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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美国政治舞台上活跃着一支青年政治力量。这支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政治力量，先是对美国社会存在的各种矛盾，如贫富悬殊、种族歧视和政治不平等，发出了震聋发聩的呐喊。接着，他们对美国越南战争中的侵略行径进行无情的揭露。通过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这支青年政治力量吸引了众多的学生群众加入它的队伍，形成一股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由于这场运动激进色彩浓烈，它被美国新闻媒体描述成左派运动。又由于60年代的左派与美国30年代的左派有诸多区别，所以它被称作“新左派运动”。
一 新左派运动产生的时代背景
二战结束后，美国成了世界头号强国。大战促进了美国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刺激了各行各业的就业机会，给美国经济带来了空前的繁荣和昌盛。1945年至1960年间，美国国民经济总产值增加了250%。美国人在1960年的人均收入比1945年增加了35%，拥有私人轿车和“洋房”的家庭急剧上升。按当时3000至10000美元的标准，近乎60%的美国人跨入了中产阶级的行列[①a]。
丰富灿烂的物质文明对经历过大萧条的美国人来说无疑是一种慰藉，而对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来说，他们则面临着如何界定、概括战后美国社会特点的任务。政治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斯称它为“丰裕社会”，经济学家沃尔特·罗斯托尔把它叫做“高消费社会”，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给它起名为“后工业社会”。尽管三位学者在“社会”一词前的修饰词不同，但他们在肯定美国物质文明丰富这一点上是并行不悖的。换句话说，美国进入“后工业社会”后，物质极为“丰裕”，因而导致“高消费”。
显然，要使繁荣景象持续下去，现状必须维持下去，以确保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正常运转。在这方面，19世纪末20世纪初逐步发展和日益完善的垄断组织和金融寡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借助雄厚的资本和强大的实力，它们操纵着美国的经济命脉，决定着资源、财富和就业等方面的分配。对此，一位美国经济学家评论道：“消除掉全美150家超级公司就能有效地破坏整个美国经济。”[②a]由此可见，50年代的美国繁荣是建立在垄断组织的经济实力基础上的。
垄断集团和金融寡头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和控制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它们还利用手中的权力，向公众兜售和灌输它们的价值观念。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威廉·怀特对此曾作过相当透彻的描述。他在《组织的人》一书中指出，随着生产组织的社会化，大多数美国人在大公司、大企业、大银行、大农场里供职。为了确保生活的稳定，他们把公司、企业、银行的利益放在高于个人或者家庭利益的位置，不仅效忠自己的公司，而且时刻按公司的要求检点自己的行为。“组织的人”没有质疑公司决策的权利，只能像被输入电脑程序里的软件一样听从摆布，任人指挥。久而久之，“组织的人”变得唯唯诺诺，安分守己，其身上的个人首创精神和个人自责感则渐渐相应地弱化，直至泯灭。
除了大工业社会严重地扭曲了人格和灵性以外，美国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也对美国人的自由人格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那时，麦卡锡及其追随者肆意迫害进步团体，残酷打击左派组织，恐吓和威逼思想活泼人士。一时间，火药味和恐怖感充溢美国政坛，迫使人们小心翼翼地说话，循规蹈矩地办事。尽管麦卡锡本人昙花一现，但麦卡锡主义对美国人的思想所产生的影响却极为恶劣。诚如美国史学家迪安·阿尔伯特森所指出的：“麦卡锡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短暂一幕的结果是：其一，它使得持自由主义思想的父母们感到痛苦和怨恨，直至被吓得缄默无声；其二，它把自由派以外的人们导入懒于思考，只知随波逐流、趋炎附势的轨道。”[①b]
然而，事物的发展并非总是依照权贵们的意志进行的。首先，美国是一个民族繁杂、社会结构比较松散的多元化国家。在这个包容性相当强的文化氛围里，要人们按某一模式思维和行事往往是徒劳的。因此，“组织的人”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并没有普遍意义。其次，大工业社会在创造出丰富的物质文明之际，也给人们带来了严重的精神危机，如性格扭曲和理想失落等。这种情况促使一部分人寻找摆脱精神困惑的途径。第三，尽管大战后的美国国富民强，但它远没有消除贫困现象。在富裕的美国后面，存在着近20%的穷人——“自动化时代的穷人”[②b]。第四，在这惯以“最自由、最民主和最平等”标榜的国度里，直至60年代初仍存在着许多骇人听闻的种族歧视现象，黑人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权益没有保障。第五，二战后进入高校的青年学生思想活跃，富有抱负，愿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斗争。
上述这些因素——主观的与客观的、理性的与现实的、精神的与物质的——在社会其他矛盾的作用下，逐渐引发出一场激进的政治运动。
二 新左派运动的催化剂——民权运动
催发新左派运动爆发的最主要因素是50年代末至60年代末席卷全美的黑人民权运动。1955年之前，主要有两个黑人组织从事黑人民权斗争，一个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另一个是“全国都市联合会”。这两个组织的成员来自黑人中产阶级。它们的指导思想是促进黑人早日溶入白人社会，斗争目标是帮助黑人挤入白人统治机构，斗争形式偏重于“合法斗争”。基于这些性质和特点，1955年之前的黑人民权斗争比较保守、温和。
1955年12月1日，这种软弱、温和、保守的黑人斗争局面被一位黑人女缝纫工给打破了。罗莎·帕克斯执意不向种族势力屈服的勇敢举动以及她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引起了广大黑人群众的钦佩和愤恨。在她的精神鼓舞下，许多黑人群众愤然“揭竿而起”，决心用大规模抵制乘车活动的方式向白人种族主义分子发出警告：黑人群众以后不会像从前那样在非人性的种族势力面前忍气吞声了[③b]。
蒙哥马利公共汽车抵制活动一方面引起了全国上下的关注，唤起了社会上进步人士要求改变种族隔离现象的强烈愿望；另一方面，它启发、教育了黑人群众，只有团结起来共同反对种族势力，黑人才可能取得政治和社会的平等权利。更重要的是，抵制乘车活动锻炼了黑人群众，使他们从团结斗争中看到了自己的力量，认识到不仅“种族主义制度是可以推翻和根除的”，而且黑人还可以创造“一个新的、更美好的生活”[①c]。在这些黑人群众中，大批黑人青年学生最为引人注目。他们不仅为黑人群众运动注入了新鲜血液，而且为新左派运动奏响了序曲。
黑人青年学生的活动主要是通过一个名叫“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NCC）组织展开的。大体说来，诞生于民权运动浪潮中的SNCC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1）以静坐的方式反对公共场所如百货商店和连锁店等盛行的种族歧视行为；（2）用“自由乘客”的方法（组织黑白学生一起乘坐州际间的长途车）向州际公共交通设施方面的种族隔离现象挑战；（3）帮助南方黑人了解选民登记工作，增强他们的参政意识，“争取在黑人基层组织起一支政治力量”[②c]；（4）组建密西西比州自由民主党，向全国民主党大会发出呼吁，要求政治上的平等权利。
这四个发展阶段是循序渐进、步步深入的，它始于1960年，终于1964年。这一系列活动帮助SNCC积累了政治斗争经验；同时，他们还借助这些活动在新闻上的报道，使社会公众对黑人的贫困和种族势力的顽固得到更直观的了解。这些活动赢得了社会公正舆论的同情与支持，也吸引了更多的黑人群众加入到民权运动之中。因此，它们对黑人民权运动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SNCC对新左派运动的影响是很大的。首先，SNCC以其行动表明，学生青年组织可以在脱离美国社会民主党和老左派的情况下独立“闹革命”。其次，SNCC以其成绩显示，致力于社会平等和自由的青年男女完全可以起到社会变革催化剂的作用，唤醒整个社会来思考、探索解决种族问题的办法[③c]。第三，在SNCC组织的活动中，一批新左派积极分子积极地投身介入。他们与SNCC并肩作战，亲眼看到了社会中的种族欺压和种族歧视的情况，并进而产生了掀起新左派运动、改变这种不公正局面的愿望。关于这一点，一位新左派分子曾这样写到：“SNCC是美国新左派运动初期阶段的推动力量。”[④c]一位后来背叛新左派运动的人也承认：“静坐、抵制和自由乘车吸引了美国青年学生。我之卷入新左派运动始于民权运动……”[⑤c]由此可见，说民权运动是美国新左派运动的催化剂是十分恰当的。
三 新左派主力军的崛起——“争取民主社会学生会”
“争取民主社会学生会”（SDS）早在1930年就具雏形了，不过那时它叫“工业民主学生联盟”，隶属于杰克·伦敦等人领导的“工业民主联盟”。1959年，随着美国大学校园里的左翼活动愈益频繁，“工业民主学生联盟”更名为“争取民主社会学生会”，从此开始了SDS新左派运动的准备工作。
在1960年至1962年期间，SDS基本上是一个以校园为活动基地的政治组织，参加些争取世界和平和民主权利的活动。此外，SDS还针对当时的社会问题展开研究，阐述自己的观点，其要点是反对种族主义、军国主义、无节制的资本主义和形形色色的地方主义[⑥c]。它的观点可概括为：既摒弃各种各样的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改良主义，又拒绝斯大林主义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既反对美国政府——军事——工业联合体的控制，又不赞成苏联共产党庞大统治机构的官僚主义。有趣的是，在否定了那么多“主义”之后，SDS自己没拿出任何一套理论来取而代之，而只是笼统地号召人们从这些“主义”中解放出来，由自己决定命运。
1962年中期，SDS有了一个新的转折——明显朝左转。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SNCC的斗争方式昭示SDS采取更大胆的独立性活动；二是SDS领导更迭，由更激进的学生担任指挥领导SDS。在这两个因素的促动下，SDS于1962年6月11日在密歇根休伦港召开年会，并在此会上发表《休伦港宣言》，正式掀起美国新左派运动。
《休伦港宣言》主要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对当时社会进行分析，指出50年代以来的美国是一个没有生气、缺乏活力的社会。大多数美国人满足于物质生活的享受，精神上相当空虚。此时的政府——军事——工业联合体趁机加紧勾结，扩大统治机构，独揽美国内外政策大权。第二部分是SDS改变社会的方案。SDS认为，美国社会中贫困、种族歧视等矛盾归咎于美国的外交政策理论，即冷战理论。美国政府应把这个理论颠倒过来，把军备扩张费用转用于国内问题，以便尽早消除贫困，结束种族歧视。第三部分是探讨实现第二部分的方法。在SDS看来，现存制度的既得利益者——政府—军事—工业联合体——是不可能也不愿意改变社会现状的；那些被纳入“美国式生活方式”的中产阶级贪图安逸，对社会变革冷淡麻木；而工人阶级则缺乏热情，不适合担当左派运动的重任。因此，SDS宣称自己是恢复美国青春活力，让自由民主重发光芒的中坚力量。
《休伦港宣言》发表后，SDS便开始活动，扩大自己在学生中的影响。那时，民权运动正方兴未艾，和平运动也相当高涨。于是，SDS在全国高校里大张旗鼓地宣传民权与和平的重要性，动员学生跟随SDS加入到这些运动中去。与此同时，SDS还在理论上不断探索新左派运动的前景，研究学生参与管理学校的可行性计划。SDS认为，50年代以来的高校，不是教育学生独立思考，尊重自身价值，而是宣扬金钱，怂恿人们安分守己。学生要改变社会首先必须从高校着手，以点带面，最终波及至整个社会[①d]。
不过，事态的发展马上使SDS改变了工作重点。1962年下半年，SNCC在南部基层干得很有起色，动员了许多黑人群众投入到反种族歧视的运动中来。SDS为此颇受鼓舞，决定从1963年起把工作重心从校园转向社会基层，用基层的力量来改变社会结构。
SDS下基层的主要活动项目叫做“经济研究与行动计划”（ERAP），其宗旨是组织一批SDS成员，深入到居住在贫民区的黑人和白人群众中，“协调基层社区的各种计划”，并“通过自上而下的社区组织活动”，使社区人自己控制社区，“形成社区的政治和经济力量”[②d]。ERAP的形式和内容千姿百态，不拘一格。有注重和平宣传的，有提供法律咨询的，有致力于改善住房条件的，有投身于制止种族隔离的，有帮助失业者找工作的，也有帮助贫困者申请救济金的。SDS的这些做法一方面反映了它在《休伦港宣言》中的“参与民主”精神，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它的一个政治目的：寻求支持力量，建立权力基础。
由于二战后的相对富裕，美国社会对SDS的行动未给予多大注意。此外，大多数SDS成员初次从事这类工作，缺乏经验，与穷人相处时沟通困难重重[③d]。再者，贫民区的人对乳臭未干的SDS成员态度冷淡，而宁愿同地方政府官员打交道。因此，鉴于上述原因，SDS虽在ERAP上花了不少精力，但收效甚微。于是，他们在1964年撤出基层社会，返回校园搞新左派运动。
四 新左派燃起校园烽火——静坐、罢课、游行
1962年发表的《休伦港宣言》中，SDS把大学作为新左派运动的“根据地”，因为“大学是一个畅所欲言的地方”，有能力来推动全国讨论美国的社会问题[①e]。但是，经过一系列的斗争实践，到1964年秋季，SDS再也不认为大学是一片“净土”，而更倾向于把大学看作是这个虚伪、骗人、罪恶的世界的一部分——“大学不只是罪恶势力的帮凶，而且是美国统治权力机构的幕僚”[②e]。SDS由此推论，既然大学对美国社会的罪恶负有责任，反对大学实际上就是向罪恶势力挑战；既然大学为统治权贵出谋划策，大闹校园就可以直接震撼美国的统治根基。
首先受到新左派攻击的是美国著名学府加州伯克利大学，它就是新左派运动史上有名的“自由言论运动”。这件事的导火线是学校当局禁止该校学生组织在校园内的B、T两街交界处的一条狭小地带上从事与校内无关的政治活动，如学生不可在那里从事与政治选举、反对种族主义之类相关的宣传和抗议活动。这道禁令一出即招致学生们的不满和反对。激进分子四出联络，积极活动，很快组织起一支与校方当局相抗衡的力量。他们先是与校方反复谈判，要求修改那条禁令；继而模仿SNCC的斗争方式，占领学校行政大楼，罢课示威游行。在新左派们看来，问题不在于学生是否可以在那块地上搞政治宣传活动，而是学生作为公民是否该享受言论自由的权利。在这种信念支撑下，SDS与校方相争中寸步不让，逼迫后者最后让步。
“自由言论运动”是美国新左派运动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③e]。这是因为，运动之初，SDS把自己看成是美国社会制度的受益者，把大学当作主持正义的堡垒。经历了“自由言论运动”之后，SDS觉得大学也是压制、操纵人的地方，那里的学生也是受迫害者。于是，新左派的思想轨迹开始变化：原先，新左派与贫困和种族歧视斗争时是为他人而战；现在，既然学生也受压迫，新左派自然先得解放自己。在这个认识指导下，SDS开始放弃团结、组织基层群众的想法和做法，把新左派运动方向转向学校，企望通过破坏学校这架机器的手段来达到破坏国家这架机器的目的[④e]。校园里大闹革命的序幕就这样拉开了。
学生们先是在校园里静坐罢课，抗议学校的规章制度。接着，他们举行示威游行，声援黑人的民权运动。后来，随着反越战浪潮在美国国内的掀起，新左派即刻顺应时代潮流，燃起校园的反战烽火。SDS采取的第一个反战行动是于1965年4月17日在首都华盛顿举行示威大游行，参加者近25000人。在这次集会游行上，SDS猛烈地抨击了美国的越战政策，指出美国的外交政策并不以道德和民主为指导原则，而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对妇女和儿童投掷化学炸弹”。SDS号召全美学生行动起来，抵制和反对越战[⑤e]。
SDS的首次行动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新左派队伍因此而迅速扩大。华盛顿大游行前，SDS有40个支部，1500名正式成员；大游行后，SDS的支部增加了1倍，会员递增到2000多名。SDS为此而欢欣鼓舞，士气倍增，意欲趁热打铁，把新左派运动推向高潮。1965年5月3日至8日，SDS组织各支部在所在校园里开展题为“全国结束越战周”的活动，以争取更多的学生加入到反战行列。同年9月，SDS进步劳动党和托洛茨基派联合行动，在伯克利成立“越南日委员会”，将美国立即从越南撤军、承认南越民族解放阵线、弹劾约翰逊总统[①f]作为其主要行动纲领。这年10月15日，在“越南日委员会”的倡议下，新左派各方力量在加州东湾地区进行了该州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反战示威游行。11月27日，SDS等新左派组织参加了震惊全美的“向华盛顿进军”反战大游行，有力地推动了国内反战运动。
一系列游行示威活动对新左派本身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运动初期，新左派企望通过改良的手段来消除贫困，根绝种族歧视，而没对美国制度提出挑战。经过一段时间的斗争实践，新左派的认识有了提高。他们不再从表面、个别的因素去寻找社会矛盾的根源，而是从美国制度本身中寻求答案。他们也不再孤立地看待越南战争，而是“把它与美国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和资本主义”联系起来，挖掘它们的内在联系[②f]。对那时的新左派来说，要在美国取得真正的民主与自由，修理、改进美国这架机器已属徒劳，新左派需要的是以更激进的行动去破坏、甚至砸碎这架机器。
五 新左派走上街头激战——骚乱、搏斗、爆炸
如何砸碎美国国家机器呢？
新左派的回答是抵抗加暴力。新左派的首次抵抗是围绕政府征兵而展开的。因为美国政府发现越战兵力不足时，要求适龄青年参加考试，然后根据考试成绩决定是否该马上应征入伍。政府的这一决定在学生中产生了极大的反响。1966年8月，SDS召开全国委员会会议，发表声明，抗议政府的大规模征兵活动，号召全国学生联合起来，抵抗美国政府的征兵制。会后，SDS领导人兵分几路，串联于各所名牌大学，组织抵抗力量，鼓励地方SDS支部破坏政府的征兵工作。
SDS反征兵活动是新左派日益走向激进的一个重要步骤。60年代初，新左派反对战争、呼吁和平具有较浓的个人理想主义色彩；60年代中期，新左派的反战充满理性主义味道。SDS在1966年底发表的一份反征兵决议中明确地表述了这种思想变化。决议说，征兵实际上是“与美国的经济制度和外交政策息息相关的”，“越南战争是为帝国主义效劳的”，因而，反对去越南当兵意味着反对美国的内外政策，意味着“抗议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③f]。在这种思想指导下，SDS各支部迅速在一些著名大学掀起征兵抵制活动，如纽约市立学院、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和旧金山大学等相继出现设置障碍，阻挠军官招募工作的活动，有的学校还不时爆发学生与警察冲突的事件。1967年10月，新左派在加州海湾地区的“制止征兵周”活动与当地警察发生交战，一时间，瓦片、石块上下飞扬，催泪弹硝烟四处弥漫。新左派兴奋地把这场交战描绘成“巴士底狱造反般的日子”[④f]。在这一事件的鼓舞下，威斯康星大学的SDS举行大罢课，与警察频频展开巷战。纽约布鲁克林学校的新左派在当地海空特种队征兵战筑起警戒线，不让应征者靠近它。散居于其他30几座城市里的SDS支部也先后开展了形式各异的抵制征兵活动。
如潮般的反征兵活动推动了新左派运动的发展，使新左派组织不断壮大。1967年10月21日，新左派趁此气势组织了5万多人聚集在林肯纪念堂前。简短的反战演说结束后，集会人群一起涌向五角大楼。行进路上，厌战、反战的人群纷纷加入游行队伍。抵达五角大楼时，集会人数增至10万。站在象征着美国帝国主义权力的国防部大楼面前，1000多名抗议者按捺不住愤怒的激情，直冲大楼门道，与站岗宪兵发生争斗。那些与警卫队面面相视的女学生们，则把鲜花插入士兵冲锋枪的枪膛里，劝导他们放下枪杆子，加入反战行列。更激进的学生拿出征兵卡当众烧毁。宪兵和士兵为制止他们的行为而与学生开始一场混战，学生们在枪托、棍棒的挥打下赤手空拳同宪兵们展开肉搏战。
由于越战那时已日益不得人心，新左派的抗议活动得到了社会公众舆论的同情和支持。为此，新左派感到群情振奋，斗志昂扬。《新左派评论》评述道：“五角大楼之战的成功在于我们最终下定决心要求美国权力机构对反战作出认真严肃的答复；在于我们能顶住他们的反击。”[①g]新左派领袖杰拉·鲁宾则宣称，五角大楼之战将鼓舞反战学生把反战斗争从校园扩展到街头，去进行一场街头游击战[②g]。
1968年以后的新左派运动确实变得愈益激进和暴力化。从外部看，SDS的战友——SNCC已放弃非暴力行动，演变成以暴力为主的黑豹党。从内部看，新左派领导人中，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进步劳动党极大地提高了它的影响和地位。从社会心态上看，越战本身的残忍性和非理性性质使不少人也逐渐失去了应有的理智和耐心。从组织结构上看，新左派队伍扩大后，人员混乱复杂，其中不乏以寻求暴力刺激为乐趣的年轻人。从国际环境看，法国1968年的“红色风暴”和中国红卫兵的造反运动也似乎向美国新左派昭示，暴力能产生更快的效益。上述这些因素的合力作用把新左派运动推上了暴力之路。
新左派的暴力行动决非列宁暴力革命理论的实践。概括地讲，它包括下列几种类型：（1）冲击型。1969年初，一批新左派激进分子突然冲击底特律市一所白人专科学校，向正在那里考试的学生宣讲新左派革命理论。（2）占领型。1968年初，哥伦比亚SDS支部为校方在哈莱姆交界处建造体育馆一事提出抗议，并为此占领数幢学校大楼，包括行政楼，与校方、警察对峙10天多。（3）扰乱型。1968年夏天，民主党在芝加哥举行全国代表大会，新左派各路人马会聚芝加哥，用骂俏、示威、围堵、轰闹等形式，嘲笑、控诉民主党在越战中的罪行。（4）破坏型。1969年10月，新左派里的“气象员”在芝加哥“大闹天空”。他们砸碎橱窗，推翻路边车辆，焚烧法官人像，与警察搏斗。（5）恐怖型。1970年3月，纽约新左派“气象员”在一名法官住宅处爆炸了3枚炸弹，以教训他对黑豹党的严厉审讯。同年6月，另一“气象员”战斗队用炸药轰炸了纽约市警察总部。
所有这些类型的斗争，形式不一，却殊途同归：同暴力手段去碰撞国家统治机器。然而，由于既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又缺乏可行的现实基础，新左派的暴力行动充其量只是发泄一下而已，而没有也不可能取得预期的效果。事实上，新左派的恐怖活动一方面招致了政府的严厉镇压，另一方面使自己在社会上失去民心，从而有意无意地加速了新左派运动的解体。
六 新左派运动失败的原因及其历史意义
新左派运动的失败原因可以从内外发展情况加以考察。从内因上看，新左派内部组织林立，人员复杂。因为散，作为整体的新左派纪律松懈，难以拧成一股劲。因为杂，新左派常为斗争策略、行动方案、实施手段以及领导权而发生纠纷，甚至发生内讧，致使新左派把有限的精力浪费在“内耗”上。无论是SDS与SNCC，还是SDS与PC（进步劳动党），它们之间的摩擦和争斗总是妨碍着新左派精诚合作地携同作战，从而削弱了自己的力量。
从外因来看，60年代后期，美国右派保守势力抬头，新左派频遭打击和镇压。此外，尼克松在越战上边谈边打，一定程度上减弱了美国国内的反战运动。由于新左派的壮大与反战运动密切相联，反战运动降温后，新左派慢慢失去它的动力源泉。再者，一部分新左派激进分子的暴力行为激起了普通民众的反感与愤怒，导致新左派外部支持力量的丧失。最后，美国经济1969年时出现衰退，不少新左派成员为谋生计不得不重返课堂。
这样，内外多方面因素的综合最终使新左派运动失去势头，直至于70年代初退出美国政治舞台。新左派运动是失败了，但它是否留下了一些值得探索、思考的历史意义呢？
回答是肯定的。新左派运动的一个重要意义是，当美国左派力量处于低潮，进步思潮近乎于万马齐喑，以至于出现丹尼尔·贝尔所说的“意识形态的终结”之际，它能勇敢地站出来，揭露、鞭挞美国社会中的弊病，控诉、谴责美国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新左派对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的贡献是相当卓著的。
新左派运动的另一意义是它的思想发展。运动初期，新左派的政治口号、主张都没有超出民主党自由派的一套东西。斗争向纵深发展后，新左派跳出自由主义的窠臼，认识到“资本主义是种族主义、帝国主义、贫困和剥削的根源”[①h]，并把美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本质放在世界范围内考察，提出把消灭贫困、根除种族歧视的斗争与第三世界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联系起来。这一思想发展显然比美国老左派要前进一步。
另外，新左派运动中的参与民主概念也值得重视。所谓参与民主指的是每个公民对有可能影响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决策应具有一定的发言权，以确保个人应有的权益不受侵犯。这种观点与老左派一味强调服从、盲目信奉的教条有重大区别，在当今科学技术迅速发展，政治和经济权力高度集中的大众社会里，要求社会尊重个人利益和民主参与的主张是有重大现实意义的。
当然，作为一场政治运动，新左派在理论上准备不足，没有成熟、正确的理论思想武器。在实践上，新左派的行动纲领也充满随意性，缺乏细致分析、考虑周全的计划，更没有步骤清晰的长远目标。在组织上，新左派的领导结构过于松散，许多行动计划往往因缺少团结一致而受挫。在斗争方式上，新左派过于简单、莽撞，缺乏耐心细致的思想组织工作，热衷于一时的轰动性效应，不善于扎实的社会基层工作。所有这些应成为今后美国激进运动的经验教训。
在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一场左派性质的革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何况在世界上头号资本主义强国。从这一点来讲，美国60年代的新左派运动在这方面作了一次有益的尝试。
注释：
①a 威廉·查菲：《未完成的旅行》，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12、117页。
②a 罗纳德·阿伦森：《美国的新左派》，载阿瑟·洛思特恩编：《我们要说的一切……新左派的哲学》，纽约1970年版，第29页。
①b 迪安·阿尔伯特森：《导论》，载迪安·阿尔伯特森编：《造反派抑或革命派，60年代的学生运动》，纽约1975年版，第2页。
②b 迈克尔·哈林顿：《另一个美国》，纽约：麦克米兰公司1961年版。
③b 哈佛·斯蒂托弗：《为争取黑人平等的斗争》，纽约1984年版，第23—24页。
①c 哈佛·斯蒂托弗：《为争取黑人平等的斗争》，第44页。
②c 乔治·维克斯：《新左派的形成》，列克星顿1986年版，第23页。
③c ④c 爱德华·巴克西科：《美国的新左派》，加利福尼亚1974年版，第30、29页。
⑤c 菲力浦·鲁思：《今天的新左派》，华盛顿1971年版，第21页。
⑥c 汤姆·海登：《致新左派的一封信》，载〔美〕《积极分子》1961年冬季刊。
①d 汤姆·海登：《学生与社会行动》，载SDS出版的《立场声明》（Position Paper），纽约1962年。
②d 奈杰尔·扬：《幼稚紊乱？——新左派的危机和衰落》，科罗拉多1977年版，第47页。
③d 理查德：博思特恩：《ERAP简史》，载SDS《简讯》，加利福尼亚伯克利大学，1965年。
①e SDS《休伦港宣言》，1962年6月，塔米门特图书馆。
②e 约翰·西尔：《校园烽火》，英国企鹅丛书，1972年版，第23页。
③e 欧文·昂格尔：《运动：美国新左派历史》，纽约1974年版，第79页。
④e 瓦尼·布赖内斯：《社区与组织：1962—1968的新左派运动》，纽约1982年版，第23页。
⑤e 保罗·波特：《全国理事会》，见SDS《简讯》，1965年5月。
①f 詹姆斯·伍德：《新左派的意识形态》，加利福尼亚1969年版，第20页。
②f 《SDS反征兵决议》，藏加利福尼亚伯克利大学图书馆。
③f 爱伦·马图瑟：《美国的分崩离析》，纽约1984年版，第328页。
④f 凯茜·维尔克森：《胜利还是失败？》，载《华盛顿自由报》专刊，1967年。
①g SDS社论：《五角大楼前抗议者一片欢腾》，加利福尼亚伯克利大学图书馆，1967年1月。
②g 詹姆斯·伍德：前引书，第21页。
①h 丹·吉尔巴格：《美国帝国主义》，载威廉·斯莱特编：《权力归人民》，纽约1970年版，第63—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