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勤艺[1]2016年在《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文化资源开发研究》文中指出人类开展的一切具有目的性、生产性的活动,都不过是物质、能量、信息等这些资源,通过一定的途径、手段、方法进行传递或转化的过程。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开展,也必须有其资源作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然而,中华民族有着辉煌的文化创造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正是这种文化精神支配和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思想信念、价值取向与行为方式,并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历史前提和重要现实语境。充分重视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开发的研究,是思想政治教育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中,在当前所面临的复杂社会环境、文化环境中披荆斩棘、奋勇前进,以自身的文化土壤阻抗多元文化侵蚀的必然选择。本文研究从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文化资源开发的概念界定入手,以“为什么开发”→“开发什么”→“如何开发”为逻辑结构展开,共分为四个部分进行论述。第一部分(第一章、第二章),以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文化资源开发的概念界定是本研究的逻辑起点,科学厘清相关概念,奠定研究的重要理论前提。并历史地分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以及新时期关于资源、关于传统、关于文化的相关与论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揭示新时期关于传统文化资源的开发的基本理念,同时还借鉴了经济学、社会学和教育学中关于文化或资源的相关理论,是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文化资源的科学、合理开发的重要理论指导与基础。第二部分(第叁章、第四章),主要回答了为什么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文化资源开发的问题。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文化资源开发的现实境遇的分析,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命运沉浮的梳理和中国传统文化之于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讨论。深刻认识我国传统文化的断裂之痛、迷失之思、发展之需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文化资源开发的历史前提；深入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的必要性、可能性和有效性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文化资源开发的现实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文化资源开发存在的优势与问题,是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文化资源开发研究的重要现实依据。第叁部分(第五章、第六章),重点回答了要“开发什么”的问题。基于并不是所有的传统文化资源都有待于思想政治教育进行开发的考虑,本文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文化资源开发的领域限定问题。主要是为了区分传统文化资源开发与其他性质资源开发的本质差异。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文化资源开发的目标,既要满足保护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需要,又要满足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提高和文化本性的需要。原则问题的讨论,是对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文化资源开发工作的方向与指引,也是传统文化资源开发过程应遵循的尺度。在开展传统文化资源开发工作过程中,必须遵循承续本真原则、可持续性原则、以人为本原则、实效针对原则,这是是合理开发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文化资源,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文化资源开发目标不偏离正确轨道的重要原则与保障。第四部分(第七章),是本文研究的落脚点,重点回答了如何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文化资源开发的问题,实践性问题的回归也是本研究的最终指向。探索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文化资源开发的具体方法与实现路径,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文化资源开发工作的的经验总结和提炼。简单地说,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文化资源开发的具体方法有深入挖掘法,合理规划法和分类整合法。而运用这些方法又必须结合现实条件作为前提,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传统文化资源开发,以现代应用技术推进传统文化资源开发的平台搭建,以交流互鉴拓宽传统文化资源开发的视野,以国民教育营造传统文化资源开发的氛围是完成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文化资源开发必经的路径或渠道。
许青春[2]2012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传统文化基础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如何对待本民族传统文化,一直是中国近代以来一个长期争执、悬而未决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对于这个问题给予了正确的原则性回答,但这个正确原则在极左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严重破坏,以致在改革开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不要继承传统文化的论争仍在继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恢复了对待传统文化的正确方针,但由于长期受“左”的思想影响,在继承传统、推陈出新方面总的说来还是破的多立的少。20世纪末期至今,从执政党到学术界和民间对于传统文化的认识越来越全面和深刻,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共识。可以说,能否处理好传统文化与党的理论创新的关系,既关系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顺利进行,又关系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也关系到中华民族文化的前途命运。但直到今天,在如何继承和弘扬的问题上还存在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继提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的号召之后,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进一步强调,优秀传统文化“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提出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并发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号召,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明确优秀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党的理论创新中的地位和作用、对在新的实践中如何更好地在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做出有益的探讨。本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求进一步阐明传统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动态的视角从整体上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传统文化基础；对以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途径、机制与特色等进行探讨和总结；提出在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路和主张。全文分为导论、正文和结语叁个部分。导论部分对研究对象、研究意义、研究思路、可能的创新点以及研究方法等进行了说明,对学术界研究状况进行了梳理和述评。正文分五章进行论述。第一章论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的历史必然性。其一,这是文化发展规律的要求。文化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自身的发展规律。任何时期任何文化形态的发展都必须遵循这些规律。从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文化发展的相对独立性规律要求社会发展必须高度重视文化的发展；世界文化发展的多样性与民族性规律表明保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民族性是中国文化自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重要条件；文化的发展是在传承基础上的创新,这就要求我们既不能抛弃传统,又不能抱残守缺；文化在交往中发展的规律表明,以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吸纳一切文明成果,是继承文化传统、发扬光大本土文化的必要条件；文化发展的时代性与先进性规律表明文化的发展在于文化的不断创新。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规律来看,一脉相承是中国传统文化绵延发展的精神根基；思想自由是文化发展的重要条件；文化开放是文化发展的必要条件；文化自觉是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因。这就要求我们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承续中国文化之脉,发扬光大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其二,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之一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因此,以传统文化为文化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面临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任务,而中华民族复兴的根本在于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怎样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目前的重要历史使命。其叁,这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失去了民族传统,就失去了民族文化的遗传密码,因此,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必须承续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中华文化。其四,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是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文化基础的内在根据。此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在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上的经验与教训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传统文化为基础提供了重要借鉴。第二章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以传统文化为基础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进程及取得的主要成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怎样正确认识传统文化在新时期文化建设中的作用、怎样利用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文化大革命”后的十余年问,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的论争又出现了一个高潮。面对新的全盘西化论、文化保守主义等,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人主张在坚决肃清传统文化中的封建主义思想残余影响的基础上,继承传统文化的永恒性价值,并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改造和创新。这一时期在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提出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人本思想、改革开放理论、“小康社会”理论等。20世纪90年代以来,江泽民等中国共产党人在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的一贯正确原则的基础上,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的地位提高到关系民族振兴和存亡的高度上来进行继承和弘扬。这一时期,古老的“和而不同”思想获得了新的生命力；以古为鉴,提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对传统变易思想进行马克思主义新解读,提出“与时俱进”的理论；借鉴传统治国理念和治国方式并加以综合创新,提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提出在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基础上培育新时期民族精神等。新的世纪,胡锦涛等中国共产党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综观国内外大势,更加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发出了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的号召,提出建立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等并作出了具体的部署。在理论创新上的主要成果是：在传统朴素唯物主义基础上提出“求真务实”观念；在传统民本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以人为本”理念；在传统天人观念的基础上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理论；在传统“和合”思想基础上提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理论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传统文化为基础是一个连续性与阶段性相统一的过程。连续性表现为一贯性、稳定性和原则性,阶段性表现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上,又较之前一个阶段更加理性、更加自觉、更加完善,并以新的成果不断拓展以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广度和深度。第叁章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以传统文化为基础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鲜明特色及基本经验。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都是中华文化的新形态,都以传统文化为基础来不断创新和发展自身,二者一脉相承,因此具有许多共性。但也各具特性,后者不仅表现出领导人的智慧个性的不同,更有时代背景的不同以及由此决定的需要解决的时代课题的不同,同时在理论品格、实践品格等方面也表现出不同的特征：更加表现出指导思想一元性与文化发展多样化的统一、时代性与继承性的统一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开放性与自主性的统一、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的统一等特征。不仅如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以传统文化为基础进行创新和发展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确立了基本原则和框架,开始了制度化建设,并开始酝酿文化体制改革,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众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但在认识的深度和涉及的广度上还较欠缺,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和较大的社会影响；江泽民等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文化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更加深刻,大力倡导继承和发展祖国优秀传统文化,除身体力行外,还注重加强制度化建设,开始进行文化体制改革,大大激发了大众的热情和力量；胡锦涛等中国共产党人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意识,高度重视传统文化的地位和作用,开始全面利用传统文化基础以促进文化的大发展和大繁荣,文化体制改革不断取得重大突破,文化生产力得到大大解放和发展,人民群众的文化参与意识和能力都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从邓小平理论到科学发展观,文化发展观日臻完善,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更加全面和科学,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利用日益广泛和深入,更加注重依靠集体和群众的智慧进行文化创新。第四章探讨了中国共产党以传统文化为基础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途径与机制。以传统文化为基础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途径包括：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着的契合之处为二者的相互结合提供了桥梁和基础。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内在要求,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客观要求。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实质上应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民族化,也就是要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切实做到“四个分清”,使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沿着正确的轨道进行。二是优秀传统文化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实现民族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化。实现民族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化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和认识“传统文化”,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并在新的历史体条件下创新传统文化。在“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化的问题上,同样需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面而科学地认识我们的传统文化,注意克服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叁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时代化和大众化,这与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民族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化相互融通、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统一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总过程。以传统文化为基础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机制包括：一是政坛与论坛的互动机制,即党的理论创新不仅依靠领袖人物的远见卓识,更要寻求专家智库的智慧支持,大量吸收和参考理论界和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注重理论创新的科学性。二是群众参与机制。以人民群众为传承祖国优秀传统文化、创造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主体力量,引导群众发挥主体性和创造性,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党的理论创新的智慧源泉。叁是国内国际文化交流机制,这是新时期党的文化交流价值观的体现。无论是本民族文化内部各种文化之间,还是世界各民族不同文化之间(尤其是后者),在彼此尊重、平等相待的基础上,求同存异,取长补短,共同发展,都是保持文化发展活力、解决文化交流与融通中的矛盾和分歧的正确原则。第五章在客观分析当前面临的国内外机遇与挑战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路与主张。面临的国内机遇主要有：一,中国共产党新时期的高度文化自觉为党在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内在动力；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为在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条件；叁,新时期政治发展为在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环境支持。面临的国际机遇主要有：一,经济全球化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二,文化全球化促使我们更加自觉地认识自己的文化,并在同世界各国文化的交流融通中,互通有无,相互借鉴,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叁,全球性危机引发人们对西方文化的反思和对中国传统智慧的呼唤。这对于我们冲破西方文化中心主义、树立“和而不同”的世界文化发展理念、推动建立世界文化新秩序提供了历史契机,也有利于我们增强文化自信,树立文化自强的观念,在继承和创新中不断发扬光大中华民族文化。面临的国内挑战主要有：社会变革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对传统文化的冲击,传统文化教育的弱化以及传统文化创新不足等。面临的国际挑战主要有：西方文化霸权使世界文化多样性受到威胁,文化全球化使民族国家文化认同出现危机,文化全球化进程中形成的不良文化观造成中国文化危机等。以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路与主张主要有：一,以确立科学的传统文化观为前提。传统文化观不仅涉及对传统文化自身的认识,还涉及对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发展、传统文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华民族文化、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等关系的认识。因此,确立科学的传统文化观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利用优秀传统文化发展自身理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事业的重要思想前提；二,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为立足点。以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过程也是优秀传统文化实现现代化的过程,而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必须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以满足当代社会实践的需要,实现自身的价值；叁,以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基础和良好的政治环境为保障；四,以文化创新为核心。文化创新是文化发展的源泉和动力,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发展必须实现文化创新：将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解读,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特长、铸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运用一切可行的手段和方法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等；五,以加强执政党建设为关键。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能否充分利用、科学利用优秀传统文化以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关键也在党。中国共产党能否自觉担负起传承民族优秀文化的责任,能否充分利用优秀传统文化加强党的建设事关党和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六,以提升国民文化素质为根本。人的因素是根本因素。人的素质以文化素质为根本,而文化素质就是国家素质。提升国民文化素质的最佳突破口在于全民阅读。应将全民阅读提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以提升民族文化素质,从根本上解决理论创新和文化创新主体的问题。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了简要总结,并说明了论文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今后努力的方向。
乔丽莎[3]2015年在《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传统文化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五代领导人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做出了具有时代特色的回答。本论文综合运用历史与逻辑的方法、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方法、文献研究法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对中国共产党人的传统文化观进行了宏观把握和微观解构,将中国共产党人传统文化观的历史发展作为一个动态发展的整体来研究,获得了合目的性、合规律性的理性认识。通过厘清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传统文化观等相关概念的边界,为研究解决了前提性问题。在此基础上,用一条时间轴,双重视角审视中国共产党人的传统文化观。从宏观上对中国共产党人的传统文化观进行探究,阐明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文化历史地位、时代价值和社会结构的定位,明晰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方向。从微观上对中国共产党人的传统文化观进行解构,梳理历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实事求是思想和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实事求是思想是从中国古代唯物主义哲学的胎苞中孕育出来的智慧之花,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五代领导人在继承的过程中积极溯本开新,有效推动了传统实事求是思想的现代化。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影响深远的政治思想,中国共产党人汲取其精华,结合具体实践、以人民为中心,提出的一系列执政理念、宗旨和发展理念都是对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继承和超越。总结五代领导人对传统文化继承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能够有效指导我们在正确的维度上批判、继承和创新中国传统文化。
秦宁波[4]2016年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儒家文化观研究》文中指出生活于五千年文明黄土地的中国共产党人不可能也不能完全割断与儒家文化的关联,儒家文化基因不会随时代发展而被轻易地彻底遗忘。在世情、国情、党情、人情的综合分析中理清中国共产党儒家文化观产生的原因:(1)近代中国内外危机中呈现出器物、制度、文化的藩篱困境,共产党人早期思想中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的根源与实质,要求彻底推翻封建特权势力和专制制度,打破宗法礼教的“吃人”束缚。(2)马克思主义及唯物史观传入中国,推进国人认清近代中国的国情和寻找未来的出路,文化理论是内含于唯物史观中的重要理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对文化问题进行了历史唯物主义阐释,特别是关于如何认识和对待传统文化的原则成为党的儒家文化观所恪守的基本准则。(3)儒家文化在传统社会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有纯粹文化载体的儒家文化,也有意识形态化的儒家文化。早期共产党人的批判不是偏激的全盘反传统,在批判的背后不乏对儒家文化价值的理性判断和清醒认识。(4)人的思想受遗传、环境、历史、教育及偶然因素等多方面的影响,其中教育对人的思想的形成发展起着主导作用。共产党人的价值观体系蕴含着深厚的儒家文化渊源,这与其早期身受的儒家文化协同教育的结构、方式、内容休戚相关。中国共产党儒家文化观经历了从低级到高级、片面到全面、感性到理性的探索过程,在综合呈显标志、影响因素及主要特点基础上将党的儒家文化观的发展进程分为叁个阶段:(1)儒家文化观的孕育阶段:1921—1927,孕育阶段的基本特点:儒家文化非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的显性用语,党的儒家文化观具有鲜明内隐性;儒家文化观与民主革命的实践联系到一起,无法脱离反封建的主题孤立存在;早期共产党人具有跨文化的品格特征,左右中国共产党儒家文化观的发展宽度。(2)儒家文化观的雏形阶段:1927—1938,雏形阶段的基本特点:抗战成为儒家文化观的转折点,其初步形成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相关联;党的传统文化自觉逐渐觉醒,重视并推动对儒家文化的再认识;“孔子”不再只是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符号,马克思主义与优秀儒家文化开始结合;儒家文化观不仅是认识的呈现,也反映在共产党的实践活动中。(3)儒家文化观的发展阶段:1938—1949,发展阶段的基本特点:儒家文化观建立在过程思维的历史观基础之上,不脱离开发展的历史认识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存在精华与糟粕两个方面,提出对儒家文化的“批判继承法”;儒家文化观体现在儒家文化与马克思主义、革命实践、党的建设叁个层面的关系处理上,儒家文化观的内容更加广泛;儒家文化观集中体现在领袖人物的言论中,领袖群体在儒家文化问题认识上具有共识性。儒家文化存在的种种缺陷和消极因素不可避免地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发生冲突,党从当时国情和社会主要矛盾出发,认清其本原内容及被曲解所引发的负面影响。第一,作为封建社会“官学”的儒家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与马克思主义是根本对立的,特别是儒家文化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落后成分,无法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土壤,其内含的糟粕会抑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第二,儒家礼教、纲常伦理是“符号的孔子”的内涵之一,其与民主革命的主体力量、目标、任务、社会矛盾的解决相背离。对于儒家文化中的“叁纲”、“忠孝”、旧婚姻、传统民俗等问题,要看到其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滞后性、顽固性、虚假性,打破封建宗法观念对革命的束缚阻碍。第叁,儒家文化影响下宗法观念和宗法社会对党的组织建设起到阻碍,封建时代的“一言堂”衍生出党的组织建设中的“家长制”问题。农民是民主革命的主体力量,因而农民出身的党员在党的组织中占了绝大多数,旧的儒家文化残余必然对党的组织建设起到相当大的影响。第四,儒家的教学思想是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它与封建社会制度、政治统治、人才需要、认知水平等联系到一起,必然也存在阶级属性和历史局限性。共产党人在肯定儒家教学思想的进步意义的同时,对其内有的“糟粕”也是彻底摒弃。但是,历经历史长河涤荡演变的儒家文化,除去服务于阶级统治的历史局限,也有跨越时空的合理内涵。共产党人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辩证地对待儒家文化,激浊扬清,取其精华、剔除糟粕。第一,国内外形势变化对文化维度下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融合提出新要求,共产党批判极端民族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倾向,以唯物史观为基础对儒家哲学思想进行研究,具体包括对儒家哲学思想中“名实”、“知行”、“中庸”、“义利”等重要问题的研究。第二,共产党对儒家政治伦理思想坚持借鉴其精华抛除其糟粕,具体从四个层面来理解:对儒家政治伦理中“大同”理想的批判思考,对儒家政治伦理中“仁”思想的诠释扬弃,对儒家政治伦理中“礼”文化的发掘认识,对儒家政治伦理中“修身”问题的深化理解。第叁,共产党坚持唯物史观为指导认识儒家教学思想,肯定其价值基础上对其批判地借鉴认识。在长期教学活动中,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在教学态度、教学方法、学生管理等方面积累起丰富的教学经验,党注重“取其精华”,批判地继承和发扬教法中的合理内涵,推动儒家教学思想的转化与运用。此外,中国共产党对党与儒家文化的认识,建立在儒家文化党内价值基础之上,它成为构成党的儒家文化观的重要内容。关于党与儒家文化关系的认识表现在叁个方面:第一,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起,如何处理好与中华文化的关系成为重要问题。中国人接触、认识、研究的马克思主义,不可能脱离东方的思维方式和文化根基。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的关系,二者有结合的内容也有排斥的成分,不要作简单、机械“嫁接”论的理解。对二者的关系,从话语体系转化、意识形态对立、结合及转化点叁个层面进行阐释,从而解构出二者的逻辑关系。第二,文化不能脱离现实人的历史实践活动孤立存在,文化与实践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整体。共产党在反对文化虚无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基础上,挖掘与转化儒家文化所蕴含的革命积极因素,改造传统私塾教育中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打破儒家礼教、纲常伦理对人及社会发展的桎梏,深化对祭祀文化的认识并在仪式政治中实现对儒家祭礼的超越性运用。第叁,从整体、系统、联系、动态的角度认识党的建设问题,要深入挖掘党的建设背后的阶级立场、政治态度、社会环境、文化背景、历史传统等,特别是要关注与党的建设相关的历史传统文化。关于党的建设与儒家文化关系的认识,体现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党员队伍建设、干部队伍建设中:“实事求是”与反对空谈的领导作风、儒家“修身”问题与党员道德修养、宗法观念与党的组织建设、“任人为贤”与党的干部选拔任用、“闻者足戒”与注重党内批评的方法。为更加客观地认清中国共产党儒家文化观的特殊性及实效,应从国共比较视阈深化对其认识。国共两党儒家文化观的比较首先需对孙中山时期、蒋介石时期国民党儒家文化观的产生及发展有系统地把握,这是国共两党儒家文化观比较的重要前提。孙中山的思想中蕴含着深厚的儒家文化因素,他对儒家哲学、政治、伦理道德、社会理想等内容进行发掘认识,并与国民党的意识形态、革命实践、党的建设相融合,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国民党儒家文化观的首创者和代表者。蒋介石时期国民党儒家文化观进一步发展,代表性内容:严查“辱孔”演剧中尊孔重儒的管窥,意识形态中的叁民主义儒学化,孔子祭祀仪式政治中的文化认同,新生活运动中的儒家文化生活化。为增强比较的针对性,本文把比较的时间限定到“抗日战争时期”,因为该时期国共两党面临着民族矛盾加剧和共同抗战的主题,两党儒家文化观的核心代表人物出现,两党的儒家文化观均进入相对稳定的阶段,但两党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有着截然不同的表现。两党儒家文化观的差异集中在政党与人民利益关系、传统文化与意识形态关系以及批判与继承关系等方面:第一,国共两党儒家文化观首要比较的是根本利益的出发点,能否理顺“政党”与“人民”利益的从属关系是儒家文化观需要首要解决的问题。国共两党是不同阶级利益的代表者,其儒家文化观受各自政治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影响,必然具有代表各自阶级性的意识形态特色。第二,政党意识形态与传统文化关系是政党理论发展需要正确处理的问题,共产党与国民党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存在的两大政党,其自身的理论都源自西方理论,在理论传入中国之后都存在着如何处理与中国文化关系的问题。国民党的重要理论家戴季陶制造了“儒学化的叁民主义”理论体系,南京政府在回应时局剧变之时,将叁民主义儒学化。与之相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开始进入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逐渐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引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第叁,与国民党过分强调传统和“照抄照搬”倾向不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把历史观融入到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中国实际情况的认识中,使之更客观地认识儒家文化的“古”与“今”问题,对儒家文化坚持批判基础上的继承。总之,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儒家文化观问题是极为复杂的,必须建立在过程思维的历史观基础之上,不能“碎片化”或“割断历史”来认识中国共产党与儒家文化。随着共产党人的独立自主性增强,党思维理论水平和理论自信进一步提升,其传统文化自觉不断觉醒,认识到其包含着对革命和党的建设有益的因素,不能一味地排斥儒家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是党正确认识并批判地吸收儒家政治伦理、儒家文化的重要成果,批判地吸收儒家思想文化的精华是党对待传统文化的理性态度,推动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的融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宝贵经验。但是也要客观评析党的儒家文化观的历史局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无法与评孔思潮割裂开来,“打孔家店”也将在强大的惯性中得到有效的延续;儒家文化非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的显性用语,党的儒家文化观具有鲜明内隐性;儒家文化,经过两千多封建社会风雨涤荡,历史变迁,长期作为统治阶级主流意识形态,刚柔并存,良莠混杂,纷繁复杂;处在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民族解放战争,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的环境中,共产党人对儒家政治伦理在客观上不可能一次认识清理到位。由此观之,要认真总结中国共产党对待儒家文化及党与儒家文化关系的经验启示,结合人民需要、社会发展、党的建设去全面、辩证、深化认识儒家文化,在处理好历史与现实、精华与糟粕、批判与继承、转化与发展等关系中发挥好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正确对待历史、正确对待中华传统文化,处理好政治和文化的关系象:马克思主义引领党的儒家文化观的形成发展过程;掌握发展党的儒家文化观的科学方法;正确认识儒家文化内含跨越时空的合理内涵;推动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的关系融合;重视党的群众观、党员道德修养、党的组织作风建设中的儒家文化因素。
喻新捷[5]2016年在《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民族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围绕治国理政发表了大量讲话,提出了许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和国家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集中展示了中共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治国理念和执政方略,形成了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就是指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围绕治国理政而提出的由为人民担当的执政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以及“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目标等理论内容构成的,正在发展中的科学思想体系。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植根于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深厚土壤,将民族历史文化的优秀思想资源转化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精神动力。它吸取民族兴衰历史经验教训,吸收民族优秀思想、继承民族传统思维方式、借鉴民族语言表达形式、展现中华民族精神,塑造了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民族性特质。具体来说,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民族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重要方面:第一,从形成过程来看,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形成离不开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重要基础。它的形成既借鉴了中华民族兴衰的历史经验教训,又吸收了中华民族所特有的优秀思想文化智慧。其中,中华民族兴衰的历史经验教训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形成的重要参照;中华民族创造的优秀思想文化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形成的重要精神动力。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形成过程中民族因素的注入,彰显了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民族性。第二,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吸收了大同理想、德主刑辅思想、民本思想、中华优秀传统美德、天人合一思想、和谐理念、廉政思想等民族优秀思想资源,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这主要表现在:大同理想是中国梦的重要思想渊源;德主刑辅思想是习近平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的重要理论借鉴;民本思想是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重要基础;中华传统美德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价值资源;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参照;和谐理念是习近平外交战略思想的重要理论指引;儒家廉政思想是习近平党风廉政思想的重要思想滋养。第叁,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展现了中华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民族性的重要反映,是民族认同的重要基础。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充分展现,构成了其民族性特质的重要体现。其中,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展现了中华民族的爱国精神;不畏艰难,不断推进改革事业展现了中华民族的自强精神;求同存异的外交理念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包容精神;“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的重要论述及其科学内涵展现了中华民族的重德精神;“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重要论述及其科学内涵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务实精神。第四,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借鉴了民族语言的表达形式。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注重引经据典、广采博收,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表达形式和中国老百姓所熟悉的语言来阐发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观点和方法,进一步丰富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国话语体系。在阐述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员干部的培养和选拔和积极推动科技创新等重要思想内容时,习近平引用了大量的古文经典、历史史实和诗词散文,从而将“高大上”的治国理念转化为了为中国老百姓所熟悉的民族语言。第五,习近平治国理政新思维继承了民族传统思维方式。这主要表现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的整体思维、辩证思维、变易思维、历史思维等思维方式,对当代治国理政实践中面临的重要问题进行了理论回应和思考。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民族性特质,对形成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民族性特质或可为我们提供如下几点重要启示:国家治理必须尊重中国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走自己的路;具有民族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为人民认同,变成改造中国的物质力量;改造传统文化思想,使之焕发新的光彩;民族的就是世界的,用民族语言才能讲好中国故事。
韩雪莲[6]2012年在《新时期中国文化发展战略思想的历史演进与启示》文中研究表明文化发展战略对于一个国家的进步和发展历程而言至关重要。文化发展已经被提升到了战略的高度，成为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发展战略思想直接影响和制约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发展和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也关系到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和良好的国际形象的树立。党的十六大以来，特别是十七大，中国共产党立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从我国新时期新阶段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保障人民文化权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要出发，提出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因此，把中国文化改革发展的丰富实践和宝贵经验加以科学总结，对我国文化体制改革进行不断深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等方面来说是十分重要的途径。在全球化不断深化的趋势下，这也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实现民族复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重点内容，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和繁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在立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下，主要从新时期以来叁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文化发展战略进行分析，从构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基本的战略框架，到文化发展战略思想的丰富发展，以及新的文化发展观下的文化发展战略思想等，研究和分析了新时期文化发展战略思想演变的过程；同时，结合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战略，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思想的思想源泉、全球化趋势下的国际文化发展战略，阐明了新时期文化发展战略思想的几点启示。本文基本构架分为前言和五个部分:前言。本文首先对所涉及的关键词进行了界定，之后论述了研究新时期文化发展战略思想的历史演进与启示的重大意义；综述了学术界对新时期文化发展战略思想的历史演进的研究现状；概述了文章的主要内容和基本构架；说明了文章采用的研究方法和主要创新点。第一部分，新时期中国文化发展战略思想演进的历史条件。这一部分是全文的铺垫，主要是阐述新时期中国文化发展战略思想演进的历史条件，从时代发展、理论创新以及民族复兴的角度对文化发展战略思想的历史演进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和研究，从而使我们可以清醒认识新时期文化发展战略演进的历史背景和历史必然及重要意义。第二部分，新时期文化转型战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一部分是新时期中国文化发展战略演进的历史轨迹研究的起点，是从“文化革命”到以精神文明建设为主导的文化战略思想转型时期，主要分析和阐释了文化思想转型期间以邓小平文化发展思想为代表的文化发展战略，包括战略思想的确立，主要内容及显着特点等几个方面，是本文对新时期文化发展战略思想历史轨迹研究的开端。第叁部分，新时期文化发展战略：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一部分是新时期中国文化发展战略注重提高国家综合实力和文化软实力的发展时期。其内容主要是分析和阐释了以江泽民“叁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先进文化战略思想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发展战略。包括战略的确立，主要内容及显着特点等内容，充分阐述了新时期中国文化发展战略思想在这一阶段的丰富与发展。第四部分，新时期文化创新战略：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这一部分是新时期中国文化发展战略思想注重文化自觉和开创文化建设新局面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时期。这一阶段的研究是在以胡锦涛提出的科学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分析和阐释了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为核心的文化战略思想，包括战略的确立，主要内容及其显着特点，是新时期中国文化发展战略思想不断与时俱进的发展新阶段。第五部分，新时期中国文化发展战略思想演进的重要启示。这一部分主要是在论述新时期中国文化发展战略思想历史演进的基础上加以思考和研究，提出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建设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正确处理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关系，处理继承、借鉴与创新的关系，以提高民族素质为根本目的的重要启示，为中国文化发展战略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科学参考。本文在对当前重要研究成果借鉴的基础上，结合本文的主旨与重点内容，采用了历史研究法、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以及规律启示法四种科学研究方法。本文的主要创新点体现在叁个方面：一是从历史角度来纵向剖析新时期中共领导核心和领导集体对文化发展战略的探索成果，分析中国文化战略的发展脉络和理论体系，结合不同时期的中国国情为历史背景，分时段对其进行研究，力求有所突破。二是在文化及文化发展战略等内涵的界定时，结合战略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和基本范畴，对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的基本要素、战略重点以及的演进方面的研究，力求有所见解。叁是在剖析我国文化发展现状及针对现状所提出的建议和思考部分，本研究结合新的文化观等理论，力求使文化发展战略体系的分析和研究更加全面、深入和更具科学性，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周含[7]2015年在《邓小平理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邓小平理论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它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内在的不可分割的渊源关系。邓小平理论的理论内容、思维方式、语言风格等都体现了鲜明的中国特色,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继承和发展。研究邓小平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是深入研究邓小平理论的一个新视角,这对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和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从多个方面深入探讨邓小平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渊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同时,站在今天的时代高度,在十七大以来党的理论指导下,总结邓小平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继承和发展的途径、方式、意义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继承和发展的精神实质,为我们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着眼于世界科学文化发展前沿,批判性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在碰撞和超越中推进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提供借鉴。本文主要分为叁大部分:第一,中国传统文化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来源。中国传统文化的务实性格、变通思想和兼容并包主张构成邓小平理论最深厚的基础;邓小平理论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凸显了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风格和气派;邓小平叁起叁落自强不息的精神也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第二,选取了四个具有代表性的方面来论述邓小平理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一是邓小平理论的人民观与传统民本思想,梳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发展脉络和精华,从思维起点、基本原则和基本主张叁个方面论述邓小平理论人民观的丰富内涵,并且分别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决策人民性”和“实践人民性”二者统一的角度探讨邓小平理论人民观思想对传统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二是邓小平理论的小康思想与传统小康思想,在概括传统小康思想精髓的同时,分别从叁个方面叙述邓小平小康思想的丰富内涵,通过对比来论证邓小平理论小康思想对传统小康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叁是邓小平理论的共同富裕思想与传统富民思想,主要从理论意义、目标和实现途径叁方面来总结中国传统富民思想的精髓以及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丰富内涵,从富民的意义、富民的目标和富民的实现途径这叁点入手,论证了邓小平理论的共同富裕思想对传统富民思想的继承和超越;最后是邓小平理论的一国两制思想与传统的大一统思想。第叁,站在今天的时代高度,对邓小平理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的精神实质和现代意义,及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提出自己的创新性构想。首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肃清封建主义残余思想中实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其次,在借鉴西方文化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实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最后,在世界文化大背景下,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
杨娟[8]2004年在《邓小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文中研究指明邓小平与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重要、却少有人涉及的课题，研究这个课题有一定的难度。一方面，我们需要把邓小平及邓小平理论放在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下来认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邓小平以及邓小平理论有较为深刻的理解。说到底，邓小平是中国人民的儿子，邓小平理论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传统文化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渊源。另一方面，我们需要了解传统文化，需要了解传统文化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对世界文明产生的影响，需要对传统文化予以继承和创新。邓小平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先进文化的建设，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因此，研究邓小平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目前，国内外研究邓小平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现状与它的地位和重要性及不相称，存在诸多不足。有些着作中或论文中涉及到邓小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渊源关系问题，十分有限，面不够广，度不够深。本文在收集梳理史料的基础上，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利用前人研究的成果，运用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邓小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渊源。全文包括叁个部分：传统文化对邓小平的影响；邓小平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对传统文化的创新。这对于我们深入地了解邓小平和邓小平理论的精神实质，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都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郭晓光[9]2009年在《论毛泽东邓小平的中国传统文化观》文中提出中国的传统文化历史悠久、根基深厚,经过了几千年的传承,已浸染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决定了中华民族的深层心理结构,其精华部分已积淀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任何一个生活在这种文化氛围中的中国人,不可避免的要接受这种文化的熏陶和影响。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吸吮着中国传统文化乳汁成长起来的一代伟人,他们的思想之根是扎在中国文化的土壤里的。本文由前言、正文、结语等叁部分组成。其中正文部分由四章组成,第一章是毛泽东邓小平与中国传统文化;第二章为毛泽东邓小平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第叁章为毛泽东邓小平的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第四章为毛泽东邓小平的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第一部分,毛泽东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指导,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重视学习和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并能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不断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从而创立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民族风格的科学理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作为我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承者,在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浓厚的兴趣,从邓小平的具体实践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他对传统文化思想的娴熟运用,而且可以看到他对传统文化的独到见解。第二部分,中国传统哲学在认识论方面重知行,重实践;在方法论方面则主要围绕对立统一范畴而展开的。这些思维方式上的特点决定了它的思想精华主要体现在注重主体实践与注重变易与和谐之关系这两大方面。“实事求是”的“求实”学风在我国历史悠久。毛泽东与邓小平的实事求是观有着共同的理论来源、目标指向,都产生了丰硕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但毛泽东是我党历史上最先发扬光大了这种实事求是学风,而邓小平继承、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的实事求是观。中庸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过犹不及是中庸观的重要内容。毛泽东和邓小平都继承了中庸观这一方法论,毛泽东的中庸观有着很高的哲学思辩,而邓小平的中庸观更多体现在政治实践中,而且邓小平纠正了毛泽东晚年对中庸观的误用。第叁部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几乎所有的思想都以其特有的方式与政治密切地纠葛在一起。政治成了全部社会问题的核心,甚至一切社会问题最终都被归结为政治问题。所以,政治思想是中国古代传统思想文化的重心。政治思想的内涵包括对于政治哲学的思考、对于政治主体的认识、关于国家与法的设想、以及具体的政治方略和经验。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基本内容就是围绕着专制主义而展开的,包括君权至上的理论核心,臣辅政治的制约机制,民贵君轻的理性思维,反对专制的思想火花。以天下为己任的士人追求,高度哲理化的政治之道,以伦理为本位的政治规范,重视治术与策论的政治经验积累决定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人文主义倾向。“民本”主张是内圣外王的思想基础。毛泽东与邓小平都对传统民本思想进行了扬弃、改造和创新,而且邓小平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观发展到“使人民满意”。毛泽东、邓小平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尚贤思想,并根据新的实践加以丰富和发展,形成了自己的人才思想。在毛泽东、邓小平的人才思想中,有许多思想和中国古代优秀的尚贤思想是一致的,是一脉相承的。忧患意识是自古以来我国知识分子的一种爱国主义传统。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由于长期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形成了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毛泽东、邓小平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忧患意识的精华的基础上,形成了反映时代现实的忧患意识。中国传统大同思想源远流长,但都带有乌托邦式的空想色彩。毛泽东与邓小平超越了传统大同思想,不同点是二人实现大同思想的途径不同,而且晚年毛泽东陷入了空想。中华民族具有深厚的爱国主义传统和民族凝聚力。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作为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学说首倡的“大一统”思想,在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过程中,始终起到特殊作用。统一成为中国历史的常态,分裂只是异态。第四部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宏富广博,对毛泽东邓小平经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影响较深的,有以下两个方面:其一,以农为本的农业思想;其二,均平和调的土地思想。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几千年来,农业始终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位置,重农思想一直是占支配地位的传统经济思想。从传统的“以农立国”观到毛泽东的“农业为基础”论,再到邓小平的“首先要解决农村问题”的思想,中国传统的重农思想随着中国社会制度的变化和农业经济的演变不断发展、创新,不仅成为我国农业思想史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指导我们今天农业发展实践的重要思想基础。义利之辩在我国历史上经历了叁个阶段,儒家倡导义利双修。毛泽东与邓小平在如何处理公利和私利的关系上是一致的,不同点是毛泽东晚年走向了重义轻利的极端,而邓小平提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全民族共同富裕,而且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都要硬。文章的结尾,对毛泽东与邓小平的传统文化观作了较为客观的评价,并且提出了研究两者传统文化观的对现实的启迪。
胡港云[10]2015年在《大学文化自觉及其提升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大学文化是大学之“魂”,是一所大学内在品质和外在影响的根本体现,也是民族文化的中坚力量。而文化自觉是一种深刻、理性的文化思考,也是一种贯通古今中外的文化境界,逐渐成为一种文化观,一种意涵丰富的文化理论。因此,从文化自觉的维度反思大学文化建设的问题,是大学应对挑战解决实际问题的新视角,也是大学文化建设追求的理想境界。当前,面对全球文化多元化、中国文化转型、高等教育自身改革的挑战,大学文化的建设与发展出现价值取向功利化、文化主体意识不强、治理偏行政化等文化自觉不足的问题。在深入分析了大学文化自觉相关概念的内涵与特征的基础上,针对大学文化建设存在的现实问题,探索大学文化自觉的提升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自觉行为是提升大学文化自觉的关键因素。文化自觉的本质在于文化主体的自觉,文化主体的自觉即人的文化自觉,是一种更为重要的自觉,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自觉。大学人是大学文化自觉最直接的主体,主体的自觉行为是大学文化自觉的具体体现。而大学人所面对的是多元文化冲突交锋、相异相生的文化格局,必然要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武装大学人,坚守主流文化、继承传统文化、借鉴外来文化,从而实现自身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唯有注重文化素养,提升大学领导、教师、大学生和管理者的文化自觉,才能整体提升大学文化自觉。重塑精神是提升大学文化自觉的核心内容。大学精神是大学文化的内核和主心骨,具有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互融、批判精神与创新精神齐驱、独立精神与自由精神并重的丰富内涵。重塑大学精神,要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形成大学精神重塑的具体策略,即明确大学精神的定位,守望大学精神的传统,注入时代精神的质素。完善制度是提升大学文化自觉的重要保障。大学制度是大学精神转化为大学行为,形成环境氛围的长效机制,是大学文化在制度层面的反映,其本身的形成、创新及执行就是一种文化过程。完善制度要求厘清大学制度的内涵与特性,追溯现代大学制度在西方的起源和变迁,回顾我国大学制度的历史演进,获取现代大学制度的国际借鉴。以现代大学理念指导建设大学章程,以大学主体性为根本建立大学自治制度,以学术权力为主导实施教授治学制度,以大学师生为核心落实民主管理制度,创建现代大学制度的文化自觉路径。优化环境是提升大学文化自觉的基础条件。大学文化建设既要靠大学内部良好的校园环境,也需要创造大学外部良好的社会和国际环境。提高中华文化的国际话语权,致力构建全球文化生态环境,方可借助国际文化大环境的积极作用;实施全方位的传统文化教育格局,完善社会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方可构建和谐的国内社会文化中环境;打造优美高雅的自然环境,营造高品位的人文环境,方可建设具有人文意蕴的校园小环境。大学内外环境的协调一致,必然为提升大学文化自觉营造浓郁的环境氛围。从文化自觉的视角反思大学文化建设,是建设大学文化的现实需要和未来趋势。基于大学文化自觉的本质、特征,理性审视大学文化自觉的现实困境,从主体自觉、重塑精神、完善制度和优化环境四方面着手提升大学文化自觉,是促进大学文化的传承与超越、实现人类文化“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境界的必然要求。
参考文献：
[1]. 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文化资源开发研究[D]. 郭勤艺. 武汉大学. 2016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传统文化基础研究[D]. 许青春. 山东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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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儒家文化观研究[D]. 秦宁波. 山东师范大学. 2016
[5].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民族性研究[D]. 喻新捷. 曲阜师范大学. 2016
[6]. 新时期中国文化发展战略思想的历史演进与启示[D]. 韩雪莲. 山东轻工业学院. 2012
[7]. 邓小平理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D]. 周含. 沈阳建筑大学. 2015
[8]. 邓小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D]. 杨娟. 湘潭大学. 2004
[9]. 论毛泽东邓小平的中国传统文化观[D]. 郭晓光. 东北师范大学. 2009
[10]. 大学文化自觉及其提升研究[D]. 胡港云. 湖南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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