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科学发展与社会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态论文,科学论文,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68(2011)01-0001-05
DOI:10.3969/j.issn.1673-8268.2011.01.001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和全球化浪潮的兴起，世界范围内的生态问题甚至生态危机日益凸显，引起各国人们的高度关注。党的十七大敏锐把握当今世界的进步潮流与当代中国的发展要求，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明确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历史任务和根本要求，昭示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美好、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1]。生态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在生态领域中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在进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时必须同时追求的重要目标，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必然要求[2]。
一、人与自然关系的变革和生态问题的凸显
人类自从脱离单纯的自然状态，从动物界提升出来的时候起，就开始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在原始社会处于外部自然界的压迫和驱使之下，随时随地都可能遭到强大的、异己的自然力量的威胁和侵扰，因而图腾崇拜和自然神灵的观念支配着人类的生产与生活。人类带着这种文化的积淀进入了文明社会。崇拜超自然的神的观念，在古希腊罗马社会是顽固盛行的，当时的哲学大多停留在静观自然的水平上，还未深入认识到人类改造和征服自然的能动性。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一个有所迷惑与惊异的人，每自愧愚蠢。”[3]在基督教神学统治的中世纪，人们把自然看作是由上帝创造的、奴役人类的东西。《圣经》上说，人和自然本来相处得很好，由于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吃了伊甸园里的禁果，受到上帝的惩罚。上帝让蛇与人世代为仇，让土地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使人必须终年劳苦，流血流汗，才能获得生存的东西。这种在西方流行的观念隐含着自然与人敌对的思想情绪。
西方文艺复兴以后，人们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征服、控制自然的信心增强了，并且产生了以人为中心，主宰自然万物的观念。英国实验科学的始祖培根，提出了人类要“对万物建立自己的帝国”的口号，表达了“力图面对宇宙来建立并扩张人类本身的权力和领域”的“野心”。一方面，他认为人是自然的“臣相和解释者”，要支配自然就必须服从自然[4]；另一方面，他宣称：他已经获得了使自然和她所有的儿女成为人的“奴隶”，为人服务的真理，而人类的技艺和知识则是人们用以“审讯”、“命令”、“征服”自然的武器。法国唯理论哲学家笛卡尔从理性的角度论证了人统治自然的力量和地位。他认为人们可以认识火、水、气、星球、天体和包括我们自身的所有物体的力量和作用，并在一切适合的地方利用这些力量，从而使自己成为自然的主人和统治者。他还豪迈地说：“给我物质和运动，我将为你们构造出世界来。”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康德强调，人是“绝对价值”和“客观目的”。人拿着自己的“原理”，“非如学生之受教于教师，一切唯垂听教师之所欲言者，乃如受任之法官，强迫证人答复彼自身所构成之问题。”[5]这就是康德所谓“人为自然立法”的理论。费希特进一步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抽象成“自我”与“非我”的对立。他认为：“自我”不依赖于任何别的东西，它不是自然的产物，相反，“非我”即自然乃是由“自我”建立的，并异化成“自我”的限制和障碍；能动的自我可以依靠认识和实践，去克服“非我”的制约。这种被日本学者北聆吉称作“欧人自然观之纲领”，集中地反映了现代人在认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倾向。培根、笛卡尔、康德、费希特分别是17、18世纪英、法、德三国著名的思想家，他们关于人征服、统治自然的主张，唤起了西方社会对人力的崇拜，吹响了人向自然开战的号角。
人与自然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从人与自然关系的片面认识出发，宣扬人对自然的征服和统治，必然使人类遭受自然界的报复和惩罚。特别是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强制资产阶级像狼一样榨取自然财富和工人的剩余劳动，必然要造成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正如马克思所阐述的：“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6]393然而，人们出于集团或个人局部的、眼前的私利去占用、征服自然，带来了大量的废渣、废气、废水，不但浪费了宝贵的自然资源，而且污染了自然环境，破坏了生态平衡。
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伴随着新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加快推进，世界各国普遍感觉到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隐藏着日益严重的人口、资源、环境等问题，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由于过度开发和消费，淡水、森林、矿产、耕地、生物物种等宝贵资源日益枯竭。据统计，每年全球有1540万公顷热带雨林消失，有500万～700万公顷的耕地被毁，有5万～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荒漠化；目前，有43个国家和地区（占地球陆地面积的60%）缺水，有10多亿人口因粮食短缺而营养不良，近1亿人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在人口增加和经济增长的双重压力下，人类所居住的环境越来越不堪重负，生态平衡遭到破坏。与产业革命前相比，大气圈中一氧化碳的浓度提高了4倍，总氯原子增加了4.8倍，二氧化碳的含量更是高达360ppm（百万分之一浓度）。气候变化、大气污染、水污染以及生产、生活中产生的核废料污染、光污染、电磁污染、噪音污染等，使人类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环境之中。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把环境同发展问题联系起来，通过了《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提出要保护环境、控制人口和节约资源。美国著名学者托夫勒在分析人类思想的演变时，作出了这样一个论断：“由于地球生物圈发生了根本性的、潜在的危险变化，出现了一场世界范围的环境保护运动。这场运动不仅只是防止污染，反对制造合成食品，反对核反应堆、高速公路及美发的喷雾剂。这场运动完成的事情还要多得多。它还迫使我们去重新考虑关于人类对自然界的依赖问题。结果非但没有使我们相信人们与大自然处于血淋淋的争斗之中，反而使我们产生一种新的观点：强调人与自然和睦共处，可以改变以往对抗的状况。”[7]现在，世界有识之士高度关注生态问题，呼唤建设生态文明，是对现代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局限性进行深刻反思的结果，是对人类文明进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二、建设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从社会制度入手分析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对生态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社会根源在于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在于私有制的存在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对立。他明确地说：“人同自身和自然界的任何自我异化，都表现在他使自身和自然界跟另一个与他不同的人发生的关系上。”作为“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8]。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实现共产主义，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才能够真正和解。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他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9]928-929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昭示我们，生态问题不仅要从自然角度，还要从社会角度，将这一个问题放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进程中才能得到认识和解决。
生态问题虽然出现得很早，但在近代资本主义掠夺型生产方式和浪费型生活方式下愈演愈烈，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向世界扩张的结果。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推进，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的逻辑扩大到全球，从而使个别国家的生态危机演变成了世界性的危机。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一方面呼吁重视和解决生态问题；另一方面为了本国短期利益而置他国的环境污染和人民福利于不顾，置全人类的长远利益和国际公法于不顾，肆意向公海或他国海域大量倾倒污染物，向发展中国家大量转移具有污染性的产业，恶化了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目前，发达国家大约占有全球85%的资源，为了提高本国的环境标准，转移高耗能的企业，同时设置绿色贸易壁垒，阻挡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出口，限制节能技术的转让，其目的就是让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为他们的生态环境买单，由此引发了生态环境方面的国际不公平。虽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可能暂时地、局部地解决本国的生态问题，却不可能永久地、彻底地解决全球性的生态问题，因为其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本国的利益，更确切一点说，是本国大资产者的利益。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优劣，不仅要看谁的生产力发展水平高，还要看谁能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谁能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谁能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资本主义工业技术的进步是以破坏自然条件、特别是土地的自然条件为代价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和自然的关系，转变为资本同自然的关系，由此形成了资本对自然的占有，“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视为自发的力量”[6]393。形式上表现为人和自然关系恶化的生态危机，实质上是资本疯狂占有自然所引起的恶果，是资本同自然关系的危机。而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经济制度以及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以追求利润的无限扩张为目的，而以实现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为立足点和出发点，以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根本目标[10]。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为我国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更高的平台，是我们跳出传统工业文明发展模式，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新型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必然要求。
建设生态文明是人类生存繁衍和永续发展的根本前提，是社会主义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11]。早在新中国建立之初，毛泽东就倡导中华民族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实行反对浪费、勤俭建国的方针。改革开放不久，我们党就把计划生育和保护环境确定为基本国策，要求在经济建设中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坚持开发与节约并重、利用与保护并重。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结束后，中国政府立即作出履行《21世纪议程》等会议文件的庄严承诺。1994年，国务院常务会议正式通过《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标志着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编制出本国21世纪议程行动方案的国家。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将可持续发展战略纳入“九五”规划和2010年中长期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强调在实现第三步发展战略过程中，要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党的十七大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将“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确定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不久前闭幕的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提高生态文明水平。全会通过的“十二五”规划建议指出：“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深入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节约能源，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发展循环经济，推广低碳技术，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这些重要论断和重大决策，表明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的认识更加全面、更加深刻，预示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由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进一步拓展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12]。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创举，而且是中国人民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人类文明进步事业的重大贡献。
三、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生态文明建设
作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作为新世纪新阶段指导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科学理论，科学发展观是统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战略思想，当然也是统领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2007年12月，胡锦涛同志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13]。“建设生态文明，实质上就是要建设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14]只有站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确立生态文明建设的目的、原则、方法和途径，才能增强生态文明建设的自觉性、主动性和坚定性。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生态文明建设，就要将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生态文明建设的各方面、各环节和全过程，并且用推动科学发展来衡量和检验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效。
生态文明理念，体现了科学发展的思想，是人们对待人与自然关系的文明程度的标志[15]。人们不仅认识到社会发展与人口环境之间的矛盾，而且在反思日益增多的天灾人祸——酸雨、赤潮、温室效应等——对人类生产生活的影响。生态文明理念就在这种涅槃的痛苦中破茧而出，它将作为人们行动和社会发展的指南。这种思想不同于西方工业文明中的人类中心主义、自我中心主义，它更加关注人本身，关注自然，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江泽民提出：把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作为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关系问题来抓，“要使广大干部群众在思想上真正明确破坏资源环境就是破坏生产力，保护资源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资源环境就是改善生产力”[16]。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要让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的思想，赋予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新的时代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说，生态文明观念及其实践状况，是社会主义文明体系中基础性的组成部分，是当前和今后必须着力抓好的一项根本任务。
西方的工业化生产模式，使生产力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但对资源能源不合理的开发利用，却使经济发展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能源的衰竭，废气、废水、废渣的排放，不可回收垃圾的增多，白色污染及农药残留等，都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压力。我国作为一个有13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在资源、能源、环境、人口等方面，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自1993年以来，我国开始成为石油净进口国。2001年以来，我国能源短缺程度不断加大。国家环保部网站资料显示，2006年，全国废水、二氧化硫、固体废物的排放量，各比上年增长了2.3%、1.0%、12.7%。当前，我国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汞、消耗臭氧层物质排放量都居世界第一，二氧化碳排放量居世界第二，“中国环境威胁论”在国际上甚嚣尘上。现实的基本国情和复杂的国际环境，都不允许我们走传统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而必须吸取世界各国工业化的经验教训，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促进信息化和工业化相结合，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这条路可称之为生态工业化发展道路。马克思早就说过：“要从一切方面去探索地球，以便发现新的有用物和原有物体的新的使用属性……要把自然科学发展到他的顶点。”[6]392“生产排泄物，即所谓的生产废料再转化为同一产业部门或另一产业部门的新的生产要素；这是这样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这种所谓的排泄物就再回到生产从而消费（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的循环中。”[9]94只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才能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建设生态文明，实现可持续发展，不仅要从生产这个源头上着手解决，还要从消费这个最终结果上寻找出路。战后，西方发达国家已经从“生存型”消费转向“奢侈型”消费，通过广告的“狂轰滥炸”、商品的花样翻新等手段，来刺激和满足人们的虚假的、超前的需求，从而加剧了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破坏。例如，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其人口只占世界总人口的6%，而消耗的自然资源却占世界总消耗量的55%。这种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哈贝马斯指出的“过度消费”和“异化消费”，不仅远远超过了人类正当的、合理的需求的界限，而且大大超出了自然界能够承受的界限，必然造成对人自身的异化和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我国虽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社会生活中也出现了跟风式、攀比式、炫耀式消费和追求奢华、讲究排场等不良风气。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人口众多、经济落后、人均资源稀少，绝不能重复西方发达国家那种以资源的高消耗、环境的重污染为代价，来换取高消费的生活方式。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二五”规划建议指出：“面对日趋强化的资源环境约束，必须增强危机意识，树立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以节能减排为重点，健全激励和约束机制，加快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我们只有根据当今中国的具体国情和人民群众的现实需要，倡导和实行一套低能耗的生产体系和适度消费的生活方式，才能顺利完成由温饱型社会向小康型社会过渡，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和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想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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