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和“党内合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产国际论文,党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本文对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形式提出了新观点：认为党内合作的提出、建立和维持，是共产国际根据苏联的利益和政策而提出来的，并强迫中国共产党接受。因此，它并不是“中国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虽然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革命的发展，但是，最终却导致了统一战线的破裂和革命的失败。文章对共产国际关于党内合作的政策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提出了批评，并对党内合作形式作出了基本否定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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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合作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即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历来，对党内合作形式，有着不同的看法，肯定者众，否定者少。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认为：“第一次国共合作采用党内合作的组织形式，既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原则，也符合中国各阶层人民共同的革命利益，是中国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①。我们不大同意这一观点。从党内合作的提出、建立、发展和破裂的全过程来看，与其说是中国社会历史的产物，不如说是共产国际和苏联政策的产物，更符合实际。本文试图从共产国际和党内合作的关系这个角度出发，对党内合作形式作出基本否定的评价。
1 中国共产党以党内合作形式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是共产国际首先提出来的。
1921年4月，马林受共产国际派遣来到中国，帮助筹建中国共产党之后，在上海、广州等地对国民党进行考察，并和孙中山多次会晤。1922年初，马林提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建议。即国民党“允许在其党内进行共产主义宣传”，共产党人则要“到国民党中进行政治活动”②。7月，马林回到莫斯科，共产国际批准了马林的建议，决定中国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国共建立党内合作关系。
可见，党内合作是共产国际首先提出来的，共产国际决定党内合作的主要原因是：
第一、党内合作是共产国际为了适应苏联政策的产物。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资本主义进入相对稳定时期，欧美工人运动转入低潮，资本主义世界开始对苏联形成新的包围，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在这种政治形势下，苏联政府比较重视东方名国，力图利用东方民族解放运动，来牵制和打击帝国主义。特别是和苏联有较长边界的中国，成为苏联注意的中心。在中国，直系军阀通过1920年的直皖战争，控制了北京中央政权，并采取了一些措施，和苏联改善关系。但是，直系军阀是英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同苏联的接近是有限度的。同时，苏联又坚持远东和中东的利益，并进兵外蒙，使两国关系迅速恶化。苏联政府曾先后派去以优林、斐克斯、越飞为首的外交使团赴华谈判，均未打开僵局，因此，转变策略，实行联合南方的孙中山以对抗北京政府的政策。苏联对华政策的转变，促使共产国际实行联合孙中山的政策，不断派代表和孙中山联系，强调孙中山的“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的政党”，“共产党人必须支持国民党”，应在“国民党内组成核心”，“必须在国民党和工会内组成从属于自己的团体”③，即要求以党内合作的方式，实现和孙中山国民党的联合。
第二、党内合作是共产国际迁就孙中山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林伯渠等共产党人曾与孙中山接触。1921年马林来华，随后，越飞来华，都与孙中山多次会晤和谈判，并建议国民党应和共产党建立“联合战线”，开展反帝反封民主革命。孙中山不同意两党平起平坐的联合，而要求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孙中山的目的有二：其一是为了挽救和改组国民党，他曾对宋庆龄说：“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④，所谓“新血液”，就是朝气蓬勃的中国共产党人。其二是要将共产党统一在国民党的旗帜之下，服从自己的领导。他曾表示绝不容许共产党人“自树一帜与吾党争衡”，共产党“如不服从吾党，我亦必弃之”⑤。可见，孙中山并非真心“联共”，只能说是“容共”。可是，共产国际为了和孙中山联合，竟放弃原则，不作斗争，迁就孙中山的党内合作主张。至今有人认为，“由于孙中山不赞成国共实行党外合作，党内合作便成了国共合作的唯一途径”⑥。这种武断的设想，是不能说服人的。首先，国共合作是当时形势的需要，历史的必然，并不是个人意志所能决定或阻止的。个人的作用可能加速或延缓国共合作的建立，但不能改变国共合作的总趋势。其次，当时的孙中山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末路，他一手创建的国民党“组织涣散”，党员革命“热心消灭，奋斗精神逐渐消失”⑦。特别是1922年6月，孙中山所倚重的陈炯明叛变，是孙中山一生中所遭受的一次最痛苦的失败，迫使他走投无路，走匿上海。在此情况下，除了和共产党联合，已别无选择。再次，从实际事实来看，党内合作建立之前，一些共产党人已经和孙中山有了不少接触，孙中山也多次表示了对苏联的向往和对共产党人的赞扬。由于国共两党有着反帝反封的共同要求，由于孙中山是一位坚定的革命家，即使国共两党不能党内合作，也会以其他形式结成统一战线而并肩战斗。
第三、党内合作是共产国际对国民党性质分析的错误。国民党从一出世就是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同盟会成立时，孙中山所提出的“国民革命”概念，就是资产阶级革命。但是，1921年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国民党进行实地考察后，却得到了不同的结论。他认为国民党的成员有4种人：知识分子、华侨、南方军队中的士兵、工人，因而说“国民党是一个多阶级联合的松散联盟”⑧，而“不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⑨。共产国际接受了马林的意见，认为国民党“既依靠自由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又依靠知识分子和工人”，因此，“中国共产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⑩。显然，马林和共产国际犯了同一错误，即仅仅根据党员的成分来确定党的性质。恩格斯说：“一个新的纲领毕竟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11)。国民党的主要口号“自由、平等、博爱”(12)，是资产阶级的政治口号。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只是反映资产阶级关于民族独立、政治民主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要求。一些人所大加赞扬的平均地权，“也是纯粹资本主义的，十足资本主义的土地纲领”(13)。可见，我们决不能凭党员的成分来认定党的性质。中国共产党曾长期在农村活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党员总数的绝大多数，却不能因此说中国共产党是农民党或工农党。刘少奇说：“仅仅是党员的出身，还不能决定党的一切”(14)。决定党的性质的东西，是党的纲领、党的政治斗争与政治生活。
第四、党内合作是共产国际对国共两党估量的偏见。共产国际较多地看到了国民党的一些表面现象，如建党时间长，党员人数多，孙中山知名度高。同时，对共产党则着眼于成立时间短，党员人数少，影响小的暂时现象。因此，始终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马林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将国共两党作了比较：“孙中山长期和工人有接触”，“他的党的领导者们在广州支持工会”，海员罢工由国民党“领导”，“全部财政资助来自国民党”，共产党“不和罢工工人联系，也不支持罢工”；认为工人运动“十分悲观”，“农民群众对革命漠不关心”，因此，共产党“仍然作为一个宣传团体会更好一些”(15)。马林甚至“认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共产国际不应该面向共产党，而应该面向资产阶级政党，甚至面向宗教组织”(16)，鲍罗廷来华后，强调国民党的重要地位，说“中国现已有一种势力为将来引导其国民运动以至于完全成功者，此势力为何？即中国国民党”(17)。对孙中山更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是中国当代最辉煌的人物”，“他的思想完全同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思想一致”(18)。共产国际执委会接连发布决议和指示，认定国民党是“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团体”，要求“中国共产党、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必须全力支持国民党”(19)。另一方面，又强调中国“工人阶级尚未完全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甚至规定：“中共中央委员会在接到通知后，必须立即把地址迁到广州”(20)，以便与国民党联合。正是在这种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的偏见下，共产国际决定了党内合作的政策。
根据以上分析可知，党内合作的提出，并非某些论者所说，是“从中国国情出发”，是“符合中国各阶层人民共同利益”的。应该说，一方面，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共产国际根据苏联政策的需要，对国共两党了解不全面的结果。另一方面，它又是共产国际照搬马林在荷属殖民地爪哇进行统一战线经验的结果。马林于1913年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到爪哇工作，帮助组建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印度共产党前身）；1916年，马林促使其与当地一个松散的群众组织（伊斯兰教联盟）合作，“社会民主联盟的成员可以不放弃盟员的身份加入伊斯兰教联盟，伊斯兰教联盟的成员也可以保留他们的身分进入印度社会民主联盟”(21)。1920年，马林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介绍了这一经验，得到了列宁的肯定，有人称之为“斯内夫内特战略。”（马林原名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内特）。马林到中国后，即把其在爪哇工作的经验，原样搬到中国来了。
2 国共两党党内合作关系的建立，是共产国际强迫中国共产党接受的。
1922年4月初，马林从广州返上海，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进行了多次交谈，建议和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事后，他向共产国际报告说：“我曾向我们的同志建议放弃他们对于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到国民党中去进行政治活动，通过这一切，会获得通向南方工人和士兵的更方便的门径”，“但我们的同志反对这种意见”(22)。当时，中国共产党规定“要联合第三国际”，“党中央委员会每月应向第三国际提出报告”(23)。因此，陈独秀于4月6日致书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吴廷康，提出反对加入国民党的六条理由：“（一）共产党和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二）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大不相同。（三）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在广东以外之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永无发展之机会。（四）广东实力派之陈炯明名为国民党，实则反对孙逸仙派甚烈，我们倘加入国民党，立即受陈派之敌视，即在广东亦不能活动。（五）国民党孙逸仙派向来对于新加入之分子，绝对不能容纳其意见及借以权柄。（六）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议决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已无加入之可能”(24)。六条理由反映了全党一致反对党内合作的鲜明态度。6月30日，陈独秀再次致信吴廷康，重申上述反对党内合作的意见。
共产国际根本没有理会中国共产党的反对意见，反而于1922年8月派遣马林再次来华，强行贯彻党内合作的决议。这时，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的关系，已发生了质的变化。这年7月的中共二大已决定“正式加入第三国际，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二十一条，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25)。上述21条规定：“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之一切决议，所有加入国际的党都必须执行”(26)。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关系是被领导与领导的关系，下级服从上级，对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国共产党必须服从。事实上，国际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早以上级代表、领导者自居，几乎每周都要党中央领导人向他们作工作汇报。
1922年8月底，马林在杭州西湖召开中共中央全会，并以共产国际名义，强行贯彻党内合作。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有的论著说：“在这次会议上，除张国焘等少数人仍持反对意见外，绝大多数人都同意在保持中共独立性的条件下，以党员之身分参加国民党”(27)。其实，与会成员一致反对加入国民党。陈独秀说：“当时，中共中央五个委员：李守党、张特立、蔡和森、高君宇和我一致反对此提议，其主要的理由是，党内联合乃混合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立政策”(28)，与会人员还强调，“国民党主要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会引起许多复杂而不易解决的问题”(29)。“最后，国际代表提出中国党是否服从国际决议案为言，于是中共中央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承认加入国民党”(30)。尽管如此，陈独秀仍然坚持加入国民党的一定条件，即孙中山取消打手模、宣誓服从的入党办法；国民党必须根据革命原则进行改组。会后，陈独秀等中央领导人由张继介绍，孙中山主盟，带头加入国民党。
西湖会议后，共产国际要党中央派代表到各地党组织宣传、解释党内合作，但广大党员群众仍然反对加入国民党。1923年6月，中共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的中心是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马林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党内合作的决议，强调“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由于国内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不强大”，“因此，在目前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31)。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张国焘、蔡和森等反对全体共产党员，特别是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并提出修正案。修正案要求“保存党的独立性”，“产业工人是共产党的基础，而不应加入国民党内去”(32)。修正案以8票赞成、9票反对而被否定。会上，马林以国际代表身分“使用压力”，“坚称他的解释是共产国际训令的原意”(33)。最后，大会被迫接受国际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据会议参加者包惠僧说：“中共（三大）服从第三国际，地方是服从中央的，个人是服从组织的，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是从上而下决定下来的”(34)。这个“从上而下”的“上”，就是共产国际，是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用上级决议的压力，迫使中国共产党接受党内合作形式。
3 国共党内合作关系的维持，主要是共产国际的坚持。
国共两党统一战线关系建立后，国民党右派始终坚持反共，反对国共合作的立场，制造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共反革命事件。陈独秀等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反对国民党右派，为了开展党的独立活动，曾多次建议退出国民党，改党内合作为党外联盟。只是由于共产国际始终坚持党内合作形式，不允许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国共党内合作关系才维持到1927年，与大革命失败的同时宣告破裂。
特别是中山舰事件后，陈独秀致电共产国际，再次“陈述个人意见，主张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盟”(35)。6月，又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致书国民党，指出两党合作形式本无固定之必要，既然党内合作引起了“疑虑猜忌”，就应改变合作形式，“可各自根据其党之决议互相协商，文函会议均可”(36)。稍后，陈独秀和彭述之又在1926年7月的中共四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决议草案：“所有共产党员必须退出国民党，仅只实行党外合作，并同左派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37)。退出国民党的建议得到了一些代表的支持，但为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等坚决反对，鲍氏在会上大肆活动，拉拢代表，致使会议作出了仍留在国民党内的决议。共产国际主要负责人布哈林还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批评退出国民党的主张，并派吴廷康来中国纠正这一“错误”。随后，共产国际下达决议，再次规定中国“共产党人留在国民党内”(38)，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陈独秀又致电共产国际，建议改变党内合作形式，并“两次在政治局会议上建议退出国民党”(39)，仍然为共产国际所拒绝，斯大林批评说：共产党退出国民党，就是“退出战场，抛弃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同盟者，使革命敌人称快。这就是说，削弱共产党，破坏革命中的中国国民党，帮助上海的卡维涅克们，把中国一切旗帜中最受欢迎的国民党旗帜交给国民党右派”(40)。从此，斯大林的批评成为定论，陈独秀的建议是其右倾机会主义的具体表现，成了国内几十年来官方钦定的观点，也成为史学界的传统看法。
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来看，退出国民党，改党内合作为党外联盟，是可取的，也有可能实现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已有专文论述。这里所要讨论的，只是共产国际为什么要将党内合作这一形式坚持到国共统一战线完全破裂？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在理论上，共产国际对列宁关于统一战线理论的片面理解。
列宁是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理论大师，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策略更作了科学的论断。他说：“共产国际只是在一切落后国家中未来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分子集合起来，并且通过教育认识到同本国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作斗争这些特别任务的条件下，才应当授助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民族运动；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是不要同他们融合，甚至当无产阶级运动还处在萌芽状态时，也绝对要保持这一运动的独立性”(42)。列宁在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谈到党内合作这种形式（当时英国共产党准备加入工党，实行党内合作）时指出：工党“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党”，“所有加入它的政党都有相当的自由”(43)。列宁认为“共产党是可以加入工党的，不过有一个条件，就是共产党要有充分的自由，要能够实行自己的政策”，即“拥有为了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而进行宣传、鼓励和组织活动的自由”(44)。列宁强调“这是最重要的”否则，就是错误的，“只能导致共产党失败”。显然，国民党不同于工党；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后，更没有“充分的自由”。在上述会议上，马林介绍了他在爪哇的经验，即印尼社会民主联盟（共产党）加入伊斯兰教联盟的经验，得到了列宁的赞赏。1922年，列宁在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上，接见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代表，希望两党相互合作。以后，共产国际领导人片面理解了列宁关于国共合作的指示，而忽视了列宁关于统一战线策略的一些根本原则。
根据列宁的上述教导，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是：首先，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独立性。所谓独立性，一方面是政治上坚持革命的方向，组织上坚持无产阶级原则。要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不能跟着资产阶级走，而要带领资产阶级前进。另一方面，则是在统一战线内部开展批评和斗争，坚决反对资产阶级的妥协和动摇。国共党内合作关系建立后，共产国际不是强调独立性，而是提出“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对右派的进攻，从中山舰事件到马日事变，共产国际都是采取妥协、退让、迁就的态度。其次，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是有条件的，而不是无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资产阶级“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时候”，“不阻碍我们用革命精神去教育、组织农民和广大被剥削群众的时候”(45)。共产国际在党内合作问题上，是不讲条件的，甚至国民党右派在镇压共产党人、屠杀工农群众时，仍然要坚持党内合作。再次，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只能建立“临时联盟”，而不可能长期合作。任何不同阶级（特别是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联合战线，都不能永久维持，而只能是一种为了实现某一共同目的的暂时现象。至于联合的形式，更应根据具体情况而采取灵活的多样化，不能死死固定不变。共产国际看不到这一点，一再批评退出国民党的主张，强调“中国共产党人现在退出国民党将是极严重的错误。中国革命发展的全进程、它的性质、它的前途都毫无疑问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应当留在国民党内”(46)，即党内合作形式要与中国革命相始终，永不更改。
第二、在实践上，共产国际把党内合作摆在不恰当的位置。
首先，共产国际把党内合作和国际反帝统一战线混为一谈。19世纪20年代初，列宁和共产国际针对当时形势，提出了建立国际反帝统一战线的方针。共产国际非常重视东方各国民族解放运动，认为“太平洋沿岸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各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大力进行宣传，向群众说明当前的危险，号召他们积极地投入民族解放斗争，并坚决依靠苏联这个一切被压迫和被剥削群众的支柱”(47)。这样，就把反帝统一战线和苏联领导（或保卫苏联）联系起来了。在国际反帝统一战线中，中国占有重要地位，人多、国大、最靠近苏联。共产国际认为通过党内合作，要国民党“和苏维埃俄国的力量联合起来，共同进行反对欧洲、美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48)。从而在实际工作中，把依靠国民党、坚持党内合作和国际反帝统一战线、保卫苏联联系在一起，甚至等同起来。
其次，共产国际把党内合作和苏联共产党的党内斗争牵在一起。20年代，苏共党内斗争异常激烈，先后出现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反对派。国共党内合作成为苏共党内争论的内容，陈独秀等人关于退出国民党的建议，得到了托洛茨基的支持。在中山舰事件后，苏共党内反对派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在苏共中央会议上多次提议中国共产党退出国民党。斯大林却坚持党内合作，认为“反对派主张共产党在目前退出国民党，是有利于中国革命的敌人的”(49)。由于党内合作问题成为苏共党内斗争的内容，共产国际把退出国民党的建议当做托派的观点，并且被戴上了吓人的政治帽子。
再次，共产国际把党内合作当作把国民党改造为“工农党”、“人民党”的唯一途径。共产国际一直认为国民党是“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组织”、是几个阶级的联盟。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就加强了工人阶级在党内的力量，有助于成为工农党，共产国际的决议指出：”促使国民党发展成为真正的人民党，既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其他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及代理人的被压迫阶层的坚实的革命联盟”(50)。党内合作建立后，共产国际从各方面对国民党进行了真心实意的帮助，对国民革命军的建立，广东根据地的巩固，北伐战争的胜利，都起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国民党内的工农成分也在扩大。到国民党二大前夕，广州党员十分之六系工人，山东省工人党员占25%，农民占15%，湖北省党员中，工人、农民、青年学生占75%以上(51)，可是，国民党内原有的官僚、政客及地主、买办阶级的代表并未清除，而且又混进来一批新的军阀、政客、投机者，形成国民党新右派集团。他们掌握了实权，并逐步控制了国民党中央。共产国际口头上号召共产党员和右派作斗争，行动上却处处对右派让步，生怕合作关系破裂，批评共产党“包办”太多。这样，国民党和所谓“工农党”的目标，越来越远。
综上所述，从党内合作的提出、建立和发展的全过程来看，起决定作用的是共产国际。党内合作对中国革命的发展，曾有过积极作用，毛泽东说：“中国的革命，自1924年开始，就由国共两党的情况起着决定的作用。由于两党在一定纲领上的合作，发动了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孙中山先生致力于国民革命40年还未能完成的事业，在仅仅两年之内，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就是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和北伐战争的胜利”(52)。在这方面，学者们已作了大量的充分的肯定，本文没有重述。但是，由于共产国际始终坚持党内合作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中国当时的斗争实际和列宁关于统一战线理论的基本原则，也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并最终导致了革命的失败和党内合作的破裂。这是我们今天总结历史经验所应正视的，不能回避的。
注释：
①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若干问题说明》第51、52-53页。
②⑧(15)(22)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马林在中国的资料》。
③《共产国际执委会给共产国际驻华南代表的指示》，1922年8月。
④宋庆龄：《为新中国而奋斗》第87页。
⑤孙中山：《对中国国民党广东支部弹劾共产党的批释》。
⑦《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1923年11月29日。
⑨(21)道夫·宾：《斯内夫利特和初期中国共产党》，《马林在中国的资料》。
⑩(31)[48]《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案》，1923年1月12日。
(11)恩格斯：《给奥·倍倍尔的信》，1875年3月15日。
(12)《〈人民报〉发刊词》。
(13)列宁：《中国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
(14)刘少奇：《论党》。 (16)达林：《中国回忆录》(1919-1927)，第156页。
(17)彭明：《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489页。
(18)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中国革命之父──孙中山博士》。
(19)《共产国际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1923年11月28日。
(20)道夫·宾：《对〈是否有一个斯内夫利特策略？〉一文的答复》，《马林在中国的资料》。
(23)《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
(24)陈独秀：《致吴廷康信》，1922年4月6日。(25)《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1922年7月。
(26)列宁：《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
(27)李践为主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册第85页。
(28)(30)(35)(39)陈独秀：《告全体党员书》。
(29)(33)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
(32)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
(34)包惠僧：《大革命时期回忆录》。
(36)《中国共产党为时局与国民党联合战线致中国国民党》，1926年7月。
(37)彭述之：《评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0页。(38)(30)《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形势问题决议》，1926年12月11日。
(40)[49]斯大林：《中国革命问题》。
(41)参见拙文：《陈独秀和“党内合作”》。
(42)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
(43)列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加入英国工党问题的发言》。
(44)列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共产党作用的发言》。
(45)列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的报告》。
(46)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
[47]《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关于东方问题的总提纲》1992年。
[51]《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第102页。
[52]毛泽东：《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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