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沈泽民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中的贡献
钟 桂 松
提 要： 沈泽民（1900—1933）是在五四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早期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家，是党的革命文艺的倡导者，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之一，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鄂豫皖省委书记等职务。在革命探索过程中，沈泽民有过左倾幼稚的错误，但是，他勇于担当敢于负责，是一位光明磊落的共产党人。他继承五四传统，积极参与和倡导革命文艺；从革命理论中理解革命：由莫斯科中山大学的高材生到鄂豫皖苏区的领导人；以生命为代价，在革命实践中认识革命真理，是一个坚定信仰，有着丰富学养的党内知识分子。
关键词： 文学革命 莫斯科中山大学 鄂豫皖苏区
由于历史的原因，对沈泽民的研究和宣传十分低调和欠缺，他在我们党早期的革命文学的倡导，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等方面的贡献，在苏区实际革命斗争中的探索等，都没有完整深入的研究。所以，这位在1933年12月就牺牲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中共省委书记，为革命而献身的烈士短暂而奋斗的一生，却鲜为人知。
一、五四运动中成长起来的青年革命家
沈泽民1900年出生于浙江桐乡乌镇。 胞兄是沈雁冰（茅盾），先后在乌镇读小学，1912年考入在湖州的省立三中，在湖州省立第三中学读书时，各门功课名列前茅，茅盾晚年回忆说：“泽民的数学、物理、化学，在全校算是最好的。”①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4页。 1916年，沈泽民考取在南京的河海水利工程专门学校，他是省立三中众多报考的学生中唯一被录取的。 在河海水利工程专门学校读书时，正是苏联“十月革命”和中国发生“五四运动”时期，所以沈泽民的思想发生很大的变化，社会批判精神在沈泽民的思想上引起强烈共鸣。李大钊、王光祈等人于1919年7月在北京发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提出“本科学的精神为文化的运动，以创造少年中国”为宗旨，以“奋斗、实践、坚忍、俭朴”为信条。并且出版《少年中国》《少年世界》，一时成为五四运动以后非常热闹的社团。经过五四运动洗礼已经成为学生领袖的沈泽民，立刻与杨贤江等12人于11月1日在南京成立“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分会”，并成为其中的积极分子。据不完全统计，沈泽民在《少年中国》《少年世界》上发表《河海工程专门学校》（调查报告）《妇女主义的发展》《五月》《羞啊！我》（新诗）《少年中国学会问题》（书面意见）等文章和作品，体现了沈泽民对社会改革的积极探索精神。同时，五四运动发生时，南京的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的这些将来的科学家们也群情激愤，沈泽民不仅参加本校的学生会工作，还积极参加南京的学生联合会的工作，参与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的编辑，并以“则人”的笔名，发表言论《时髦爱国》，提醒青年学生：谨防混入学生中坏人！ 此时，沈泽民受《新青年》的影响，利用暑假回到家乡，与沈雁冰等几个家乡年轻人创办“桐乡青年社”，出版《新乡人》杂志，① 浙江图书馆藏有《新乡人》第二期，这是目前唯一能够见到的当年沈泽民和茅盾他们编辑出版的《新乡人》杂志。 传播新思想，抨击恶势力。在河海水利工程专门学校读书期间，沈泽民认识了同学张闻天，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一起开展学生运动，一起上街呼喊“还我青岛！”“取消密约！”等口号，在如火如荼的五四运动中，河海水利工程专门学校学生和进步教师的爱国革命行动，让南京的当局感到非常不安，他们强令学校提前放暑假，将学生遣散回家。而沈泽民、张闻天、王维克等河海水利工程专门学校的学生领袖留在校内，坚持与南京反动当局斗争。当江苏省督军署得知沈泽民、张闻天他们还在学校进行活动时，“欲逮捕之”，幸亏同情进步的校长许肇南得知情报以后，立刻让沈泽民、张闻天他们连夜离开学校，才幸免于难。② 据1987年1月10日河海大学校报仲维畅文章中提到许肇南校长生前曾回忆说：当时督军署强迫许校长开除沈泽民、张闻天等等革命学生，并“欲逮捕之”，“先生竭力保护，让彼等火速退学离校他往，遂免于难。”但是，“退学”是下一年的事。 反动当局的压迫，没有能够阻止沈泽民走上革命道路的步伐。1920年5月，已经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沈泽民无心再当工程师的既定路子，放弃即将到手的文凭，毅然决然地离开学校回到上海，与张闻天一起，负责新创刊的《少年世界》的校勘、出版事务。同时在上海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以“明心”的笔名，在《时事新报》上翻译、撰写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如《科学方法论》《论自杀》《看！我们的朋友怎样前进》《妇女主义的发展》等文章，翻译了莫泊桑的《两个小兵》《娼妓与贞操》。由于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很少，而日本却出版不少日文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所以，为了更好地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沈泽民和张闻天决定去日本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于是，在1920年7月14日，两位年轻人东渡日本，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此时，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在共产国际的秘密帮助下，正在组织一个新的政党——共产党。沈泽民的胞兄沈雁冰就在这一年的10月加入共产党早期组织。沈泽民和张闻天在日本学习研究半年以后，于1921年年初回到上海。4月，沈泽民在上海加入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之前的最早的党员之一。
因此，高校在大学生生涯规划指导中应紧密结合思想政治教育，变思政课程为课程思政，积极创新思政教育新模式，切合大学生的自主意识，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参与性，将教学重点与学生的兴趣点有机结合起来，以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呈现出来，让学生易于接受。有的高校采用生动的展板方式，组织学生辩论赛，组织学生拍摄微电影，借助微信平台创建特色栏目，如江南大学的宝哥说，内容诙谐幽默，深受学生喜爱。同时把思政教育层面扩展开来，学生并不是只在思政课上接受思想政治教育，全校的每一位教职工都应肩负起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责任与重担，把思政教育贯穿于课堂、宿舍、实验室等学校里的任何一个角落，与心理辅导、学生管理有机结合。
秘密参加共产党以后的沈泽民，以更加饱满的激情投入革命。1922年5月，沈泽民当选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届团中央委员，与施存统、俞秀松、张太雷一起，主持首届团中央工作，成为一名革命骁将！由于沈泽民的革命理论和坚定的革命信仰，很快受到党组织的信任，在1922年至1923年期间，为了组织和发展安徽的革命力量，受党组织派遣和安排，沈泽民去安徽芜湖五中担任数学教员。沈泽民和高语罕等当地的革命青年联合起来，组织“芜湖学社”，并创办《芜湖》半月刊。宣传革命思想。在《芜湖》半月刊上发表《谈谈中国国民性》以及宣传妇女解放的翻译作品如《恋爱的自由权》（爱伦凯女士）。从芜湖回上海以后，沈泽民又和陈独秀、李达、沈雁冰、邵力子、张太雷等创办旨在培养妇女运动干部的平民女校。并兼任英文教师。次年，沈泽民受上海地方兼区委员会的委托，到南京建邺大学任教，目的是发展南京地区的党、团组织。沈泽民不负重托，很快在南京建立了党小组和南京团委会。在1923年10月21日南京地方举行的第二次团员代表大会上，沈泽民和谢远定、宛希俨三人选为南京团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为南京的中共地方党、团组织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从南京回到上海以后，沈泽民担任中共上海地方兼区委员执行委员等。同时在国民党执行部，沈泽民担任执行部的宣传指导干事。所以，1924年5月5日执行部在纪念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三周年会议上，沈泽民就和毛泽东、恽代英、邓中夏、向警予以及国民党方面的汪精卫、胡汉民等一起合影，这是沈泽民在国共合作时期留下的难得的珍贵照片。沈泽民从一个受到五四运动影响的青年学生，在《新青年》的影响下，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寻找革命道路，树立起崇高的理想信念，成为我们党早期的一名革命骁将。
二、继承五四传统，积极参与和倡导革命文艺
沈泽民参加革命走上革命道路，首先是给人一个激进的文艺青年形象活跃在上海的舆论阵地上的。他在南京读大学时期，就在《学生杂志》上发表翻译作品。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沈泽民创作了《幻呢，真》《阿文和他姊姊》《呆子》等反映卖儿鬻女民不聊生的文艺作品，① 沈泽民：《阿文和他姊姊》、《呆子》刊《新乡人》第二期。署名泽民；《幻呢，真》刊《小说月报》第12卷第6号。署名直民。 从时间上看，沈泽民写的短篇小说，比茅盾还早9年。而且，沈泽民一开始的小说创作就反映了底层劳苦百姓的生活，揭示了革命的动力，洋溢着五四的革命精神。同时沈泽民还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创作白话诗，如新诗《五月》中，以一个农夫的口吻写出自己内心的惆怅和苦恼，其中写道：“雨水不调匀/望着天空惆怅/收割固然是快乐/还租粮却是苦恼/布谷你莫叫/我那抱病在床的娘子要忧烦死了！”② 刊《少年中国》第2卷第12期。署名沈泽民。 文字不多，却富有新诗的韵味，而且内容又和沈泽民当时的革命思想吻合。而1923年创作的新诗《白云》，则是沈泽民创作的最具新诗韵味的一首白话诗，也是沈泽民文学才华横溢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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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三次反围剿取得胜利以后，鄂豫皖根据地肃反严重扩大化，沈泽民一开始也支持张国焘肃反，但是，他不久就感到，根据地的大量干部被整肃，已经严重影响根据地的工作，所以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认为“由于肃反的结果，暴露出苏区干部异常缺乏的状态”，“干部问题，在苏区目前真是极严重的”。① 沈泽民亲自签名的《中共鄂豫皖省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刊《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二册），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10-217页。 所以沈泽民希望中央能够派一批干部来鄂豫皖苏区工作。在实际工作中，沈泽民也逐步认识到肃反工作的扩大化问题，后期也竭力保护一批红军将士，如徐海东将军，就是在沈泽民的保护之下逃过张国焘一劫的。同时，在军事上，鄂豫皖省委又作出了《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提出“偏师”说，忽视和轻视敌人的力量，从而认为“从此进攻苏区和红军的战场上，主要火线将由帝国主义者们之间承担，而国民党政府和其他军阀政府只担任偏师的任务，”提出今后鄂豫皖“以准备与帝国主义直接战争和夺取武汉，完成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② 1932年2月17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决议——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紧急任务》，刊《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二册），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21页。 这个判断明显不符合实际。所以也理所当然地受到中央的批评。说这是“不顾事实的胡说”，“是绝对错误的”。③ 1932年3月6日《中共中央为反帝问题致鄂豫皖分局的信》，刊《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一册），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58-159页。 但是，当时尽管受到中央的批评，因为与当时中央的“左”倾的指导思想“在原则上是一致的”，所以也不可能纠正这种战略指导思想上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
三、从革命理论中理解革命：由莫斯科中山大学的高材生到鄂豫皖苏区的领导人
1931年3月，沈泽民和夫人张琴秋根据中央的安排，秘密进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工作。在离开上海的时候，沈泽民夫妇去看望瞿秋白，此时瞿秋白虽然已经被王明排挤出党中央，但沈泽民和他的感情很深，上海大学时期和五卅运动时就曾经并肩战斗。据茅盾回忆，沈泽民夫妇在去鄂豫皖之前向茅盾告别时，特地告诉瞿秋白的住址，让茅盾常去看看他们。瞿秋白当时见沈泽民夫妇去向他告别，非常高兴，相约革命胜利以后在上海再见。并将自己在苏联时得到的怀表赠送给沈泽民，认为在根据地工作需要怀表。这块怀表跟随沈泽民转战鄂豫皖各地，后来沈泽民又赠送给徐海东。解放以后，徐海东又赠给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
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工作时，沈泽民担任中央分局委员、副书记，鄂豫皖省委书记等职务，开始了近3年的艰苦卓绝的根据地革命生涯。初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沈泽民意气风发，根据中央的要求，在张国焘的直接领导下，迅速在根据地县以上干部中传达党的六届四中全会精神。不久，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取得一系列战斗的胜利，打击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使得张国焘得意忘形起来。当时满腔热情的沈泽民看到革命取得一些胜利以后，同样理想主义起来，他照搬在莫斯科学习到的革命理论和苏联的做法，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推行一些不切实际的政策措施。推翻了原来根据地同志的一些做法，把原来工作中的一些做法上纲上线，与李立三路线联系起来，挫伤了一些同志的积极性。而张国焘利用沈泽民对根据地情况的不了解和实际工作的不熟悉，明里暗里给沈泽民制造了许多障碍，为树立自己的“权威”费尽心机。但是，沈泽民通过调查研究，发现自己工作中的问题以后，知错就改，尤其是土地工作中的偏差得到及时纠正。所以沈泽民到鄂豫皖苏区三个月以后，苏区的革命形势发生了可喜变化，使正规红军扩充2万余人，地方武装达到10万人，并且亲自领导鄂豫皖军民粉碎蒋介石亲自发动的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二次反革命军事“围剿”。“九一八事变”以后，沈泽民在根据地组织开展反日示威和加紧准备第三次反“围剿”的斗争。鉴于国内形势的变化，沈泽民在鄂豫皖苏区亲自和吉鸿昌交流，让吉鸿昌深为感动。1931年11月，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沈泽民虽然没有亲自参加大会，仍被大会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1932年上半年，鄂豫皖苏区军民艰苦奋战，彻底粉碎蒋介石的第三次军事“围剿”，取得了苏家埠战役大捷。此时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已经达到45000人，根据地的人口达350万。这些胜利的取得，沈泽民功不可没。
1925年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在莫斯科创办莫斯科中山大学，为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培养干部。同年10月，根据党组织安排，沈泽民作为出席共产国际执委第六次扩大会议代表李立三的翻译，于28日从上海出发去莫斯科。沈泽民的夫人张琴秋是同时期被党中央选拔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所以沈泽民在共产国际执委第六次会议结束以后，根据党组织安排进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由于沈泽民已经有相当的理论水平，所以进中山大学以后，被编入第七班，与邓小平、傅钟、俞秀松、屈武、左权以及国民党的康泽、谷正纲兄弟等同学，所以这个班里，国共双方年轻人都是政治上最强的人，因此，人才最集中，斗争也是最激烈。沈泽民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因为他的革命理论水平高，再加革命资格和无私无畏的性格，所以十分活跃。但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复杂性，派系斗争十分激烈，沈泽民在这中间，观点上与王明等人相一致，所以在教务派与支部派激烈争论时，沈泽民站在王明等人的支部派一边。但是，沈泽民在本质上与王明不同，沈泽民只有政治热情而没有政治野心；沈泽民有革命理论而缺乏革命实践，对革命的艰巨性复杂性缺乏深刻认识，盲目认为王明是正确的；当时沈泽民等青年革命家对苏联、对斯大林存有迷信色彩，沈泽民曾经为斯大林到中山大学作报告时担任过翻译，对斯大林的口才和政治风度佩服到迷信的程度。爱屋及乌，对有斯大林作背景的米夫以及王明等人，同样持支持态度。但是，在中山大学的派系斗争中，沈泽民看到米夫等人采取无中生有的态度，制造冤案，打击不同意见的学生和同学，也有自己的保留意见。对受到打击的同学，尽量给以关心和帮助。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时，沈泽民和中山大学的一批年轻人参加大会的工作。通过参加六大的工作，沈泽民的政治眼界得到开阔，在他以后的革命道路发展上有着积极影响。“六大”工作结束以后，即1928年9月经过严格考试，沈泽民考入苏联红色教授学院哲学系深造。红色教授学院是当时苏联的最高学府。毕业以后都是院士和教授。中山大学当时除了沈泽民，同时考入的还有张闻天、王稼祥、郭绍棠等3人，在中山大学引起轰动，所以同学、老师戏称他们为“四大教授”。而夫人张琴秋继续留在中山大学工作。1930年10月，沈泽民在共产国际东方部的精心安排下，带着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信，即“十月来信”，绕道法国，回到上海；张琴秋则走西伯利亚回国。他们4岁多的女儿玛娅留在苏联孤儿院。① 钟桂松：《沈泽民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66页。
四、以生命为代价，在革命实践中认识革命真理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国内革命形势十分严峻复杂，一大批沈泽民原来熟悉的革命者，有的已经牺牲在蒋介石的屠刀下，有的已经不在上海，有的已经叛变，有的已经脱离革命组织，所以离开上海五年的沈泽民回国以后，要找党中央汇报共产国际的来信，成为十分艰难的工作。他不敢轻易找人接头，更不敢找以前熟悉的那些青年革命家——因为不知道现在他们的政治态度和立场。因此，沈泽民秘密回到上海以后，以不识字的工人身份找个地方打工。所以，当时党中央的交通员没有接到沈泽民以后，在报纸上刊登寻人启事，沈泽民自然无法读到，也无法及时将“十月来信”送党中央。后来沈泽民接上组织关系以后，将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透露给苏联回来的王明，让王明有机可乘。王明得到“十月来信”的指示以后，立刻以正确路线代表自居，在米夫的支持和操控下，突然向中央发难。1930年1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共产国际“十月来信”，会上，瞿秋白作报告，批评了沈泽民将十月来信透露给王明的错误做法，认为“沈泽民的方式与精神是离开政（治）局的领导，而自由的在发展讨论，他们知有国际来信，但不公开说已知国际有来信，请求政（治）局应如何办，反而突然的在工作会议中来提出，这可使一般同志很奇异与发生其他倾向，虽然对党观念比较正确的同志，表示应在中央领导下来讨论，但在事实上必然使同志惊异不明，甚至可使对之作放弃加紧的执行，而影响到目前在工作上的动员。”①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卷·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页。 瞿秋白对沈泽民的批评，是从大局出发的。沈泽民没有反驳和辩解。但是王明在米夫的直接操控下，紧接着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夺取党中央的领导权。沈泽民在四中全会上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担任中央宣传部长。此时，沈泽民依然对革命理论探索没有停止。他在很短的时间里，发表了《第三时期的中国经济》、《关于“金贵银贱”与无产阶级运动的几个问题》等文章，对世界经济危机冲击下我国农业纺织业的状况作了深刻而透彻的分析。
沈泽民身体力行创作短篇小说和新诗，在从事革命活动的同时，还用相当的精力翻译和倡导革命文学。 他在20世纪20年AI写作了不少在当时引起广泛关注的文章，如《对于国内研究文学者的希望》《青年时期何以不当看小说——质问东荪君》《文学者底人格》《文言白话之争底根本问题及其美丑》《我们需要怎样的文艺？——对〈小说月报〉西谛君的话的感想》《文学与革命的文学》等等，都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当时文学状况的思考的结晶。沈泽民在《对于国内研究文学者的希望》中，首先提出表现人生虽然是文学的“第一要义”，但是“一民族底文学应该自有其特点；这特点就是该民族底民族思想”。“一种民族思想对于全人类总是有关系的；若能和其他民族思想接触了，总可以生出新的东西来，促进人类全体底进步。”同时希望创作家“多描写一点国民思想”。其次是希望介绍西洋文学的人“要用最经济的手段，省些时力”。第三“文学表现的是时代精神”，而“平民化了的文学才算得是文学”。最后是认为“文学的效力在能感化人”，但是“感化人不在量底多，却在质底好”。③ 刊《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1年6月28日。署名成则人。 沈泽民的文学观点总是能够从一个革命家的立场出发，提出改造文学，进行文学革命的主张。1923年在文言与白话之争的问题上，沈泽民旗帜鲜明态度明确，认为我们所以不能不废止文言，改用白话，“因为文字是传达国民思想情感的工具”，而这个工具“是与日常生活最密切的；因而是容易普遍，容易为全体国民所了解的；因而是最适宜表现出现代的思想和情感的。”所以沈泽民明确说：“就这三点看来，文字有就日常用语之必要。所以我们主张废止文言，改用白话。”① 刊《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3年3月29日。署名泽民。 这在当时讨论中纠缠细枝末节情形之下，沈泽民鲜明的态度和观点，犹如空谷足音振聋发聩！ 在《我们需要怎样的文艺？——对〈小说月报〉西谛君的话的感想》中，沈泽民充满激情地提出革命对文艺的要求：“怎样可以发挥我们民众几十年来所隐蓄的反抗的意识，怎样可以表现出今日方在一代民众心理中膨胀的汹涌的潜流：换句话说，我们要一声大喊，喊出全中国四百兆人人人心中的痛苦和希望；换一句话说，我们需要革命的文学！”那么，什么是革命文学？沈泽民认为：“所谓革命的文学，并非是充满着手枪和炸弹这一类名辞，并非如像小说月报所揭为标语的血与泪，并非像创造社诸先生所时常吐露的怨愤；也并非说几句肉麻的话以为是对道德观念的反抗，就算革命；也并非故意矜持，装出老前辈的派头，把文学弄成枯燥无味的东西。”“革命，在文艺中是一个作者底气概的问题和作者底立脚点的问题。”沈泽民的这些观点，体现了一个年轻共产党人对文艺的先进见解。《文学与革命的文学》是沈泽民文学观发展过程中的一篇重要文章。② 刊《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4年11月6日。署名泽民。 在这篇文章中，沈泽民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用新兴阶级的目光审视新文学，提出新文学的历史使命，“要从社会生活的彻底翻造中把人类——全人类——的心灵解放出来，使他们在宇宙中发挥空前的光耀！把人类从阶级的偏见中救出来，从无知识的黑暗中救出来。涵养他们在靡漫全人类的忘我一体的社会意识中间。”他认为，在文学建设中有诞生一种新的精神的必要了。因为正面临着一个大时代，沈泽民敏锐地看到：“一个极大的变动正在涌起：社会的全组织正在瓦解；旧的阶级已自己走到他的消亡的道路，新的阶级正在觉醒起来凝聚他自己的势力。像罗丹所雕刻铜器时代的人一样，世界的无产者正从沉睡中醒来，应着时代的号角的宣召，奔赴历史所赋予他们的使命。从黑暗到光明，从苦痛到解除苦痛。”沈泽民在这篇文章中还说：“一个革命的文学者，实是民众情绪生活的组织者，这就是革命的文学家在这革命的时代中所能成就的事业！”从而提出革命文学产生于革命实践的观点。认为“现代革命的源泉是在无产阶级里面，不走到这个阶级里面去，决不能交通他们的情绪生活，决不能产生革命的文学！”认为：“文学始终只是生活的反映。革命的文学家若不曾亲身参加过工人罢工的运动，若不曾亲自尝过牢狱的滋味，亲自受过官厅的追逐，不曾和满身污泥的工人或农人同睡过一间小屋子，同做过吃力的工作，同受过雇主和工头的鞭打厉骂，他决不能了解无产阶级的每一种潜在的情绪，决不配创造革命的文学。”这是20世纪20年代一个革命家对新文学的认识，这个认识，是沈泽民在革命实践中思考的结果，也是他和旧文化斗争的结果，是他对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学建设的贡献。
沈泽民在鄂豫皖根据地的斗争实践中，逐步认识到革命的艰巨性，他原来在苏联学习到的军事、社会管理方法，在根据地的红色土地上作了艰难尝试，让年轻的沈泽民逐渐认识自己的书生气，对革命光有革命热情还不够，还要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他在鄂豫皖省委工作中，是唯一能够对张国焘当面提出批评的人，他和徐向前等同志反对张国焘离开鄂豫皖的主张，自己坚持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严格按照一个共产党员的要求，以身作则，甚至在自己病重时，也决不允许警卫员向老百姓买鸡来给自己营养身体。对部下执行群众纪律容不得半点差错。在他认识到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后，勇于担当，承担责任。在他生命的最后，抱病向党中央报告工作，反省自己，作自我批评。所以，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沈泽民一道工作的同志，都觉得沈泽民是一个无私无畏光明磊落的共产党人，是一个坚定信仰，有丰富学养的党内知识分子。
1933年11月20日，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积劳成疾，病逝在自己为之奋斗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年仅33岁。次年春天，为了纪念沈泽民同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第48次会议决定，将瞿秋白任校长的苏维埃大学改名为“国立沈泽民苏维埃大学”。1934年4月1日，在“国立沈泽民苏维埃大学”的开学典礼上，瞿秋白作了讲话。沈泽民这个名字，随着时代的发展，永远留在我们党的光辉历史上。
沥青混凝土路面的碾压分为初压、复压和终压。初压要求整平、稳定；复压要求密实、稳定、成型；终压则要求消除轮迹。初压应在摊铺后达到适宜碾压的温度时立即进行，并不得产生推移、开裂。复压要求提高密实度并揉压，以减少表面细裂纹和孔隙。终压前要认真检查，发现局部离析及边缘不规则时，应及时进行人工修补。碾压应沿纵向从低边向高边慢速均匀地进行，碾压过程中压路机不得中途停留、转向或制动。
中国有俗语云：少不入蜀。这是形容平原天府之国物产丰富、气候宜人，让人来了就不想走，容易丧失斗志。不过，随着中国西部地区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及打造“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的强烈愿望，成都这座偏安于中国西南版图一隅的四川省会城市，正用相当慷慨的鼓励政策吸引新兴产业建设投资落地。
作者钟桂松，男，原浙江省新闻出版局局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高级编辑（杭州310000）。
责任编辑：凌 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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