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文化心理：拉康的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现代主义论文,理论论文,心理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雅克·拉康（Jacqes Lacan，1901—1981）是当代后结构主义思潮的一员骁将。他的理论独树一帜，而且远远超越了心理分析的范围，对西方当代文学和文化的研究都有一定影响。目前方兴未艾的西方女性主义文化批评家们就把拉康看作自己的理论先驱之一。正像一位女性主义批评家所说：“这些女性主义者对男性思想家从柏拉图和笛卡儿到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雅克·拉康和雅克·德里达，都发生挑逗性的冲突”。（注：桑德拉·吉尔伯特、苏姗·格巴：《镜与妖女，对女性主义批评的反思》。转引自《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张京媛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80页。）在她提到的这些思想家中， 拉康的学说艰涩难懂，很有必要对其主要观念进行辨析，以便进一步了解拉康。
拉康曾在巴黎高等师范学习哲学，在巴黎大学学习医学，后来在巴黎圣安娜诊所、高等学术研究院任职。拉康于1966年创立“巴黎弗洛伊德学派”，从而使法国成为当代精神分析的一个中心，他连续30年主持一个著名的讲习所，参加者皆是法国的哲学家、学者与作家，当然也有各专业的大学生。他的许多惊世骇俗的演讲与销路极畅的专著，使他被称为“弗洛伊德之后最有影响和褒贬不一的精神分析学者”，（注：Literature and Psycho-analysis,Edited by Shoshana Felina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Baltimore and London,1982,P.507.）或是“现代精神分析行列中最有独创性的人物。”（注 ：塞弗等：《马克思主义对心理分析学说的批评》，商务印书馆，1985，第226页。）
弗洛伊德之后或称所谓的后弗洛伊德主义者们，几乎各自有其独特的观念，正像巴辛谈到他们时所说：“这一历史实际上是这样的一根链条，他们不断地‘分裂’而又不断地组成许许多多独立的小派别（开始时在正统心理分析学说的范围里，其后逐渐开始越出其范围）”。（注：塞弗等：《马克思主义对心理分析学说的批评》，商务印书馆，1985，第217页。）拉康本人自认为是忠于弗洛伊德的， 他曾把自己《著作集》中的文章以《弗洛伊德学派丛书》的名义出版。
实际上，拉康的学说明显受到60年代后期法国后结构、解构主义思想的影响，把精神分析与这些观念糅合在了一起。依照J.M.布洛克曼（Broekman）的说法：“拉康并不想创立一种新的精神分析理论，而只是企图把弗洛伊德的理论提高到科学的水平”。（注：J.M.布洛克曼：《结构主义：莫斯科—布拉格—巴黎》，商务印书馆，第106页。） 他这里的“科学的水平”指的即是结构主义方法。那么拉康到底是如何完成这一重任的呢？
一、概念的变迁：自我与镜像阶段
拉康与其他后精神分析理论家一样，也满意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特别是对其中的本我、自我、超我的概念更是骨鲠在喉。
中心概念是“自我”，弗洛伊德认为自我是具有防御职能的，它也是“本我”和“超我”之间的中介，起一种缓冲作用。首先是精神分析学者加特曼在《个体心理学和适应问题》中提出，不能把“自我”看成是本我和超我之间的适应层，它是一个独立的组成部分，是随着心理的逐渐发展和成熟而形成的，是“独立的自我”。他用“neutre”（中立）来代表自我，表示它不是本我与超我。
另外一个精神分析学者梅拉妮·克莱茵（M.klein ）在她的《心理分析论文集》中，提出了更为生动、具体的“自我”形成过程。她认为自我的形成远比一般精神分析理论所认定的时间要早，其萌发是在俄狄浦斯情结前的婴儿时期。对于婴儿来说，世界是分为两部分的，他开始逐渐区别开内部与外部世界：内部即母亲的身体，外部是客体，是排泄物等。客体是“令人恐惧的”，婴儿的主要能动性在于克服恐惧。而恐惧为什么会产生呢？并不是由于客体的存在，而是由于主体对客体作了不同的区分，分为好与坏两类，坏的客体刺激主体产生恐惧，从而确立主体意识自我维护的功能。因为在此之前，婴儿所具有的只是一种本能即吮吸和咬，本能来源于古代人类食人的特性，经过置换遗传而来。婴儿的本能维系着他同母体即内部世界的联系，当他的要求在内部世界得不到完全满足时，婴儿产生幻想并通过幻想与外部世界联系。外部世界即客体，不但是幻想的内容，同时也是婴儿用以反对得不到满足的内部世界的工具，反抗和斗争都是幻想性的。自我就是主体从对内部的幻想被外部的现实所代替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自我’的发展和同现实的联系有赖于‘自我’在发展初期顺利地抵抗那些恐惧的环境的影响能力”。（注：塞弗等：《马克思主义对心理分析学说的批评》，商务印书馆，1985，第8页。）
拉康的“自我”概念正是在这些人的自我概念的基础上形成的，特别是加特曼关于自我的中立性和独立性。克莱茵的自我形成过程与主体、客体之间的联系，都对拉康的自我形成产生了作用。
拉康自我的中心是一个新概念：镜像阶段（he miRRor stage）。 他认为，儿童在半岁至一岁半之间为这一阶段，时间在俄狄浦斯情结阶段之前。这个时期，当大人抱着孩子站在镜子前时，会发生这样一种情况：他会在镜子中认出自己，不像动物那样毫无反应或只是产生一种惶惑，或者把镜子中的映像认成别的动物。儿童则会把镜子中的映像与自己联系起来，确认自己。这时，他会产生一种异常的兴奋，以表情或动作表示自己的感情。这个阶段是主体与本人认同归一的过程。在此之前，自我与母体是同一的。是在想象或幻想中同一的，直到镜像阶段，主体才正式确立了自己，从意识上形成自我。
儿童照镜子时旁边有伴随的大人，儿童从镜中看到自身与他人不同，在确立自我的同时，也就确立了他人。他人，一方面与自我对立，带来心理上的压力、焦虑和敌对意识。在某种意义上，他人代表了人类和社会。自我迫于他人的压力，不得不对内和对外发动攻击，以维持自身的平衡。于是有了对内的宣泄和对外的侵略，扩而展之到社会范围，才有战争和争端。另一方面，自我又与他人认同。“儿童知道了他曾经被打过，他看到别的儿童跌倒，他自己就哭了起来。同样，由于与他人认同，儿童生活在一种由于慷慨的虚饰而产生的反应光谱之中。”（注：“L’AGGreSSivite’.en Psychanalyse”,Ecrits,P.113.） 儿童感受到自己是人类的一员，他必须与他们友好相处，服从社会给予他的命令。尽管这种关系是虚幻的，但它约束指导自我，使自我与他人认同。特别是在敌对性联系中，例如奴隶与暴君、演员与观众、牺牲品与勾引者之间，促成一种互相承认和认同的关系。
镜像阶段作为自我观念产生的关键，是拉康的发明，他把弗洛伊德的自我与儿童心理发展的一定阶段联系起来，赋予自我新的意义并且给它以时间定格，从而使自我概念在现代哲学中得到更广泛意义上的运用，特别是在后现代主义的著作中，拉康的镜像阶段与自我概念更是屡屡出现。
二、心理符号化
拉康对于心理分析的贡献并不只限于个别概念的改造，他的目标是要用语言学方法来重新建构现代精神分析，这一建构的要点自然是意识这一基本范畴。
拉康认为仅仅从无意识活动的表象来理解语言的意义是很不够的，他要从本质上揭示心理活动的意义。用F.杰姆逊（Fredric Jameson）说拉康的话，他“不是让弗洛伊德离开语言学，而是把语言理论从弗洛伊德的实践限制中解放出来……”。 （注：Literature and Psycho-analysis,Edited by Shoshana Felina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Baltimore and London,1982,P.386—P.387.）拉康选择了索绪尔语言学理论来建构自己的学说，在此他借用了索绪尔的著名公式S／S。上边的S是能指（signifier），即事物的代号，下边的S是所指（signified），即代号所表示的具体事物。在索绪尔看来，两者之间的关系属于约定性的，没有特别的规定性法则，例如我们称水的物质为水，只是约定俗成而已，而拉康则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即儿童心理来研究二者的关系，使之获得了发生认识论的理解，由此把约定关系改变成心理分析的置换联系。
他认为，在现实生活中，符号形成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而是三个级（order）的层次性和空间性（space）的发展过程。每个层次上都有不同的概念意义，在历时性的发展中，仍保持有共时性的内容。
首先在镜像阶段，幼儿经历了想象级（imaginary order）， 产生想象物（imaginary），就是幼儿的幻想， 幻想最初来自主体本身受到母体的填塞，“它们正是那些填充物，它们充塞主体自身，以与客体认同”。在与客体作用中，在场的外部世界，成人世界的经验和幻想，带有空间性质，补充了想象物。幻想也不是游丝般的飘荡无根的，它像飞在高空的风筝，受到一根线的牵动，这牵线即自我（self或ego ）结构，自我一直与他们进行着互相牵制、互相作用的斗争，存在着自我的侵略性（aGGreSSivity）和自恋的特性。
在心理发展的下一阶段，想象进入符号级（symbolic order），转化或象征物（symbolic）或称符号体，其实就是成为语言本身。在拉康之前，克莱茵曾在《符号形成在自我发展中的重要性》中表达过类似的意见，她也承认“那幻想的内容（母亲身体的），那指向反对她身体的内部的淫虐狂，构成了最初的和基本的对于外部世界和现实的关系”，（注：MelaLLie Klein,Contributions to Psycho-anal-ysis,1921—1945,London.Hogarth PreSS,1950,P.238.）只不过她并不认为焦虑和恐惧能使儿童形成符号体。同时，拉康的符号体或是语言，与索绪尔的语言含义完全不同，也与弗洛伊德的语言不同。正像H.C.阿普托诺莫娃所说，拉康的语言，不是普通的语言，而是“某种与语言的推论有关的东西，某种构成这一原则的内在机制。”（注："Bonpocы Хилософии",1973,11,C[,TP] 147.）拉康的语言符号尽管十分晦涩， 但仍有线索可循。首先，语言的功能是与父亲的名字（thename-of-the-father）联系在一起的，”那个名字，无论它多么模糊，都指明一个特定的个人——这是准确地通向人类环境的主要过程所在，如果我们必须说出某个人成人之时刻，我们会说，就是至少在那瞬间，他进入某种关系”。（注：Lacah J.Le Seminaire,I,P.178.）在语言序列中， 名词——父亲的名字，使儿童意识到他将成为那个人，将要继承父亲的位置，成为符号级的存在物。当然，父亲的名字在这里是贬义的用法，实际上是各种社会关系，各种文化、社会的因素。有人把它与弗洛伊德的超我相等同，看起来似乎有理，实际上抹煞了拉康这一概念的独创性，因为拉康的概念都是置于语言的框架之中的，脱离这一框架也就失去其意义。其次，语言符号有一种根本特性，就是它的可被置换性。在置换的过程中，事物被符号化，并且借助符号之间的联系获得新的真实的意义。此意义又不是僵死不变的，它处于流动与追逐之中，特别是在符号之间的互相作用下，又能产生新的功能和意义。
不难看出，拉康的符号级结构显然与两个人的学说有密切关系。一个是索绪尔的观点，即只有符号是真实的存在，而事物则因符号的存在才得以阐明，符号是一实体。另一方面则受解构思想影响，解构主义比索绪尔的高明之处在于看到事物之间的联系不是固定不变的，所谓的约定关系也只是相对的。符号进入符号系统后，只起到某种限制定位的作用，它也参照符号之间的置换和追逐过程，但不再有不变的约定含义。
最后，符号才进入第三级：现实之物（the real）。这是一个更为艰涩难懂因而导致众说不一的概念，大概是由于不好归纳，拉康本人也未能精确说明它的含义。他说：“现实之物，或是被这样感觉到的东西——是完全不被符号化的东西。”（注：Lacah J.Le Seminaire,I,P.80.）这个定义甚至违背了形式逻辑中定义的戒规，用排除法来定义 。很多学者为了说明这个概念煞费苦心，伊丽莎白·莱玛说，现实物是人的愿望目标与所得到的东西不符合，她还用了个比喻来加以说明：路易·布纳尔的电影《模糊的愿望目标》说的是一段爱情故事，恋爱的一方是由两个演员扮演的同一个名叫肯西塔的女人，表现了恋人心目中的形象与真实的不符，而想象中的那个女人形象又是飘忽不定、不可捉摸的，就像“现实物的存在”一般。（注：参阅安纳·杰弗森等著：《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概述与比较》，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145页。）。
克莱芒则说：“这是一种处在知的彼岸的东西，……处在错觉范围之外，处在镜中映像的范围之外；它是牌局之外的东西。然而，它是永远在场的。它‘已在此地’了，而想象性的东西仅是它的预先动作的结果。”
如果我们把拉康的概念与弗洛伊德的体系相比较，可以从中看到现实之物的意义。弗洛伊德的自我与拉康的想象之物相类似，而超我则与符号之物相似，那么，现实之物就相当于欲望以及主体愿望的客体。三者之间处于三角形的位置关系。依照拉康的推论，主体从婴儿起就已受到客体的作用，从而产生了愿望。现实之物即是愿望的客体。在婴儿发育史上，婴儿从母亲的乳房上被挪开后，便失去了愿望客体。如果用父亲的名字来代替符号物，那么就用母亲来代表现实之物。因此，它处在想象和符号之间，代表虚幻的现实。拉康和弗洛伊德一样，都把个人心理的理论框架用于人类的社会历史。现实之物就是历史的真实。人们所从事的研究包括历史和理论，都不过是一种把握和描绘历史现实的愿望，但是，正像拉康所说，现实之物是不能用符号代表的，所以任何描绘无法再现历史与社会的现实。
这三个概念之间不但密不可分，而且在拉康的体系中，它们似乎也没有严格的界限，有时竟会互相融合起来。它们作为三个极，被说成有历时性的特征，但有时又成为共时的存在，这种混乱和交错，也是拉康体系的一个特点。他自认为这是自己高于普通结构主义者之处，带有解构的特性，但却不愿表明这一点，只声称从黑格尔的辩证法中受到了启发。
三、不是结论的结论
拉康的治学方法以广取博撷见长，除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外，他从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结构—解构主义文本分析、索绪尔语言学、数学中的拓朴学、逻辑学、形式分类法等不同学科和流派中吸取了不少有益的东西，这样，固然使他的著作显得精采纷呈，但其错综不一的阐论，也不免显得杂乱和缺乏完整体系。他的学说的立足点，基本表现在两个方面：无意识物具有一种语言的结构；主体无意识是他人的言语。
弗洛伊德在《释梦》一书中，已经提出了梦的象形符号字母作用，或称为整码法（cipher method）， 前意识吸引意识的性质可能与语言符号的记忆系统有关。克莱茵进一步把物质现实规定为意识中的字母，即象形符号。拉康则明确指出，无意识与意识之间的关系就是语言中的实在者与表示者的关系。
拉康把弗洛伊德解释梦的两个重要方法即凝缩（condensation）和移位（displacement）与语言学两个概念隐喻和换喻相等同。凝缩＝隐喻，由于不同事物某一方面的类似性，使它们之间可以联系起来，比如以花朵来喻儿童，遂有儿童是祖国的花朵之说，以幕布喻夜而出现夜幕的概念。移位＝换喻，换喻更具有结构成份之间的空间邻接性，例如“家有几口？”中，用“口”来代替人，“铁蹄”被用来代替侵略者等等。拉康不断地使用语词之间的两种作用方式来代替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方式。在弗洛伊德的《释梦》中，凝缩用于梦的构成，病人伊玛是由弗洛伊德的女儿（也叫伊玛）、一病童和弗洛伊德的太太等人的特征汇集而成的。移位在梦的构成中，替代了实质的东西。例如，从弗洛伊德的舅舅对一把漂亮大胡子的追求推断出对功名的渴望。
拉康使用精神分析和语言学结合的手段，自由运用、解释无意识现象。从他对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一剧的分析，与弗洛伊德对此剧的分析的比较中可以看出，拉康的分析更趋于荒诞。他说：“我只是奇怪竟然没有人指出奥菲莉亚OpheIia是O，phaLLos……”。PhaLLos译为菲勒斯，即阳具的作用，在女性主义文化批评中称之为菲勒斯主义，含有父权制、男性中心等意义。他把菲勒斯看成是愿望的客体（有时又是主体），在各种隐喻和换喻中连续转变，成为哈姆雷特的父亲，父亲死后又由其叔父置换，也是鬼魂、他人。拉康在分析爱伦·坡的小说《失窃的信》中，运用了信（letter）一词的另外一层含义“印刷或书写的字母”，因而转变为传达工具——能指，等等。
拉康仍然忠实于弗洛伊德，他把性愿望（sexual desire ）保留下来，但又改造了弗洛伊德，使个人欲望成为语言的结构，不过仍然保持着本性：对安慰的要求，对愉快（plaisir）的要求。在语言结构中， 它是一个换喻（metonymy ）的作用， 而症状（精神病表现）是隐喻（metaphor），就是主体的精神意愿，这是在符号形成过程中存在的。而在能指系列中，可以使心理的能指从一个客体转到另一个客体，如上文所指出的，是它的不确定性。但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都是相对应的，有此必有彼来对应，就像记号和位置之间的关系一样，由此也就产生了由这个位置所代表的愿望的指向的、但无法满足的东西——所谓不在场的东西，也正是换喻——愿望得不到满足的原因。
由此拉康得出结论：无意识是他人话语的结构，其思想来源在于儿童在镜像阶段就已经把虚幻的“他人”影像作为幻想的客体，而且对于人本身来说，主体也不过是幻想的奴隶而已。此外，无意识在语言中外化，成为符号物，变为他人的话语。
有趣的是，拉康把他所强调的运动过程，又看作是特殊的变化。他称之为“莫比乌斯带”的数学过程，即先把一个带状物的一端旋转一百八十度后与另一端粘上，这样就可以成为一个单侧曲面的圆环，也成为水平面，就是说，从原来端面出发已经在不知不觉中经历了一个大转变。人的话语表达也是这样一个链状，即从主体出发，最后变为“他人的话语”。
最后必须指出：正如德里达等人与拉康的一些研究者所说，拉康晚期著作中的观点与早期相比有较大不同，比如符号级、“好”与“坏”的道德评判标准等论述都有新的发展，个体心理学逐渐为历史文化的心理学批评所替代，等等。但是，拉康的主要思想观念却没有太大变化，也许是无法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