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剧变以来国内民主社会主义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剧变论文,述评论文,民主论文,国内论文,苏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内对民主社会主义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苏东剧变以后,这项研究成为热点,直至90年代中期才渐趋平稳。最近几年,由于民主社会主义各政党为摆脱困境进行的革新以及“第三条道路”理论的兴起,国内学术界对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兴趣又在上升。
一、90年代前期的研究概况
20世纪90年代前期,由于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在东欧剧变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以及大多数东欧国家在剧变之后纷纷转向信奉民主社会主义,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研究在我国理论学术界逐渐兴起。大约从1994年开始,这项研究又总体上趋向平静。热点期研究的基本情况是这样的:
1.苏东剧变是国内民主社会主义研究成为热点的直接原因。苏联解体后,我们认定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是导致剧变的重要原因之一。戈尔巴乔夫提出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就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一个变种,那么,究竟什么是民主社会主义?它的理论和实践是怎样的?我们该如何抵制这一思想的影响?这些问题虽然已不新鲜,80年代以来已经有部分译自苏联的著作和国内学者的研究论著对这些问题作了初步回答,但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国内的政治风波和苏东动荡中滋生的对民主社会主义的全盘肯定性倾向,对我国的影响很大。重新认识这些问题,让广大人民了解和认清民主社会主义的实质,在当时无疑显得非常重要。因此,90年代初在理论界和学术界出现民主社会主义研究热,实为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捍卫反和平演变成果、抵制错误思想观念的需要。
2.对作为理论形态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研究。这一时期的研究最大的特点是政治批判话语占据主导地位,基本上采取否定的态度。在强烈的批判意识主导下,我们得出的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立场和理论观点的基本结论是:(1)指导思想的多元化,消解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惟一指导地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与康德哲学、基督教伦理相并列的一种学说,有的社会党人只把马克思主义看成在某一个历史时期有用的思想,有的只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理论中的某些观点,有的干脆全盘否定和抛弃马克思主义。(2)在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上,以改良代替革命,把针对资本主义的点滴改良当成通向社会主义的惟一途径;敌视现实社会主义,甚至成为资本主义实施和平演变战略的帮凶。(3)民主社会主义所强调的民主、自由、公正的基本价值,具有虚伪性和欺骗性。反映这些基本价值的政治经济制度,实质上就是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变种。
3.对民主社会主义实践的评介。在民主社会主义实践中,瑞典是相对来说比较成功的国家之一,因此,从80年代起我国就有了对所谓民主社会主义实践的“瑞典模式”的介绍,这里边既有对瑞典社会民主党政策和制度特别是“福利制度”的评价,也有对瑞典民主社会主义实践所取得成果的介绍。90年代初,关于瑞典模式所取得成就的介绍相对较少,而对福利国家的批判成为主流。研究者认为,福利制度对于下层人民来说具有欺骗性,并不能解决贫富悬殊问题,广大底层民众依然处于受剥削的境遇之中。事实上,民主社会主义在各国的实践情形差异很大,同样信奉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党和国家,欧洲作为民主社会主义的原生地与亚非拉地区的状况就有较多不同点,即使在欧洲,中北欧与南欧之间、即或同处中北欧的瑞典和德国之间,具体的实践状态也各具特色。可这些问题在这一期间的研究中很少涉及。
4.资料来源。主要资料包括社会党国际和各国社会党的历次代表大会文件以及代表人物的著作,还有个别研究性的译著。这些资料基本上是80年代翻译介绍过来的,比如《社会党国际文件集1951—1987》(社会党国际文件集编辑组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社会党重要文件选编》(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发行)等。研究性著作主要有:费多谢耶夫等编《什么是“民主社会主义”》、托马斯·迈尔等著《论民主社会主义》、雅克·德罗兹著《民主社会主义》等。90年代初出版的主要有:勃兰特等著《社会民主与未来》,中联部资料编辑中心选编《社会党国际和社会党重要文件选编》,吴雄丞、张中云主编的《社会党和民主社会主义人权观》等。需要指出的是,由苏联社会科学院费多谢耶夫等编的《什么是“民主社会主义”》对于这一时期的研究起到特别重要的作用,这本小册子的批判观基本确定了我们批判民主社会主义的调子。
5.研究成果。在苏东剧变后的四五年中,国内绝大部分理论刊物都参与过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讨论,发表了大量的文章,但是,实事求是地说,几近统一的批判内容和叙述方式成为我们客观公正地介绍民主社会主义、评判其功过是非、总结其经验和教训的障
碍,因而有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并不多。当然也有些文章和著作不乏真知灼见、富于启发
意义,如李永清的《当代民主社会主义》。
二、90年代中期以来的研究特点与趋势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研究进入相对平静的时期,但是在研究质量上有了很大的提高,研究方法和研究态度趋向理性化和成熟化。
(一)主要特点
第一,个案化倾向。以某一国家、地区或某一社会党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它们的政策措施、理论主张、实践状况等方面的介绍和评价,使我们具体、形象、生动地了解民主社会主义,特别是其实践发展和社会党的政策调适过程。向文化的《斯堪的纳维亚的民主社会主义研究》是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成果之一,也是民主社会主义个案化研究的成功之作。张月明所著《民主社会主义在东欧》一书在丰富的事实基础上,既清晰地勾勒出了东欧民主社会主义运动嬗变的历史轨迹,又深刻揭示了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特点,为我们理解东欧国家与民主社会主义亲近疏远的历史发展以及民主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剧变过程中的作用,提供了严密的论证。还有不少有见地的论文,如《后福特主义时代德国民主社会主义的危机》、《拉美民主社会主义在拉美现代化中的作用》、《论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对民主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改造》、《波兰的民主社会主义》等,为我们了解民主社会主义在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提供了更多的研究成果。
第二,综合化倾向。从思想、制度和实践层面全面地展示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风貌,徐祟温所著的《民主社会主义评析》是这方面的突出范例。在余文烈主编的《当代国外社会主义流派》一书中,由罗云力所撰写的第三章从理论与实践及其发展的不同视角全面深入地阐述了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现状,是我至今所见的对民主社会主义最系统深刻的研究成果之一。2003年初法律出版社出版的《另一种选择: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研究》主要侧重于从理论、纲领和相关政策三个层面上展开综合分析,作者李宏试图尽可能客观地勾勒出一幅比较清晰的民主社会主义发生、发展的演变轨迹,并加以公正的论析和评价。这本书的问世使得沉寂了不少时日的民主社会主义研究又出现了新的亮点。
第三,深度化倾向。这个研究倾向的特点是能就民主社会主义的某一问题进行深入的挖掘。如,许俊达主编的《民主社会主义哲学源流》全面深入地研究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深层思想构架,梳理了民主社会主义哲学的渊源和流变。另外,在一些论文中,有的学者对民主社会主义的方法论进行了深入剖析,如符建礼的《评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方法论》、郑忆石的《评民主社会主义的方法论》等;有的学者对民主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作了深入研究,如赛晓序的《民主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演变原因探析》;有不少学者研究了民主社会主义遇到的挑战及其应对措施,如罗云力的《科技革命的挑战与西欧民主社会主义的反思》和《西欧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社会基础演变探析》、高继文的《西欧民主社会主义面临的挑战及其政策调整》、唐海军的《欧洲民主社会主义与欧洲社会党面临的困境及原因简析》、李宏的《从消极福利国家到积极福利国家——民主社会主义探索新福利制度》和《从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看民主社会主义的新变化》等;有的学者还从新闻舆论的角度分析民主社会主义,如唐惠虎的《民主社会主义新闻舆论的实践及影响》;王凯成在《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的宗教理论和宗教政策》一文中对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的宗教观、宗教理论和宗教政策进行了初步研究。
第四,注重比较。一是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比较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比较研究》(汪恩健主编)在这方面研究得比较全面和深刻。由赵明义和孔令栋主编的《20世纪社会主义的抉择——科学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从理论形态、运动形态和制度形态三方面比较了两者的异同,提出了学习、借鉴和吸收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想法。在这个问题上,绝大多数学者只重视揭示二者之间本质的不同。杨玲玲在《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对立和思想关联》一文中不但指出了二种理论从根本上的异质性,而且认为,二者之间也存在值得注意的思想关联,如:对资本主义批判的立场、主动应变的精神、运用一切经济组织形式为我所用的思路以及世界一体化的眼光。牛先锋的《试析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绿党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认为,虽然它们之间在名称和形式上都承享着“社会主义”的美誉,但有真伪之别、科学和非科学之分,必须以科学社会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剖析民主社会主义和绿党社会主义。二是民主社会主义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比较研究。曹长盛先生主编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比较研究》是这方面的力作,该书对西欧民主社会主义三大模式(北海—波罗的海模式、内陆模式、地中海模式)的划分和论述在研究民主社会主义的类型学意义上具有一定的独创性。陈林在《民主社会主义三类政党的的社会变革观比较》一文中认为,欧洲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大体上可分为三类:北海—波罗的海地区的工党、内陆地区的社会民主党和地中海地区的社会党,在社会变革问题上三类政党都主张以现存社会为基础,进行逐步改良,反对激烈的社会变革。
第五,注重译介。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在翻译介绍民主社会主义方面的资料过程中充当了主力军的作用。他们不但把社会党国际和西欧各主要社会党近年来的代表大会和决议翻译过来,而且还向理论界奉献了诸如戈尔巴乔夫和勃兰特等著的《未来的社会主义》、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托玛斯·迈尔著的《社会民主主义导论》和《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走向21世纪的社会民主党》这样的精品。此外,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编的《当代国外社会主义:理论与模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佩里·安德森等人主编的《西方左派图绘》(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文版)等译著也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民主社会主义特别是它的发展趋势提供了很好的资料。
(二)最近几年讨论较多的话题
1.随着社会党的社会民主主义转向,关于社会民主主义的话题越来越受重视。这里的转向主要指概念上的。苏东剧变以后,社会党国际内部就是否继续使用“民主社会主义”一词作为它们的理论和实践的名称,引发了更大的争论,越来越多的社会党人认为,应该恢复社会民主主义的用法,而且在1992年以后的社会党国际文件、社会党国际的刊物《社会党事务》和重要人物的讲话中,“社会民主主义”一词的使用频率明显比“民主社会主义”更高。透过用词上的转向,我们看到的是民主社会主义运动的深层次变化。王学东、陈林等人所著的《九十年代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的变革》比较详尽地阐述了这一变化,这本书涉及90年代西欧社会党的发展态势、民主社会主义的危机、社会民主主义的“神奇回归”、西欧各主要社会党的政策变化以及各式各样的新社会运动对这场变革的影响等方面,涵盖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谓社会民主主义“转型”、“复兴”话题中的基本内容。
2.随着“第三条道路”理论的兴起,关于“第三条道路”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成为热点。20世纪90年代中叶,世界政治中最壮丽的景观莫过于左派的重新崛起,英国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院长安东尼·吉登斯撰写的《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不但为欧美政坛上的中左派走第三条道路的尝试作了理论上的阐述,而且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关于第三条道路理论的大讨论。从90年代后期起,我国学界关于第三条道路理论的研究渐渐升温。从方法路径上看,国内这项研究基本上着眼于:一是以介绍为主,重点是把西方特别是持第三条道路立场的一些代表人物,包括著名学者和政治家的观点介绍过来,并且密切关注正在进行的争论;二是以评论为主,基本上能够客观地评说第三条道路理论和实践中的新思想和新策略,但是在结论上总喜欢以批评性的腔调来言说自己的观点,比如试图论证它是“新路还是旧途”、实质上是旧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翻版、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剥削性质,等等。
3.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稳步推进,关于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特别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联系与区别的研究,成为急需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由于民主社会主义与现实社会主义水火不相容的历史,更由于苏东剧变中民主社会主义扮演的反动角色,我们对它一直高举着批判的利剑。但是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对一系列“左”的问题的突破,随着我们对社会主义认识程度的加深,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过程中,说了许多科学社会主义的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大胆尝试了许多前人没有做过的实践方式。有些人据此便推定我们国家将要走上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甚至断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民主社会主义。针对这样的思想,我们不能不作出理论回应。其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早已不是什么理论难题,20世纪90年代初的研究中就有了非常明确的定论。现在的问题是,该怎样看当前我国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成果中类似于民主社会主义的东西?这也是中国当前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之一。这个问题的另一面,也就是如何正确看待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的问题。中国的发展拒绝民主社会主义,但并不等于要拒绝民主社会主义的一切观念和做法,以科学务实的态度重新认识民主社会主义和西方社会党,辨别其理论和实践中的消极因素和积极因素,对于消除对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种种不恰当的疑虑,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正确方向,是极为重要的。吴江教授在《瑞典式社会主义考察》(载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3期)和高放教授在《如何看待民主社会主义的发展》(载于《科学社会主义》2003年第2期)中,提出对待民主社会主义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特别要正确区分出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对我们有价值的东西,这一思想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4.福利制度、瑞典模式虽然正在受到各方面的挑战,但我国学者对这个领域的研究依然兴趣未减。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学者对福利制度特别是瑞典模式的研究倾注了大量的热情,作为民主社会主义实践的成功典范,瑞典的福利制度模式不但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左派政党所推崇,而且曾一度吸引了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目光。可事实上,就在我们的研究兴起之时,福利国家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并渐渐走向了衰落。即便如此,我们对它的研究兴趣没有随之消退。福利制度在实现民主、公平、效率为导向的实践中所尝试的办法和措施,实施这一制度的国家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人民利益的满足程度以及民主的实现程度,它们在现代化过程中应对各种矛盾的思路,对我们国家当前的实践无疑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最近几年我们不但继续关注其取得的社会成就及其经验,而且更多地在注视其发展动向,作为民主社会主义最动人之处的福利制度将何去何从,我们正拭目以待。近几年这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有:杨迟在《国际论坛》上发表的《瑞典模式的演变及当今瑞典社民党的政治定位》、高锋在《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上发表的《瑞典社民党的理论、政策创新与瑞典历史变迁》。吴江教授的长文《瑞典式社会主义考察》列举了杨启先《一篇迟到的考察纪要》中所述的瑞典当前的社会事实,认为,民主社会主义作为走向社会主义的另一种模式同样有其历史必然性和正当性,并转述杨启先的话说:“如果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我们就不难发现,除了其在政治上的是非暂时还难以作出一般都能够接受的结论以外,在经济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所要求的,无论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还是实现分配公平、社会公正、保障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应有利益等方面,其成就都是很大的。”这样的大胆思考可谓发人深省。
5.对社会党的政策调整及现代化走势的研究也是我国学者关注的重要问题。民主社会主义在90年代前期遇到的前所未有的困境,是社会党进行政策调整的主要原因。在改革的旗号下,西欧各社会党进行了一次大刀阔斧的革新运动,内容涉及思想理论、社会经济政策、国际国内政治处理方式等各方面。除了前面讲到的提出新式第三条道路理论、改革福利制度、回归社会民主主义等内容外,还包括应对全球化、关心生态建设、提倡全球治理等。世纪之交,全球化进程加快、进一步改革福利制度的需要更加迫切、右翼势力重新抬头等一系列新的问题,使欧洲各国社会党开始了新一轮的改革。《国外理论动态》、《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当代世界》和《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等杂志大量介绍了关于西欧各主要社会党近期的政策调整和理论变化的情况,在此基础上发表了不少国际国内研究者的成果。难能可贵的是,国内学者不是仅仅满足于介绍,而是能透过现状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这一变化进行科学分析。
三、当前的问题和出路
最近几年,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话题似乎很少被人提起,但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延伸出来的问题没有被人遗忘,而是在社会民主主义或“第三条道路”的题目下成为世纪之交我国西方社会主义研究中最受人关注的部分。总的说来,我们的研究是成熟的和科学的,能透过现象看本质,通过表象抓规律。但是,不足之处亦很明显。比如:第一,名称及其涵义的混乱问题还没有解决。有的学者把民主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作为等同的概念。第二,研究范围的不确定性。时间上,民主社会主义是指从第二国际时期的修正主义思潮到当前的“第三条道路”的整个发展过程,还是仅指1951年社会党国际成立后社会党的理论和实践?就是在同一国家,社会党执政时期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但在野时期是否还算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其实,这个问题与前一问题是相互关联的,面对这个庞杂的思想体系,名称上的混乱让我们很难准确界定民主社会主义的时空域。第三,价值评判上出现从全盘否定到全盘肯定的偏差,这两种态度都是极其不成熟的研究思路。在这个问题上,真正做到实事求是确有其难。但是我想,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的民主社会主义研究,应该是克服这种偏差的惟一办法。第四,不能把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民主社会主义的实践结合起来研究。民主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受到我们的较大关注,原因之一是它的实践效果。把理论同实践相脱离来研究民主社会主义,研究理论的看到它反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容易走向全盘否定,研究实践的看到它的成就而容易走向全盘肯定。
当前,与民主社会主义相关的问题不是消失了,而是依然存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意识”里。所以我以为,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研究不会从此沉默,而是存在再度兴起的契机。首先,民主社会主义是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现实社会主义之外的、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发展的社会主义运动,不管成败得失如何,这毕竟是一种有益的尝试。这个尝试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肯定是有益于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借鉴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对我们应该有更多的可利用价值,但是这个藏宝地并没有完全被我们所发掘。因此,继续深入研究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价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需要。其次,从经济建设层面看,民主社会主义关于强有力的宏观调控的思想和措施、体现“民主”和“平等”基本价值的分配制度、重视效率的社会所有制结构等等方面,虽然目前在实践过的国家普遍遭到责难,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些制度同它们的国情相结合的角度,分析民主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曾经是怎样取得较好实践效果的,特别是北欧国家在民主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是怎样促进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由此找到民主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策略的合理性所在。再次,我们还要在民主社会主义最近一二十年的实践中,分析社会党走入和走出困境的制度因素、意识形态因素、价值观念因素、文化因素、国情因素以及国际环境因素,探讨民主社会主义的前景。最后,针对当前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民主社会主义相等同的错误观点,我们需要进一步把握两者的差异和共同点,在认识民主社会主义的制度实质中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实事求是地认识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总之,由民主社会主义引发的问题是我们观察分析当今世界的重要一面,是我们认识世界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我们进一步拓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思路和实践思路的重要途径。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更加深入地研究民主社会主义,可以更加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视野,进一步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理性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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