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内外均衡的环境与对策_企业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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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309(2002)1-0018-07

中国经济从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面临深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巨大考验,标志是制度转型与“入世”过程合并,由此在一定程度上引发内外经济冲突。本文初步讨论了中国不断深入一体化过程中的实绩、经验与不足,分析了外部因素的冲击与内部压力的影响,提出了几点对策意见。

一、世界经济衰退与中国经济增长

国际货币基金2001年12月18日发表报告预测,“2001年与2002世界经济增长率均为2.4%,大大低于2000年的4.7%,为1993年以来世界经济增长之最低。‘9.11’事件使本已困难的世界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复苏时间将被推迟。预计美国经济增长率2001年为1%,2002年为0.7%;欧盟2001年1.7%,2002年1.3%;日本经济2001年则下滑0.4%, 2002年将再下滑1%”。(注:IMF2001年12月18日报告,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同日报道。)未来一段时间,世界经济保持低速增长已成定局,并将继续充满多种变数。

当前世界经济贸易衰退的主要特点是:一、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同时减速,这是近10年来首次出现的情况。美国经济持续近10年增长势头在2000年第三季度逆转,主要是新经济形态的泡沫造成信心下挫,“9.11”事件促发连锁反应而波及全球;欧盟内需继续疲软,统一机制因“趋同标准”较难整合而进程受阻,欧元效应存在时滞;日本经济陷入持续10多年的衰退,结构失衡;制度疲劳。二、世界经济主要传导世界贸易减速。WTO预测,“2001年世界商品贸易增长率仅为2%,大大低于2000年的12%”。(注:WTO2001年第三季度预测, 转引自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研究院2001年秋季报告(蓝皮书)。)世界经济衰退必将引起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倾向进一步加强,WTO机制与规则将受到严峻挑战。三、战略性物资将迎接价格挑战,石油、其他原料、初级产品可能价格会短期上扬,继而因需求不足而下降,处于波动与动荡之中。四、国际金融市场将加剧动荡,由科技股领跌而导致全球金融及股票资产严重缩水,从美国金融市场逃逸的国际流动资金将造成超常规的“货币流”,孕育乃至引发贸易与投资经常项目之外的、风险极大的新一轮国际金融风波。

从国内经济看,2000年,我国国民经济全年增幅达到8%, 经济运行扭转了多年连续下降局面,投资、消费、外贸出口共同吸收、驱动增长。“2001年坚持扩大内需方针,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国内生产总值(GDP)9.58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7.3%,增速高于年初确定的7%预期目标。1~11月出口总值246亿美元,同比增6.3%;进口总值2212亿美元,同比增8.6%。利用国外直接投资419亿美元,同比增15.6%。国家监测14个行业中的13个全行业盈利。(注:中国国家统计局2001年12月30日公告,引自新华社同日电文。)”此外,国内固定资产投资、消费品零售总额等先行指标,几年来市场走强。由于内需拉动,多种所有制并存、共同发展政策格局已经形成,各类非公有制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活力大增,所以中国经济具有持续增长的动力。

中国已成为WTO正式成员,面对激荡、多变、 充满风险和挑战的国际经济与政治环境,人们之所以认为机遇大于挑战,最关键一点,笔者认为是:坚持改革与开放的中国经济体制与WTO基本原则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市场经济。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挑战与机遇、竞争与合作并存,而机遇大于挑战,合作大于竞争;这些是我们的信心基础。客观分析成绩、不足与形势,对于我们更好把握内外经济环境,找到与国际经济体制、国际经济法律制度、规则之间的差距,制订正确对策,十分重要。

二、增长性衰退的复苏与中国经济形态的特征

此次世界经济衰退是周期性的,因此IMF和WTO等国际经济组织均预测将于2002年下半年出现复苏。“预计2002年二季度后,美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将逐步回升,全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将为3-3.5%,世界贸易增长率可望达到5%左右”。(注:WTO2001年第三季度预测,转引自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研究院2001年秋季报告(蓝皮书)。)作为以商业经济为主的国家总体经济活动的一种波动,经济周期“通常可分为古典型周期和增长型周期。当经济活动的绝对水平下降而向后反弹,就是所谓的古典型周期。即:一个周期包括同时发生在许多经济活动中的扩张,接下来是同样一般性的衰退、紧缩和复苏,复苏又融入下一周期的扩张之中;这一系列变化是周期性的,但并不是定期的。增长型周期是在增长率的趋势上有明显的离差,因此通过经济增长率的增减来描述增长型周期的定义。它在总量经济活动上是短期的经济波动”。(注:解三明:《中国经济增长周期性研究》:载《经济学动态》2001.5.P10。)笔者认为,此次世界经济衰退属于短期的增长型周期,国际经济组织的预测,其复苏期也合乎短周期所界定的时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9.11”事件不是世界经济衰退、失衡的逻辑原因,而是一个力度很大的负面变数,这一变数对复苏所必备的信心状态(state of confidence)产生重大打击。恐怖事件造成“全球经济损失1万亿美元左右”。(注:美商务部2001.11.30新闻公报,引自《外经导报》2001年10期P21。)造成银行坏帐、保险公司破产、高科技领域因衰退而被压缩生长空间。“9.11”事件引发边际效率崩溃(turning point),导致消费和投资倾向递减。然而这次衰退与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1973年石油危机、1987年全球股市“黑色星期一”有极大的不同,这次被加剧的经济衰退主要不是由经济内循环的结构性问题这类内生变量造成的,而具有增长型周期衰退的特征,函数不变,仅仅体现为速度下降的,大大低于长期增长率。(注:函数的经济学定义,乃指一种或几种经济关系,在同一时期、向着同一方向,以不同速率所体现的运动过程及其结果。——笔者)

因此,运用降息与减税的生产性,将补充与重新拉动经济,并赋投资以更高的规定要求:无论是重建投资或是派生投资均应体现为引致投资,为乘数效应的实现奠定“加速”的基础。资本边际效率复苏应具备两个条件:简言之,一是固定资产已折旧或被吸收至供小于求或供不应求状态;二是市场基本出清或体现这一趋势,过剩货物被吸收,服务需求扩大。可以说,这两个条件正在逐渐具备。需要强调的是,这次衰退并不能构成对以美国为首的全球“新经济形态”理念的动摇,“新经济形态”若干特殊构成的存在,将为复苏提供动力;当然,这里不乏对高科技乃至新经济理念必要的重新理解:包括分析、清除新经济所产生的泡沫,讨论国际分工新的基础与方式,进一步发展东西方、南北方对话,等等(注:新经济概念确定于石油危机、第三次产业革命之后,区别于传统物质经济,其主要的本质是经济过程通过享用信息单位比特(bit),导致物质、资源使用趋少,并同时促进改变传统的技术背景和某些市场规律,将劳动、资本密集改造为更高效率的信息与智能密集。——笔者)。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就是新经济,它的规定性决定了这次衰退的类型,从而有利于对增长型衰退的复苏,提供判断的依据,作用于信心状态回升。

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体制与机制对经济周期的影响,正在改变传统的强调动力因素而忽视系统反应、强调外部冲击而忽略内部传导的观点,中国政府和经济理论界从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就开始加强从内部传导机制和外部冲击两个方面进行综合的、动态分析,由此制定并出台政策安排。内在传导机制是指经济系统内部结构特性所导致的反应系统与这一系统所导致的后果。由于中国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阶段性任务的总的规定性,使我们在较为主动的有利时期就着手于经济(财政与货币)政策、产业结构的合理安排和科技含量、企业成长空间动力机制的着力培养,以促进投资、外贸、消费(内需)对GNP(GDP)的吸收与拉动。

GNP=Y(国民总收入)

=C+I(隔离均衡,并必然由国内消费C与投资I 的组合发展演变为贸易均衡)

=C+I+(X-M);

Y=C+S(消费与储蓄,即S,与进口均可认为是国民收入的“漏出”);

GNP=Y;

C+I=C+S;

I=S;即投资(注入)=储蓄(漏出);

I>S投资(注入)>储蓄(漏出),总需求>总收入;

S>I储蓄(漏出)>投资(注入),总收入>总需求;以上国民经济恒等式中X-M>1,即出口>进口,具有重要意义。

三、中国经济内外均衡的经验与任务

笔者认为,为了实现中国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的均衡,为了有较大的抗国际风险能力,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准备入世之后尽快在区域与全球经济中成为负责任大国的这样一个国家,中国应高度重视国内因素这一大块重要的经济变量。由于中国经济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改革必须向体制内深化,对外开放则要求通过加入WTO 与国际深度分工及经贸、投资、金融的法律规则加速接轨,“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高原状态”。(注:WTO2001年第三季度预测, 转引自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研究院2001年秋季报告(蓝皮书)。《中国参与世界》(美)伊利沙白·埃克诺米、米歇尔·奥克森伯格,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P163、164、179。)“对中国参与世界经济的条件和深度提出两个假想模式,这或许会有所帮助。第一种模式建立在自由贸易原理基础上,可以称之为完全一体化模式。这种模式把达到与最开放工业国家的经济相同的规范和深度作为中国开放政策的切实可行及理想目标”。(注:《中国参与世界》(美)伊利沙白·埃克诺米、米歇尔·奥克森伯格,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P163、164、179。)“中国参与全球一体化第一阶段即80年代到90年代初,可以看作平稳朝向全面一体化目标发展的一部分”。(注:《中国参与世界》(美)伊利沙白·埃克诺米、米歇尔·奥克森伯格,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P163、164、179。)进入90年代中期“高原状态”后,中国又在某种程度上采取了第二种模式,即“部分一体化”。“在部分一体化模式下,中国认为,参与世界经济是可行的、有益的,但又必须谨慎对待”。(注:《中国参与世界》(美)伊利沙白·埃克诺米、米歇尔·奥克森伯格,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P163、164、179。)笔者在某种程度上同意这一分析,即中国经济在深化改革、与全球经济体制与法律规则接轨的努力中,遇到了较大困难和阻力,为了实现改革、开放、发展、稳定的统一,更加注意采取稳妥、渐进的方式。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曾面临很大困难,外贸出口低于GDP增速,1998年出口为零增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制订了一个与国际货币基金有明显不同特点的“软货币方案”,针对IMF对亚洲各国、 地区施行救援方案时推行的大规模向受灾国贷款、全面施行私有化、紧缩财政、高利率吸收外资进入、禁止受灾国政府解救本国企业与银行以听任跨国公司兼并收购等内容的“硬货币方案”即“A方案”, 实施了被称之为“软货币方案”的“B方案”。其主要内容是:降低对亚洲各国及地区的存款利率,多种渠道扩大投融资,实行积极(扩张)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扩大“引致投资”,大力启动国内消费。

这种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实施三年,其良好效果可以概括为:促进了GDP增长(2000年8%;2001年7.3%),5000 多亿国债发行对拉动整个国民经济,保持就业比例同时实现产业安全转移、调整产业结构以及开发中西部地区,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关键的作用。投资乘数效应得到实现,收益大于赤字约为二倍,中国现时财政货币政策的经济效应得到了国际经济界的理解和赞赏,许多发展中国家也表示需要学习中国的成功经验。

中国在促进国际跨国公司FDI 进入改造产业结构方面也取得了新的发展。“中国大陆预计2000年-2003年可吸收400亿美元的FDI。(注:《国际市场》1999年第9期。 )”重要的经验是将依靠优惠政策吸收转向扩大市场准入和实行国民待遇,将吸引FDI定位于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另一重要方面是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加大了扩大出口政策措施的力度。主要内容是,不断调动各类出口企业积极性,转变各级政府职能,让更多企业更快进入对外贸易领域,拓展多元化市场,丰富出口产品与服务的品种结构,建立与国际经贸法律规则接轨的法律体系。由于外贸乘数效应与投资乘数效应共同作用,使我国成为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跻身赢家的少数几个发展中国家之一。“1999年,我国对外贸易出口依存度为19.7%,进口依存度为16.7%,如果未来20年我国年均GDP增长率达到7%-8%,那么我国的出口增长率应达到10%-11%,按照这一增速,中国占世界贸易的份额将从现在的3%提高到9%,这与世界银行的预测是一致的”。(注:隆国强:《国际贸易问题》,2001年11期,P24、26。)

因此,无论作深化阶段的理解,或是“高原状态”的理解,中国经济在转型期所体现的稳健成熟的风格和积极的宏观效应是有目共睹的,这一效应大大降低了中国经济的风险,在2001年全球经济中作用明显,成为继续深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与决定性条件。

2002年中国经济与前两年最大的不同,是入世后WTO规则、 机制的刚性约束与义务承诺,这将会使我们既有空间受到更大约束,面临更大困难,因此,继续保持内外均衡的难度将大大提高。笔者认为,最大的困难与最大的机遇都来自于WTO;从总体上,外部挑战具有积极意义,一切国内经济因素均将经历真正意义上的考验与整合;笔者认为最大的困难来自于以下三个方面:

1、由于入世将造成大批低素质企业停、转、破,加上进口承诺,导致生产能力过剩,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与扩张空间将趋小,“2000年与2001年投资增长率是9.4%与15%, 其中很少政府投资直接贡献,中国仍需采取扩张性宏观政策,但具体做法则需斟酌,似应适当考虑运用货币政策。从目前看,继续扩大政府投资、扩大政府债务的政策已有困难,因为政府能够承担的公共项目是有限的。另一个危险是通货紧缩”。(注:樊纲:《调整货币政策防止通货紧缩》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01.12.31。)上述专家分析提示的间接的后果是过剩生产能力状况下,企业面临盈利下降和破产,使国内消费信心下挫。正因如此,将启动内需作为长期经济对策,有利于将巨大的人口包袱转变成吸收GNP(GDP)的重要支撑力量。

2、中国入世后面临对外贸易平衡压力。 将全面履行以关税下降为标志的有关承诺,降低农产品、化肥、化工产品、移动通讯产品等工业品进口关税,并削减非关税措施。“从2001年1月1日起,关税总水平由15.3%降至12%,涉及5300多个税目,降幅面达73%,下降后各大类商品平均税率:其中原油及制成品6.3%,化工产品7.9%,木材、纸及制成品8.9%,机械产品9.6%,电子产品10.7%,水产品14%,农产品15.8%,交通工具17.4%,纺织品及服装17.6%”。(注:樊纲:《调整货币政策防止通货紧缩》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01.12.31。)但从总的出口发展制约看,影响中国出口的最大因素仍然是世界市场总的供求关系,因此,除了周期因素之外,扩大科技含量,加大产品的竞争力,显得更为重要;没有这一点,WTO成员虽然有义务予我们以对等的开放度,但不会出现对我外贸出口的需求刚性。相反,由于我国目前符合WTO进口调控原则的规则措施尚不完善,短期内进口冲击一定会很大。

3、投资、外贸与金融体制与运行机制的深化改革。扩大引进FDI,体制的保证是从两个现实出发,研究两个问题。这两个现实是:(1 )从国家竞争力发展阶段看,我国已从依靠要素推动转入依靠投资推动阶段,并向科技创新推动阶段进军,即依靠大量投资新设备、增强产业竞争力、发展基础研究和科技开发,推进经济快速、可持续发展。(2 )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看,对外资的要求已从80年代整体性稀缺,依靠外资实现产业化,向21世纪初的结构性补缺为主要特征转变,这就更加需要提高引进外资的质量,达到经济效益的最优。因此,需要解决两个问题:(1)提高引进外资的经济效益, 更好利用外资完成新一轮产业改造。(2)法律接轨,重要的方面是投资国民待遇。 乌拉圭回合新议题之一,就是国际投资的国民待遇问题,《与贸易有关投资措施协议》(Agreement on Trade Related Investment Measures;TRIMS)强调WTO须对任何一个成员审查其投资措施对投资自由化带来的不利影响以及消除这种影响的途径。与《联合国跨国公司行动守则》不同的是,TRIMS针对引资东道国。我国20多年引进FDI过程中,从国民待遇原则的当地成分、外汇平衡、出口返销等方面看都存在着不少限制。

外贸体制改革方面,更快实现外贸经营权从审批制向登记制过渡,这是与国际接轨的重要一步,由此可获得更多的国际营销渠道、先进的组织理念和管理经验。目前最重要的是培养促进机制与促进体系,手段是金融方面如信贷、保险、信用证支持;科技如电子商务推广应用;税制改革;中介发展等,而不再以所有制、而以出口效益作为支持标准,以督促出口企业提高素质、降低成本、切实提高出口竞争力。应赋进出口以新的理解,进口有利于引进先进技术,也有利于国企改造和战略性重组。

应当十分重视对国际知识产权的保护,乌拉圭回合《与贸易有关知识产权协议》(Agreement on Trade Related Property Rights;TRIPS)规定了WTO成员保护知识产权的最低标准,并在WTO范围内实行统一争端解决机制,包括可实施跨行业报复。我国已签订了这项协议TRIPS,必须将该协议视作我国需要长期执行的国际标准。在著作权、商标、地域标记、外观设计、专利、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未公开商业秘密、解决争端机制和透明度原则等“协议”所涵盖的所有范围加大保护力度。

相对于外贸与投资,我国金融开放与深化具有明显的滞后性,体现了“市场隔离”特征。必须注意国际金融体制的特殊性。这一体制有两个方面:国际货币体系与世界金融市场。前者是国际金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货币关系与货币规则,并包括起监督协调作用的国际金融组织,代表性组织就是国际货币基金与世界银行。后者是一个庞大的、全球网络状规则分布、紧密联系、快速反应的资本流动场所,体现为全球资金要素的国际借贷和买卖活动。在整个国际金融体制中,主要的约束力首先不来自于最基本的国际货币体系,而是来自于世界金融市场,这是由货币、资本这类要素特别活跃、特别灵敏的特点所决定的。这是国际金融体制区别于其他体制的重要之处。考察中国金融开放与金融深化的进程,可以发现一个情况,即中国与国际货币体系、国际金融组织有较好的合作基础,但在进入世界金融市场方面,则存在着明显不足。

中国需要在金融开放与深化中加以努力的方面,是与世界金融市场的互动与融合。管理体制与运行规则都需要有深层次改革,这是更好融入国际金融体制、加快“入世”并进一步深入一体化所应创造的条件。目前中国与世界资本市场的融合,其有待遇改进的主要方面是:一些企业在境外资本市场发行的股票定值过高,而市场表现差,其募集资金未用于生产或技术改造,有些用于国内转借贷,或投资于主体业务以外的泡沫行业。一些企业未满足国际投资者的期望,信息公开透明度很低。从政府方面看,在一些项目中未能对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的融资提供应有的风险补贴或担保。以上这些都被认为损害了国际投资者的利益。

中国国内银行体系的改革与经营规则尚未到位,与国际规则存在差距,银行资本充足率基本上在6%左右水平, 要低于《巴塞尔协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规定的8%。 不达到或近似达到这一标准,就会自动降低我们的信用级别,从而加大国际融资的成本。中国官方承认的银行不良资产为20%,其实还要高,非银行机构如信托公司、财务公司、证券公司等则更高。货币政策工具(利率、准备金率、帖现率)的运用不够科学,主要也是政府行为痕迹过多。

四、制度创新是经济基础的内生变量

为了深化体制与经济制度改革,最首要、最重要、最基本的,是建立这样一个观点,这个观点来自于对新制度学派初步研究及将这一研究与中国改革开放加以联系的认识:即将制度创新看成是最重要的经济范畴之一,而不是一个政治范畴,使之重新回到“基础”,这样,制度就将具备内生变量的意义——承认制度、体制对经济结构变动的促进或促退作用,揭示出制度、体制应有的深刻的效率因素,并将这种效率因素视为比较利益与比较成本的一种核心构成。相对于20世纪初出现的没有系统理论的制度学派,新制度学派在最近的30年中,即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第三次产业革命发生之后,逐渐正式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以研究制度(Institution)、制度因素、制度改革与变迁为途径,探索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各种系统的(不是分散、单个的)经济现象的制度原因,对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均持相当程度的保留态度;与此同时,兼用结构分析与数量分析,着眼于社会经济结构的完善。中国经济改革24年来已有相当大的发展,但中国的社会主义脱胎于封建社会,后封建化程度严重;中国的经济改革与体制转型在计划经济的模型与体制上发生,逆转过程十分艰难,加上人口众多、地方政府与各种所有制经济成分以产权为代表的利益界定要求强烈,使中国经济改革、对外开放与体制、经济制度始终存在着不断递进与曲折、兼容与冲突之间的整合。加入WTO的另一个重大的契机是,在法律、市场经济、国际经济、贸易、金融刚性规则的约束下,建立和完善适合于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和较严格意义的与国际经济当代规律相接轨的经济管理体制和法律体系,作为发展市场经济的制度保证。如果说,不失时机地确立内外经济均衡、抗全球化经济风险传导的政策措施是健康、安全、高效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必要条件,那么从现在起,更加深入的体制与制度建设则是中国以负责任的发展中的经济大国姿态逐步走向世界经济舞台中心的充分条件。“市场经济的未来,甚至是整个社会的未来,都取决于各当事人(国家、企业、其他机构、家庭)都能根据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参与决策。国家应代表普遍的利益,逐步减少干预,以最大限度的培养市场的自发能力。企业、其他机构应能在充分实现竞争自由的同时自觉地承担社会的责任。家庭不仅应作为劳动者,而且还应成为消费者、投资者参与经济的决策”。(注:伯拉尔顿(法):《关于市场经济的思考》载《当代马克思》(法),1991年第9期,转引自中共中央编译局《国外理论动态》72期,1993年.P5。)未来历史与人类的进步,主要取决于人的力量。体现在市场经济与未来的关系上,最重要的促进因素,无论是从逻辑看还是从经济发展的现实看,都应该是经济个体的理性发展而不是国家的干预,这是市场经济完善发展最根本的动力。21世纪应该是更加理性的世纪,为此,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的全体参与者应该真正负起经济决策与社会决策的责任,去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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