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区域工业竞争力的测定与评价——我国十大沿海城市工业的广义竞争力实证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竞争力论文,我国论文,工业论文,十大论文,实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竞争力的含义
（一）狭义竞争力与广义竞争力（竞合力）
竞争力，更确切的表述应该是“竞争”“能力”，因为在汉语词典中，只有“竞争”，并没有“竞争力”这一词条。① 竞争力的对应英文为competitive power（竞争能力）或competence，competitiveness，究其来源，竞争力可能是源于对外文的翻译。对于竞争力涵义的界定，不同研究学者和机构基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多种解释，如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研究院（IMD）、世界经济论坛（WEF）、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都对竞争力有不同的定义。这些基于多角度对竞争力的定义也正好反映出竞争力研究的复杂性和其构成的多纬度性。对于“竞争力”，可以从“争”的角度来理解，但是若认为这种能力只有通过“单赢”或“你死我活”的争夺中才能表现出来，这种争胜能力才是竞争力的本质，对于这种意义上的竞争力，我们称其为狭义上的竞争力。为了获取这种排斥合作和优势互补的竞争力，往往会导致人为设置各种门槛，失范的竞争行为的出现。
现代竞争理念不仅仅强调“零和博弈”和“单赢”，而且更多地强调“双赢”和“多赢”、“共赢”。为了争胜，我们不仅要有击败对手的能力，更重要的还要具备在一定情况下和对手坦诚合作，实现多赢的能力，这样的竞争力我们称其为广义竞争力。随着未来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竞争力与合作力同等重要，因此，在强调“竞争力”的同时，我们更应该提倡“竞合力”。“竞合力”或者说广义竞争力才是提升工业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二）广义竞争力（竞合力）与区域工业竞争力
未来的市场将会更加成熟，更加细化，竞争也将更加激烈。未来的消费者将同样是更加成熟的消费者，而成熟的消费是分层的消费。与其相对的生产领域，未来的工业行业也必将会是分层、细化的行业生产结构。“大而全”、“小而全”的传统工业生产、经营方式必将向“专、精、特、新”的方向转变。每个企业将只能够扮演巨大产业链条中的一环这样的角色。此时专业化（specialization）将在发挥和提升工业竞争力的过程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各个工业企业必须认识到自己只是整个生产链条上的一个点，只有将这一个个“点”资源化为“链”资源，然后再由这些“链”状资源发展、融入到“网”状资源的发展，各个企业才能有立足之地，整个地区的行业才会有竞争力。各个企业必须在生产中做到分工协作，既有专业化生产，又有产业链的整合。
区域工业竞争力未来强大的出路就在于对区域工业资源的整合。区域内的企业就必须加大优势互补、分工协作，必须提高专业化水平，增强“抱团”力度，加强彼此间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的竞合关系。在工业行业内部形成供应、物流配送、售后服务等不同层次的产业，拉长工业的产业链条，分工协作，提高工业的附加值。
正是基于此，我们认为对于区域工业竞争力应该从以下角度去理解：区域工业竞争力是一种立足本区域的比较优势并能够进行财富创造的能力，这种能力是通过与其他地区或部门的较劲和协作表现出来的。区域工业竞争力是一个比较性的概念，是一个多维集合的概念，包括区域工业的收益结构、收益规模、收益结构的变动率、收益规模的扩张率、收益效率以及区域工业竞争的可持续性。区域工业竞争力的实质是对资源和市场的占有能力，具体表现为服务的提供力、资金和人才技术在不同区域间转移的吸引力、产品在市场上的占有率以及产出和销售的效率增加的内生扩张力。
二、区域工业竞争力的影响因素
区域工业竞争力的大小和强弱往往是多个因素共同作用合力的表现。能够影响到竞争力的因素有很多，如区位、自然资源、历史传统、文化习俗、创新精神、制度环境、资金状况等等。
1.自然区位和要素禀赋状况。自然区位和资源区位对于不同的区域差异很大。不同的区域具有不同的自然资源，不同的区域使用不同的生产要素。自然区位和资源区位的差异决定了区域产业的专业化和工业的分工格局。一般而言，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条件下，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将会得到优先开发。尤其是那些垄断性自然资源对区域工业竞争力的影响更大。丰饶的自然禀赋通常意味着较高的竞争起点。但是富饶的自然禀赋，往往也会使一个地区失去创新的动力，而沉迷于自然的恩赐。而且，自然禀赋条件对于区域工业发展的制约作用往往会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减弱。
2.历史传统和人文环境。任何区域的社会经济的发展都是对历史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虽然有创新，但是谁也不可能完全割裂历史而独立发展起来。正如戈登（Gordon）和切西尔（Cheshire）（1998）[1] 在其文章中所指出的：一个城市的历史和在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产业结构会对其未来所能允许发展的新事物的种类和形成产生持久的影响。历史传统、文化习惯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样会产生重要的作用。在研究影响竞争力的因素时，蒲特奈姆（Putnam）（1993）[2] 提出了“社会资本”对于竞争力的影响。被蒲特奈姆（Putnam）所指的“社会资本”主要包涵了信任、伦理和社会关系网络、人文传统等方面，这些“社会资本”通过营造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而对经济和生产的效率产生影响。作为竞争力宏观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的工业竞争力，历史传统和人文环境也将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工业竞争力的发挥和提升。和谐的社会资本将会有力地促进一个区域的工业企业的发展和生产效率的提高，从而提高区域工业的竞争能力。
3.制度和政府因素。制度环境可以决定一个地区工业竞争力的性质，如投资环境、商业惯例、网络和合作倾向等。规范组织和运作的商会和行会有助于本地工业竞争力的提高。正如波特（Porter）（2000）在讨论地区间竞争优势时，所强调的制度规则、激励和伦理等可以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3] 戈登（Gordon）和切西尔（Cheshire）（1998）提出在考察环境对企业的影响时，指出制度环境会影响到一个城市里企业的生产效率、创新和商业发展的动力。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的作用同样十分重要。政府政策的好坏、调控能力的高低往往直接影响到经济的发展状况。对于发展中国家或正处于经济体制转型的国家而言，政府政策对于产业的空间布局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效果更加明显，例如政府对于重点产业、主导产业以及不发达地区、重点发展地区采取的政策优惠措施、鼓励扶持政策，而对某些产业采取限制性措施。宏观经济政策、政府的干预及其特定的政策导向将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工业的竞争力和经济的绩效。此外，政府能否为创业者营造一种安全、便利的创业条件，也将影响到当前企业的竞争力。此外，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政府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知识是提升劳动者人力资本的核心要素，同样，工业竞争中的知识能力则是在较长时期内提升和保持工业竞争力的关键。保护知识产权，就是“给天才之火浇上利益之油”，保护知识，就是保护人才，就是保护了社会经济发展的“火种”，这种正向激励机制的建立既激发了创新者的内在创新热情，同时，社会的知识财富也得到了积累。
4.企业及品牌。在现代工业社会中，社会财富是由一个个企业在微观层面上通过制造有价值的产品和提供有效服务来实现的。在现代经济活动中，企业成为最重要的参与主体。戈登（Gordon）和切西尔（Cheshire）曾指出：从整体上看，竞争力这一概念最适宜从企业的层面来理解。企业的市场占有率高低、企业的平均市场规模大小。当地工业产品在外地（国内其他地区和国外）的供需状况及其产品被消费者的认同度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当地的工业竞争力强与弱。企业的品牌就是企业的对外标识，企业的品牌就是企业的无形资产，品牌知名度和信赖度等同于企业的竞争力。
三、区域工业竞争力测评体系——以我国十大城市为例
（一）比较对象的选择
在对区域工业竞争力进行比较对象的选择上，我们认为应该考虑到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应该选择具有类似发展环境的地区，这里我们主要选取了东部沿海省份的十座城市为研究对象。第二个方面应该考虑的因素是应该考虑到具有类似的城市行政级别的城市。在目前中国的行政管理体制下，不同的行政级别就意味着对资源和政策的不同吸引能力和起点上的不平等。
正是基于以上两个方面考虑，我们选择了上海、杭州、南京、苏州、天津、青岛、厦门、宁波、广州和深圳这十座城市作为区域工业竞争力的比较对象。但是，必须强调的是在这10个城市中，既有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也有经济特区和一般的沿海城市，城市的行政级别存在差异，城市的地理位置也有不同，从比较意义上来说，他们既存在着可比性，也存在着不可比性。因此在我们的比较过程中，必须注意由这些城市性质上的差异（例如地理位置上是否临海、行政级别的高低）所导致的竞争力的差异。
（二）工业竞争力的测定方法
为了能够全面、客观地从定量的角度给出这十大区域的工业竞争力的强弱的定量结果，这里我们使用了两种不同的研究思路和测定方法。第一种研究思路是：通过对影响工业竞争力的因素的研究，我们发现可以将这些影响或构成因素按照由外及内分为四层，外层影响工业竞争力的因素是工业经济存在和发展的环境；第二层是工业生产的规模；第三层是工业经济的技术水平；最核心层则是制度层面上的，我们将其归为制度因素。针对不同的层次，我们设立不同的指标体系加以研究，并附以不同的权重，最后进行加权计算。我们将依照这种研究思路的测定方法称为：“环境—规模—技术—制度”加权测定法。第二种是：对经过标准化处理的数据，统一使用主成分和因子分析方法，这一研究方法是目前国内外在进行竞争力定量研究中较为普遍使用的方法。对经过标准化处理的变量，主成分和因子分析可以用来考察诸多变量因素之间的关系，并将这些不同种类、不同性质的因素聚类到少数几个在统计上独立的因子，用这些经过聚类的因子来代表这些因素。然后再通过一系列的统计运算和加权求和，得出最后得分。通常得分数值越大意味着该地区的工业竞争力越强。
（三）工业竞争力测定的指标体系
我们对影响工业竞争力的因素进行了归类，为了测定工业竞争力的大小，我们首先构建了四个一级指标，分别是制度、技术、规模和环境。在每个一级指标下又设有二级指标。1.对于影响到一级指标“制度”的二级指标，通过分析，我们认为，应该包括土地制度、金融制度、企业制度以及市场化程度等，具体的可以通过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存贷款额所占比重，除四大国有银行外的金融机构所占比重，民营企业经济成分所占的比重，非国有企业的数量及其比重。2.构成一级指标“技术”的二级指标，包括企业的自主知识创新、新产品的开发，高新技术在生产中的引用和升级等构成了工业生产的技术水平。具体而言，包括当地每年的专利授权数量，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发明专利的数量、新产品数量、当地从外地引入的科技成果和高技术人才数量、当地输出的科技成果和高技术人才数量、技工人数、高校在校生人数、职业技术学校人数、每年外来技工人数、当地教育的总支出及其占到当地GDP的比重、海外归国创业人数、高级经理人人数、熟练工人的人数、授权专利数量、劳动力的工资、高级经理人员的人数及报酬、当地的工资水平与其他地区的比较等。3.一级指标“规模”下的二级指标，包括经济总量、市场份额、驰名品牌的数量、企业的数量、企业的生产规模、当地的消费群体规模、企业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企业的平均市场规模、当地工业产品在外地（国内其他地区和国外）的销量及产品形象、当地工业企业经营管理的科学化程度、工业结构的倾斜度以及产业的专门化率和集中度。此外，当地企业与区域外的经贸交往总量等也应该作为“规模”的二级指标。4.“环境”一级指标下的二级指标，包括区位环境②（包括自然区位、资源区位、经济区位和政治区位、基础设施等）、人文环境、经济环境（包括金融环境）、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政府管理和服务的好坏、基础设施、对外经济联系、具体的可以通过企业创办的难易程度、行业准入的限制程度、政府监督管理的水平、政府的服务意识、地方法律法规的健全程度、对政府能力的满意度、当地的社会刑事犯罪率、治安状况、交通密度等来反映。
其中，当地从外地引入的科技成果和高技术人才数量、当地输出的科技成果和高技术人才数量、每年外来技工人数、行业准入的限制程度等指标，反映了一个区域与其他区域之间合作的程度，加入这些指标后度量出来的将会是广义上的竞争力。
根据这些因素对于工业竞争力影响的不同以及重要性的大小，我们对他们赋予不同的权重，这里，我们以10％为权重间距，以10％为数列首项，构建一个权重的等差数列：对工业竞争力的环境指数赋予的权重大小为10％，规模经济指数的权重为20％，生产的技术水平为30％，制度指数的权重为40％。则工业竞争力综合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工业竞争力综合指数＝0.4×制度指数＋0.3×技术指数＋0.2×规模经济指数＋0.1×经济环境指数
图1 工业竞争力测定的“环境—规模—技术—制度”指标体系
我们知道，在对工业竞争力进行测定过程，很多指标是无法直接给出具体的数量值的，但是又必须量化。因此，可以借鉴国内外对竞争力研究中常用的方法，将在工业竞争力测定过程中所用到的数据分为主观数据和客观数据两种。主观数据主要是指通过现场调查，对于不同的访问结果给出不同的分数值。客观数据则主要是指能够通过中央或地方统计公报、统计年鉴可以查阅到的数据。通常客观数据都是依据约定俗成或事先制定的标准而得到的数据。这种划分类似于世界经济论坛（WEF）在“全球竞争力项目”中对各国竞争力测定以及IMD在《世界竞争力报告》进行国际间竞争力比较时所采取的将数据分为硬性数据和调查数据，然后根据不同的权重综合处理的方法。
四、区域工业竞争力测定及评价
（一）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说明
本文中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源于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财政统计年鉴》、《中国金融统计年鉴》、各个城市的统计公报以及相关城市的统计局网站和统计信息网。依照上面的测定思路，我们最终选取了33个指标：③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存贷款额所占比重，除四大国有银行外的金融机构所占比重，民营经济所占的比重，非国有企业的比重，当地GDP总量（亿元），常住人口人均GDP，地方财政收入（亿元），当地工业总产值（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亿元），当地进出口总额（亿美元），实际到位外资额（亿美元），基础设施投资（亿元），旅客运输量（亿人）（包括民航），货物运输总量（亿吨），港口年吞吐量（亿吨），电话用户（万户）（包括固定和移动），邮电业务总量（亿元），金融机构本外币年存款额（亿元），金融机构本外币年贷款额（亿元），研发投入（亿元），规模以上工业全年实现新产品产值（亿元），所有获得专利授权的数量（件），普通高校在校生数（万人），规模以上企业工业总产值（亿元），发明专利数量（项），企业密度（家／人），公共安全状况（刑事犯罪率），当地从外地引入的科技成果（项）和高技术人才数量（人），当地输出的科技成果（项）和高技术人才数量（人），每年外来技工人数（人），行业准入的限制程度。④
（二）数据处理
为了保证数据间的可比性和无量纲化比较的需要，对样本数据进行了标准化处理。主成分分析和因子分析过程借助于SPSS13.0计算机程序实现。
（三）十大城市区域工业竞争力测定结果
1.“环境—规模—技术—制度”加权测定结果：
表1 2005年指数情况
表2 2004年指数情况
2.主成分及因子分析法测定结果：
（1）因子解释。从因子载荷矩阵可以看出，因素F1（因子含义解释参见表4）中地方财政收入、当地工业总产值、当地进出口总额、实际到位外资额、规模以上工业全年实现新产品产值、规模以上企业工业总产值上具有大的载荷，在这里因素F1可以理解为反映的是工业生产制造竞争力的强弱，因此这里将F1命名为生产制造竞争力因子。指标金融机构本外币年存款额、金融机构本外币年贷款额在因素F2中有较大的载荷，这两项指标是我们选取的反映金融因素的指标，因此将F2命名为资金融通竞争力因子。对于因素F3，因为在基础设施投资、港口年吞吐量两项指标上的载荷较高，这里将F3命名为临港设施竞争力因子。民营经济所占的比重、每年外来技工人数（人）、行业准入的限制程度，公共安全状况（形式犯罪率）、企业密度、当地从外地引入的科技成果（项）和高技术人才数量（人）、当地输出的科技成果（项）和高技术人才数量（人）由因素F4解释，这些指标主要从本地环境、对外部人才的吸引力和非工产业等多角度反映了地区工业经济的发展环境，因此，我们将其称为宏观环境竞争力因子。因素F5有旅客运输量和货物运输总量两个高载荷指标，因为其反映的是一个地区对外的交通运输状况，所以我们将其命名为交通运输竞争力因子。
表3 因子解释
（2）因子得分。运用SPSS13.0的因子得分功能分别对各个地区在五个主要因子上进行评分，然后根据各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与四者累计的方差贡献率之比对得分进行加权汇总，得到各地的总因子得分。按照总得分的高低，我们可以得出十个地区的最终排名（见表5和表6）。
表4 2005年各城市因子得分及排名
表5 2004年各城市因子得分及排名
我们这里不对绝对的名次作评价，我们将1、2、3名统称为“强竞争力地区”，将4—8名称为“较强竞争力地区”，而9、10名我们将其归为“一般竞争力地区”。
当然，因为我们选择这十个城市基本上都是东部沿海发达城市，即使是其竞争力在比较中处于一般的位置，但是相对于许多中西部的地区而言仍然是属于强竞争力地区。
根据“环境—规模—技术—制度”加权计算得出的结论，2004年上海、广州和深圳位居前“三甲”，属于强竞争力地区，宁波和厦门属于一般竞争力地区，南京、杭州、苏州、青岛这四个城市属于较强竞争力地区。2005年天津和宁波的工业竞争力明显提升，而深圳和南京的工业竞争力有所下降。2005年天津取代深圳成为强竞争力地区，而宁波超过南京进入较强竞争力地区。
根据主成分和因子分析方法得出的结论，上海、苏州和深圳这三个城市是属于强竞争力地区，南京和厦门属于一般竞争力地区，宁波、杭州、广州、天津和青岛这四个城市属于较强竞争力地区。
（四）区域工业竞争力评价
通过十大城市工业竞争力的测定过程，我们可以看出，同样属于东部沿海的不同城市，在工业竞争力比较中出现了分层。值得强调的是由于我们这里采用了两种存在差别的测定方法，从而得出了有一定程度差异的结论。但是我们认为最终结果基本上还是反映出各个区域工业竞争力优势和不足。
具体而言，上海的工业竞争力综合排名第一，为强竞争力地区。在生产制造竞争力、资金融通竞争力、临港设施竞争力三个因子指标上，上海得分均为正值，且均排名前三。上海现实的工业经济生产能力强，与上海的中央所属的大中企业多有关。这一点可以从2004年和2005年两年的财政收入看出来，2004年上海的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为3596.96亿元，地方财政收入为1187.99亿元，地方财政收入只占一般预算收入的33.04％，不到1／3。2005年，上海的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为4095.80亿元，地方财政收入为1433.90亿元，地方财政收入占一般预算收入的35.01％，虽然较上年提高了1.97个百分点，但仍然处于1／3强的比重。而同期，99％以上的企业都是民营企业的宁波的情况是，2004年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为400.96亿元，地方财政收入为151.70亿元，地方财政收入与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之比为37.83％，2005年宁波地方财政收入为212.40亿元，一般财政预算收入为446.70亿元，二者之比为47.55％。上海在资金融通竞争力排名上2005年和2004年连续两年都名列第一，且在因子得分上都领先第二名较大，这表明上海的确当之无愧为中国的金融中心。
但是，从主成分和因子过程来看，上海在宏观环境竞争力、交通运输竞争力两项因子在十个区域排名中后。这是因为上海的港口资源丰富，但是由于开发得较早，且自然条件好的港区均已开发完毕。因此，上海的港口资源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上海在宏观环境竞争力这项因子上得分不高。政府的力量在上海较周边的杭州、宁波而言是强势。而且上海作为中国的经济中心、金融中心，人才济济，竞争激烈。在上海，人们会感到来自住房、就业、交通、医疗、教育等等方方面面的生存压力。
苏州在生产制造竞争力、交通运输竞争力、宏观环境竞争力排名上均位列前两名。这与苏州近年来大力引进外资，着力进行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营造良好的人文生活环境有关。但是，苏州在资金融通竞争力、临港设施竞争力与其他9个城市相比明显处于劣势地位，这在某种程度上与苏州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关。苏州，天然处于内陆地区，其主要的货物出口是向东通过上海、宁波等港口出海。在资金的流通上，上海对资金的融通功能可以很容易地覆盖到苏州。在这样的环境下发展的苏州，缺乏资金融通竞争力、临港设施竞争力就很容易理解了。但是从环境指标和技术水平指标两项排名上来看，苏州这两年有所下降。
深圳，我国的改革特区，其竞争力优势主要表现在生产制造竞争力、临港设施竞争力、宏观环境竞争力。而其在资金融通竞争力、交通运输竞争力上却很一般。青岛的临港设施竞争力很强，排名第一。这与青岛作为北纬32度到北纬39度之间，我国重要的海上出口港口有关。但是，青岛的资金融通竞争力和宏观环境吸引力却属一般。天津是位处环渤海湾的城市，前几年由于在京津唐地区的发展中，没有找到自己的确切的功能定位。其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约束。从十个城市的比较上看，天津的工业竞争力是处于中等的位置上，排在第四位，属于工业竞争力较强的地区。随着天津定位为环渤海湾地区经济中心以及滨海新区的开发，天津的发展速度将会进一步加快。
广州和天津同属于竞争力较强的地区。由于广州自身的发展已经受其发展空间的有限性的约束，严重地约束了其未来的发展。广州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政策特惠，以及毗邻香港的特殊地理位置环境，加上当时中国极低的劳动力成本。使得抓住发展先机的广州在改革开放初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是，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能源价格的上涨，“民工荒”、“油荒”、“电荒”……等各种类型的短缺和大量制造加工工业向越南、印度和长三角的转移，不断给处于快速发展中的广州亮起红灯。未来广州的发展最大的约束将是来源于自身。加快产业结构的转变，占据产业链中高端的位置，利用已有的产业技术优势进行技术创新，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将是未来广州发展的重要出路所在。
这里我们对于宁波的工业竞争力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因为宁波是我们选择的这十个城市中，相对来说是知名度最低的城市。但是知名度低其工业竞争力并不一定就弱，相反，宁波恰恰可能是这十座城市在“工业竞争力”比较中胜出的“黑马”。两种不同的测定方法给出的宁波工业竞争力大小的判断是一致的，宁波目前的工业竞争力属“较强竞争力地区”。依照主成分和因子分析，宁波在2005年和2004年连续两年的工业竞争力排名中都排在第7名的位置，属于较强竞争力地区。依照“环境—规模—技术—制度”加权计算方法，宁波在2005年的工业竞争力排名为第7，较2004年有较大提高。从2004年和2005年宁波的因子得分在不断提高，说明宁波的工业竞争力正在不断地提升，在“较强竞争力地区”的5个城市中，竞争力的提升速度位居第3，位于天津、青岛之后，但是高于杭州和广州。
注释：
① 注：对于“竞争力”这一词条，我们查阅了大量不同类型的汉语词典，发现这些词典中都没有收录这一词条。
② “区位环境”刻画的是十大城市工业竞争力的初始要素禀赋状况。
③ 由于受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具体指标的实际操作性及时间的约束，在实际对工业竞争力进行测定过程中，我们只是选择了部分指标进行了计算。
④ 对于“行业准入的限制程度”这一指标的量化，我们采取的是现场和问卷调查，对于不同的选项给出不同的分值，然后加权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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