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政治】
新中国70年和平外交的发展历程及其基本经验*
齐 鹏 飞
摘 要： 新中国70年的和平外交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历史时期：1949—1978年的“和平共处外交”时期、1978—2012年的“和平发展外交”时期、2012年至今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时期。每个时期的外交政策具有不同的阶段性特征，体现了时代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提出的新要求。70年曲折复杂的和平外交历程积累了丰富而深刻的历史经验，主要包括：坚持独立自主是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立场；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是我们制定外交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新中国外交重要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任务；构建“伙伴关系”是新中国外交在“后冷战”时代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必然选择；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努力方向。
关键词： 新中国70年；独立自主；外交；人类命运共同体；基本经验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不断开拓进取且取得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为积淀和支撑，以新中国的综合国力——包括硬实力、软实力不断提升为积淀和支撑，以新中国的国际形象、国际地位和国际话语权以及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不断改善和提高为积淀和支撑，新中国外交政策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并不断开辟新境界，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缔造了一个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当前，中国以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和以“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之至崇形象，逐步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
70年来，中国的外交政策经历了曲折发展的历程。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演变，根据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的不断调整，根据中国共产党外交理念的转变，中国的外交政策也作出相应的调整。大体来说，70年的新中国外交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历史时期：1949—1978年的“和平共处外交”时期、1978—2012年的“和平发展外交”时期、2012年至今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时期。每个时期的外交政策具有不同的阶段性特征，体现了时代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提出的新要求。本文在系统梳理新中国70年外交史的基础上，总结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经验，以期为中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不断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提供有益借鉴和参考。
一、1949—1978年的新中国“和平共处外交”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30年，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引领新中国“和平共处外交”建构和建设的历史时期。这段历史时期又可以细分为以下三个发展时段。
教育部高等学校信息安全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在2014年出版了《高等学校信息安全专业指导性专业规范》，在《专业规范》中给出了信息安全专业的知识体系，其结构如图1所示：
1.新中国第一个10年：“和平共处外交”的奠基和逐步成型时段
新中国成立之初，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奉行“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三大外交政策。在此基础上，中国的外交工作逐步展开：一是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建交；二是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积极发展同邻近国家和新兴民族国家的友好关系；三是参加亚非会议，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加强了和亚非各国的友好关系；四是成功地抵御和破解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从朝鲜、越南和中国台湾地区对新中国进行的军事干涉和战争威胁。这一时段，新中国经过自己的努力，逐步在国际社会、国际关系体系中赢得了自己应有的一席之地，为以后几十年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重大、更积极的作用奠定了比较好的基础。
（1）若四边形ABCD为平行四边形，则AD____BC,AB____DC（填位置关系）若AD∥BC，补充条件____使四边形ABCD为平行四边形。
在对外关系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立场非常明确而坚定，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毛泽东指出：“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做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①周恩来把中国革命的根本经验引申到新中国的外交领域，提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是新中国外交的基本立场。他指出：“维护得来不易的民族独立，政治上自主而不允许任何外来干涉，经济上自主而不依赖外援，这是我们决定外交政策、处理外交问题的出发点，也是区别于旧中国屈辱外交的根本所在。在这个原则问题上是决不能让步的。”②他强调：“我们愿意和一切平等待我之国家合作。我们不排外，不挑衅，但必须站稳立场，否则就只能倒在外国人的怀里。”③从这一基本立场出发，即使是在中苏结盟时期，中国也没有放弃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霸权主义的直接或间接的批评和抵御，从来没有在涉及重大原则问题上作出有损于国家主权、国家独立和国家利益、国家尊严方面的任何让步。
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也表现在处理同美国的关系问题上。一方面，中国政府坚决反对美国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另一方面，并不放弃寻求缓和同美国的紧张关系的努力。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领导人不得不表示，不排除同中国进行双边谈判的可能性，从而为以后的中美对话和中美大使级会谈创造了条件。
2.新中国第二个10年：“和平共处外交”遭遇重大挑战而曲折发展时段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末，是新中国外交历程最为艰难曲折的一段。面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均与新中国为敌的不利局面，毛泽东冷静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的战略思想。他指出：“有两个中间地带：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日本也属于第二个中间地带。”④他指出，我们的战略是依靠第一中间地带，争取第二中间地带，反对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
where α is the Seebeck coefficient, and T is the temperature.σ and κ are the electrical and the thermal conductivities, respectively.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直面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国际格局“颠覆性”巨变所带来的新挑战和新机遇，保持战略定力，始终把维护中国的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放在第一位，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以谋求中国自己的发展而不断增强综合国力为根本，推动中国外交趋利避害、有守有攻、有所不为有所为。中国坚定不移地实施“走出去”战略，继续推动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积极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发展进程，逐步打开了中国外交在当代世界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新局面。
两学期的实验结束后,通过对比实验班和控制班的听力成绩,可以发现多模态-POA听说教学对听力水平的促进效果大于传统的听说课堂(实验组两次测试的均值差MD=5.690,控制组两次测试的均值差MD=4.410),但是后者对听力成绩的作用依然不可忽视。在听前驱动环节,通过图片、动画所呈现的场景,涉及了视觉、听觉、图像、声音、口语等模态的充分参与,模态的转换可以增强学习者对所学知识的内化程度,把更多的输入转变为吸收,这与张德禄(2009)的研究结果一致。
——在发展同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方面实现了重大突破。周恩来在20世纪60年代对亚非国家进行三次访问期间，正式提出了处理同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和中国对亚非国家援助的八项原则。他再次强调，世界上所有国家，不分大小、强弱，应一律平等。这一时期，新中国同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得到了全面加强，迎来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二次建交高潮。1960年至1964年，中国同14个亚非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其中就包括12个南部非洲的独立国家。
——在推进“睦邻”外交政策，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方面有所突破。中国政府通过友好协商和外交谈判，先后同缅甸等陆地邻国妥善解决了一直悬而未决的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并签订了正式的边界条约，迎来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次边界谈判高潮。新中国还注重与已经划界的邻国搞好关系，使国家之间彻底摆脱了历史纠葛而得以全面发展睦邻友好关系。
2005年12月，《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发表。白皮书首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中国走和平发展之路的必然性和坚定决心，以及为实现这一目标而采取的战略方针和政策措施。白皮书明确指出，中国之所以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基于中国国情的必然选择”，“是基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必然选择”，“是基于当今世界发展潮流的必然选择”。
2011年9月，《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发表，再次回应世界关注，详细阐述中国所选择的发展道路。白皮书明确指出：“和平发展道路归结起来就是：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在强调依靠自身力量和改革创新实现发展的同时，坚持对外开放，学习借鉴别国长处；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潮流，寻求与各国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白皮书也指出：“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探索出的一条新型发展道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条道路已经并将进一步显示出其世界意义。”
良好的人文环境对创业活动开展具有润滑剂作用。［5］46群众的自我创业意识、对创业者的态度、对创业失败的包容性等对于提高创业参与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3.新中国第三个10年：“和平共处外交”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进行大调整、实现大突破时段
这一时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明确提出“真正的不结盟说”。中国逐步改变了以往“联苏反美”“联美反苏”的所谓“一条线”战略，明确提出不同任何大国结盟，也不支持它们中的一方去反对另一方。在处理国际问题上，中国根据其本身的是非曲直和中国人民及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按照是否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各国友好关系、促进共同发展的标准，独立自主地作出抉择，实行“真正的不结盟”的外交理念、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
依据国际关系、国际格局的新变化，毛泽东发展了“两个中间地带”的思想，进一步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为新中国全面发展同第三世界各国和其他类型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为实现与美国、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关系正常化，提供了新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根据。在错综复杂、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下，新中国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对外交政策进行大调整，使我国的对外关系实现了重大突破。
将根据不同优秀参数组合(本文中以树的个数和树的深度为参数组合)训练好的若干随机森林模型按照线性排列组成多重随机森林模型持久化到HDFS后,即可进行多重随机森林加权大数投票。
采用SPSS 22.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计数资料以百分数（%）表示，采用x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新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打开了多边外交的新局面。1971年10月，在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下，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2758号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新中国在国际社会、国际关系体系中地位、形象和影响力的全面提升，标志着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敌视中国、孤立中国的政策彻底失败。
二、1978—2012年的新时期“和平发展外交”
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2012年中共十八大召开这一段历史时期，是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引领新时期“和平发展外交”的历史时期。这段历史时期可以细分为以下三个发展时段。
1.新时期第一个10年：“和平发展外交”实现理念、战略和政策大转折时段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国际形势作出新的判断。在此基础上，中国外交的理念、战略和政策进行全面调整。邓小平根据国际形势、国际关系的新发展、新变化，对时代主题作出新概括。他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⑤“和平与发展”这一新的“时代主题说”，为新时期中国外交理念、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的全面调整、全面转型，提供了根本性的理论根据和思想基础。
这一时期，邓小平明确提出，维护国家的核心利益、维护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新中国外交的最主要的考量因素和基本出发点。中国不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确定国家关系的远近疏亲，从而赋予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新的思想内涵和时代特征。邓小平明确指出：“那种按社会制度决定国与国关系的时代过去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完全可以和平共处，发展友谊，找到共同的利益。”⑥“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⑦邓小平认为，要加快中国经济建设的步伐，就要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与两种制度、多种类型的国家进行多渠道的交流与合作。就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⑧。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末，是新中国外交历程最为跌宕起伏的一段，是和平外交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进行大调整、实现大突破的重要过渡时期。
此外，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明确提出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公正、合理的世界政治新秩序、世界经济新秩序的“新国际关系秩序说”。这一外交思想为结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世界、主宰世界的两极对立的冷战格局，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营造一个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有利的外部环境，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根据和思想基础。
在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指导下，中国外交在新时期“第一个10年”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进展，打开了崭新的局面。这一时期，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尽管波折不断，但是都经受住了严峻考验，总体发展态势平稳。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基本实现正常化。中国的周边外交成绩显著——长期陷入僵持局面的中印关系、中越关系逐步改善并实现正常化，中朝两国之间、中巴两国之间的传统友好关系在新形势下得以进一步巩固和提升。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关系进一步密切，“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之经济合作四原则的提出和实践，为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全面、深入地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改革开放以来的10年间，中国的建交国总数由1978年的118个上升到1989年的137个，超过了联合国成员国总数的三分之二。“可以说，我国对外工作已经打开了新的局面，正处于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⑨一个对中国有利的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正在初步形成。
2.新时期第二个10年：“和平发展外交”迎接国际形势和国际格局“颠覆性”巨变的挑战和机遇而进行理念、战略和政策全面调整的大变革时段
此一时期，新中国外交方针由“一边倒”逐步转向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霸权主义和同时发展与“两个中间地带”的关系，并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
进入新时期的“第三个10年”(2002—2012年)，中国外交所面临的国际形势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
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直面内外部环境“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机遇大于挑战”的新形势，从“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挑战”的指导思想出发，全面、系统地提出了中国外交在新世纪新阶段以“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和“建设和谐世界”为核心概念和主要内容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借用中国古人“和而不同”的概念，提出多样性是世界存在的本质特征，提出各个国家、各种文化应该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江泽民讲：“世界多样性是客观存在，应该正视它、适应它。这就要求各国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政，平等相待，求同存异，和平共处，发展合作。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维持持久的和平与稳定，为各国共同发展创造必要的国际环境。”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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芥菜：芥菜叶黄素和维生素K含量极高，另外也富含维生素A、维生素B族、维生素C和维生素D、胡萝卜素和膳食纤维。
——根据“后冷战”时代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还没有根本改变，新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行西方资本主义的单一模式来反对当代世界多极化、多样性的现实，提出要“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凝聚各国人民的力量解决面临的突出问题”
。
——继续高举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大旗，根据国际形势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与时俱进地丰富和完善了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思想内涵和具体内容，使其更具有针对性、操作性。
此一时期，中国以冷战时代和冷战结束初期传统的“结盟模式”“不结盟模式”向“后冷战”时代新型的“伙伴关系模式”的全面嬗变为历史契机，逐步与一些大国建立了不同程度、不同范围、不同性质、不同类型的“伙伴关系”，中国的大国外交在克服了种种困难和阻挠之后，继续保持着全面、稳定、均衡的良好发展态势。一是中国的周边外交成绩显著。中国与俄罗斯、越南等邻国之间的陆地边界问题得到全面解决，与印度、不丹也达成了通过双方平等协商、友好对话的和平方式来最终彻底解决边界问题的基本共识。在东北亚方面，中国与韩国正式建交以后，经济、政治、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发展势头迅猛。在东南亚方面，在同印尼复交，同新加坡、文莱建交以后，中国与东盟十国的关系逐步改善和全面发展，从“全面对话国”“联合委员会”一直到“10+1”定期会晤机制的建立，中国与东盟十国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二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外交成绩显著。中国与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经过结构性的战略调整而进入了一个稳定和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冷战结束后，中国继续坚持自己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和定位，继续把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作为新中国在国际社会、国际关系体系中发挥重大作用的最重要的同盟军，把发展同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和基本立足点，继续全面支持和援助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这个可以彼此信赖的“全天候朋友”。三是中国的多边外交成绩显著。中国更加全面、深入地参与并大力推进区域组织、次区域组织所开展的多边活动，积极参与创建并大力推进上海合作组织、博鳌亚洲论坛、东亚首脑会议、中国与东盟“10+1”和中日韩与东盟“10+3”定期会晤机制、亚欧首脑会议、中欧首脑定期会晤机制、亚非首脑会议、中非首脑定期会晤机制等的多边外交进程，积极参与并大力推进中国与八国集团、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拉美各区域组织和次区域组织的合作进程。此一时期，中国的多边外交呈现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活跃的局面，呈现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发展态势，不仅极大地改善和提升了中国在国际社会、国际关系体系中的地位、形象和影响力，而且直接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在1989—2002这十三年间，我们迎来了新中国历史上的第四个建交高潮。截至2001年，新中国已经同160余个联合国成员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一个新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前所未有对我有利的、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已经开始全面性、整体性地呈现出来。
3.新时期第三个30年：“和平发展外交”迎接国际形势和外部环境“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机遇大于挑战”的新局面而进行全面耕耘、全面收获的大发展时段
此一时期，中共中央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外交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并付诸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阶段的外交实践。
——在发展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友好关系方面有所突破。1964年1月27日，中国同法国建交，这是这一时期外交工作的一个巨大胜利，标志着中国同西欧国家关系实现历史性突破。此外，中国同日本的紧张关系也有所缓解。
2012年11月，胡锦涛在中共十八大报告中，再次阐发了和平发展思想并提出了建设和谐世界的论断。他强调，和平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要坚持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共赢的发展，通过争取和平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扩大同各方利益汇合点，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中美关系取得重大突破，同时带动了中日、中欧即中国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全面改善。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敏锐地捕捉到美国尼克松新政府发出的改善中美关系的信息，予以积极的回应和互动。从恢复中美大使级谈判、“乒乓外交”、基辛格秘密访华，一直到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两国领导人经过直接会谈，中美关系逐渐松动。1972年2月，两国在上海发表了举世瞩目的《中美联合公报》，中美关系的改善取得重大突破。1973年1月，中美决定互设联络处。1979年1月，两国正式建交，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在美国“越顶外交”的冲击下，日本政府也积极调整其对于新中国的外交政策。1972年9月，中日两国政府代表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宣布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揭开了两国关系发展的新篇章。在欧洲，从《中美联合公报》发表到1973年，欧共体9国中除爱尔兰外，均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新中国迎来了成立以后的第三次建交高潮。
在上述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指导下，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成就显著，主要表现在：一是中国积极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加强战略对话、增进战略互信、深化战略合作、妥善处理分歧，探索建立和发展新型大国关系。中美两国关系尽管波折不断，但总体上还是在“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美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繁荣增长的美国也符合中国和世界的利益”方面达成基本共识，在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的大方向上稳步向前推进。中日两国关系尽管遭遇重重困难，进入到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最困难的一个时期，但总体上还能够在维护双方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有效管控危机。中国与欧盟之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巨大进展，形成了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合作局面。二是中国的周边外交成绩显著。在“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和“睦邻、安邻、富邻”的睦邻友好方针政策指导下，中国积极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积极开展双边合作和区域合作，共同营造和平稳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地区环境，将中国的睦邻外交推进到一个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三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外交成绩显著。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全面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深化传统友谊，扩大互利往来，通过援助和投资等方式，真诚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自主发展，维护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和共同利益。中国与非洲国家、拉丁美洲国家、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均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四是中国的多边外交成绩显著。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日益成为国际社会一个“负责任”的建设性大国。中国高度重视联合国作为国际多边机制的核心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作用，更加积极投身于联合国多边外交当中。
三、2012年至今的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时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直面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和总体奋斗目标，对于中国外交之理念、思想、战略不断进行全面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对于中国外交之“顶层设计”和“底线思维”不断进行全面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完善和深化全方位外交布局，倡导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深入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加强党对外事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路”
。
七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齐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倡议。习近平强调，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老框框内，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把合作共赢理念体现到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对外合作的方方面面。习近平明确指出，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就是要以合作取代对抗，以共赢取代独占，推动各国同舟共济、携手共进。这些论述是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重大突破，完全符合世界发展潮流和人类进步方向，为建设美好世界提供了崭新思路。
七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全球治理的概念并深度参与全球治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成为大势所趋。2016年9月，中国主办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习近平在开幕式上提出以平等为基础、以合作为动力、以共享为目标的全球经济治理观。此次峰会成为中国崛起的新的里程碑，开启了“中国引领、新老大国共治”的全球治理新时代。2019年3月，习近平在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上的讲话中强调，我们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全球事务由各国人民商量着办，积极推进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近些年来，中国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而努力讲好中国故事、贡献中国智慧、提出中国方案。中国从全球治理的参与者逐渐转变成领跑者，全球治理进入新时代。
七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热点和全球性问题解决之道，为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作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中国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致力于同各国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2015年中国成功举办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发出维护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成果、捍卫世界和平的时代强音。中国坚定致力于政治解决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努力发挥弥合分歧、劝和促谈的建设性作用。中国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坚持通过对话谈判解决半岛核问题，提出“双轨并行”思路和“双暂停”倡议，为缓解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推动重启接触对话、维护地区和平安宁继续作出重要贡献。中国积极参与伊朗、叙利亚、南苏丹、阿富汗等问题解决进程，宣布建立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率先组建常备成建制维和警队及8000人规模的维和待命部队，彰显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
七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中国对外开放内外环境新变化，提出建设“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坚定不移地推进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欢迎各国分享中国发展机遇，为推动世界发展注入强大动力。通过不懈努力，“一带一路”逐渐从倡议变为行动，从理念转化为实践，成为开放包容的国际合作平台。目前，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支持和参与，一大批有影响力的标志性项目顺利落地，中国与许多国家发展战略顺利对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水平快速提升。2019年中国又成功举办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并取得丰硕成果，进一步形成了各方携手共建“一带一路”的良好局面。这是“中国梦”与“世界梦”相互融通、相互促进的生动体现，是合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创举。以本次高峰论坛为契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将更有力发挥推动世界经济再出发、实现经济全球化再平衡的公共产品作用。
七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有效强化“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底线思维，充分展现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决心和意志。习近平明确指出，坚定维护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是中国外交的神圣使命。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不觊觎他国权益，也决不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中国开始明确在涉及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国家核心利益问题上表明立场、画出红线、设定底线，敢于并善于斗争。中国在国际社会旗帜鲜明维护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图谋，反对外部势力干预港澳事务，扎实开展涉藏、涉疆外交，加强打击“三股势力”国际合作，维护国家安全和国家统一。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坚持原则，充分展示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和意志。我们对菲律宾前政府非法挑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坚决回击，有效维护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利益，同时坚持通过对话谈判解决具体争议，维护了南海局势的总体稳定。中国全面加强反恐、网络和执法等领域国际合作，维护和促进国家安全。中国完善构建高效有力的海外利益保护体系，为维护海外中国公民和法人安全及合法权益提供了有力保障。
七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努力深化对外战略布局，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对外交往格局更加丰富完整，中国的“朋友圈”覆盖全球。中国加强大国协调与合作，不断扩大利益汇合点，构筑总体稳定的大国关系架构，携手共促世界和平与发展。其间，从奥巴马政府到特朗普政府，中美两国元首多次会晤，坦诚交流，增信释疑，开创高层互动新模式，对稳定两国关系起到关键性作用，推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取得重要成果，而习近平所提出的“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原则，则为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指明了方向。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八次到访俄罗斯，中俄两国元首在不同场合会晤二十多次，中俄两国战略互信日益加深，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迈向更高水平。中俄两国还在多边舞台相互协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重要“压舱石”。中国同欧洲国家、次区域及欧盟机构合作全面深入发展。中英关系开启“黄金时代”，中法紧密持久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快速稳定发展，中德全方位战略合作不断走深走实。中国同中东欧国家合作前行势头越发稳健，同南欧、北欧国家合作持续拓展。总的来看，中欧关系发展层次更加丰富，交流合作更加全面、均衡、深入。中国同新兴力量和发展中国家合作迈上新台阶。中国坚持“亲诚惠容”理念，不断深化与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合作，努力夯实周边战略依托。中国提出中国—东盟“2+7”合作框架，与东盟制定2016年至2020年合作行动计划，正式启动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与东盟国家关系站上更高起点。中国推动中日韩合作重拾合作发展势头。中国与南亚国家合作显著增强。同中亚国家实现战略伙伴关系全覆盖。中国全面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主张在各自发展进程中相互支持、共同进步。中国提出真实亲诚的对非工作方针和中非“十大合作计划”，确立了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定位，把中非合作推向新的历史高度。中国同拉美国家创立中拉论坛，共同打造中拉关系“五位一体”新格局。中国同阿拉伯国家致力于构建战略合作关系，同太平洋建交岛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实现同发展中国家整体合作机制全覆盖。截至2018年，中国已经同196个联合国成员中的178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已经同约10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实现对大国、周边和发展中国家伙伴关系的全覆盖。
四、新中国70年和平外交的历史经验
新中国70年的和平外交经历了一个大起大落、大开大合的曲折发展历程，这一历史嬗变过程给我们留下了丰富而深刻的历史经验，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1.坚持独立自主是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立场
70年来，不论国际形势怎样风云变幻，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这一鲜明立场始终没有动摇过。中国不同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结盟，不搞军事集团，不参加军备竞赛，不进行军事扩张，也不屈从于任何外来压力，始终坚持中国的事情自己做，由自己说了算。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长期斗争实践中所形成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运用于新中国外交工作之中。中苏友好时期，中国拒绝了苏联提出的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建议。联美抗苏时期，中国并没有因为美国的强大而仰人鼻息，没有放弃独立自主原则。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赋予独立自主以新的内容，即实行真正不结盟政策，不同任何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不支持任何一方反对另一方，从而更好地维护了中国的独立自主。冷战结束后，中国与一些世界大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但这只是协作友好关系，不是结盟关系，目的是加强与该国的合作和交往，更好地促进自身的发展。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时代，这一基本立场得以进一步的贯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40年来，我们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
2.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是我们制定外交政策的根本出发点
70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以是否有利于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的利益作为制定外交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政府明确表示，中国永远不称霸，但是我们决不会放弃自己的正当权益，任何外国都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制定了三大外交政策，彻底废除了西方列强在中国的一切特权，赢得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力支持。中国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积极同周边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建立友好关系。中国还大力支援越南的抗法、抗美战争，为本国的发展营造稳定的周边环境。所有这些举措的实施，都是为了维护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中国不再以意识形态画线，不再以社会制度的异同来决定国家关系的好坏或亲疏，而是坚持国家利益至上，重新审视阿尔巴尼亚、越南、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并妥善处理与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同时注重发展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友好关系。近些年来，中共中央倡议共建“一带一路”，发起创办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根本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3.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新中国外交重要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任务
中国共产党在外交实践中深深体认到，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都是破坏世界和平的严重威胁，都是可能引发战争的严重威胁，都是对世界各国独立自主发展、对世界各国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所以必须坚决反对。中国政府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场合，反复强调要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邓小平曾明确指出，我们的外交政策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强调，要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国与国之间应通过协商和平解决彼此的纠纷和争端，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2014年7月，习近平在巴西国会上指出：“中华民族历来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愿意同各国一起维护人类良知和国际公理。”
为了实现这一长期而艰巨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任务，我们“没有选择的选择”，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和巩固反对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即使是在“后冷战时代”国际形势已经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国际统一战线的性质、功能和形式都发生了变化，但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仍然是中国和平外交最重要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任务。
人作为社会的一员，既是自然环境的产物，也是社会环境的产物，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对一个人性格与志向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正是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让陶渊明形成了“兼济天下”的大志向。
4.构建“伙伴关系”是新中国外交在“后冷战”时代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必然选择
“后冷战”时代，新中国外交在理念、战略和政策方面最大的调整和创新，就是全面实现了自冷战时期和冷战结束初期的“结盟模式”“不结盟模式”向“后冷战”时代“伙伴关系模式”的嬗变。中国倡导的“伙伴关系模式”，是对20世纪80年代“真正的不结盟”之外交理念、外交战略、外交政策下中国大国关系的继承和创新。“伙伴关系模式”的精神实质就是用对话代替对抗，追求国际关系中的民主、平等、合作、共赢。“伙伴关系模式”是中国随着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大幅度提高，为了更好地维护和实现自身的国家利益，积极应对复杂的国际环境而作出的外交选择。中国的“伙伴关系外交”是一种新型的合作外交，是对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理念、战略和政策的新发展，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具体坚持，对实现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目标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上述研究中，研究组溃疡消失时间（37.20±11.52）d、症状缓解时间（14.13±5.26）d与幽门螺杆菌转阴时间（23.08±2.49）d均低于对照组，研究组治疗后经胃镜检查结果痊愈率为88.33%，与对照组（68.33%）比较，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由此可见，在抗幽门螺杆菌的含铋四联疗法上加用双歧杆菌四联活菌片治疗消化性溃疡的效果显著。
(3)对照组在练习太极拳后更应当注意对右侧胫骨前肌、股外侧肌的放松练习，实验组更应当注意对右侧股内侧肌和左侧臀大肌的放松练习以消除疲劳。
5.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努力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高度，深刻洞察人类前途命运和时代发展趋势，洞察世界各国相互依存日益紧密的发展趋势，顺应并引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提出了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齐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倡议，为人类社会实现共同发展、持续繁荣、长治久安指明了方向、绘制了蓝图，体现了中国将自身发展同世界共同发展相统一的全球视野、世界胸怀和大国担当，使中国外交站在了时代发展潮流的前列，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感召力和生命力，赢得国际社会普遍赞誉。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以其独特鲜明的理论价值，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共同体的理论宝库，为进一步开拓人类共同发展的新道路、积极拓展中国国际话语权、重构新型国际关系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65页。②钱其琛：《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第2页。③《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1—322页。④《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508—509页。⑤⑦⑧《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5、330、373页。⑥《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297页。⑨《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1986年3月25日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人民日报》1986年4月14日。⑩《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31页。《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74页。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人民日报》2005年12月22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 加强党中央对外事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人民日报》2018年5月16日。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9日。习近平：《弘扬传统友好 共谱合作新篇》，《人民日报》2014年7月18日。
The Development Course and Basic Experience of Peace Diplomacy in New China in 70Years
Qi Pengfei
Abstract :New China′s 70-year peace diplomacy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major historical periods: the period of "peaceful coexistence diplomacy" from 1949 to 1978, the period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diplomacy" from 1978 to 2012, and the period of "great power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rom 2012 to the present. The foreign policy of each period has different periodic characteristics, which reflects the new requiremen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for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The 70 years of tortuous and complex diplomatic course of peace has accumulated rich and profound historical experience, mainly including: adhering to independence and autonomy is the basic position of New China′s foreign policy; safeguarding the interests of the country and the people is the fundamental starting point of our foreign policy formulation; opposing hegemonism and safeguarding world peace are important strategic objectives and tasks of new China′s diplomacy; building a "partnership" is the inevitable choice for China′s diplomacy to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independence and autonomy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and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is the direction of "diplomacy of great power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70 years of new China; independence; diplomacy;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basic experience
中图分类号： D8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19)09-0001-09
收稿日期： 2019-07-0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习近平关于新时代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的重要思想研究”(18BDJ010)。
作者简介： 齐鹏飞，男，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2)。
责任编辑：浩 淼 文 刀
标签：新中国70年论文; 独立自主论文; 外交论文; 人类命运共同体论文; 基本经验论文;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论文;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