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美劳动力技能的比较研究
——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
/周 园
摘 要： 劳动力的技能影响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和地位。德国与美国在GVC中具有不同的比较优势。德国劳动力的技能构成集中、高技术环境问题解决技能有相对优势，适合发展高端制造部门，使其倾向于后向参与。美国劳动力的技能构成更加分散、读写技能有相对优势，适合发展研发型部门，使其倾向于前向参与。这对发展中国家具有启示意义。中国应当在发展高等教育、加大研发投入的同时，进一步完善职业教育与职业培训体系，努力提高劳动力技能水平，优化劳动力整体技能结构，以实现全球价值链地位升级，促进生产力发展。
关键词： 劳动力技能 劳动力 全球价值链 比较优势 前向参与 后向参与
随着各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日益加深，技能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地位越来越重要。劳动力的技能既是一国产业优势形成的基础，又受到现有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反向影响。德国和美国在GVC中地位都比较高，同时两国比较优势也存在差异。德国制造业非常发达，而美国则在软件和金融等领域具有优势。这种差异与两国劳动力的技能水平和结构是否存在关系？技能又如何影响一国参与GVC的方式？新一轮产业革命已经到来，智能制造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各国相继提出产业升级规划。德国提出“工业4.0”，美国呼吁“再工业化”，我国也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要把握第四次产业革命的机遇，就要重视优化劳动力质量和结构，改革现有教育体制和职业培训体制，实现GVC地位攀升。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方案（2019—2021年）》要求把职业技能培训作为保持就业稳定、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的关键举措，作为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倡导开展全民性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我们认为在对德美的比较研究中寻找启示和借鉴，对我国GVC升级与技能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应急应对方面，就云南省最近一次破坏性地震——2014年 “8.03”鲁甸MS6.5级地震情况来看，云南发生破坏性地震灾害时，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这些。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全球价值链可以定义为在生产过程中所需的所有价值增加活动的集合（Marcel P.Timmer，Erik-Dietzenbacher，et al.（2015），包括设计、产品开发、生产制造、营销以及交货、消费、售后服务、最后循环利用等一系列增值活动。全球价值链反映出国际间产品生产的分工技术，也反映出价值和利润的分配过程。有学者认为全球价值链天生具有霸权性质，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这种由上游企业主导的分工方式甚至会使发展中国家出现“竞次”，因为劳动力越廉价的国家在低端环节越具有竞争优势。然而，长期专注低端可能会使一国陷入技术“锁定”而难以实现价值链升级，发达国家也会采取种种手段对其进行阻挠。事实上，比较优势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价值链主导国家获得现有的优势地位也是其比较优势渐进发展的结果。
文化是素质、三观的基础，对于文化的学习，实际上就是帮助学生了解一个国家文化的发展历程，在文化教学中做好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才能够确保学生在学习文化与进步的过程中明确政治导向，逐渐成长为符合国家人才需求，具备正确三观及价值取向的优秀人才。因此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探讨，离不开对于文化教学的探究。
劳动者的技能是一国比较优势的重要来源。Gary Becker（1964）按照适应性强弱将劳动技能分为三类：通用技能、行业专用技能和企业专用技能。在此基础上，霍尔和索斯凯斯等（2017）比较了德美两国各行业的专利数量，认为通用技能的强适用性使其在软件和金融等“激进式创新”领域具有比较优势，典型例子是美国和英国，而专用性技能更适合大规模多样化制造业等“渐进式创新”行业，例如德国和日本。Grossman与Maggi（2000）关注高低技能的分布情况对不同产业的影响，验证了劳动技能差异较小的国家在超模生产函数产业中具有比较优势，例如德国和日本等；劳动技能差异较大的国家在次模生产函数产业中具有比较优势，例如美国和意大利。德国和美国分别在超模生产函数产业和次模生产函数产业具有比较优势。
国内相关研究比较关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GVC中的地位对比，以及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如何实现产业升级。另外，对于全球价值链升级中的技能条件，以往研究往往停留在简单探讨“高中低”水平的阶段，而没有给予“技能”概念以足够重视。新近的研究中，占丽（2019）通过计算劳动力技能结构指数，较为明确提出劳动力技能结构影响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徐海宁、璩静静（2019）和陈衍、柳玖玲（2019）基于《2017年OECD技能展望——技能和全球价值链》分别对技能与全球价值链之间关系的研究框架做了整理，对本文有较大启示，但相关研究仍然较少。
在测井响应中，高角度裂缝显示的开度往往很小，其在纵向上的延伸度很大。裂缝的累积延伸长度也是裂缝有效性好坏的一个重要指标。在其他情况相同时，纵向累积延伸越长，裂缝有效性越好［8］。
基于此，本文根据OECD报告对技能进行了定义和具体分类，并介绍了技能-全球价值链关系的研究框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技能如何影响德美GVC比较优势，以期为我国GVC升级中的劳动力技能提升提供借鉴和参考。本文主要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对已有文献进行整理和综述，梳理了全球价值链理论以及技能与全球价值链的关系，第二部分介绍技能与全球价值链比较优势关系的研究框架，第三部分对德国和美国的细分技能和全球价值链参与度进行比较，第四部分进行总结，并对如何提升我国劳动者技能以更好融入全球价值链提出建议。
根据OECD报告，技能对全球化至关重要。技能影响就业质量和劳动者生活水平可以使一国更好地融入世界市场，并发展技术最先进的产业。技能禀赋和产业专业化水平之间的关系影响一国的比较优势和GVC表现。
二、研究框架：技能与全球价值链比较优势
（一）全球价值链参与的测度
1.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的总出口分解
建立健全水利投入稳定增长机制是开展大规模水利建设的关键，广东省把建立和完善水利投入稳定增长机制作为水利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科学发展，先行先试，不断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多渠道筹集水利建设资金，逐步建立了颇具广东特色的水利投入稳定机制。“十一五”期间，实现全省水利投入885亿元，是“十五”期间全省水利投入的1.6倍。2011年落实年度水利投入310亿元，顺利实现全社会水利投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总结经验主要得益于以下四个方面的积极实践：
其次，根据总出口中增加值的具体形式，进一步分解每个类别。出口到国外的国内增加值包括三个部分：①最终产品和服务的出口（Final goods and services exports）②中间品直接出口（Intermediate exports absorbed by direct importer）和③中间品间接出口（Intermediates sent to first importer and then re-exported to third country，IV）。这三项和先出口后返回本国的国内增加值组成全部国内增加值。国外增加值包括①最终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Foreign value added contained in final exports，FV）和②中间品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Foreign value added contained in intermediate exports）。最后，重复计算项包括来自国内的重复计算项（Pure double counting from domestic sources）和来自国外的重复计算项（Pure double counting from foreign sources）。KWW模型完整描述了出口贸易增值的产生过程，将衡量增值贸易的各种传统方法系统地整合到一个核算框架中。其中最重要的两类增加值是中间品间接出口（IV）和最终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FV），这两项增加值与一国参与GVC的程度和地位密切相关。
2.GVC参与指数与GVC地位指数
学界一般采用Koopman等（2010）提出的GVC参与指数来衡量某国某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程度，计算公式如下：
图1 总出口贸易核算体系
上式中IVir表示r国i产业的国内间接增加值部分，即r国i产业向其他国家出口的中间品贸易额，该指标衡量r国i产业生产的中间品经一国加工之后又出口给第三国的价值增值；FVir表示r国i产业总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部分，即r国i产业出口最终产品中包含的国外进口中间品价值；Eir表示r国i产业的总出口价值。
根据OECD-WTO的分类，可以将GVC参与分为前向参与（forward participation）与后向参与（backward participation）。前向参与度IVir/Eir指的是总出口中r国i产业为其他国家出口所提供的中间品增加值比重，该指数越高表明r国i产业向其他国家提供中间品价值越大，越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上游”环节（包括创意、研发、设计、品牌、零部件生产供应等）；后向参与度FVir/Eir指的是r国i产业出口中包含的国外中间品增加值比重，该指数越高则表明r国i产业使用越多来自别国的中间品来生产最终产品，越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下游”环节（主要指最终产品的组装）。由（1）式可知GVC参与度等于前向参与度与后向参与度之和。GVC参与指数越大，表明一国参与GVC的程度越高，反之，则表明一国在GVC中的参与程度越低。
从图4中可以看到，从1995年到2009年，除南非之外，各国GVC参与指数普遍增加或者保持不变，可见增加值出口对一国总出口的贡献越来越大。其中德国的GVC总参与程度高于美国。1995年德国GVC参与指数为40%，美国略高于30%，2009年德国GVC参与指数上升到了50%，美国上升到了40%。1995年和2009年德国GVC参与指数都高于美国10个百分点，十四年来保持了稳定。从这个角度看，德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更高，其出口对增加值贸易的依赖也更大。具体到前向参与度与后向参与度，可以看到美国的前向参与度为30%，高于德国的25%，后向参与度只有10%，低于德国的25%。可见，美国在GVC中的位置更加偏向于上游，而德国在GVC中的位置更偏向于下游。据此计算两国的GVC地位指数，美国为0.167，德国为0，美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略高于德国。
（二）技能的定义与分类
（c）The house which I used to live in has been knocked down.
2.成人技能调查（SAS）的技能分类。OECD发布的《2017技能展望——技能与全球价值链》报告根据国际成人能力评估项目（PIAAC）中的成人技能调查（SAS）结果，研究了技能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报告首先将技能分为三大类（1）认知技能（2）非认知技能（3）基于具体工作内容的综合技能，然后根据继续将其细分为九小类，如图2所示。
认知技能（cognitive skills）又称为硬技能，指有意识的智力付出、长期与短期记忆、视听能力、解决问题的效率以及逻辑和推理能力。SAS中具体的认知技能包括①读写能力（literacy）②计算能力（numeray）③高技术环境问题解决能力（problem solving in technology-rich environments）④信息与通信技术技 能（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skills，ICT skills）和⑤科技、工程与数学能力（STEM skills）。
图2 根据成人技能调查（PIAAC）显示的技能分类
非认知技能（non-conscious skills）也称作软技能、社会情感技能或个人特质（personality traits），其作用方式相比于认知技能更加间接和潜意识化，并与个体的性格、气质、态度、正义感与人际交往能力密切相关。SAS分类中，个人特质（非认知技能）主要表现为⑥持续学习能力（readiness to learn），例如“将新想法与实际生活相联系”或者“喜欢学习新事物”。
广东盆距兰属盆距兰属(Gastrochilus D. Don)，广东盆距兰区别于其他种的显著特征在于：植株下垂，茎较粗壮，叶镰刀状长圆形，长于5 cm，总状花序缩短，前唇光滑(封三,图Ⅳ)。我国广东、云南亦有分布。
为验证本文方法处理结果的特点，首先对一个Demo多边形数据分别基于形态学细化及Delaunay三角网两种方法进行中轴线提取，并对比分析。一种Demo数据为常规多边形，一种为线面混合状态。
在这九类细分技能中，又可以根据技能数据来源将其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可以通过测试调查到的技能，即三项认知技能：读写能力、计算能力和高技术环境问题解决能力。第二类是基于具体工作任务的技能（task-based skills），包括其余的六项技能：ICT、STEM.、自我组织、管理沟通、市场营销与会计、持续学习。这六项指标既衡量劳动者的相应技能，也反映了这些技能所执行的具体工作内容和任务。在以上分类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对技能在GVC中的作用进行深入研究。
（三）技能与GVC比较优势
从图3的整体趋势可看出,随着序列长度的增加,这几种混沌序列的互相关最大值都越来越接近于零,复合混沌优选序列的互相关最大值与其它序列相差不大,且大部分处于其它序列下方。
1.技能的定义。技能（skills）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OECD报告将技能定义为“完成任务或活动所必需的知识、特征与潜力的集合。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所拥有的技能总和构成这个国家的人力资本”。这一定义比较有概括性。可以说“技能”概念包含了所相关的一切人力资本因素，包括先天禀赋和后天习得、学校教育和工作经验、心理因素和技术能力等等。
首先，工人应当具有较高的认知技能，也要掌握相当的管理和沟通技能，且有持续学习的意愿。以增加值核算的出口额越大的国家和地区，劳动者的读写能力、计算能力、高技术环境问题解决能力和持续学习能力也越强，其中认知技能的相关系数最大。这些技能与GVC参与度关系也很密切，既包括前向参与度也包括后向参与度，如图3所示。对于总出口中的后向参与度，阅读、数学和解决问题能力与之相关度较大。对于前向参与度，阅读能力和数学能力的贡献为正，其他技能的贡献则不明显。这些都表明在全球化中，知识和学习能力具有基础性作用，因为劳动者需要利用这些技能来理解、分享和模仿新知识，以帮助国家参与新兴产业和实现价值链升级。
其次，个人的技能组合应当与产业的技能要求相匹配。各国的技能禀赋不同，各产业的技能要求也不同。给定物质资本和贸易成本等因素不变，一国的技能特点和产业的技能要求的匹配状况可以部分解释该国在GVC中的比较优势。从产业层面来看，上文中所提到的基于任务的技能可以反映一产业中包含的各类任务的密集程度，从而反映产业对相应技能的需求程度。大多数产业需要一组技能的集合，因此可以用所包含任务的相对密集度来描述一产业。许多高端制造部门在自我组织任务方面的密集度远远高于管理沟通与营销会计任务。商务服务业在营销和会计任务上的密集度高于沟通任务，一些复杂商务服务业也包含大量自我组织任务。劳动力是否拥有发展相应产业的正确技能组合，影响了该国的比较优势和在GVC中的表现。
一国是否在特定产业具有国际竞争力，取决于其劳动力的相对技能优势和绝对技能优势之间的关系。例如，如果劳动力的计算能力和读写能力绝对水平都很高，同时计算能力比读写能力更有相对优势，该国将专门化于数量密集型产业。在这两种技能上都有绝对优势的劳动者将进入数量密集型产业，提高该产业的绝对生产力，那些两者关系较弱的国家将在该行业处于相对劣势。但是后者将会专门化于读写技能密集型产业，因为与其他国家相比，其劳动者在读写技能上拥有绝对优势。在这里，认知技能与技能化任务之间存在对应关系，管理和沟通需要较强的读写能力，市场营销和会计需要较强的计算能力，而自我组织需要较强的高技术环境问题解决能力。三类认知技能是最基础也最具有概括性的技能，集中关注认知技能，描述一国的技能总体情况。
最后，技能分散程度影响一国的比较优势。即使平均技能水平相似，两国也会基于人力资本的分散程度的差异而进行贸易。技能分散度在GVC专业化模式中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单个工人和其团队成员之间技能的“互补性”起作用的。各产业的技能互补性要求不同。有的产业具有比较长的环环相扣的任务序列，任何单个步骤的疏忽都会对产值造成极大影响，这些产业具有较高的技能互补性，例如航空业与机械制造业，当每个生产步骤雇佣相似技能水平的工人时，效率会大大提高。有的产业其劳动力的技能更容易被替代，即技能互补性较低，例如造纸业，一些生产环节的不足可以被其他生产环节的优势所弥补。一产业技能的互补性可以用工人之间需要沟通、联系和团队合作的程度来衡量，工人内部的技能互补性越强，就越需要互相交流和信息的互通有无。高技能互补性行业需要可靠的、达到一定要求的工人，而低技能互补性行业在工人技能不平衡时也可以照常生产。一般情况下，复杂商务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表现出高度的技能互补性。
在实际工作中，许多其他的特定技能也与劳动者工作表现和公司绩效紧密相关，这些技能兼有认知技能和非认知技能两者的特点，具体包括⑦自我组织（self-organisation）能力例如“完成工作的灵活程度”⑧管理与沟通（managing and communicating）和⑨市场营销与会计（marketing and accounting skills）。
三、GVC背景下德国与美国技能水平比较
（一）德美GVC指数与比较优势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与世界银行在2014年发布的《全球价值链：挑战、机遇与政策影响》报告，对主要国家总出口进行了分解，如图4所示。其中“出口到第三国的中间品价值”占比即上文所说的前向参与度，“出口中使用的进口产品价值”占比即后向参与度，根据式（1），两者之和等于GVC参与指数。
图3 与GVC参与度有关的技能及相关系数
在此基础上，Koopman等（2010）又提出了GVC地位指数，以衡量一国在GVC中的具体地位，计算公式如下。同样地，如果一国某产业位于价值链的上游，则该指数的数值越大；如果一国某产业位于价值链的下游，则该指数的数值就越小。
根据王直等提供的数据库计算的德美1995-2011年分产业GVC地位指数显示，两国的产业优势存在差异。德国在电气及光学设备、机械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其他制造业和回收业的平均GVC地位指数都高于美国，而美国则在零售业、纸浆、印刷和出版业等领域具有更高的GVC地位。可以说在GVC比较优势上，美国偏向于“创新研发型”和“品牌销售型”，而德国则偏向于“高端制造型”。这种比较优势的不同不仅和技能测试中展现的技能水平有关，更与技能组合程度和总体技能的分散程度有关。
（二）德美劳动力的技能比较
1.具体技能得分。在全球价值链的背景下，各国的就业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外国工人的冲击和外包化的风险。根据GVC得分表，在技能方面，美国和德国在低技能人口比、应对全球价值链的技能发展和先进技术产业技能水平三方面都处于平均水平。在全球价值链参与方面，德国和美国的GVC参与增长、技术先进产业的专业化增长同属于OECD国家的前25%，技术先进产业的专业化水平德国处于平均水平，美国则处于前25%，美国表现优于德国。但是在经济和社会效益上，尽管美国和德国的生产力增长都处于平均水平，但是德国在就业增长和社会收入增长方面的表现明显高于美国：德国在这两项上的得分在前25%，美国却落在后25%。
图4 1995年和2009年主要国家的GVC参与指数
注：三角形表示1995年的总GVC参与度，浅色条形表示2009年出口到别国的中间品价值占比，深色条形表示2009年出口中的进口中间品价值占比
在具体技能水平上，两国的表现相对差异较大。成人技能调查首轮测试（2008-2013）结果显示，各国成年人口在阅读、数学以及运用信息技术解决问题的能力方面表现不尽相同。这三项指标就是上文所说对全球价值链参与影响最大的三个技能变量。在23个国家中，日本、芬兰、瑞典和荷兰在各项指标中均排名靠前，充分表明其成年人口的高素质。德国和美国成年人口的阅读能力相差不大，在23个国家中分别排名15和16；数学能力方面德国排名11，远高于美国的第21名；运用信息技术解决问题的能力方面，德国表现也优于美国，德国排名第8，美国只排到第14。总体来说，德国成年人口的三项重要技能都高于美国。美国成年人的技能在阅读、数学和使用信息技术解决问题等方面的得分都低于平均水平，尤其是阅读能力排名倒数第8，数学能力排名更是落到倒数第3。根据各类技能对全球价值链的贡献系数，这三项技能对全球价值链后向参与度贡献较大，正如上文所说，德国具有30%的后向参与度，美国则只有10%。
全球价值链理论的核心是分解总出口价值。在全球化条件下，一国的总出口价值并不完全由本国创造。Koopman，Wang和Wei（2014）提出了基于WIOD完全分解出口总额的KWW模型，用于分解出口增加值以及理清增加值流向，如图1所示。根据出口价值流向和来源，首先将一国的出口总价值（Gross exports）分解为四个类别：①出口到国外的国内增加值（Domestic value added absorbed abroad）；②先出口然后返回本国的国内增加值（Domestic value added first exported then returned home）；③国外增加值（Foreign value added）；④重复计算项（Pure double-counted terms）。
2.技能的组合情况。各产业在任务密集度上存在差异，国家为满足特定产业的技能要求所提供的技能组合也各不相同，GVC比较优势来源于这种产业-国家匹配关系。计算能力和读写能力都有绝对优势且计算能力比读写能力有相对优势的国家，在市场营销和会计任务密集度高于管理和沟通任务密集度的产业具有出口优势。这种技能组合为这些国家在商务服务业提供了比较优势，既包括复杂度高的服务业，例如金融、保险和研发部门，也包括复杂度低的服务业，比如批发和零售。
(3)用Q235材料制备的过流部件应避免出现20°～40°弯角，并应根据使用年限相应加厚管路壁厚；用40Cr材料制备的过流部件可在设备中做关键零部件，如精度要求高的轴件等，需设计成与浆液低角度冲磨，以降低磨损量；ZL102材料的密度小、质量轻可作为设备外壳，轻巧耐用，其表面易自然产生一层致密牢固的氧化膜，能很好地保护设备不受腐蚀，并应避免小角度冲磨切削.
美国的读写-计算能力关联度和读写-高技术环境问题解决能力关联度都高于德国，因此美国相比于德国，在市场营销与会计密集度高于管理沟通和自我组织任务的产业中，相对于其他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美国的读写-计算能力特点，使得其在管理沟通密集度高于营销会计密集度的产业总出口中，有高于德国4.1%的国内增加值。而在读写-高技术环境问题解决能力中的相对优势使得美国在管理沟通密集度高于自我组织密集度的产业的总出口中，创造了高于德国7.2%的国内增加值。德国的高技术环境问题解决读写能力关联度高于美国，因此在自我组织密集度高于管理沟通密集度的产业中，相对于美国有出口优势。这一技能优势使德国在相应产业的总出口中，创造了高于美国16.8%的国内增加值。
3.技能的分散程度。在全球价值链微笑曲线中，研发环节和营销环节对创新和解决问题的高技能要求较高，只要具备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素质的人才，就可以为其进一步发展提供技能支持；而高端制造的生产环节紧密衔接，要求工人普遍技能水平较高且相对集中，以达到在生产过程中紧密配合并应对可能出现的各种复杂问题的目的。在28个发达经济体中的读写技能分散度排名中，日本排名第一，标准差为39.71，其国民读写技能分布最为集中。德国排名第十四，标准差47.4。美国排名第二十二，标准差49.19，技能分布较分散，劳动力内部的技能水平差异较大。美国2010年15-64岁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达到27.5%，德国则为14.7%，但是受教育水平为中学的成年人口比例，德国却高达56%，美国只有34.4%。值得注意的是，德国中学教育包括职业学校，其独特的“双元制”教育制度培养了大量高技能的技术工人，为制造业部门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高技能劳动力。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德国和美国劳动力的技能水平和差异表明，技能直接影响一国的比较优势，也影响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和地位。读写、计算和高技术环境问题解决能力的绝对水平对后向参与度贡献较大，相应得分更高的德国具有更高的后向参与度；美国在读写技能上具有相对技能优势，因此在管理沟通密集度高的产业具有比较优势，德国在高技术环境问题解决技能方面有相对优势，因此在自我组织密集度高的产业具有比较优势。美国GVC地位高于德国的原因在于其前向参与度更高，即偏向于上游研发等环节。另外，德国劳动力的技能分布更加集中，使其在复杂精细的高端制造等需要劳动者紧密沟通的产业具有比较优势，并在就业质量和社会效益中比美国表现更好。
中国目前在全球价值链中整体还处于比较低端的位置，工人技能水平较低。2016年《中国劳动力市场技能缺口研究》指出，技能劳动者只占中国就业人员总量的约19%，高技能人才则只占5%。对中国来说，如果一直遵循现有的价值增值模式，可能会陷入“低端锁定”而难以进入附加值更高的生产环节。去年开始爆发的中美贸易摩擦，也显示了美国限制核心技术出口、打击“中国制造2025”以迫使中国改变现有发展模式的目的。在此背景下，中国要实现经济长久发展，只有通过努力突破外围技术封锁，培育新型比较优势。在此过程中，掌握核心技术、培育高技能人才势在必行。《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方案（2019-2021年）》提出要求到2021年末，全国技能劳动者占就业人员总量的比例达到25%以上，高技能人才占技能劳动者的比例达到30%以上。参考德国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电与磁是物理中的重要知识点，两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那么电与磁是如何产生的呢？主要有两种解释：第一，电是一种自然现象，也是宇宙中物质的固有属性。物质有正负之分。原子、分子等因正物质与负物质之间强大吸引力的结合而形成，其中最小的带电粒子是电子。电子的自旋运动产生磁场，变化的电场产生磁场。第二，日常生活中，我们都听过电磁场、电磁炉等电与磁在一起的词汇。电磁场、电磁炉等都是应用电磁感应现象制成的。电磁感应指的是电磁场与导体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电的现象。这一现象让人们对电与磁之间关系的了解更近了一步。
（一）充分发挥政府职能，提高社会保障力度
完善的社会保障和劳动保护政策可以消除劳动者的后顾之忧，鼓励劳动者培养适用面窄的专门化技能。政府应当承担责任，建立起广泛的技能保护网络，引导劳动者形成正确的技能组合，同时加强相关政策和法律建设，缩小劳动者内部的技能差距，促进就业增长。将发展技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深入解读价值来源，为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提供政策引导，促使技能在全球价值链位置提升中发挥更大作用。
（二）加强高校建设，培养高学历人才
在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制造和复杂商务服务都能创造高附加值，专用性和通用性技能对全球价值链升级都有较大贡献。为满足研发和营销工作对通识型人才的需求，应当进一步加强高校“双一流”体系建设，加大科研院校研发投入，同时严格学位授予，提高毕业生质量。针对“高学历低技能”现象，应当以就业为导向，完善课程设置和教学体系，提高高校毕业生技能水平及就业质量，增加高水平通用性技能储备。
（三）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培育高技能工人
建议调整普通高等数育与高等职业教育的导向和布局比重，抑制“三本”和学科门类较少或单一的本科发展，大力支持鼓励职教发展。重视和加强中高职技术教育中的基础素质教育，加强校企合作，增强专业技能的实际针对性，使其符合现代战略性新兴产业用工需求，例如将“互联网+”技术纳入教学体系等。调整一线专业技术岗位的技术职称评定政策，制定测评办法对实际操作经历和经验水平测评即可晋级、可至中高级技术职称。加强职业道德和爱岗敬业精神教育培养，同时为提高一线技术人员劳酬待遇和社会地位提供政策保障，培养更多能够胜任中国智造的大国工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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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0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070（2019）06-0071-08
◇作者信息：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系，经济学学士，研究方向经济学
◇责任编辑：张力恒
◇责任校对：张力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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