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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8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456（2000）05—0102—05
人类有相似的童年。只要对史前人类略做考察，则不难发现，处在原始时期的各民族其生活方式、性格大体是差不多的。就审美来说，史前人类的审美意识都蕴含在功利性的物质生活资料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活动中，而且都一无例外地与神秘的巫术活动结合在一起。这方面的考古发现非常之多。现在很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各民族审美意识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分野的，是怎样分野的。从大量的考古材料来看，各民族个性的显露大体是在野蛮期与文明期（采用摩尔根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分期法，即分为蒙昧期、野蛮期、文明期）之交。文字的出现应是文明期产生的重要标志，就中国来说，作为最早的占筮工具的八卦有其特殊重要的地位。它的产生有人认为早于文字，而它的完善则在文字产生之后。它理所当然应是我们考察华夏审美意识起源的重要材料。另外，图腾作为盛行于原始氏族社会的文化现象亦包含有民族审美意识的基因。
一
《周易》产生的年代是难以确考了。一般认为作于西周初年。但并非定论。最大的问题是作为《周易》基础的八卦到底是谁做的，现在不能确定。《周易·系辞下传》云：“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难以确证，也难以推翻。伏羲离现在多久，难以确考。神话中他的形象是人首蛇身，这当然是荒诞的。很可能远古时期在中国有一个名叫伏羲的氏族领袖，是他画出了八卦。八卦后来重叠为六十四卦，这一工作的完成有种种说法，一说是伏羲所为，一说是神农做的。另一种意见认为，伏羲只画了八卦，直到西周初年，才由周文王重叠成六十四卦。
八卦由阴阳二爻组成，阴爻为“－－”阳爻为“—”。关于阴阳二爻的来历说法很多。－说阴阳概念及其符号来自对太阳的认识。太阳高照，光辉灿烂，则谓之阳；太阳被遮盖，大地阴暗，则谓之阴。另说阴阳二爻来自对太阳月亮的观察。“—”为日像：“－－”为月像；还有认为阴阳二爻是女阴、男根的形象，等等。
由阴阳二爻组成的八卦、六十四卦都代表许多事物。《周易》的突出特点就是用易象构制了一个神奇的宇宙图式。这个图式一是说明了宇宙的产生，这就是《周易·系辞传》所说的：“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二是说明宇宙间诸多事物的基本性质和相互关系；三是说明宇宙中万事万物的运动及其发展变化规律。可以说，易象是“真”的图解。当然不能说这个庞大精致的宇宙图式如何科学，这毕竟是几千年前生产力水平很低时期人们的创造。但是，它的确在相当程度上，揭示了宇宙运动的奥秘。这一点已为众多易学家所公认。关于《周易》的研究，过去侧重于其人文精神方面；近几十年来开始注重其科学精神及科学理论。于是于“人文易”外，出现了“科学易”。
按照传统的易学，《周易》是由象数、义理两大因素构成的。其中，“象”处于最基础的地位。《周易·系辞上传》云：“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这段文字将“象”的重要性说得非常充分。失得、悔吝、吉凶、进退、昼夜等等有关人生命运、是非、得失的判断都蕴含在易象之中，卦爻辞只是对“象”的提示罢了。
关于易象的特殊重要意义，《周易·系辞传》说得很清楚：“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这里将达意的两种工具：“言”与“象”进行了比较，认为“言不尽意”，而“象”可以尽意，在达意上，“象”优于“言”。魏晋时的大玄学家王弼对《系辞传》的这一观点予以发挥，说：“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王弼：《周易略例·明象》）
一是“言不尽意”，一是“尽意莫若象”，话是说得再明白不过的了，“象”在尽意上优于“言”。这个观点对中国美学影响极其深远。与西方的美学传统比较，则可明显发现，西方美学的传统重在“言”，中国美学的传统重在“象”。
西方美学的源头之一是古希腊的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与语言密切相关。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提出“逻各斯”概念，逻各斯通常指规律，是事物变化的尺度。在古希腊哲学中，逻各斯既有主观意义也有客观意义。那么，这种东西到底是什么呢？是语言或话语。语言是一个独特的系统，它虽然是人的创造物，但又在一定程度上与人相对，是对象化的人。语言既是主观意谓的表达，又是人人能接受的尺度、规律。因此语言从本质来说是理性的。西方美学受这种理性主义影响很深。古希腊最早的哲学家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等都热衷从逻辑上去讨论美，他们构制了许多美的定义，互相论辩。这种传统直达今日。
与西方美学这种传统不同，中国美学很少去讨论什么是美的问题，而热衷于探索意与象的关系。不是美而是意象成为中国美学的核心范畴。仿照西方美学提问：什么是美，或美在哪里？那么，中国美学的回答则是：美在意象。
意象是意与象的统一，虽然意是意象的灵魂，然象是意象的本体。意象中的象不只是意的载体，它已成为意的象征，或者说它就是意。“象”后来派生出“境”这一概念，境较之象更为空灵虚幻，梁启超说：“境者，心造也。”（梁启超：《自由书·明心》）可见“境”较之“象”主观性成分更多一些。境与象结合，就成了“意境”，或“境界”。这种发展不是质的变化，但它体现出美的不同层次。一部中国古典美学史是一部对意象、意境生成探讨的历史。不是美而是意境成为中国古典美学的主题。
意境较之意象重在“境生象外”，它的含意极为丰富，然又模糊。司空图说的“象外之象”“味外之旨”通常被用来揭示意境的特质。意境，是中国艺术家的最高追求。意境无疑是美的极致。这种意识可以从《周易》的“言不尽意，立象以尽意”找到源头。
《周易》的卦作为宇宙的图式可以说是“真的图象”，这点上面已经谈到，那么它是不是美的呢？它是很美的。只要我们熟悉卦象，则可发现每个卦都是一个生机勃勃的世界。像晋卦：上面为离卦，下面为坤卦。离为火，为日；坤为地。它意味着太阳出山。太阳出山，何等壮观！它象征事业发达、兴旺。不仅每个卦是一个美的意象，而且卦与卦之间、爻与爻之间也构成一种十分美好的和谐的结构。因此，不论就形式美的规律来说，还是从其内在的神韵、生意来说，《周易》的六十四卦都称得上美妙之至。《周易》的卦既是真的图象，又是美的意象，将两方面的意义结合起来，就可以说：“美真同象”。
“美真同象”是中华民族审美意识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
这里，还须做些说明的是，中华审美意识中说的“象”与西方审美意识中“象”有所不同，这种象不重在对客观事物作摹仿而重在对客观事物作表征。王弼说《周易》的卦象：“触类可为其象，合义可为其征。”（王弼：《周易略例·明象》）。“触类”强调象的概括性，一般性，“征”强调象的表义功能，它是一种象征。《周易·系辞传》一方面说“象者，像也。”另一方面又说“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迹，而拟诸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象其物宜”，何谓“物宜”？就是物所应当有的样子、合乎其本性的样子。径直说，“物宜”即物的本性。中国哲学最高概念是“道”，“道”作为宇宙本体，它的最基本的规定，是“本然”。中国美学讲的真，实为本然。意象在作为“道”的表征时，它就是美的，因此，美实为“道”之象。
二
语言是人类的活化石。通过语义的溯源，我们可以了解不少人类文明发生的秘密。“美”是最早汉字之一，这说明中华民族审美意识的发生是非常之早的。
在甲骨文中，“美”字写作
，这个字的上半部是个“羊”字，其形状象羊头；下半部是个“大”字，“大”字象正面站立的人。《说文解字》说：“大，天大地大人亦大，故大象人形。”这样看来，“美”是：“羊”字与“大”字的结合。它的意义是什么呢？目前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也是古老的说法是“羊大为美”。此说出自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许慎说：“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美与善同意。”这里说的“甘”字，“从口含一”，本义为甜，在这里引申为可口。羊是生活在中国西北部的汉人祖先羌部落最主要的食物来源。羊大则肥，羊肥则可口。在早期人类，以功利为美是非常正常的事。功利即善。善通膳。在中国古人看来，最大的善莫过于饮食了，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宋代学者徐铉为许慎的《说文解字》做注，曰：“羊大则美”。
第二种说法是“羊人为美”。此说又可分为二：一认为美字的上部是羊角，下是人，全字为头上戴着羊角的巫人形象[1](p25)。肖兵、李泽厚先生持此看法。另认为美字上部是羽毛的装饰物如雉尾之类，下是人[2](p9)。康殷先生持此种看法。两说都将美字的起源归之于巫术。
第三说是“色好为美”。马叙伦持此说。马先生认为“美”本书“媄”，“媄，色好也。”他说：“徐铉谓羊大则美，亦附会耳。伦谓美字盖从大，芊音微纽，故美音无鄙切。”马先生认为，“美转注为媺。媺从女，
声，亦可证美从芊得声也。芊羊形近，故讹为羊。”（马叙伦：《说文解字六书疏证》卷七）这样说来，美实与羊无关，美来自女色之好。
以上三说，各自强调了审美发生的一方面的原因。第一说“羊大为美”，强调了审美起源于物质功利；第二说“羊人为美”，强调审美起源于巫术；第三说“色好为美”，强调了审美起源于性爱。审美发生的确与这三者密切相关。但是，第一说应该说是根本的。对于原始人类来说，首要的是活着，而活着必须要有食物。个体生存无疑是第一义的。第二义应是种的繁殖了，这关系到种族的生存。因此，体现性爱意义的“色好为美”应摆在第二位。对于原始人来说，巫术是很重要的。然而它毕竟是服务于个体的生存和种族的生存的，而且它实质上是一种精神性的活动，故其地位尚不足以与前二者相提并论，它只是审美发生的中介。
其实，不管是“羊大为美”、“羊人为美”，还是“色好为美”都说明审美发生服从于功利。功利先于审美，功利孕育审美，功利决定审美。广义的善即为功利。从这说，善为美。
以上我们所说的虽然据自中国文化史的材料，但具有全人类的意义。虽然各民族的审美发生不都通过“羊”体现出来，但审美孕育于功利之中，这是没有什么不同的。值得我们格外注意的是，中国汉字的“善”具有多义性。它与“膳”字相通，可用来说饮食。善引申为实际功利，为成功，为“好”。善后来又用来指品德高尚，遂成为伦理学的范畴。“善”字的意义变迁史为我们进一步探索中国审美意识的起源提供了方向。从中国美学的实际来看，美与善（伦理学意义上的）的关系非常密切，这在儒家美学中体现得十分突出。善即美，众所公认为中国美学的一大特点。
现在我们能否从“美”字探索到这种特点的源头呢？
从文字学角度来分析，我们发现，“美”字与“善”字中都含有一个“羊”字。羊是中国西北地区羌人的图腾。《说文解字》云：“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这羌人是周人的祖先。作为氏族的图腾，羊是吉祥、幸福的象征。“羊”、“祥”通用，屡见于甲骨文、金文之中。《说文解字》云：“羊，祥也。”而“祥”又通“善”。《尔雅释祜》：“祥，善也。”这样，由“羊”而通“祥”，由“祥”而通“善”。至于“善”字的本义，《说文解字》云：“善，吉也，从誩，从羊，此与羲、美同意。”“羲”由“羊”、“禾”、“戈”三字组成，意味着畜牧业、农业、和战争三者的结合。这三者的确很重要，有了这三者，部落自然强大，人丁自然兴旺，那当然是大善、大美的了。
日本学者笠原仲二在接受许慎的“羊大则美”的观点后，从审美生理与心理的角度对此观点有所发挥。他认为“羊大”作为美的出发点，可以有四个方面的意思：一，视觉方面，羊的庞大身躯给人强壮的感觉；二，味觉方面，羊肉的丰腴肥厚给人“甘”的感觉；三，触觉方面，羊毛的细软、丰厚对人的御寒产生期待的感觉；四，从经济上考虑，羊具有很高的价值，使人产生欲望的感觉。这些内容从心理的角度讲，都可称为幸福和吉祥的感受，它包含在喜好、欢欣、快乐之中[3](p3)。 这种分析是很细致，很有说服力。它主要从羊对人的经济价值这方面来谈的，由经济价值而到审美价值，因功利而为美。
日本另一学者著名的美学家今道友信则从羊在祭祀中的作用来谈它为什么成为美的。今道友信先生认为，美、羲、善都有一个羊字头。这个羊不能仅从美味的角度去理解，而应该联系《论语》中“告朔之饩羊”去理解。他说：“告朔之饩羊”是每月初一祭庙用的活羊。从这句话，我们可以转而联想到‘牺牲’这个词内在的含义。羊是牺牲的象征。因而，每当自己双肩扛起牺牲的羊时，就成了含义为对社会负责的“羲”字，这个字的构造是在我肩上背着羊是十分明了的。而且，那个我所付出的牺牲的大小，是要符合规定的。即一定的牺牲，放在一定的献台上，这时构成的不正是“善”字吗？今道友信还认为，善字的下半部是从“豆”字得来的，“豆”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食器，浅如盘，下有圆座。根据这种分析，今道友信认为，善与牺牲有关，当牺牲超出一切规格，大到连自己也要毁灭的时候，这就是美了。羊是牺牲的象征，牺牲很大，超出常规，就不是一般的善，而是美了。美不是由羊、大二字组成的吗？今道友信先生说：“美相当于宗教里所说的‘圣’。美是作为宗教里的理想道德而存在的最高概念。”[4](p20)今道友信先生的分析很精彩。中国古代的善的确与宗教祭祀有关，作为伦理范畴的善其最高境界为仁义，为了仁义，不惜牺牲身家性命，所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将以上看法概括起来，中华民族的审美意识一个重要基因是“美善同义”。
三
人类处于原始氏族社会时期，都盛行过图腾崇拜。图腾的实体以动物居多，也有植物，无生物或自然现象。摩尔根说图腾“意指一个氏族的标志或图徽”。作为氏族标志的图腾积淀着丰富的文化内容，包括制度的、观念的、宗教的，等等。原始氏族的审美观念不是独立的，它也浓缩在图腾文化之中。因此，从分析图腾形象入手去探索某一民族审美意识的基因不失为一种很好的途径。
中华民族是由许多民族构成的。追溯到远古时代，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存在许多的氏族，氏族组成胞族，胞族组成部落，部落组成民族，各民族又共同组成中华民族。各个氏族、胞族、部落、民族都有自己的图腾，在不断融合的过程中，他们所崇奉的图腾形象也发生着变化。中华民族共同崇奉的图腾是龙与凤。
与世界上别的民族的图腾有个很大不同，中华民族所崇奉的龙与凤不是实有的动物，而是虚构的动物。从龙与凤的创造我们很能见出中华民族审美意识的某些重要的特点。
龙的创造过程至今没有完全一致的看法。可以认定的是龙的原型是蛇，蛇是水虫，据有些学者研究，以蛇为图腾的当是生活在中国江淮流域的太昊部落，太昊部落的首领为伏羲氏。神话中说伏羲氏“人首蛇身”。太昊部落以蛇为图腾，看来以渔猎为生是无疑的了。在中国的中部与西北部是黄帝部落和炎帝部落。黄帝部落和炎帝部落以游牧、农耕为主要生活方式。他们的图腾主要为兽类。炎帝神农氏在神话中形象是牛首。看来炎帝部落以牛为图腾了。炎、黄部落曾在涿鹿展开大战，黄帝战胜了炎帝，炎黄部落实现了统一。炎黄统一后与太昊的后代蚩尤部落打了一仗，蚩尤打败了，被合入炎黄联盟。黄帝在征服蚩尤后，吸收了不少蚩尤部落的文化，其中包括蛇图腾。这样，原来的兽图腾与蛇图腾开始融合，产生了最早的龙。河南省濮阳酉水坡仰韶文化遗址墓葬发现了最早的龙图案，那形象化为马首蛇身。墓葬的主人据说是黄帝部落的一氏族首领（《文物》1988年第3期图版一）。 黄帝成为中华民族的共主以后，其形象与龙的形象密切相关。《太平御览》中《大星列象图》云：“轩辕十七星在七星北，如龙之体，主雷雨之神。”又传说黄帝“其兽黄龙”（《淮南子·天文篇》），他铸的鼎“象龙腾云”（《鼎录》），最后他也是乘龙而升天的（《史记·封禅书》）。黄帝部落在发展的过程中，征服、同化了许多部落，这样，作为部落图腾的龙，也就吸收别的部落图腾的部分形象。这样，龙就成了一个综合了蛇类、兽类、鸟类许多成分的十分怪异、神奇的动物形象。中国的古书这样描述龙的形象：
“鹿角，牛耳，驼首，兔目，蛇颈，蜃腹，鱼鳞，虎掌，鹰爪：龙之状也。”（《涌幢小品》卷卅一）
“龙之象，马首蛇尾。”（《论衡·龙虚》）
这大概是龙的标准形象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有些龙并不是这样的标准形象，然而也是龙。古书有许多这样的记载。如：《陈书·五行志》云：“有黑龙如狗。”《水经注》云：“（龙）类青牛焉。”《太平广记》卷四二五引《录异记》云：“（龙）大者数丈，小者丈余，如五方之色，有如牛马驴羊之形。”《邵氏闻见后录》卷卅云：“龙类最众，有如猫者。”为什么龙有这么多形状呢？这可能与生活在中国大地的许多氏族不同情况地接受龙图腾有关。本来各氏族均有自己的图腾，在加入以黄帝为共主的中华民族大联盟以后，就将龙图腾与自己原来的图腾结合起来，于是就产生了各式各样的龙。
凤是中华民族另一主要图腾。凤的最初形象是玄鸟，它最早是生活在中国东南地区的东夷部落的图腾。东夷部落的祖先是少昊氏。《左传·昭公十七年》说，少昊氏以鸟名为官名。可见少昊氏以鸟为图腾。建立商朝的殷族属于东夷族。凤的形象以野鸡为基础，综合了多种动物的形象。《说文解字》云：
“凤之象也，鸿前鹿后，鹳颡鸳思，龙文龟背，燕颔鸡啄，五色备举。”
可见凤的形象也是各部落图腾综合的产物。
龙凤无疑是中华民族公认的美的代表，它们的形象反映了各氏族、各部落的团结统一。它们的美体现了中华民族最为看重的一种品格即“和合”的品格。
龙凤的配合这也是一种和合。在中华传统文化中，龙是崇高和威严的象征，它向来用来代表皇权；凤则是幸福和安宁的象征，比之龙它更多地表现出民间的温馨与甜美。龙是阳刚的代表，凤是阴柔的代表，一为壮美，一为优美，相得益彰。中华民族在审美理想上，非常推崇刚柔相济之美。苏轼用两句诗概括了这种美的境界：“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苏轼：《和子由论书》）刘熙载赞扬王羲之书法之美，说是“力屈万夫，韵高千古。”（刘熙载：《艺概·书概》）他认为优秀的书法应蕴含“阴阳二气”。这种刚柔相济之美，形象地说，就是龙飞凤舞。
和合为美，这是我们从龙凤形象得出的重要结论，也是本文要提出的中华审美意识的第三个基因。
以上我们通过分析中国最古老的三种文化形态，得出中华民族审美意识的三个基因，也可以说三个特点，即：美真同象，美善同义，和合为美。这三者对中华民族的审美意识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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