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图书馆事业改革开放进程中三次思想解放的回顾与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解放论文,对中论文,改革开放论文,书馆论文,进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的图书馆事业随着中国的改革大潮已经走完了20年的历程，这20年，我们身临其中，亲身经历了中国图书馆事业发生的这一历史性变革过程，参加了历史给予我们的这一伟大社会实践的机遇。我们为改革所取得的每一项成功而鼓舞，也为改革进程中遇到的许多困难而焦虑。改革中的一些困惑，一些始料不及的问题也常常使我们处于苦恼与迷惘之中。这20年，是充满机遇与挑战的年代，社会变革往往给人们带来更多的机遇，而机遇又充满着挑战性和诱惑力，事业的责任感总是驱使我们与图书馆的命运相联，把我们熔化到汹涌澎湃的改革大潮中去。
回顾这20年中国图书馆事业的改革，也是“摸着石头过河”，艰难曲折地向前迈进。即使时至今日，人们对改革进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仍然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和评价，对解决问题的途径与选择，也有着各自不同的见解。而有一点确是人们一致公认的感悟和共识，那就是中国图书馆事业的改革，同样必须坚持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因此，可以说，中国图书馆事业改革开放的20年，也就是中国图书馆事业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不断解放思想的20年。从1978年起，中国图书馆界思想跃动的复苏，事业开拓前进，无一不打印着思想解放的鲜明印记。中国图书馆事业20年的改革进程，受诸多思想解放因素的影响，但最具有震撼力和影响力的思想大解放笔者认为主要有三次：第一次是以1980年中央书记处第23次会议通过的“图书馆工作汇报提纲”为契机，解放思想，坚决扭转长期困扰图书馆事业的“左”倾路线，适时地将图书馆工作重心转移到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的轨道上来；第二次是1984年11月中国图书馆学会在安徽芜湖市召开的“图书馆改革学术座谈会”。这次会议思想空前活跃，就当时中国图书馆改革面临的各种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与研究，引发了图书馆界的思想进一步解放；第三次是1996年上海图书馆与上海科技情报所的合并，上海市委和市政府的这一果断决策，率先打破了我国沿袭多年的图书馆的传统管理体制，实践着一条中国图书馆新的改革与发展之路。笔者认为，处于世纪之交的今天，重新回顾和认识这三次思想解放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改革所产生的积极意义和深远影响，将会为我国图书馆事业的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如何更好地进入二十一世纪，提供一种具有研究价值的资料和更深层次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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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倒“四人帮”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使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图书馆这所知识殿堂在经过十多年的一波三折后，也在抹去书上的尘埃，准备迎接着一个新的时期到来。那时百废待兴，百事待举，面临的困难问题实在太多。摆在图书馆事业主管领导的面前，主要还不是具体问题如何解决与操作，而是办馆的指导思想、指导方针。回顾打倒“四人帮”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的那几年，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的前夜，党内“凡是派”千方百计地阻挠着拨乱反正，他们仍坚持“抓纲治国”的“左”倾路线，坚持一切工作要以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为纲。在1977年8月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华国锋同志讲话时仍坚持“要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这就从指导思想和理论体系上使当时的中国仍笼罩着“左”的阴影。在中华大地上要纠正“左”的痼疾绝非易事，人们心有余悸。1978年初，在某大学编写的图书馆学教材上，仍然将图书馆说成是“为一定阶级的利益服务的文化机构”，“图书馆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图书馆要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重心转移到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的轨道上来，必须以极大的勇气解放思想。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邓小平同志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是一篇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的航程，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这篇讲话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根本的指导方针，使十一届三中全会顺利地实现了全党工作重点的转变。全国人民深受鼓舞。中国图书馆事业的改革，图书馆的第一次思想大解放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开始的。1980年5月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第23次会议通过的《图书馆工作汇报提纲》，要求图书馆必须坚决执行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专心致志地为经济建设服务，并期望图书馆事业在新长征的道路上，为祖国“四化”建设做出更大贡献。在实现工作重点的转变中，各级各类图书馆没有辜负中央期望，解放思想，开拓前进，努力研究新情况，探索改革开放的新路子，大致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1)立即着手恢复和重建文革中遭受空前浩劫和摧残的图书馆，使之尽快向社会开放；(2)解放大量被当作所谓“封、资、修”而遭长期封存，甚至禁毁的书刊资料；(3)撤销马列主义阅览室或专库，将图书馆内设机构和服务手段调整到以经济建设服务为主的轨道上来；(4)恢复一切有阅读能力的人到
图书馆看书的权利，包括曾经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反动学术权威”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5)思想解放使图书馆界涌动着改革的热潮，人们纷纷发表改革的建议与设想，从体制改革到业务建设，人们发表的意见异彩纷呈，思想解放带来了图书馆事业的振兴与学术繁荣；(6)思想解放也打破了人们多年来不敢触及的禁区，其中最典型的事例是如何对待外来文化。过去我们一直闭头自守，对于西方图书馆学一概视为“资产阶级图书馆学”而拒之门外。建国后，我们认定只有苏联的图书馆才是中国图书馆学习的榜样，几乎全盘接受前苏联图书馆的办馆模式。改革开放后，我们打开了国门，与国际图书馆界开始了接触与交流，这使我们眼界大开，才知道过去我们墨守着一种模式，实际上阻碍着自己事业的发展。上述种种变化，说明我国图书馆事业在80年代初期，在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进入了我国历史上图书馆事业发展最好，也是图书馆思想空前活跃的历史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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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解放的大潮在图书馆界的不断涌动，推动着中国图书馆事业改革。到1984年左右，各种改革举措和建议相继出台，图书馆面临着许多从未遇到的问题。各种新出现的观念、理论与观点在图书馆从业人员中引起了强烈的思想碰撞。人们带着浓厚的兴趣和情感参加讨论，发表着各种意见。改革是一场革命，也是一篇不太容易写好的文章，但人们对图书馆事业的改革有着执着的追求，他们期盼通过改革使自己的事业得到振兴、发展，对图书馆事业的未来寄托着希望。为了探索改革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工作委员会科学管理研究组于1984年11月中、下旬，在安徽芜湖市主持召开了“图书馆改革学术座谈会”和“图书馆改革研讨班”，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公共、高校、科研系统图书馆的200多名与会代表围绕中国图书馆事业改革的原则、目标、步骤、模式、改革突破口等有关理论方法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对那几年图书馆界出现的各种改革举措真诚地进行了交流与探讨。今天回想起来，芜湖会议虽然没有能就图书馆事业改革遇到的问题一一找到明确的答案，有些改革举措是否行之有效，还有待今后长期实践的检验，改革中凸现出来的一些新观念，还需要从理论层面上进行更深入的论证，与会代表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也未能取得一致和认同，但这次会议是一次思想解放的会议，会议讨论的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今后中国图书馆改革之进程。具体地说，芜湖会议对中国图书馆事业改革所产生的影响大致有以下几点：(1)芜湖会议不仅促使人们进一步关心中国图书馆事业的改革，认识到中国图书馆事业在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冲击下，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与挑战，只有不失时机地搞好改革，让图书馆事业在充满生机的改革实践中再创造、再发展，图书馆事业才能适应当今社会发展的需要，才能迎来事业自身发展的春天。而且会议增强了人们改革的信心，一些馆在改革中大胆实践、勇于创新的精神，在改革实践中创造的新鲜经验，使人们开阔了眼界，活跃了思想，受到了鼓舞，进一步推动了图书馆界的思想大解放，使图书馆改革开始出现多年从来没有过的生动局面；(2)芜湖会议对图书馆改革的方向、目标、任务及其有关政策问题的研究与探讨，对当时图书馆改革形势的分析，都将有利于推动图书馆事业进一步的改革与发展。诸如图书馆改革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必须将改革基点放在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增强我们为四化服务的能力上。图书馆既要抓住宏观改革，又要抓住微观改革，从管理体制到业务方法都要考虑。改革是全方位的，当然改革也要抓住重点，要根据各馆的具体情况，选择好改革的突破口。要通过改革扭转图书馆被动型和封闭型的服务方式，要着力使图书馆这座知识宝库变为知识喷泉，从而加速对馆藏书刊的开发和利用，我国图书馆再不能墨守一种办馆模式，等等。改革需要理性与耐心，在今天看来，芜湖会议所论述的观点，至今仍不失其价值和指导意义；(3)芜湖会议还就当时改革中出现的一些热点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归纳起来主要有：图书馆的领导体制问题，是否实行馆长负责制；有偿服务与无偿服务问题，主张有偿服务的同志认为，图书馆通过适当劳动，把人类知识转变为社会精神或物质财富之后，取得一部分劳动报酬是合理的。反对有偿服务的同志则说图书馆是社会公益性事业，不应当向读者收取任何费用；图书馆能否兴办第三产业是个热门话题，有部分同志认为在发展图书馆主业的同时，开展必要的以文补文活动，有利于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有利于增强图书馆的综合服务能力，也有利于提高职工的生活水平。也有一部分同志担心这样做会导致图书馆一切向“钱”看，有损于图书馆公益性文化形象；与会代表对如何打破“大锅饭”，解决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的人事制度改革十分关心，对一些单位开始实行的人事聘用制和奖勤罚懒、岗位责任制抱有极大兴趣。芜湖会议象一个万花筒，折射出中国图书馆各种改革的场景，也描绘出中国图书馆今后的改革趋向。人们必须承认，改革中是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的。一些改革举措，随着时间的推移，才能逐渐理清它的头绪，总结经验，寻找出解决问题的最佳方略。从84年到现在，中国图书馆事业在改革中又走过了15个年头，芜湖会议解放思想、大胆探索的精神，至今仍使我激动不已，芜湖会议上引发的各种问题，至今仍耐人寻味，从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历史断而来看，芜湖会议无疑是中国图书馆发展史上解放思想推动图书馆改革的一次重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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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图书馆事业的改革，在初始阶段，人们就关注着图书馆体制改革问题，长期以来，我国图书情报体制存在着分割问题，图书馆和情报所功能大同小异，但它们却分别属于文化部和国家科委主管。按照行政体制财政分灶吃饭的原则，图书情报事业的经费均由各级分管的政府给予解决。国家对全国的图书情报单位缺乏统一的规划与领导。这种管理体制已使图书情报事业长期陷入这样一种境界：他们各自为政，搞大而全、小而全，文献资源重复建设，由于“分而治之”，图书情报单位各自保护自己的利益，很难实现全社会的资源共享。毫无疑问，这种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已日益成为图书情报事业深化改革的阻碍。图书情报界的有识之土，早在1978年就指出中国现行的管理体制是照搬前苏联的那一套管理模式，它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中国应当走图书情报一体化的道路。1978年底，中国科学院率先在全院试行图书情报一体化的体制。1986年6月中国科学院第五次图书馆学情报学科学讨论会在武汉召开，就“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成立后文献情报系统的方向、任务、体制和发展战略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了讨论。然而图书情报系统的管理体制的条块分割并未得到解决。1987年3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国家教委、中国科学院共同签发了“关于改进和加强图书馆工作的报告”，该报告谈到目前图书馆事业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时，认为“全国图书馆事业缺乏统筹安排和全面规划，既未建立起文献资源的保障体系，又存在着文献资源缺漏和不合理的重复现象，不能做到资源共享”，是急待图书馆工作进行改革的问题之一。1987年11月，国家科委、文化部、国家教委、中国科学院、国防科工委联合签发了《部际图书情报工作协调委员会成立会议纪要》，强调指出成立图书情报工作协调委员会的目的在于做好图书情报协调工作，以克服图书情报界长期存在的条块分割带来的弊端。这是我国图书情报界的一项重大改革，旨在促进全国文献资源的采集、开发、利用和图书情报系统计算机数据库网络的建设。令人遗憾的是1987年后，“纪要”中提出的改革措施未能在全国得到真正的落实，原因在于事业单位的体制改革难以逾越行政管理体制的束缚，在国家没有设立统一的图书情报管理机构的情况下，很难做到跨系统的行业管理。现实的合法性几乎难于改变，在改革中遇到行政管理体制问题只好绕道走。然而，在1996年，上海图书馆与上海科技情报所正式合并了，上海市委、市政府的这一惊人之举震撼了全中国的图书馆界，上海市领导在充分论证的
基础上作出了这一历史性的选择，今天在中国，尽管它还是一个图书情报管理体制上的特例，但它在中国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图书情报管理体制一体化，这是零的突破。几年来上海新馆、所的实践已使他们具有充分的材料，说明他们的选择是正确的。馆、所合并在文献资源上两者优势互补，减少了重复订购，增强书刊品种，文献收藏结构更趋合理，文献收藏内容更为丰富，馆、所合并后的文献资源已构成我国最具实力的文献保障体系之一。馆、所合并后，也优化了图书馆从业人员的队伍，原上海图书馆工作人员中以社科见长者较多，科技人员较少，而原上海科技情报所正好相反，在他们工作人员中大多数是搞自然科学的，有许多人是信息开发和为科技服务的行家里手，这支队伍能使馆、所同时较好地发挥社会教育职能和情报职能，而不像传统图书馆情报服务往往总是一条腿短。馆、所合并后，也有利于政府集中投资，对图书情报事业统一管理与运作。正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黄菊同志在上海图书馆新馆开馆庆典仪式上所说：“创建一流的城市，就要创建一流的文化，图书馆为文化象征之所在”。馆、所合并后，大大增强了它的综合服务能力，使它成为上海市国际大都市的重要标志。两年来，上海图书馆新馆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他们每天接待上万人次的读者，就让人们叹为观止。他们对信息的开发、加工和信息咨询服务，已使上海图书馆新馆成为面向全社会的“思想库”和上海市开展知识创新工程的“智囊团”。他们参与上海市各种社会文化科技活动，上海图书馆新馆已成为上海人民乐于参与的一个综合性的社会文化活动中心。他们一流的先进设备和计算机网络系统，使它更能便捷地为广大读者服务，成为上海信息港建设中不可缺少的信息汇集和流通的枢纽。上海图书馆新馆这两年工作上了一个新台阶，并为中国图书馆事业改革开辟了一条新的熠熠闪光的希望之路。人们在谈论这件事时，总是对上海市委、市政府解放思想、敢于实践、勇于创新的精神表示深深的敬意。中国图书馆事业要在世纪之交取得更大的发展，所要争取的是促使我们事业的主管领导，都能像上海市领导人那样，按照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大胆改革，给予我们事业更多的发展机会。当前，就国家而言，应借助知识经济时代现代通讯技术的进步，电脑网络的发展，对全国各大中型图书情报单位进行重新定位，组建各具特色而又紧密结合的文献服务集团，形成网络体系，这样，我国国办的图书情报单位，就能以巨大的文献
优势和综合服务能力，自立于未来信息社会之林，从而为21世纪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更大的贡献。
以上是我对中国图书馆事业改革开放进程中三次思想解放的回顾与认识，不当之处，请同行们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