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对话时代的中国文艺学建设——钱中文文艺理论研究学术讨论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学论文,理论研究论文,中国论文,文艺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3)04-0125-04
为推进多元对话时代中国文艺学的创新发展，并对钱中文文艺理论进行深入研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理论研究室、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山东大学文学院与文艺美学研究中心、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研究中心、清华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中心和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共同发起举办的“多元对话时代的文艺学建设与钱中文文艺理论研究”学术讨论会，于2002年12月22日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召开。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科研院所的文艺理论界的知名专家、教授约60人参加了会议。会议主要围绕着新理性精神与文学理论的发展、钱中文文艺理论研究及多元对话时代的文艺学建设与创新等三个议题展开。
一、新理性精神与我国文学理论的发展
“新理性精神”，按照钱中文的界定，是一种以现代性为指导、以新人文精神为内涵和核心、以交往对话精神确立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建立新的思维方式、包容了感性的理性精神，是一种以我为主导的、对人类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实行兼容并包的、开放的实践理性，是一种文化、文学艺术的价值观。它是钱中文等学者在市场经济导致了中国人文精神的滑坡、以及我国当代文艺理论与批评经过20余年的引进、选择、删汰，已经形成了范式多样、话语丛集的多范式多话语共生并存的总体格局下提出的，旨在重建人文理性、实践理性和解决话语间的不可通约性，促进人与人之间以及各范式各话语之间的交往对话关系。对于这个理论，与会的学者们予以了充分的阐释和高度的评价。
许明（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研究中心）说，提出新理性精神文论，在当代中国有双重的意义。第一，新理性精神文论的提出，终于突破了传统中国文学理论的概论模式的构造，突破了传统的构架，而回复到了文论的实践本性上去，回归到了文论的学科意义。提出者钱中文先生包括笔者在内，当初可能都没有意识到这对文学远离的构造有冲击性意义，而这种意义现在越来越明确了。第二，新理性在对等的意义上成为中国学者的社会关怀、审美理想和本文叙述的立场、观点、方法的综合性倾向。这是一种新的综合立场，是在当代中国东方文化的历史条件下的综合立场。
童庆炳（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认为，新理性主义的提出虽然不能“挽狂澜于既倒”，但它是一种精神的疗救，因为它的核心是新人文精神，并以这种精神改造社会与人。按照我个人的解读，新理性精神有多个维度：在物质发展的维度上，它容纳了感性与正当的欲望；在精神的维度上，它以新人文精神作为核心；在批判的维度上，它是批判一切不符合人文的和反人文的东西的武器；同时它又具有理想的维度，是用理想来烛照现实，是对时代的恳切的回应和超越。因此，新理性精神的内涵十分丰富，是提出者针对社会现实发出的呐喊。
新理性精神从现实的土壤中生根，最终将达致人类人文理性和实践理性的重建，而在这“始”与“终”之间，文艺学界用于奋斗的真正的武器是其强有力的理论的构建。对于既往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文论话语的西方化和“失语症”的痛定思痛，中国目前的文艺学界迫切需要建构自己的思想根基、思辩话语和理论体系。而思辩话语和理论体系又必须建立在思想根基上，没有这个根基，一切理论大厦都将沦为颓壁残垣。应该说，建立在新理性精神基点上的文学论，就是一个由中国学者提出的我国自己的文艺理论的思想根基。
对于这个根基，曾繁仁（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说，“新理性精神文学论”是我国当代文艺学研究的标志性成果，是对传统认识论文艺学和本质主义的重要突破。它正确地处理了本土化与全球化的关系，具有鲜明的立足于中国民族文化土壤的文化身份和独立自主性，又充分吸取了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美学与文艺学的若干精华，具有极大的理论开放性。
对此，徐岱（浙江大学国际文化系）也指出，近几年我本人一直在考虑如何继续自己的理论思考，总体上觉得需要有三维突破：理论形态上突破“知识论”，理论品格上突破“唯理论”，理论立场上突破“一元论”。而这三个突破事实上能够被概括在钱先生近期一直倡导的“新理性精神”这一范畴中。在我看来，这一范畴应该能够为我国当代文论的21世纪发展，提供一个很好的思想基点。
新理性精神作为中国文论的思想基点，正如朱立元（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所指出的那样，不仅是一种立场、一种思潮、一种倾向，它有着一种内在系统性：第一，它以人文精神为价值取向和理论核心。钱先生所提倡的新人文精神，是在原有人文精神传统的基础上，又吸收西方人文精神的精华而提出来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第二，它以现代性为理论基点。第三，新理性是一种综合对话的思维方式，超越了二元对立的传统思维方式。这就是钱先生新理性精神的内在结构。正因为新理性精神是一种具有内在系统性的中国理论话语，因而成为可以和西方对话的文论形式。
许明进一步指出，我们现在可以说：西方有后现代思潮，中国有新理性精神。这就是我们的立场。这种提法与构架至少是一帖清醒剂：在东西方文化土壤不同的条件下，批评理论可以而且也应当选择中国特色。新理性精神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构成国际对话的开始。只有提出了明确的具有倾向性的理念之后，中国文论才能找到自我。
从现实人文精神重建到文艺理论的新命题，新理性精神无疑是一个涵盖广泛的思想开拓。杨守森（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对此进行了揭示，他认为，新理性精神，不仅是一个具有时代性的实践命题，也是一个具有本原性的哲学命题；不只是一个文艺理论问题，更是一种人类的文化策略。其相关见解，不只对于现代科学理性与现代人文理性均较贫乏的当代中国殊为重要，对于为后现代文化所困惑的西方社会而言，也应具一定的启示意义。
二、钱中文文艺理论研究的重大成就
由于“新理性精神”的提出者钱中文先生在文艺研究的领域里耕耘一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理论成就，与会的学者们对于他的文艺理论也进行了认真的讨论，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包明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说，钱中文先生是我国文艺学界有代表性的学者，对于推动我国文艺学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钱先生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其著作内容精深和学术含量厚重。钱先生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立场与文学观念，坚持民族的文学传统，同时，视野开阔，包容性很强。钱中文先生以一个时代智者的眼光，看到了文学艺术意义、价值的滑落现象与人文精神的弱化景况，大力倡扬新的人文理性。这不仅对学术界、文学创作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也渗透到了社会民间的道德建设中，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政治文明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陈传才（中国人民大学）认为，在新时期以来文艺理论探索与创新的每个发展阶段，钱中文都提出了一些视界宏放，立论坚实，论述切中文艺实际和文艺发展趋势的新颖观点，从而形成了他的现代意识与现代精神观照、反思文学、文学理论的历史与现实，在此基础上探求文学发展与文艺学重构的科学开放的思维方式，为当代文论文化的建设提供了具有民族文化立场和世界性眼光的新思路、新方法。
党圣元（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则总结了钱先生对当代中国文论的贡献：一是他自身的富有原创力的学术研究，二是他主持的关于文艺方法论以及文艺理论建设丛书工程。
钱中文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活跃在中国文艺理论的前沿，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的理论观点。对此，许多学者予以了总结。金元浦（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概括钱先生的贡献在于：一、文艺学学科的学术进步与理论创新；二、学术活动的开展、学术队伍的组织与学科建设；三、学术刊物、学术著作编、选与本学科的学术积累。在理论创新方面，钱中文先生始终站在当代学术的前沿，辛劳耕耘，鞠躬尽瘁。80年代，钱中文先生首先提出了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说、审美反映论。同时，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文学的研究中，在文学体裁的变革与创新问题上，在以创作原则代替创作方法的主张中，在文学发展论的“发展是更迭又不是更迭”的思想阐述上，在文化与文学关系（文化诗学）的深入辩证的论析中，在对中国文学的民族文化精神的张扬上，在新的文学史观的创新和发展上，钱先生都进行了开拓性创建性的工作。90年代，钱中文先生继续深入研究巴赫金，提出对话主义理论，倡导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提出并深入论述文学的现代性问题，高扬新人文精神的大旗，全面阐释新理性精神。
有的学者还对钱中文在某一个具体理论问题方面的贡献进行了总结。王宁（清华大学外语系）就钱中文在巴赫金研究方面的学术成就谈到，虽然巴赫金的理论价值率先由西方学界“发现”，但不容忽视的一个事实却是，七卷本《巴赫金全集》中文版的出版大大早于正在翻译编辑之中的英文版《巴赫金全集》。这无疑与钱中文的敏锐眼光和理论前瞻性相关。可以说，在国际巴赫金研究领域，钱中文的贡献不仅在于对巴赫金的复调理论所作的新的阐释，更为重要的是，他创造性地将巴赫金的对话主义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揉合在一起发展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理性精神”。这正是他在超越了现代／后现代和东方／西方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之后在国际学术界发出的中国学者的理论建构的独特声音。
关于钱中文的文艺理论特征，童庆炳做出了“回应与超越”的概括。这种回应与超越既是针对于时代的呼唤的，也是针对于文艺理论的发展要求的。
曾经在《怀着知识的记忆创新》一文中对钱中文先生的学术思想已经做过系统的评述的陈晓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在会上又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正与归纳。他认为对钱先生的学术研究可以作如下概括：融会贯通的理论基础，批判性的理论视角，持续性的理论创造，多元对话的理论视野，坚定执著的价值关怀。
党圣元对于钱中文学术姿态的把握，应该说也是一种对其理论特征的概括。他说，可以用主导、多元、鉴别、创新8个字来概括。“主导”之说，体现在他对马克思主义观念和方法的坚持，以及对民族立场的坚持。所不同者，在于他的从发展中坚持，通过创新来发展，通过多元综合、鉴别吸收来创新。“多元”之说，体现在他的文化立场、学术理念方面圆融古今、中西，融会贯通，而不是执于一偏，这便使得他在阐发自己的理论见解中，能理性地处理古今中西之间的关系。“鉴别”之说，是指他能在分析批判的基础上，广泛地吸取中西文化、文论资源，这使他的理论建构，成为有历史的言说。“创新”之说，是前三者所导致的一个必然的结果。
另外，吴思敬（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也从思维创新、方法变革、历史反思等角度评述了钱中文文艺理论的特点。
钱中文的文艺研究无疑有着鲜明的理论特征，但这种特征中最为突出的，莫过于他的文论的中国特色，或民族性。刘烜（北京大学中文系）说，钱中文教授在他的《文学原理——发展论》中着重论述的思想就是“民族文化精神与文学发展”。80年代，西方文艺学的各种流派纷纷被介绍过来。钱中文是热情的介绍者，认真的梳理者，冷静的评价者，而他的理论思考的重要基点之一是民族文化精神。他在提出中国文艺学现代化的理论目标之后，独创“新理性精神”引起重大反响，而新理性精神中仍然关注民族文化精神的发扬。他有可贵的民族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是从民族处境的当下性中悟出来的，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民族传统的继承。
王岳川（北京大学中文系）则认为钱先生身上有三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大学者当有古今中西的学术视野；二是开放性的理论创新。他把文学放在文化化和审美化的场域中，他自己则处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之间，可谓意味深长；三是多元平等宽松的学术心态。
三、多元对话时代文艺学的创新与发展
在会议上，学者们还就多元对话时代文艺学的创新与发展问题，进行了多方探讨。
王一川（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认为，“新理性精神”论，这个钱先生提出的支撑其文学理论思考的深厚的文化框架，由于成功地统合了人的生存、精神价值建构、对话论、语言论等要素，为文学理论的新的演进提供了厚实的依托。不仅如此，钱先生的“文学理论现代性”论，也因突出了文学理论中科学性与人文性、宽容与选择、对话与自主等要素的重要性及其辩证关联，为中国文学理论的继续前进竖立并凸显了一个前沿路标。
许明也指出，新理性精神使我们有了一个进行理论构造的台阶。在这个台阶上，我们可以高举新理性的大旗，对后现代的平面主义、反本质论持批判的态度。我们声明，所谓的这些后现代宣言，既不是上帝最后的馈赠，也不是人类精神最后的终结。它们不过是一些批评家对西方社会生活提出的质问、思考和反思。高举新理性的大旗，我们同时对绝对的本质主义、线性的历史观、非此即彼的方法论、否定个性的非人文主义持批判的态度。我们的理论目标，是要建构一种现代性加溶入东方传统的人文精神，再加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解放的文化理想。
另外，龙泉明也认为，在中国当代重物质轻精神，非理性膨胀，物欲横流，人文精神、理想与信仰缺失的状况下，以新理性为文艺学建构的核心，是切中要害的，也是至为关键的。这种理论的强烈的现实针对性、鲜明的当代性及其开放性、前瞻性和整合性特征，决定了它在当代文艺理论建设上的重大价值。
新理性精神，将会日益成为文艺学建设与创新的理论突破口和学科生长点，成为越来越多的学者们审视、阐释众多新问题、新观念、新理论的立足点和思想武器，这已成为许多与会者的共识。
黄鸣奋（厦门大学中文系）说，由钱先生倡导的新理性精神，启发我们从新的立足点出发审视人的生存意义，直面信息科技迅猛发展的现实，推动文艺理论的创新。新理性精神“把现代性本身看作一个矛盾体”，自然也就清醒地意识到信息科技的两面性。在笔者看来，新理性精神的特色不在于颠覆某种确定的价值体系、重建另一种异质的价值体系，而在于将这种理性精神的辩证发展作为一个历史过程来加以考察。如果说人类社会价值体系的颠覆与重建在历史上不止一次发生的话，那么，钱中文先生作为倡导者所关注的是在传统基础上所进行的理论创新。
高建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则指出，钱先生的研究启示我们，文艺理论应该面对中国的现实做文章，进行开放性的、全新的思考；应该摆正一个多元、对话的坐标，即不仅要发展我们自己的“一元”，而且还要跟其它“元”进行对话。
同时，大家还指出，“新理性精神”本身就是一个崭新的理论课题。虽然它已经突破了文艺学原有的理论模式，展现为一种开放的、前沿的文论内在结构；但仍然还需要进一步地深入研究，将其复杂化。因为只有复杂化才具有竞争力，才能真正构成文艺理论的中国声音。因此，与会的专家、学者们以论文的形式对新理性精神及其相关的诸多文艺理论问题展开了多方面的探讨。
现代性问题是其中的一个讨论热点。朱立元、周宪、王一川等学者对现代性的内涵、现代性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影响及建立中国现代性诗学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认为从现代性视角重新审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审美特征、主导文类、大众传播媒介和形象系统等问题，不仅会为探索中国现代文学带来一种新的眼光，而且也是一种对中国文化现代性状况的考察和对中国现代学普遍问题的研究，对以现代性为导向的文论、文化建设具有推动作用。
文艺学的文化转向，是大家关注的另一个重要问题。陈传才、金元浦、陶东风等指出，文艺学的创新与重构只有立足于当代文化转型的现实，立足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现象，与社会生活之间建立起有机的、积极的联系，才能结出富有时代性、学理性与实践性相融合的崭新成果，因此，文化研究的兴起是文艺学回应时代提问的产物，是文艺学学科自身内在逻辑发展的必然。当然，进行文化研究并不是要摒弃传统、自律的文艺学，而是要在“文化”这一众多人文社会科学共同的研究对象上，以新理性精神，找到文艺学的学科视野和学术切入角度，从而使文艺学在“文化”与“诗”的联结点上重建学科的疆界和特性。文艺学在这里无疑显示出了令人振奋的新的学科增长点和新的发展可能性。
由于新理性精神是一种开放的理论的自觉，所以，即使是学者们认同了新理性精神的原则，但在文学观念的具体阐释中，仍然有同有异，互为包容、互有特色、互为丰富，充分体现了多元对话的时代精神。
收稿日期：2002-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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