。 最后，检测测量模型的判别效度主要指的是潜变量各维度间是否存在区别。测量模型的判别效度常用两种方法进行判断，其一是，如果各个因子的AVE的平方根比该因子与其他因子之间的相关系数都大，则判别效度较高。或者是AVE的平方根大于该构念与任何其他构念的相关系数，则判别效度较高。其二是卡方检验，方法是利用单群组生成2个模型，一个是限制性模型(潜在构面间的共变关系限制为1，共变参数为固定参数)与未限制模型(潜在构面间的共变关系不进行限制，共变参数为自由估计参数)，然后比较两个模型的卡方值差异，若该值达到显著水平则表明其区别效度高。在本研究中利用第一种方法求区别效度，结果显示3个潜变量的AVE的平方根全部大于该潜变量与其他潜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说明测量模型具有较好的判别效度 4.结构模型分析 结构模型分析就是利用所搜集的实证数据对前文中所形成的概念模型与样本矩阵的拟合性以及路径系数进行检验，以确认假设的潜在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是否获得模型结果的支持。利用结构方程建模技术(AMOS12.0)，采用极大似然法和协方差矩阵检验结构模型的拟合性和路径系数。研究结果表明结构模型中各适配度指标均得到经验性数据支持(
/df=1.139，GFI=0.937，RMSEA=0.055，CFI=0.964，NNFI=0.926)，表明数据和模型拟合较好。而路径系数分析主要用来判断文中所构造的概念模型中的各种假设关系是否成立，其判别的依据取决于各标准化路径系数是否达到显著水平。研究结果显示，假设的3条路径系数，均在0.000的水平上，达到显著，表明3个假设全部得到支持(图2)。(1)旅游增权对社区参与有显著正向影响，其路径系数显著(β1=0.684，t1=18.741***)，H1成立。(2)社区参与对公平感知有显著正向影响，其路径系数显著(β2=0.563，t2=10.427)，H2成立。(3)旅游增权对公平感知有显著正向影响，其路径系数显著(β3=0.767，t3=11.168)，H3成立。至此，本研究所提出的研究假设H1—H3均得到证实。通过对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的检验分析发现，概念模型与观察数据适配度佳，无需对模型进行修正，形成最终正式模型(图2)。
图2 研究最终模型 注：***表示P＜0.001 四、结论与建议 (1)本文将旅游增权和公平感知理论引入民族村寨社区旅游研究领域，弥补了现有文献对旅游增权和公平感知实证研究的不足。通过旅游增权，将打破现有民族地区基层政府、旅游开发商与当地社区居民之间极不平衡的权力关系，使在权力结构中被忽视、被边缘化的弱势居民实现在社区旅游开发与发展中的话语权和利益分享权，从而建立起有助于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决策的合理权力框架，这对于促进民族地区旅游发展的公平性和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民族村寨社区旅游中的旅游增权、社区参与和公平感知是一个具有因果关系的结构方程模型，其中旅游增权对居民公平感知的直接影响最大(0.77)，远高于通过中介变量社区参与对公平感知的间接效应(0.68×0.56)，这说明对居民实现旅游增权，尤其是规范旅游收益分配制度和居民旅游维权制度，健全保障社区居民自由使用社区资源从事农林矿牧渔业的制度，以及居民优先参与旅游景区开发与建设的制度，是提升民族社区居民旅游公平感知的主要举措。 (3)民族村寨社区旅游的社区参与对居民公平感知具有显著影响，与相关学者对本问题的研究结论基本吻合，[11-12]这说明社区参与是实现民族地区旅游业持续和谐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方法，也是保护民族社区居民利益和推进社会民主化进程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决民族地区旅游发展中社区居民与政府或旅游开发商之间的矛盾冲突。但是，社区参与的前提和实质是对社区进行真正的授权即实施旅游增权，去权力化的社区参与是其在实践中不能取得成功的关键。 (4)居民公平感知包括结果公平(JGGP)、程序公平(CXGP)和交互公平(JHGP)，其因子载荷分别为0.81，0.76和0.59，这表明结果公平对居民的公平感知影响最为强烈，因此，一方面，需要将景区门票收入按照一定的比例在政府部门、旅游开发商和居民之间进行合理分配；另一方面对旅游开发中因征占农民房屋土地等而产生的巨大财富和利润，应按照公平原则，在平衡收益和贡献的前提下，进行合理分配。同时，完善对村寨居民征地占房的补偿标准，建立和完善利益诉求机制，遏制和打击旅游开发中侵害居民利益的不公平行为，切实维护居民的合法权益。 (5)一切矛盾冲突的根源在于权力和利益分配的不平等，要实现民族地区旅游发展的良性和稳定运转，就必须始终坚持公平、公正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这是保障民族地区旅游健康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原则。目前，在旅游发展中，因分配不公而引发的当地居民与政府或开发商在权力和权益分配机制上的交锋和碰撞，已成为我国民族地区旅游发展面临的最大制约和诱发一些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根源。 (6)虽然公平感知是人的一种主观心理感受，同时其亦反映了社会共同心理感受，因此，不同的人对同一事件公平与否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如果绝大多数的民众对某一事件都有不公平的感受，那么对于这种基于事实的真实心理反应，就值得我们深思了。 (7)本研究的尚待完善之处在于：由于不同民族区域的不同民族村寨都有其独特的宗教信仰、民族文化、生产生活方式以及旅游开发背景与开发模式，这种通过单一区域的个案调研对民族村寨旅游进行整体评价略显论据不足。因此，应加大对不同区域内民族村寨社区旅游的旅游增权、社区参与和公平感知关系的探讨和对比研究，这将会在更大程度上增强该模型的普适性，从而更好地促进民族乡村旅游的公平性、和谐性和健康发展。
标签：结构效度论文; 信度检验论文; 经济论文;
旅游赋权、社区参与与公平感知的关系研究&以四川省黎县桃坪羌寨为例_结构效度论文
下载Doc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