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资平与日本自然主义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然主义论文,日本论文,文学论文,张资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8X(2004)05-0040-06
一
张资平小说的自然主义倾向是中国现代文学史学者的一般常识，但是，对此认真梳理 的却没有。
众所周知，张资平是民国初年公派官费留日学生，其所修专业并非文学，而是地质学 ，1922年获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理学士学位。留日时期的张资平，虽说对文学情有独钟， 但他没有想到要专治文学，至于后来竟以卖文为生，更是始料不及的事[1]。当初，他 只是凭着个人的兴趣，拿文学玩玩而已。所以，他不可能专门去研究和探讨起源于法国 的自然主义文学，何况他原来根本就不懂法文，只是考入大学预科以后因学业的需要， 才在日本老师的指导下开始初学法文，英文水平亦不高。回国后，虽然翻译/编写过数 量可观的欧洲文艺理论著述——最重要和最有影响的当属《欧洲文艺史大纲》，但全都 是由日文转译或据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编译的，这本《欧洲文艺史大纲》也不例外。留 日初期，张资平的欧洲文学知识极其贫乏，他曾很老实地多次谈起他对文学的理解和认 识。他说，“在当时，我对于俄国的作家只知道有托尔斯泰”，后来经郁达夫的指点， 才“奋发起来去读俄国文学史(当然是用日本文)，同时买了陀斯妥伊夫斯基的《罪与罚 》、《加拉马佐夫兄弟》，托尔斯泰的《复活》等英日两种译本来对照着细读”[2]。 类似的话，他在《我的创作经过》一文也说过：“在大学预科期内，英法文的教师才介 绍了许多欧美的名著给我们读，并讲述欧洲文艺思潮给我们听。我有真正的文学的认识 还是在二十四五岁前后数年间的日本高等学校时代”[3]。这些，都从不同的角度说明 ，张资平显然未能直接蒙受欧洲自然主义文学的泽溉。据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 张资平对于外国文学的了解和领悟较迟，他的欧洲文学知识、文学修养及自然主义文学 的理论资源，是经由日本学者的介绍与阅读翻译作品和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理论及创作 获得的。
1912年，年仅20岁的张资平怀着兴奋而又复杂的心情踏上东瀛岛国的时候，日本自然 主义文学运动虽然已过了高潮而接近尾声，但在自然主义文学思潮影响下发育成熟起来 ，具有独特形态的日本“私小说”却风头正健，在文坛具有广泛的影响，如田山花袋、 岛崎藤村、德田秋声、正宗白鸟等自然主义作家的小说，都很受大众欢迎，在图书市场 上拥有众多的读者，日本报纸也经常连载他们的创作。据张氏自述，他的醉心于日本自 然主义文学是在国内“文学革命”发端之后，“就是从这时候起，我开始读日本自然主 义作家的作品了。在《朝日新闻》上面，发现了岛崎藤村的《新生》，在《福冈日报》 上看见了田山花袋的《弓子》，都使我读得津津有味”。他还认为“《弓子》描写性爱 生活太过深刻，赶得上英国罗伦斯的作品”。这些阅读经验让他自觉“对于文艺，获得 更大的启示”[2]。
正如苏曼殊偏爱拜伦，郭沫若迷恋歌德一样，张资平偏偏不能忘情于日本自然主义文 学，以至于回国多年以后还乐此不疲，致力于向中国读者译介日本自然主义文学作品。 据1931年6月出版的《现代文学评论》杂志介绍，张资平曾与上海现代书局签订过出版 合同，计划用两三年的时间，将田山花袋的《弓子》、《恋爱之殿堂》，谷崎润一郎的 《神与人之间》，佐藤红绿的《丽人》、《爱之追求》，小杉天外的《银笛》，江马修 的《受难者》，吉井勇的《魔笛》，吉田弦二郎的《无限》、《白路》等10部日本小说 翻译成中文交现代书局出版，并引用张资平的话说：“本人自写小说以来，即颇受以上 十书的影响，简直可以说，这十本书便是我写恋爱小说之范本”[4]。据笔者掌握的材 料看，由于种种原因，张资平并没有按期完成原来预定的译书计划，但他翻译的佐藤红 绿的长篇小说《人兽之间》，确是在1936年3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上面列举十种书 的作者大都是自然主义或受自然主义文学影响的作家，像田山花袋、小杉天外还是在日 本文坛具有广泛影响的自然主义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检视张资平的文学翻译活动，还 可以看到，他还曾翻译过佐藤春夫的《消遣的对话》，藏原伸二的《草丛中》等日本自 然主义文学作品——张资平翻译的日本小说还很多，在此不便一一介绍。
基于以上事实，那么，返回20世纪初期日本自然主义文学运动的历史情景，对日本自 然主义文学思潮产生、发展的过程及其特点作一简单梳理，就成为厘清张资平自然主义 文学倾向的理论资源，准确把握其小说文本特征、艺术技巧和美学意义，作出符合实际 评判的必不可少的知识准备。
自然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思潮，起因于对浪漫主义文学的反动，最初出现在19世纪中叶 的法国，尔后延及整个欧洲，至19、20世纪之交又催生了日本自然主义文学运动。日本 自然主义文学是在汲取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自然主义基础上，糅合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 因素创造出来的，与欧洲自然主义文学有明显不同。
日本自然主义的代表作家、理论家田山花袋的观点，基本上可以代表日本自然主义文 学的特点，田山花袋认为文学要“露骨更露骨，大胆更大胆，让读者不禁战栗”，在创 作方法上，他主张“平面描写”，即“依照事实的原本，自然地描写事实”，对于描写 对象不作任何主观评价和判断，也不分析事实之间及其内部联系，更不解决任何实际的 人生问题，完全以旁观者的态度描写“客观的自然”，“人生事象”，追求彻头彻尾的 “真实”与“客观”。日本自然主义还把作者的生活经历和个人的私生活也纳入文学描 写的范畴，拓展了文学写作的空间[5]。田山花袋的成名作《棉被》被公认为日本自然 主义文学的代表作，也是日本“私小说”的开先河之作。
小说以作家自身的生活经历为内容，讲述一个名为竹中时雄的老师和他仅有19岁的女 学生横山芳子之间一段铭心刻骨的爱情。故事的结局是芳子离开了时雄，将痛苦、悲哀 、绝望留给了他的老师。失去爱人之后的时雄，丧魂失魄地跑到楼上芳子住过的房间， “打开抽屉，见已有油污了的白的丝发结，就取而闻嗅。过了一会，又去打开壁柜…… 把棉被(芳子用过的——引者注)拉出，那女性的可爱的油香与汗气，使时雄的胸不觉跳 动。……时雄垫了垫被褥，盖了盖被，把脸埋在冰冷龌龊的天鹅绒被口里哭泣了”[6] 。
这篇小说所以在日本文坛产生巨大影响，为田山花袋带来很高的声誉，就在于作品对 人性中最隐秘、最原始的性欲的大胆肯定和暴露，给明治时代的性道德性伦理以强有力 的冲击。小说典型地体现出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一般特点：一是取材多源于作者本人自 身的经历，身边的琐事，乃至个人隐私；二是不回避丑陋、恶俗与污秽的描写，大胆暴 露人生的黑暗，肯定与强调性欲存在的合理性，有意表现人的兽性、动物性；三是科学 主义的创作态度，追求自然的客观，绝对的真实，在方法上注重实地观察，冷静客观的 描写。
二
由于创作主体的个别差异及其知识背景不同，不同作家对自然主义也有各不相同的理 解和表现，所以同为自然主义作家，他们的创作也都千差万别。张资平更因其文化传统 和文化背景不同，小说中的自然主义特征，与欧洲和日本的自然主义文学及日本的“私 小说”比较，自然既有许多相似之处，又有他自己的独特形态、审美价值和文学史意义 。
张资平小说的自然主义倾向首先表现在作品的取材上。他惯常以自己身边的人和事— —包括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为描写对象和内容，创作者和小说人物常常合二为一，小说 人物的命运和作者自身的经历往往极其相似，以至相互吻合重叠，读者有时很难分辨那 些是真人实事，那些是虚构想象，因此，张资平的小说具有鲜明的“自叙传”的特点， 题材具有自我经验性。应该注意的是，“自叙传”不等于自传，如果不作认真区别，就 可能犯一些简单幼稚的错误，将“自叙传”体的小说误读成作者的自传。《脱了轨道的 星球》就是一个极其典型的例子，一般读者和研究者都当它是作者的自传。但是该书19 31年4月至10月在《现代文学评论》连载发表时，编者每期都特别标明“长篇创作”， 出版单行本的时候，杂志上登出的广告也很醒目地注明它是“长篇小说”。不明就里的 读者，以至于有的研究者，竟根据该书，认定书中人物“张星仪”就是作者自己，因此 ，“张星仪”就成了张资平的原名，并被许多人所默认、使用。其实这完全是一个大大 的误会。笔者原来供职的那所学校和张资平的老家“留余堂”比邻，据我调查了解，张 氏的族人一般都知道张资平的原名乃“张秉声”也，张氏族谱也有明确记载——“秉声 ，资平”。这部作品中其他人物的名字也都不是真名。如果再读一读《冲积期化石》， 就会发现，“张星仪”在本书中，又化名为“韦鹤鸣”，这些都是应该引起读者和研究 者注意的一个常识性问题。
这类作品，在张氏的创作中占有很大比重，甚至可以说他一生的创作都在一定程度上 ，带着“私小说”的特征——即便是他最后一部公开出版的长篇小说《新红A字》，也 难洗这一痕迹。创作于日本留学时期的有《约檀河之水》、《她怅望着祖国的天野》、 《银踯躅》、《绿微火腿》、《木马》、《一班冗员的生活》等，张资平的自传体小说 ，也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冲积期化石》，也属此列；广东蕉岭期间创作的 有《一群鹅》、《澄清村》；武汉时期的创作有《寒风之夜》、《两人》、《My
Better Half》、《小教员之悲哀》、《冰河时代》、《三七晚上》、《小兄妹》、《 兵荒》、《寒流》、《植树节》和长篇小说《明珠与黑炭》等；到了上海以后的创作有 《Lumpen intelligentsia在上海》、《十字架上》、《残灰里的星火》等等。这类作 品可以说简直就是日本“私小说”的中文版，有研究者称之为“身边小说”。因其取材 大都来源于创作者自己的经历，或者是作者身边发生的小事、琐事，以至个人隐私，灵 肉之间的冲突。活动在小说中的人物也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平凡普通，可悲可悯，处于社 会底层的小人物。张资平写得最多的，一是漂泊异乡，怀才不遇，报国无门，处在经济 苦闷、精神苦闷和性压抑性苦闷多重困扰之中的青年学生；二是落泊潦倒、穷困不堪的 现代中国的知识者。如大学里的教员；唱着“为艺术而艺术”的高调，却又不得不卖文 为生的现代社会的文化/文学生产者；官僚机构里的文员、职员。机关里的听差，马路 上站岗巡逻的警察、保安等也时有写到。总之一句话，就是作者身边的凡人小事，生活 琐事。郁达夫很赞赏的“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7]的说法似乎也很对张资平 的脾胃。
然而，张资平的小说显然没有郁达夫小说中常有的强烈的主观浪漫抒情色彩和颓废感 伤的世纪末情绪，他更多的是像一个科学工作者那样，把人当作科学研究和实验的对象 ，对人生事象作认真细致的实地观察，用冷静客观的“实写”方法，将生活的真实面貌 ，尤其是“人类生活的黑暗面”全都无所顾忌地“抉剔出来”，去掉一切伪装和粉饰， 大胆、直率、真实地，不加任何选择地暴露社会的丑陋和罪恶，污秽和肮脏，展示人类 可悲可怜的生存状态。
张氏小说不把描写重心放在刻画人物的性格特征上，努力去挖掘人物的思想感情等精 神层面的特性，塑造所谓“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对于社会的、历史的、时代的重 大问题大都有意回避和淡化，而将着眼点落在市民大众平庸琐屑的日常生活情景之中， 只“取材于生活中一个人或一群人的故事，忠实地记载他们的行为”[8]，揭示人的原 始真实的生存状态。在他笔下，通常不会出现具有某个具有时代特色的、呼风唤雨的英 雄，他也不刻意去经营一些波澜诡谲，跌宕多姿，扣人心弦的动人故事。张氏小说中的 人物都是些平凡无奇，卑微平庸的寻常百姓，市井小民；所写之事，无非是家长里短， 鸡零狗碎，市相百态。从小说结构看，他不特别讲究布局剪裁，精心安排，巧妙构思， 而只是一味地“像作日记一样地老老实实”[9]写来。他将日记也当作创作编入小说集 就是极好的说明，中国传统小说和西方浪漫主义文学中常见的那些惊心动魄、波澜诡异 的场面，剑拔弩张、性命交关的矛盾冲突，在张资平小说中就更加少见了。
张资平描写的重点是人的动物性——“肉的生活”。他在小说中把人的生活还原为纯 粹的物质性存在，将人类一切活动的目的，都理解成原始本能欲望的满足为人生最大的 快乐和惟一目的，“所谓幸福”，就是“看她的希望能否达到目的，她的欲望能否满足 ”，“不受社会的惯例的支配，不受道德法律的限制，不受任何名义的束缚，各向其心 之所安的方面进行，在彼此不相妨碍的范围内，男女各有充分的自由。要能达到这样的 田地，各人才算有真正的幸福”[10]。人的所有的精神性活动和浪漫理想的情愫，统统 为各种物质欲望所淹没、遮敝，支配并影响人类生活的因素，主要不是社会环境、文化 教养等人文因素、精神内涵，起决定和支配作用的是自然环境、种族、遗传等自然因素 与生物学因素。因此，在张资平小说中，人就和犬猫等动物一样——“是带一副假面的 残忍的动物”[10]，“和兽的生活没有什么差别”[11]!
在表现人的动物性时，张资平又特别偏爱描写人的生理因素，性别特征，如樱唇酥胸 ，丰乳肥臀之类。对此，过去的研究者早有论述，尤其是张氏小说中关于“性欲”的描 写，更为许多读者和研究者所诟病。钱杏邨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说：“张资平先生笔下的男性对于女性的兴味，完全是漂亮的选择，肉感的冲动”，和“性欲的满 足”[12]。这个意见可说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张氏小说的内核。对于“性”的问题，自 然主义作家不但不回避，不掩饰，相反还要有意加以大胆地暴露和描写，无论是法国的 福楼拜、莫泊桑、左拉，或者是日本的田山花袋、岛崎藤村等等，他们的创作无不都充 分证明了这一点。因为“性欲支配人类生活的力量很强”，忽略了这个问题，就“万难 把人类的真相描写出来”[11]，所以自然主义作家不但要描写常态的性欲，还主张“要 向病的现象方面着眼”，写变态和病态的性欲[11]，这就难怪张资平总是永无止境、不 知疲倦地大量编织、制造各式各样的性爱故事、性恋游戏，并从“性”的方面入手，以 “性”为透视和解剖人性的“焦点”，即便在为作品题名时也不忘贴上“性”的标签， 如《性的屈服者》、《性的等分线》等等。换句话说，在张资平的话语实践中，“爱之 焦点”即是“性”之焦点。作者曾经说过：“每一个人，都具有神性、人性、及人欲三 者。……在现代人欲横流的世界中，其99%以上都是属于”“半人半兽的人物”[13]。 所谓“性的屈服者”，那意思无疑是说“人性”与“神性”对于“兽性”的屈服。
遭受数千年禁欲主义压抑的传统中国人，对性的问题从来就有一种不太健康的阴暗心 理，不敢去正视它，科学地去认识和研究它，还以它为万恶之源，所以一般人都多少带 点谈性色变的病态心理，在文学作品中只要写到性，大凡总以淫秽、猥亵，不名誉不道 德的卫道观念加以指摘、批评和非难，而张资平似乎就是要有意刺激一下传统中国人脆 弱敏感的神经，动摇这种传统的心理结构，不但大胆地写性，还要更进一步写病态和变 态的性心理、性行为。《最后的幸福》就是极典型的一例。小说中处在“性的烂熟期” 的未婚女子魏美瑛明明不爱村中小伙吕阿根，但又敌不住雄强骠悍富有男性魅力的阿根 的性诱惑，“尤其是赤铜色的富有筋肉的有男性美的两臂在美瑛的眼中是异常美丽的” ，便独自一人如期来赴阿根的约，走到山腰上一座坟地里去会他。此时的阿根，正沉酣 于自渎的欢快之中，毫无性经验的美瑛，一时为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很想拔腿就跑，可 又为某种好奇心理所驱使，双脚像在地上扎了根似的，移动不得，醉心于对阿根自渎行 为的窥视，并由此获得巨大的满足和莫可名状的“神秘的快感”。
三
张资平不避凡俗大胆暴露，以冒险的精神，将“审丑”的风气带入文坛，一扫中国传 统文学的陈腐气息，给中国的卫道者以心旌摇动的心灵震撼，其意义并不在郁达夫的《 沉沦》之下。郭沫若曾说，《沉沦》“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背甲里 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14] 。将郭沫若的这段话来评价张资平，却是再恰当不过。
如果将张资平与郁达夫作一番比较，我们将发现，两者的不同又是明显的。后者以主 观哭诉型的浪漫抒情为主，郁氏认为“文艺是天才的创造物”[15]。所以，他的小说在 色欲性欲描写中，在放浪形骸的自我宣泄与自我告白中，又多了几分灵动的诗性和飘逸 通脱的才子气，而张资平则主张观察和写实，他说“要创作”就“先要观察”[16]。因 此，他的小说以客观冷静的叙述为主，以科学主义的态度，像实验室里的观察家和实验 家，偏向于性的生理特征和心理过程的精细描写，力图逼近对象的真实状态。可他是一 个地质学者，生理学、心理学和生命科学等自然科学的学养积累显然不够，极大地限制 、妨碍了他所能达到的深度和高度，因而，也就缺少一点力度，结果便如郑伯奇所说： “性生活的观察，渐渐引他入了歧路”[17]，和郁达夫比较起来，张氏的小说便多了一 些“肉的气息”。这大概就是，同为具有明显色情倾向的创造社作家，一个很容易为读 者和批评家们所接受，并获得很高的评价，一个却遭鄙夷并被唾弃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还有其他种种的——包括非文学因素在内的原因，这问题超出了本文讨论的范围， 搁下不提。
还应该进一步指出的是，张资平在观察描写人类性欲的时候——当然绝不只在这时候 ，而是对于他笔下所有的人生事象，都不加入任何“自己的成分”，和带倾向性的评价 与判断，“自然就是自然，既不是善也不是恶，既不是美也不是丑”[5]，也不“服从 一个先入观念的需要”[8]，依据个人的主观好恶有意增减，而“只以纯客观的态度把 万物之灵的丑态描写出来，给我们看”[11]，任何观念性的阐说、升华，思想意识上的 暗示、引导，都是多余的，传统文学观念中常有的讽世劝戒的教化意识，都被统统抹去 ，剩下的就只是赤裸裸的纯粹的现实存在。
创作主体不介入对作品中所写人事的评判议论，保持冷静、客观的心态，这种姿态与 行为，1980年代后期的“新写实小说”的作家和批评家，把它叫做“零度写作”，其目 的在于追求一种富有质感的鲜活的原始状态的真实感，以期达到可以科学实验的方法“ 证明其确实的境地”[11]。毋庸置疑，这样写出来的“真实”，当然不可与马克思主义 文论家们所说的，那种经过艺术加工、改造，为某种观念或意识形态筛选、过滤后，符 合某个集团愿望、利益，能够代表所谓时代“主流”和“本质”“艺术真实”相提并论 ，它是“原原本本”未经任何修饰的毛茸茸的人类的生存本相，以“新写实小说”惯用 的批评话语来说，就是“纯态事实”。
如果从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大背景来考察，读者可以看到一个重要的事实，即张资 平在世纪初的文学实践还为世纪末的文学写作提供了许多可供借鉴的创作资源。譬如说 ，刘恒在1988年发表的小说《伏羲伏羲》和张资平的《最后的幸福》，发表时间前后相 距60多年，两者的内容、风格，也有着很大的不同，但在以性欲为表现人性的重心这一 点上却是惊人的相似。《伏羲伏羲》中童男子杨天青陶醉于偷看婶娘如厕的细节，则几 乎可以说是《最后的幸福》中处子魏美瑛窥视吕阿根自渎的变态行为的改写。更加让人 觉得饶有趣味的是，1995年，“新写实小说”的重要代表池莉，发表《再谈写作的意义 》一文，居然也说“我觉得我日益像个科学工作者了”[18]，这简直就是一副活脱脱的 张资平的口气。若是再把张资平的《冰河时代》、《小兄妹》、《三七晚上》等作品和 八、九十年代的《一地鸡毛》、《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太阳出世》、《风景 》、《爱又如何》等小说作一比较，读者将不由自主地感叹历史有时竟是那么地惊人相 似，绕了一个大圈，仿佛又回到了起点。
至此，我们已有充分的理由作出如下判断，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及其后在文坛兴起 的“新写实小说”、个人/私人化写作等新的小说范型和大众消费文化环境下的商业化 写作，无论就其文学精神、创作姿态，还是话语方式、文本技巧等而言，都与张资平小 说之间有着无法切割的渊源关系。具体说来，八九十年代的刘恒、方方等人的“新写实 ”，池莉、张辛的新市民社会的世俗画面，以及陈染、林白、卫慧、棉棉等的私人化写 作，都没走出张资平早在半个多世纪前织就的文学草图。也就是说，九十年代的文学创 作实践赓续了隔断六七十年之久的文学血脉。可见，张资平小说创作的超前性和实验性 对中国文学有着十分深刻、久远的影响。
收稿日期：2004-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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