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代东西方乐教思想之相通
——以《论语》和《理想国》为例
⊙张娜[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摘 要： 在古代东西方教育体系中，音乐教育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以古代东西方最具代表性的两部著作《论语》和《理想国》为例，书中的乐教思想随处可见。孔子倾注一生精力为实现他最高的“礼制”奔波劳碌，柏拉图为构建其“理想国”殚精竭虑，而乐教则在实现他们各自理想的道路上扮演着重要角色。本文拟以《论语》和《理想国》为主要文本依据，从音乐的条理性、情感性、净化功能、政治作用等几个方面，对孔子和柏拉图的乐教思想做初步阐述。
关键词： 乐教 孔子 柏拉图 《论语》 《理想国》
音乐被誉为缪斯神殿中最动人心弦的艺术，从孔子的“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到伯牙子期的“高山流水觅知音”，到阮籍的“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到嵇康临死时对“广陵散”的决绝叹息；从古希腊缪斯女神的美丽传说，到荷马“只有音乐才配被邀请到欢乐的宴会”，到柏拉图的“一个人的灵魂里没有音乐细胞是不可信赖的”，到古希腊悲剧不可超越的辉煌，音乐教育一直伴随着人类从远古进入高度文明的现代社会，已成为人类文明中不可或缺的美丽精灵。在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古希腊和中国之间虽远隔千山万水，但两种文明不乏相通之处，以孔子和柏拉图为代表的乐教思想就是一个很好例证。孔子与柏拉图都具有极高的音乐鉴赏甚至演奏能力，但他们之所以推崇音乐，根本出发点还在于政治和伦理。儒家文化，其实质就是礼乐文化。“乐”是一种操作性东西，其基础是“礼”，而礼具体而言就是政治。柏拉图对音乐教育教材、方式等的选择，取舍的标准也是道德的，或者说是政治的。所以，不论孔子还是柏拉图，都是将音乐作为一种工具，服务于政治的需要，服务于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国”。那么，音乐自身到底有着什么样的特点、功能，能发挥如此强大的工具性作用呢？本文拟以《论语》和《理想国》为例，就孔子与柏拉图的乐教思想展开论述。
一、条理性、秩序感
众所周知，柏拉图深受毕达哥拉斯学派思想影响，“星球的旋转产生了和谐的声音”，整个宇宙就像乐曲一样。“数、比例和谐”就成为音乐的本质。他赞同毕达哥拉斯的“宇宙的生成和运作体现音乐和数理的原则”的观点，这里是说音乐与数字数理之间的关系，这种音乐上的美是因为数的比例关系作用于心灵而产生的和谐感，是人精神领域里必然之所求，因之，灵魂与音乐的和谐产生了欢快的共鸣。对柏拉图所有思想的分析都不能脱离他的政治立场和政治目的，他的乐教思想也不例外。在他的“理想国”里人们分成三个等级，而每个人的心灵也可分为三部分——理智、激情和欲望，只有心灵的三部分和谐，仿佛音乐中的高音、低音、中音协调美妙那般，才能达到一个人心灵的和谐。“音乐的有规律的节奏运动给人以匀称、舒适的感觉，因此有助于心魂的调养，增强人的自我约束能力。”音乐这种类似于数理的事物，可以提高人的感受能力，使人养成良好的秩序感、顺序，使人变得温文有礼，那么，整个理想国的公民就能各司其职、不越本分，从而达到一种理想的城邦状态。《乐记》有言“乐者，通伦理者也”，何为“伦”？伦即类；何为“理”？理即“职分”也。而音乐本身通伦理，也就是音乐本身蕴含着秩序、顺序。因此音乐能够帮助人理解事物的结构，从而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各司其职，不越职越礼，进而维护城邦的利益。“音乐的有规律的节奏运动给人匀称、舒适的感觉，因此有助于心魂的调养，增强人的自我约束能力。”因此，不论是孔子，还是柏拉图，似乎都已经看到了音乐本身富于秩序、顺序的性质，并且音乐本身的美，不同于礼的繁琐枯燥。
二、表达心情、激发情感
在《理想国》第三卷中，柏拉图认为某一种音调写成的旋律，能够唤起听者的情感或与那种曲调相匹配的性格状态；而用另一种曲调写成的旋律，则能够唤起另外一种情感或与之相匹配的性格状态。正因如此，就需要对音乐表达情感的方式进行限制。柏拉图主张，乐教应当弘扬“勇敢、有节制、虔敬、宽宏之类品德”。“我们准许保留的乐调要是这样：它能很妥帖地模仿一个勇敢人的声调，这人在战场和在一切危难境遇中都英勇坚定，假如他失败了，碰见身边有死亡的人，或是遭遇到其他灾祸，都抱定百折不挠的精神继续奋斗下去。”音乐在平时可以使一个军人严肃、勇敢、慷慨、高尚，而战时则可以鼓舞士气，有助于作战的胜利。柏拉图提倡发扬对身心德行有好处的音乐，简朴、纯正的音乐可以培养优美和谐的品性，陶冶和净化心灵，节奏、韵律能使人举止有节、仪表优美，激发勇敢的品德，而柔婉、悲恸之声易消磨意志，则不应被提倡。孔子斥“郑声淫”，指责郑声扰乱了高雅的音乐。“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矣。”他说到《韶》这种乐舞，艺术形式美极了，内容又好；说到《武》这种乐舞，艺术形式很美而内容稍逊。《韶》是舜帝时歌颂世道太平的乐曲，《武》是周朝初年歌颂灭商武的乐曲。孔子认为舜帝时代的音乐表现“文治”天下太平的局面，而武王时候的音乐则表现的是尚武的风格，虽然音乐美，但内容不善。孔子也说过：“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意思就是，音乐不只是简单的钟鼓等乐器发出的声音，它还有陶冶情操、表达“仁爱”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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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净化心灵
柏拉图经常用“净化”这个词来表达音乐对人心灵的作用。柏拉图认为，“音乐可以消泄人的多余的激情，平调亢奋的心绪，宽抚焦躁不安的神经。对于一个极具忧患意识、对人和生活的不稳定性有着深刻认识的民族，音乐的作用显得特别重要”。音乐的节奏和曲调能够最强烈地浸入心灵深处，如果教育方式适当，音乐的美就可以浸润心灵，使心灵勇敢和谐，但如果教育方式欠妥，心灵就容易扭曲。他说一个刚强的人，如果不经受音乐文艺的训练，很容易受到刺激，变得情绪不稳定，久而久之就会成为一个性情乖张、喜怒无常的人。而音乐教育正好起到一种疏通、引导的作用，塑造善好的道德品质，形成自由高尚的心灵。孔子有言“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是说孔子在齐国听到了“韶乐”后，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想念肉的美味，并且说“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意思是没想到乐曲竟然达到了如此美妙的境地。可见，音乐对于澄净心灵的力量是多么强大。在《论语·泰伯》中，孔子说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从这句话可以看出，以音乐来陶冶情操，净化心灵，培养高尚的人格，最终可达到“礼乐之治”的最高境界。在孔子、柏拉图看来，音乐对心灵的培养、消极情绪的转换具有重要作用，以乐教人，可以感化内心，使人们的内心修养在音乐教育的影响下得到升华、净化，从而推及感染全社会的民众，达到社会道德素质的全面提升。因此，高尚音乐对健康社会风气的引导、对道德修养的培养、对社会陈规陋习的改变，具有潜移默化、“净化”导向的重要作用。
政治与音乐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我国上古时代的典籍《乐记》就说过“声音之道，与政通矣”，音乐直通心灵，是情感和意志的最直接的表达方式，被视为一种迂回的政治工具。儒家提倡礼乐治国，这与其“仁政”理想是完全一致的。《礼记》云：“治世之乐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音乐成了世道兴衰、国政治乱的一面镜子。音乐与政治相辅相成，从中国的“礼”“乐”文化就可以看出音乐与政治的关系。“礼”讲求高低尊卑长幼有序，使不同等级的人分开，而“乐”则使不同等级或同一等级的人之间保持一种和谐的关系，因此，“乐”是把人拉近。因为音乐反映情感，而人的情感是有共同性的，正所谓“善善恶恶”。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不同肤色、不同风俗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人们，所有的那些不同只是现象和形式的不同，人的内在情感和心性则是相通的。这就是为什么在艺术这个大家庭里音乐最善于唤起和传达情绪情感的原因。柏拉图和孔子如此重视音乐的教育作用，正是看到了音乐能够拉近人们的关系，使人们团结在一起，而这又是“礼”、政治法律等很难做到的。
在实践中体现的人类与机器的关系，在理论上表现为认知与计算的关系。认知与计算，这两个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概念，在人类对于心智奥秘的探讨中又有了联系。流行的观点是，认知即计算，计算是基于规则的纯粹的形式符号操作，而人类心智就等同于一台计算机或者“图灵机”。但是，这种计算认知的观念却遭遇了巨大的困难，从彭罗斯的“皇帝新脑”到塞尔“中文屋”论证，反对者提出了一个又一个挑战。在回应挑战的过程中，人们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解决方案。试图回答与此相关的哲学问题。这些回应和解决有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对我们有什么启示？这就是本文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以上几点，我们能够发现，柏拉图和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有很多相通之处，他们都把乐教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和手段，不是简单地把音乐当作审美对象，而是充分利用音乐的审美特征，培养人的鉴赏力、感受力，以及创造美的能力，强调音乐对情感、品质的影响和伦理教化的作用。《礼记·文王世子》中有言：“凡三世教世子，必以礼乐。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礼乐交错于中，发形于外，是故其成也择，恭敬而温文。”由此可看出，音乐教育是陶冶情操、提升境界的重要途径，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方式和手段之一。
参考文献：
[1]柏拉图.理想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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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4]陈中梅.柏拉图诗学和艺术思想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作 者： 张娜，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编 辑： 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