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发展：当代发展伦理的中国表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伦理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0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92X(2016)07-0033-07 共享意识与公共精神古已有之，古希腊城邦的政治共同体概念就内含着共同的生活目标与伦理价值取向，城邦公民之间以信任、合作与共同利益的关系共同分享着至善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体现着平等、自由、共享的价值追求。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为天下大同、家国一体的共享情怀提供了形而上基础，并最终推广至万物，体现共识、共信和共享的天下观，如儒家的仁爱万物、道家的物无贵贱、佛家的众生平等等。其中，墨子的兼爱思想就强调“共同、兼备”之意，不以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和社会地位的高低贵贱来区分个体，注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平等性与包容性。 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传统社会中的共享意识更多偏重于将个体淹没于整体之中，“每个人的义务都取决于其在共同体中的位置和角色，而非其独立自主的价值”。[1]这种朴素的共享意识容易忽视个体特有的发展权利。随着现代启蒙理性的兴起，“个体”的价值和地位日渐凸显，传统的共享意识也逐渐转向理性的公共精神，启蒙理性的光辉“从根本上清除基督教的二元论之超自然形态，力求建立内在的——理性的世界解释，使所有生活领域变成一个自在的有机组织”，[2]这一现代性组织以社会契约和公共理性为基础，注重对每个个体自由意志的尊重和发展权利的保护，倡导“每一个人对每一种事物都具有权利”。[3]然而，现代性弊病的凸显不断冲击着普遍理性的边界，理性权力的膨胀致使社会分化、价值虚无、生态恶化等现代性危机频发。如何跳出普遍理性的窠臼，回归超越个体性的人之类性?马克思提出了“自由人的联合体”：在“真正的共同体”中，“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4]真正达成共同意志的认同与共享关系的实现，而资本主义社会“使人的世界分解为原子式的相互敌对的个人的世界”，[5]在这一“虚假的共同体”中，人与人之间的敌对竞争关系无法实现个体的真实自由与全面发展。 共享意识的历史脉络体现在当代具体的社会发展实践中，则吁求着共享发展理念的出场与实现。这一理念是对发展伦理所要面对的两大古老的哲学问题，即“什么是好的生活”与“我们应当如何生活”的深刻关切，是对其所要探讨的两大核心问题，即“如何取得发展”与“发展之后获取了什么利益”的当代回答。面对当代中国的发展现状，共享发展理念的出场有助于澄清中国发展问题中的价值误区，它不仅是对当代中国发展的伦理困境的理性反思，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即广大人民共同富裕的深刻认知，更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背景下厘清中国未来的发展之路提供指引。 一、共享发展与中国发展的伦理困境 发展与现代性密切相关，发展过程实质上就是现代性的展开过程，但中国的现代性建构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它必须“在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人对人的依赖、人对物的依赖和人的自由个性等诸多‘时空压缩’复杂境遇下开展”。[6]这暗示了中国的发展过程同时受到“第一现代性”与“自反性现代性”思潮的双重影响，也要求中国在追求现代化促成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要时刻反思(西方)现代性的一系列特性对进一步发展所造成的迷障。然而，“中国现代性存在着感性现代性不足、理性现代性片面和反思现代性薄弱的结构性缺陷”，[7]这使得当代中国的发展“使自身从由资本逻辑而来的‘进步强制’——生产强制和消费强制——中解放出来”[8]的目标显得异常艰巨，面临着社会发展之财富、秩序、意义、生态等价值维度失序的现实难题和伦理困境。 困境一：发展的全面性与单向度发展 共享发展内含着发展的全面性要求，发展并不是一个可以脱离社会系统而孤立的过程，应当从社会进步的历史进程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相关作用场和坐标系中确定发展的本质。共享发展基本的文化态度应是整体发展、多样共存与生态和谐，单向度的GDP增长并不代表全方位的社会成长。单向度发展是一种缺乏否定、批判与超越能力的发展方式，这一发展方式过多关注物质生产力的极大增长、财富的无限积累，将人的需要、情感、选择、自由等价值以及对环境容量的考虑等置于资本逻辑的演绎之中。GDP主义、效率中心主义、发展中心主义等都是单向度发展的外在表现，它们将生产物质财富的“生产力”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唯一尺度，没有意识到财富生产系统背后所隐藏的日益积聚的社会风险，如主体异化、贫富差距扩大、生态环境恶化、“不安全感”增强等。 “不论是就历史唯物主义的首要原则来说，还是就一个半世纪以来艰难追求现代化的中国人来说，经济生产力都会被国人置于最优先追求、最崇高的地位上。而且它可以超越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的歧见，被不同政治观点和文化取向的人们所广泛认同。”[9]价值目标的异位使人们错误地认为当代中国的发展仍以物质发展为第一需要，这种以权力、资本、技术为主导逻辑的现代性价值认知方式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值得我们怀疑。在这种思维方式的主导下，社会发展活动不是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关系，不是为个人的全面发展而存在，而是表现为个人之间的相互冲突，表现为对个人来讲是异己的东西与异化的过程。作为发展主体的个人在发展实践中日益表现出平面化、齐一化、实体化、单子化的趋向，人与人之间的“机械团结”掩盖着实质上的紧张与冲突，造成“‘生活世界统一性’的危机以及由此导致的人们‘共同感’的丧失”。[10]所以说，共享发展理念对发展全面性的要求与单向度发展的冲突是当前中国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大困境，其实质就是包容性发展观与线性发展观之间的冲突。 困境二：发展的可持续性与透支式发展 共享发展内含着发展的可持续性要求，发展并不是一个只着眼于当下的发展却不兼顾未来社会发展能力的短期行为，应当在整个人类历史的演进过程中结合历史维度与人本维度来把握发展的本质。共享发展力求达成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共识。而透支式发展却是一种以自然资源、劳动者生命的大规模开采和耗竭为前提的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它将科学理性与技术理性奉为一种绝对律令，借助现代技术与资本力量一味地加重资源环境的负荷，挑战劳动者的工作承受力，破坏生产自然产品的自然生产力与人类自我生产的人口生产力的可持续性，自然生产与人口生产的内在价值被同化为狭隘的物质生产的有用性与效用性，舍勒把这种有用价值凌驾于生命价值、工具价值取代内在价值的状况称为“价值的颠倒”，很显然，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实现持续发展的前提与条件便不复存在。 我国当前的发展更多停留在劳动密集型与经济粗放型的阶段，自主创新动力不足，仍然依赖大规模、低成本的生产要素投入，这就不可避免地需要通过对自然资源的过分开采来满足当代社会发展的需要，而这客观上却损害了后代人的发展权益。后代人尚未出场，其利益的行使与权利的维护只能在于当代人的观念与行为，后代人的权利必须由当代人来代理，由当代人按照公平的原则进行分配，[11]也即从代际公平的伦理维度克服权利与责任分配的冲突，避免当代人获得发展的垄断权。一旦后代人的社会发展权益受限，当代人的价值意义便无从实现，因为“我们不仅仅是我们的个人特征和才能，不仅仅是一个与共同体割裂的孤立原子，正是在共同体中，我们的存在、我们的特征以及我们的才能才获得了意义”。[12]在这个共同体中，确立每一个个体对于他者的道德责任，是我们彼此成就对方，实现共享认同的基本前提。 困境三：发展的内涵性与数量式发展 共享发展坚持质量与效率并重原则，它关注发展的价值导向，蕴含更多的社会内涵，如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与持续性、政治制度的合理安排与运行、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自然环境的可持续性发展等，进一步强调系统内部要素的优化与整体结构的完善。而数量式发展是一种只求数量不求质量、相对于内涵式发展的一种发展方式，它以GDP总量和排名为基本指标，将财富的单一性增长作为评价社会的唯一评价体系，忽视政治文化条件与共同幸福生活的伦理。短时间内的批量生产所造成的物质财富的激增并不是内涵式发展的旨归，大量的生产与分配活动占据个体的全部身心，个体近乎机械化的存在日益表现出单向度的思想和行为模式。正如马尔库塞所指出的，“在几乎机械式的反应中，潜化的各种不同过程都好像僵化了。结果，不是调整而是模仿，即个人同他的社会、进而同整个社会所达到的直接的一致化”，[13]这种直接的同一无法表达出个体本应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可见，共享发展的内涵式要求与数量式发展存在着发展目的上的根本分歧，即物质的简单丰裕并不等同于良好生活，发展的终极目的是社会公共善的彰显和社会公平正义之实现。 当代中国发展的三大伦理困境暗示着传统的发展观是一种缺乏伦理关怀与道德规范的发展文化心态，它将发展的主体与客体、目标与手段、个体与共同体相割裂，在发展实践中日益呈现出单向度、透支式、数量式等特点，在发展结果上则是陷入物质的丰裕与资源的匮乏、财富的富足与人民幸福感降低的二元悖论。这些发展异化现象吁求着共享发展理念的时代出场，发展的核心价值理念的差异彰显了不同的价值原则在发展中的优先性以及在实践中的价值观倾向，共享发展所内含的发展的全面性、可持续性、内涵性等要求是适应当前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要求的，更是一种契合当代中国发展的时代精神、实践理性与价值取向的发展理念。 二、共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所在 发展伦理学作为研究社会发展的目标、内容、手段、原则等发展基本价值问题的学科，其产生与发展的过程就是对发展的现代性观念进行哲学反思与价值评价的过程，其中，共享发展理念作为发展问题的价值导向与道德规范是构成优质生活与良好社会的必要条件。发展伦理学的先驱、人道主义发展理论的代表德尼·古莱将发展视为全面人性的实现，包括最大限度的生存、尊重与自由，这是“美好生活”的主要内容，也是整体发展的首要价值。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阿玛蒂亚·森认为，发展是人类提高自我选择能力、扩大选择活动范围、实现人的全面自由的过程。包容性发展理论将发展的全面、平等与公正视为发展的核心价值，强调发展主体的全民参与、发展内容的全面完整、发展过程的机会均等与发展成果的利益共享。尽管不同的发展理念所呈现的价值立场和价值排序各不相同，研究者们都从各自的视角探究发展的合理性与价值所在，却又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共享发展的内在要义，即人类发展必须内含的综合性、包容性、整体性与公平性。共享发展理念的内在要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即共同富裕的价值旨趣相一致，是当代发展伦理的中国诠释和中国表达。 当代中国共享发展理念的确立首先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体现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和价值导向，坚持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共同富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路径选择和最终目的，包含三重意蕴：“一是理想目标，即生产力水平与物质文化需要得到较充分的发展与满足；二是发展道路，即为实现共同富裕而实现的战略步骤；三是制度设计，即建立和完善相应的社会制度以保障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14]可见，共同富裕不仅是一种价值追求，更是国家的战略定位与制度设计的基本依据。同时，要以发展伦理学的基本观点作为可理解与可解决的参照系统，提升对当代中国发展异化与价值失序问题的认知，从而立足中国现实，反思当前中国发展的模式，聚焦其主要的发展困境，实现现代性建构过程中人与自我、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世界的内在和谐与外在有序。因此，当代中国共享发展理念的核心内容主要是提升发展主体的共建能力、确立发展成果的共享制度、实现共同善的价值追求，即从共建、共享、共识这三方面建构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价值秩序。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过程中，共同富裕的本质首先表现为各阶层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享有现代化发展成果，换言之，提高作为发展主体的各阶层共同建设现代化的能力是达到共享发展和共同富裕的首要前提。对此，阿玛蒂亚·森认为，作为主体的个人是“福利”与“主观能动”、“成就”与“自由”的统一，“自由”与“主观能动”占有更为基础的地位，“我们应该用一个人所拥有的自由来代表他的利益，而不应该用(至少不能完全用)一个人从这些自由中所得到的东西来代表他的利益”。[15]为此，收入水平、粮食供给等同质性度量的分配方式在阿马蒂亚·森看来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为贫困不单纯是一种供给不足，还是权利不足，只有真正保障人的基本权利，实现可行能力的增长才是共享发展的题中之义。阿玛蒂亚·森对“基本能力平等”的强调尤其关注穷人和弱势群体，他们沦为社会底层的现实就在于可行能力被剥夺，即“免受困苦——诸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之类——基本的可行能力，以及能够识字算数、享受政治参与等等的自由[16]被剥夺。我们说，共享问题实质上就是发展的公平性问题，在追求经济业绩的同时，不能忽视和剥夺个体及弱势群体的自由选择和谋求发展的能力和权利。 为此，面对当代中国的发展伦理困境，共享发展意在保障各阶层尤其是弱势群体共同参与现代化建设的权利与能力。其中，共建主体是探讨共建能力的前提，要提供社会安全网以最大限度保障全体人民的生存权利，警惕不加限制的欲望与社会不公导致群体性事件频发。其次，实现获得生存与发展机会起点的平等、机会实现过程的平等与结果平等的统一，“在社会的所有部分，对每个具有相似动机和禀赋的人来说，都应当有大致平等的教育和成就前景。那些具有同样能力和志向的人的期望，不应当受到他们的社会出身的影响”。[17]个体在平等参与的过程中有平等的机会使自己先天的或者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全面、充分的发展，逐渐使自己从作为局部生产职能的单向度个体到适应极其不同的社会需求，满足社会发展对异质性、多样化要求的全面个体，这是人的现代化的实现过程，也是人的生存方式与发展状态的深刻转型，更是提高全体人民共同建设现代化能力的过程。 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过程注重全体人民发展权利的维护，但这并不必然推出发展成果的分配正义问题，如何在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中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中有更多获得感，这需要重新审视财富的分配正义、财富的社会公益与发展责任的共同承担等问题。马克思阐述的“异化”概念包含了发展成果共享的现实要求，发展成果若不是被人民所共享而成为一种异己的、与人相对立的东西，那就必然产生异化现象。在异化关系中，发展成果作为一种物凌驾于人的价值之上，它“在承认人的假象下，毋宁说不过是彻底实现对人的否定而已”。[18]在这种关系中，人们感受到的只能是共同感的缺失，而不是幸福的获得感。包容性发展理论也强调发展的包容性与可持续性，发展成果实现利益共享与公平分配，用于以改善民生为主的社会建设。“共享”作为一个正义社会的内在要求，是社会制度安排的重要价值，罗尔斯的差别原则本身也是互惠共享的一种形式。 尤其在当前中国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现实下，我们更需要设计实现发展利益共享的制度安排，以保障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这一成果不仅体现在量的意义上，更注重质的同一性。为此，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优势，坚持分配正义原则，改进收入分配调节制度，调整工资收入与利润所得的比重，打破“初次分配讲效率，再次分配讲公平”固有观念的藩篱，在初次分配中就注入公平的考量，同时辅之以税收调节制度，并实现政府职能向公共服务方向转变，建立健全公共服务体系和社会保障制度，增加公共支出的比例，体现财富的社会公益性。在这里，我们要区分“共享”与“占有”的区别。“共享”意味着承担社会责任，我们必须承担起后代人不劣于我们所享有的生存与发展环境的责任，人与自然、代内与代际等关系的伦理省思是“共享”的应有之义，“共享”的范围与内容要以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发展为限度，而“占有”却忽略了“自然生产力”在隐藏生态风险的现代社会中日益表现出与物质生产力的同等地位和重要性。[19] 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共建共享问题最终以共同善的价值追求为道德共识，在情感、信念、道德、价值等方面处于互相同意与承认的共享状态是实现共建共享，进而达到社会正义的有效途径。正如古尔德所言：“每一个人都承认另一个人的自由并且都是为了提高另一个人的自由而行动的。”[20]这表现在发展实践中就是以维护个体的尊严作为价值规范和指引。中国当前贫富差距扩大、生态环境恶化、共同价值缺失，人们更多感受到的是相对被剥夺感以及由不确定性和风险性所引发的生存焦虑，而不是个体自我创造、自我肯定的自豪感和尊严感。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要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中有更多的获得感。获得感作为一种心理体验，与尊严感的发生机制类似，它产生于自己是这个社会共同体中的一员，是进行着独立创造、有独特贡献的一员的自我认知，并持续于对按实际贡献来获得经济社会改革发展成果的良序社会的认可。在共建共享中坚持维护个体的尊严是保障现代化建设朝着人民所向往的美好生活前进的基本价值准则。 共建能力之提升、共享制度之确立及共同价值之追求作为当代中国共享发展的实质，有着互为前提的内在机理与深刻关联。提高共建能力是共享发展成果的前提，保证发展过程的机会平等，破除利益集团的歧视、垄断、欺诈等问题，为人民创造更多提高自身发展能力的机会是实现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主要途径。同时，共享也是共建的基础，财富生产本身就凝聚着人的各种能力的发展与提高。恩格斯指出，只有实现“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才能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21]而共同价值之追求则贯穿于共建共享的整个过程之中，它是判别共建共享之方向的价值评判标准，也是共建共享之价值旨归。可以说，以共同富裕为根本原则的社会主义社会就是共建、共享与共同价值之和谐统一的社会。 三、全面深化改革：共享发展理念的实现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经济生产方式进行深入考察，得出这种生产方式必将造成贫富两极分化，并最终被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共产主义社会所取代的结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是内在一致的，是“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22]进而充分实现高水平的共同富裕。当前，我国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正是迈向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历史阶段，这一阶段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内含着共同富裕的要求，是实现现阶段共同富裕的必要性前提。为此，共享发展理念的实现首先是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正如邓小平所言：“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23]然而，处于共产主义建设的初级阶段，当前中国的发展仍面临着诸多的发展难题，它们严重阻碍着共享发展与共同富裕的实现。 “全面深化改革”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战略性举措，对共享发展理念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它基于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即共同富裕，聚焦社会发展的深层次矛盾、破除利益固化的藩篱、调整社会群体的利益格局，以此明确经济新常态下改革的正确方向与攻坚力度。具体落实到共享发展，“全面深化改革”强调以共享发展为核心，在认同共享发展之三大价值原则的逻辑与意义的基础之上围绕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与开放发展渐进展开，并通过解决共享发展之动力源泉、内在要求、生态保障与外在支撑等问题，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 创新发展是实现共享发展的动力源泉，为其提供恒久的内生动力。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然而，回顾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我们在第一次、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创新浪潮中一度错失了发展机遇，丧失了发展主动权，造成发展质与量的失衡。面对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是我们的首要任务，因为“我国能否在未来发展中后来居上、弯道超车，主要就看我们能否在创新驱动发展上迈出实实在在的步伐”。[24]立足我国当前的经济新常态，经济增速从高处回落，面临着较大的下行压力，处于经济增长速度的换挡期，原先大规模依赖低成本的生产要素投入，追求规模效应，忽视质量效益提升的发展模式对经济增长贡献的边际效率逐年递减。面对如此发展现状，实现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包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在内的创新发展就尤为重要，它是我国经济在发展新常态下实现发展动力转向的关键，即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是优化生产结构，实现新的经济增长，从追赶型发展迈向引领型发展的关键。创新发展是实现共享发展的必要性前提，持续创新为共享发展提供持续的发展活力、良好的发展势头与稳固的发展后劲。 协调发展是实现共享发展的内在要求，并为共享发展实现过程中的冲突与矛盾提供一个缓和与化解的途径，“统筹兼顾”、可持续发展观、“五位一体”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等都是对协调发展规律的深化认识。共享发展理念的价值规定表明，如何追求发展(手段、途径)和发展的收益(结果)同样重要，即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物的发展与人的发展、发展数量与发展质量、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必须保持内在的一致性。协调发展正是对共享发展本质的确认与延伸，它本身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注重发展短板与发展潜力、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在实践中则进一步唤醒人们的少数人意识，避免“短板效应”日渐趋显，包括缩小持续扩大的收入差距、协调区域发展、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缩减社会文明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等，这为实现共享发展所要求的多样共存、包容并蓄的发展样态提供内在支撑。 绿色发展是实现共享发展的生态保障，也是有效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动力，这一理念的提出不仅是社会发展水平提高的表现，更是彰显了人们从求生存到盼生活、盼生态的自主自觉意识的转换。绿色发展以共享原则为核心，即以自然生态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为主导理念，利用科技创新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进而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向低物耗、低排放、低污染的低碳发展与循环发展。绿色发展所形成的新的经济增长点，为民众提供公平的公共产品，也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就像德国学者舍尔所认为的，以绿色经济为基础的生态制度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有利于“从少数人的富裕——个别的人，个别的企业或社会——慢慢地走向全人类的富裕，财富将会获得更为公平与广泛的分布”。[25] 开放发展是实现共享发展的外在支撑，只有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统一，深度融入世界经济，才能为共享发展提供互利共赢的国际环境。开放发展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为思想核心，以更开阔的视野审视历史与时代要求，扩展海外发展空间，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实现开放型经济体系。从闭关锁国到全方位的对外开放，这种通过参与全球治理，承担国际责任与义务为国内发展争取更多主动权的方式，有利于体现我国对外开放的自信与自觉，而且更容易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与理解，为国内发展构建世界政治经济新格局，其中“一带一路”的建设与亚投行战略的实施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大举措。 五大发展理念是包含伦理内蕴与价值内涵的共生式发展理念，这是一种内在性发展，它注重发展的内涵、质量与效益，关注发展主体内在个性品质的提升与精神财富的拥有。共享发展是五大发展理念的根本落脚点，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共生共容是其发展的正当性追求，这不仅是实现现代化进程中的“共识”“共建”“共享”的现实要求，更是社会主义本质即共同富裕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