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财政政策的冷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财政政策论文,冷思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为摆脱美国“金融海啸”对经济的巨大冲击和衰退，世界各国纷纷出台各种经济刺激计划，中国政府也对外宣布将在2009年、2010年两年推出总额高达4万亿元人民币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其实在10年前，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中国政府从1998年开始也实行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有效克服了不利影响，使得国民经济仍然保持了较高速度的增长，1998年-2002年平均增速达到7.6％。①直到2004年以后，随着新一轮经济景气周期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中国的积极财政政策才逐步淡出。
亚洲金融危机时期，连续6年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对稳定中国经济、克服危机造成的负面影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今天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是否也能够顺利帮助中国经济走出美国“金融海啸”的阴影，重新走上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快车道，这是政府、企业、学者以及普通百姓都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
二、危机应对的宏观调控政策的理论辨析
克服经济危机(或有效需求不足)的宏观调控政策主要包括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各个经济学派由于所依据的理论基础不同，对这一问题的政策主张，都有各自观点。
(一)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
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背景下的凯恩斯主义为政府提供了市场经济中反萧条的最初的政策理论。根据市场经济的一般原理，在简化的假设下，任何实际产出的生产总会创造出同样数量的可支配收入，当收入没有全部用于消费而是一部分用于储蓄时，我们就说收入—支出的恒等式中出现了“储蓄漏损”；与此对应的是产出也并不全都是用于消费，还包括企业部门购买的资本品，它正好是收入—支出流中的一种“投资注入”，因此储蓄—投资机制决定着国内生产总值能否达到均衡，经济能否保持稳定地自主增长。②
在“[总收入]→[总消费+(总储蓄→总投资)]→[总产出]→[总收入]……”的产出循环中，总消费+(总储蓄→总投资)是一个关键环节，市场机制的需求约束特征在此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消费倾向过低、当期消费需求不足导致总收入中用于储蓄的部分增长过快；二是预期最终需求不足导致投资意愿过弱，大量储蓄从经济运行系统中“漏损”后不能实现正常的“注入”，转化为投资需求。这两种情况的分别出现或同时出现都会导致经济增长失速、市场不稳定和萎缩。针对这种情况，凯恩斯政策主张通过政府支出的扩大吸纳“漏损”的储蓄，补充民间投资需求的不足，将总需求拉回到正常水平。这里政策的效果集中在投资乘数上，而乘数的关键是新增投资所直接引起的收入能以多大比例增加消费。消费是一切问题的核心。
由于边际消费倾向的存在，市场本身无力自行调节，必须由政府进行干预。同时由于消费倾向的相对稳定，消费需求也相对稳定。因此应对危机最有效的办法是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增加投资需求，使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均衡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市场机制得以重新恢复。财政政策实施效果的核心在于消费倾向，其政策传导过程表现为财政政策手段→收入分配变化→社会总需求改变→财政政策目标实现。这种对策具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它是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产物，市场机制本身的成熟程度和运行效率既是问题产生的原因，也是财政政策工具性效应发挥的前提；第二，其政策目标是消除市场机制运行的周期性障碍，启动经济自主增长机制恢复，即存在“财政政策调节→充分就业均衡实现→市场机制恢复”的内在机理。因此财政政策的实施必然具有短期的、周期性特征，其实施的方向则是反周期的。③
(二)货币学派的政策主张
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在西方各国的“滞胀”面前日益失灵，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提出持久收入假说和自然率假说来解释“滞胀”现象，并对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发难。货币主义者认为，长期菲利普斯曲线是一条起自自然失业率的垂直线，不存在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交替关系。虽然短期内通过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影响产量和就业量，但就长期而言，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使得财政扩张的量不过是对私人部门支出的量的替代，税收的变化也因不能影响持久收入而仅有非常微弱的乘数效应。货币政策也同样只会在短期内当人们按错误的价格预期决策时对产量和就业量产生影响，而在长期一旦错误的价格预期得到纠正，即“货币幻觉”消失之后，实际工资、产量和就业量都将复归到各自的自然率水平。因而任何通过政府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试图保持较高的和稳定的产量和就业量水平的努力，最终只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加速上升和经济的更加不稳定。与重视财政政策作用的凯思斯主义者不同，货币主义者从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出发，坚持经济在遭遇需求冲击后仍会相当迅速地恢复到自然率的产量和就业水平附近，强调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会使事情变得更好，因为政策制定者为了某种政治利益而操纵经济导致的政府失灵可能比市场失灵更糟。因此，为了稳定经济，应该用旨在稳定价格预期的货币规则取代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④货币主义规则政策的强调主要源于对预期在总量稳定中的重要作用的重视。尽管货币主义的分析也从总需求出发，并赞同政府政策在短期对实际经济变量有影响，但这种影响集中体现在人们预期的稳定方面，而不是政策本身能够真正带来增长。不过，为克服因需求冲击和泡沫破灭可能产生的严重经济衰退，以米尔顿·弗里德曼和本·伯南克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又提出可以直接用增大货币供给量的“直升机货币”政策⑤，人为制造通货膨胀和市场泡沫(特别是股票市场泡沫)来稳定资产价格下滑趋势，从而尽早摆脱衰退，使经济重拾升途，这正是目前美国政府正在采取的“金融海啸”应对之策的理论依据。
(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政策主张
建立在理性预期、自然率假设和市场连续出清基础上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包括以卢卡斯为代表的货币经济周期学派和以巴罗、基德兰德、普雷斯科特等为代表的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前者从需求冲击、信息不完全及闲暇(劳动)的跨期替代效应方面建立起解释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和传导机制的货币经济周期模型，认为在短期内，虽然不完全信息下发生的意料之外的货币冲击会导致经济总量的波动，但在长期中，由于人们能够根据不断获得的信息去修复错误的预期，经济将自行恢复到自然率的增长路径。基于预期到的货币冲击对经济没有实际的影响，因而旨在稳定经济的货币政策在任何时候都无效。在否定政府政策对短期总量稳定的作用之后，卢卡斯继而转向对长期经济增长路径问题的探讨。由他和罗默等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创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所给出的政府政策含义是，政府既能够积极地也能够消极地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积极政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为经济的最优增长路径提供良好外部条件，政策本身不可能带来合意的长期经济增长，由于长期经济增长的福利含义远远超出任何短期波动的影响，过分关注短期稳定的需求管理政策忽视了长期经济增长的问题。⑥
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则坚持货币中性论，认为货币对实际经济变量没有影响，因为是产出水平决定货币变化而不是相反，所以货币政策的作用为零。他们主要从生产函数与总供给的关系方面建立起分析模型，强调实际因素(尤其是技术)冲击是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在他们看来，当一个部门出现技术进步后，它必然会通过部门性的波动源传导到经济的其他部门，技术冲击的随机性使产出的长期增长路径出现随机性的跳跃，产量和就业的波动实际上并不是对自然率水平的偏离，而是对生产可能性变化的最优反应，因此，任何反周期的政策都是反生产的没有意义的。关于实际经济周期模型的政策含义，巴罗通过复活李嘉图等价命题，认为公债是中性的，经济主体的预期理性会抵消政府无论是以公债还是税收等方式筹资的效应，因而使得试图刺激经济扩张的积极财政政策无效。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则通过比较有无约定条件下的均衡解，从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和政府信誉方面论证了凯思斯主义的相机抉择政策是无效的。实际经济周期学派的理论更加重视对周期冲击来源的分析，正是在深入地分析了冲击的根源之后，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得以推论产量和就业的波动完全是自然水平的波动。他们明确地抛弃了将短期波动与长期增长截然分开并把短期稳定交由政府而把长期增长留给市场的传统主张，强调短期波动与长期增长本来就是统一的，并不存在稳定政策作用的边界。⑦
(四)新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更为强调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把实际市场的不完全性作为解释宏观经济波动的关键，并在最大化行为和理性预期的基础上去探寻关于工资和价格粘性的原因，建立了包含确定价格和接受需求的厂商、新古典生产函数、市场不完全性、信息不对称等方面具有坚实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模型。曼昆曾指出，由于存在着价格粘性、不完全竞争和信息不完全，“完全的自由放任会引导经济达到一种非效率的均衡”，也就是市场失灵。为消除市场失灵，政府必须进行干预，包括通过收入再分配增进公平，通过税收和津贴消除外部性，通过政府投资提供公共产品等，这事实上就反映了新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思想的深化之处：通过财政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消除市场失灵、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而实现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
新凯恩斯主义在财政政策思想上的新特点是“适度”的国家干预。新凯恩斯主义认同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关于“对经济过度频繁的干预导致了滞涨”的观点。同时又加入了经济当事人最大化行为和理性预期的假设，比凯恩斯主义更为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主张对经济进行“粗调”。这种注重对经济进行内在结构调整、主张“适度”干预的思想应该说是国家干预经济学说的深化，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宏观经济调节“质量”的提高。⑧
各个学派的政策主张，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四个问题上：一是需不需要有应对危机的宏观经济政策；二是应对危机的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是短期还是长期；三是在危机应对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谁更有效；四是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对象究竟是总量还是包括结构？它的目标究竟是稳定还是增长？但是，各个学派的理论与政策主张都存在一个明显的缺陷⑨：对周期(危机)冲击来源的分析不够深入，对危机的类型不够细分，由此建立起来的分析框架都存在着一个基础性假设的错误，即认为在任何情形下，企业与个人的经济行为都是以利润最大化或者效用最大化为前提的。而恰恰是这一致命的忽略，导致为研究与解决经济周期问题而建立起来的宏观经济学的大厦始终没有一个牢固的基础，各种理论流派争论不休，没有一种理论能够将各种观点统一并给出纷繁复杂的实践问题的一个通用的可行解，宏观经济学也就始终不能成为真正的科学。面对今天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的巨大冲击，探讨这次危机的类型、成因和科学的应对之策，具有的重大理论与实践意义。
三、资产负债表衰退与宏观调控理论的拓展与延伸
伴随着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的大萧条诞生出来的宏观经济学理论的80年的发展历程始终没有能够彻底解释清楚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的大萧条何以持续如此长的时间，20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危机破灭后又何以陷入近15年经济发展的停滞；也未能彻底解释清楚抗击大萧条行之有效的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在用来应付20世纪70年代经济发展的“滞涨”衰退时却又显得那么力不从心，导致凯恩斯主义的相机决策的需求管理理论相当长一段时间退出了各国政府宏观经济决策的理论视野。甚至，也不能完全解释对启动民间投资效应并不明显的中国1998年-2003年积极财政政策何以最终成功帮助中国克服了因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暂时经济困难，并带来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⑩；而2001年“9·11”事件后使用同样扩张性的经济政策的美国何以最终收获的却是“金融海啸”。本文尝试通过将宏观调控理论、资产泡沫理论和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11)有机结合给出了理解这一难题的一个有效的理论分析框架。
(一)经济衰退的状态划分与基于资产负债表的衰退
迄今为止，大部分经济学家都认为经济衰退的类型只有一种，美国大萧条则是这种类型的经济衰退的一个极端表现。这种衰退的典型特征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描述的：生产的社会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态之间的矛盾激化——第一部类(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的生产与第二部类(消费资料生产部门)的生产比例失调——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过剩——金融动荡——股市崩溃——经济危机。有效需求不足是这种衰退的典型标志。这种衰退是由于资金供给方受到冲击，从而使企业融资发生困难所导致的。现代经济学通常都假定所有企业都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因而只有在企业无法募集到所需资金时才会发生经济衰退。但是，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认为，经济衰退至少有两种不同的形式：由于经济周期造成的衰退和由于资产负债表问题造成的衰退(辜朝明,2103)(12)。传统的宏观经济理论认为，那些导致经济脱离正常轨道的外部冲击的性质并不十分重要，即便在受到外部冲击之后，受其影响的经济行为的既定目标也不会改变，即微观个体的行为偏好不会发生变化。但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认为，特定的外部冲击会从根本上改变企业或个人的行为目标。
两种经济衰退的最明显的区别就是：经济衰退是否由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巨大泡沫破灭后所导致。巨型经济泡沫破灭所导致的最严重后果就是企业部门与私人部门都会出现严重的资产负债表问题。对于经济周期造成的普通衰退，许多研究已经表明，身陷其中的企业基本上还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私人也还是以效用最大化为目标，货币政策是应对此类衰退的有效工具之一。但是，当资产负债表衰退发生时，无论是企业还是私人，由于外部的冲击——资产泡沫的破灭，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们的行为偏好——目标从利润最大化(或效用最大化)转移到负债最小化，为了不使技术上已处于破产的资产负债表问题显性化，这时，企业和私人都会忙于修复自己的资产负债表，造成借贷不足进而导致信贷紧缩、流动性停滞。此时，货币政策失灵，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应对衰退的不二选择。(13)
迄今为止的各种经济学理论对于造成美国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认识基本上都是将它作为经济衰退的一种极端情况，这表明主流观点对于普通衰退与大萧条之间差别的见解只是局限于规模不同而已，对造成大萧条这种悲剧发生的资产负债表衰退还一直缺乏明确的认识。在一场资产负债表衰退当中，由于众多的企业与个人都在同时忙于修复自己的资产负债表(进行债务偿还)，从而引发了总需求的持续下降，这与价格的粘性和工资的刚性并无多大的关联，而总需求的恶化会一直持续到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得到最终修复之时(辜朝明，2003)。伴随着全国性资产泡沫的资产负债表衰退并不经常出现，然而它一旦发生，传统的宏观经济应对政策就应该作出相应的调整与改变(包括时间期限和目标边界)，以适应新的变化的情况，提升抗严重经济衰退的宏观经济管理水平，避免经济因应对不当而陷入长期深化的衰退泥潭。
(二)经济刺激政策短期与长期的辩证关系
从现代西方宏观经济政策理论的演变历程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新旧凯恩斯主义还是货币主义或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的政策理论，它们都是在长期经济增长问题应该由市场力量去解决的基础上来探讨宏观经济政策对短期总量波动的作用的。尽管对短期稳定政策作用的认识上也存在重大的分歧，但在所有的西方宏观经济政策理论中，几乎没有任何一派是把宏观经济政策当作长期的政策来主张。然而，如果用这种理论去指导应对基于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宏观经济实践，则可能导致经济的恢复增长过程中的大起大落(14)，而这一结果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资产负债表的衰退所引起的经济衰退与普通经济衰退有本质的区别，此时，众多的企业与个人都在同时忙于修复泡沫破灭后自己的资产负债表(进行债务偿还)，在这一过程完成之前，不论利率多低，企业是不会主动进行借贷投资的(15)，从而引发了总需求的持续下降，如果此时没有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填补需求缺口，经济将陷入恶性循环的通货紧缩，经济的大衰退将不可避免。考虑到资产负债表衰退时货币政策失效和私人投资启而难动的现实特征(16)，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反萧条的宏观经济刺激政策短期与长期的关系，在资产负债表衰退的经济危机中，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退出必须以经济是否已恢复自主增长、企业目标是否重新从债务最小化转向利润最大化为前提，短期与长期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而已。
(三)经济刺激政策的增长效应与泡沫效应的取舍与考量
认真研究美国大萧条以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发展史，特别是几次泡沫经济崩溃的惨痛教训(17)，结合资产泡沫理论与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本文认为，经济刺激政策(特别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使用具有相当的技巧性，在使用经济刺激政策克服经济衰退方面，需要非常慎重地选择经济政策工具，准确把握好切入点和力度。
不涉及巨型资产泡沫破灭的普通意义的经济衰退，我们首先要辨析清楚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是正常经济周期的波动的结果，还是资源与资源金融的炒作的恶果？是消费还是投资与出口出现了问题？只要不是资产负债表出现问题，不涉及资源或资源金融的炒作的经济衰退，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应该是克服萧条的不错选择。当然，如果是资源或资源金融的炒作导致经济的“滞涨”(通货膨胀或泡沫膨胀)，此时，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应该慎用，最好的应对之策实际上是无为而治，是让经济发展适当放缓同时打击投机。经济的最优发展有时是需要以时间换空间的，是需要舍弃眼前利益而关注更长远发展的。(18)日本在1987年10月欧美股市“黑色星期一”之后为克服眼前危机的影响采取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最为典型的反面案例。
但是，如果是巨型泡沫破灭导致资产负债表的严重衰退，对于一个稳健的政府来说，此时积极财政政策就是摆脱危机的不二选择。当然，按照货币主义学派的观点，可以直接用增大货币供给量的“直升机货币”政策，贬值货币，人为制造通货膨胀和市场泡沫(特别是股票市场泡沫)来稳定资产价格下滑趋势，从而尽早摆脱资产负债表衰退，使经济重拾升途，这就是目前美国政府和美联储正在采取的“金融海啸”应对之策。但是，这一政策是以牺牲普通民众的储蓄和侵害以美元为外汇储备的相关国家核心利益为代价、以损失美联储的公信力作赌注，为贪婪的资产投机者(19)买单的，其中孕育的风险也显而易见——资产泡沫极易重新膨胀，更大的危机则可能再次酝酿。当然，以积极财政政策应对此类危机，也应该时刻关注资产泡沫的发展状况和民间投资的启动与否，同时，密切注视资源与资源金融的炒作，谨防资源所有者与国际金融大鳄的借机炒作，重新推高资源输入型通货膨胀与资产泡沫。
四、积极财政政策在中国的实践背景和效果检验
在经济严重不景气(或预期将严重不景气)时，通过经济刺激政策带动经济走出困境，凯恩斯主义在国内外都有许多成功经验可以遵循与借鉴，其中最典型且有相当指导意义的当属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克林顿新经济政策”和亚洲金融风暴时期“中国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
1929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之后，世界经济陷入严重衰退。1933年美国新当选总统罗斯福推出“罗斯福新政”，通过制度安排对社会低收入群体实施各种政策倾斜来拉动消费，同时加大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带动私人投资，最终，美国以西方世界相对最好的方式摆脱了大萧条的阴影。
1987年纽约股票市场“黑色星期一”股灾爆发之后，欧美经济也陷入了长达数年的衰退周期并伴随着严重的金融动荡。(20)美国老布什、克林顿两届政府通过持续不断地努力，最终也成功地摆脱了危机，并实现了美国历史上最长的持续经济景气周期。这里面，首先是美国老布什政府对待治理前期泡沫问题认识到位、措施得力、对已经出现问题的储贷协会和商业银行进行了大刀阔斧地治理，把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彻底挤压干净，基本上没有留下太多的后遗症，这为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经济的长期景气周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次是克林顿政府适时启动了以削减财政赤字和增加就业机会为目标的经济振兴政策，并成功实现了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转型，确立了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高科技产业和以金融服务业为中心的第三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地位，并从国家财政和货币政策方面予以重点引导扶持。(21)与此同时，采取对高收入者征税并减少联邦政府开支的财政政策以逐步减少巨额财政赤字，使得美国的财政赤字从1992年最高的2900亿美元，减少到1996年的1075亿美元，1997年的220亿美元，1998年已实现财政盈余700亿美元。(22)最后是格林斯潘领导下的美联储的货币中性政策娴熟运用，平滑了美国经济的波动。克林顿政府的科技政策、财政政策和美联储的货币中性政策的完美结合，使美国经济很快重新走上了持续增长之路，并伴随着低通胀、低失业率、低赤字及高增长率“三低一高”的全新特征。(23)
中国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也是摆脱亚洲金融危机影响、成功恢复经济自主增长的典型案例。不过，对中国1998年开始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效果的看法，还是存在着较大分歧的。吕炜(2004)认为积极财政政策在启动消费、恢复经济自主增长方面始终存在比较严重的失灵，现代财政政策原理的适用性受到挑战；2002年下半年以来经济刚出现新的增长势头就面临严重的结构性失衡，用增长速度自动解决结构矛盾的传统思维受到挑战。(24)吴超林(2001)认为，中国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不理想主要不是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市场基础与制度条件方面的问题。(25)而刘溶沧和马拴友(2001)从实证角度分析了赤字、国债与利率、私人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我国的赤字、国债规模没有产生挤出效应，不但财政赤字没有使利率上升，而且财政投资也未挤出私人投资；如果不结合财政支出考虑赤字、国债的效应，或者赤字、国债用于转移或其他经常性支出时，它们对经济增长具有负影响；但如果赤字和国债用于公共投资，那么它们的净效应是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26)。贾康(2003)认为1998年开始中国政府实施了以基础设施建设带动投资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积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确立了以农村“天保工程”、交通通讯基础设施建设、城市环保、粮库建设、农网改造、经济适用住房建设、大型骨干企业技术改造为着力点，着重于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工资、科教兴国等长达六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并配合以长期宽松的货币政策和银行的信贷配套支持，西部大开发在1999年以后成为新的建设重点，最终拉动中国经济持续10年左右的高速发展(27)。
到底应该怎样科学评价1998年后为克服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的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我们这里从实证的角度、分两步给出一个简单的分析框架。首先，运用统计数据分析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积极财政政策在抗击金融风暴、带动民间投资方面的重要作用；其次，选取1989年-2007年中国GDP的增长率数据对消费、投资与净出口按贡献率进行分解，深入剖析近2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脉搏与结构特征。我们的分析将立足于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如果没有积极财政政策，经济会出现怎样的下滑趋势；二是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在消费、投资与净出口哪一部分体现最明显；三是积极财政政策是在怎样的一个背景下淡出的；四是积极财政政策的遗憾与不足在哪里。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之时，中国经济也受到巨大冲击，人民币面临贬值的巨大压力。而在此之前，1993年下半年中国政府已开始重手整治海南和北海房地产泡沫，中国经济在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下开始软着陆，局部房地产泡沫彻底破裂、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工人开始出现下岗并逐渐增多，1996年全年和1997年上半年股市的泡沫最终也被挤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使得中国经济更是雪上加霜。此时政府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正当其时。
从图1可以清楚看出，我国民间投资总额增长率在1993年达到最高峰，随后连续大幅下降，这与当时的房地产过热息息相关。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我国已经开始持续调低贷款利率以刺激投资，同时货币供应量保持着持续稳定的增长，但仍然没能吸引民间投资，民间投资增长率持续走低并长期低于货币供应增长率。在货币政策效应不明显的情况下，1998年国务院果断地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来自国家预算内资金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增长率在当年达到了72％，随后几年增长速度有所下降，但仍然保持了高速的增长。尽管国家预算内资金固定资产投资额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年平均份额只有5％左右，但在经济衰退期间对民间投资的拉动作用则是不可忽视。从1999年开始，民间投资的增长速度从3％左右迅速攀升到翌年的10％，并且保持了年均19.5％(1999年-2007年)的高速增长，有效地遏制了国民经济发展的颓势。
图1 货币供应和投资增长率
资料来源：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及中国人民银行门户网站公开数据。其中，由于在目前正式公布的统计资料中，没有对民间投资进行统计，因此与廖楚晖等(2005)、陈浪南和杨子晖(2007)以及杨子晖(2008)等人的研究相一致，根据投资资金来源分类的角度把国内贷款、自筹资金、利用外资以及其它资金的合计作为民间投资。
从投资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的角度分析，根据图2(见第11页)和图3(见第11页)可知，2000年以前我国GDP的增长主要来源于消费支出，年均贡献率超过50％。但从1998年开始，资本投资总额和净出口贡献率呈现快速上涨的趋势。到了2003年，资本投资总额贡献率达到63.7％，随后有所减缓；但此时净出口的贡献又开始显现，2005年甚至达到了24.1％的顶峰。从2003年开始，过去一直占主导的消费支出，其贡献率则已经下降到了40％以下。在增长率的拉动方面，到了2001年以后，资本投资总额的拉动率就一直领先消费支出的拉动率，年均达到5％左右。可以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资本投资成为了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国家适时的积极财政政策则是启动引擎的金钥匙。
图2 GDP组成贡献率分解图例
资料来源：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图3 GDP增长率按百分点分解图例
资料来源：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另外，在许多相关文献中(28)，都有讨论国债(或政府投资)对GDP(或私人投资)的增量部分的贡献率的计量分析，得出的结论基本上都是国债支出(或政府投资)对经济(或私人投资)增长的影响并不明显的结论。实际上，这里依据计量分析探讨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的实证方法本身就值得商榷的。由于对资产负债表衰退的特征缺乏科学认识，因而所得出的结论也是缺乏说服力的。国内曾令华(2000)的研究已意识到这一点，但没有深入下去。(29)吕炜(2004)认为1998年以来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是明显的，但是寄希望于积极财政政策能够按照凯恩斯政策原理启动消费和经济自主增长，则缺乏理论前提。中国的积极财政实践表明，虽然经济中的矛盾是以市场机制运行不畅表现出来的，但制约市场效率的原因是传统体制性约束导致的市场机制不完善。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作用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需求不足产生的增长缺口。如果这种需求不足可以被认定为主要是体制性原因导致的，那么财政政策实质上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近期制度性变革不足(制度贡献不足)产生增长缺口。(30)吕炜的分析已深刻认识到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边界主要是弥补需求不足导致的增长缺口，但最终还是把产生的增长缺口原因主要归结到体制性约束。实际上，积极财政政策的增长效应、带动私人投资的引致效应不明显的根本原因在于各个经济主体都在忙于资产负债表修复，积极财政政策只能是用于弥补了私人投资(或需求)不足所产生的增长缺口。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如果没有积极财政政策的介入，1998年后的中国经济情况将是呈现出怎样一种情形，积极财政政策的意义就不言自明了。
积极财政政策着力点的效果在消费、投资与净出口哪一点对经济的影响最明显，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03)给出了实证研究的结果：1998年-2002年我国经济增长主要靠内需推动，其中消费的贡献最大，其次是投资。(31)国内的其他学者，如孙群力(2005)以我国1978年-2003年数据为基础，运用协整和格兰杰因果关系的分析框架，研究了我国政府投资和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影响与长期关系，得到的结论是：在长期，政府消费与经济增长是正相关的，而政府投资与经济增长负相关；在短期，滞后两期的政府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原因。(32)王小利(2005)利用VAR模型系统分析于政府消费支出、政府公共投资(包括转移支付)及预算外支出与GDP之间的长期动态关系，也得到政府收入支出、政府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短期效应为正，政府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短期无显著影响，从长期看，政府消费支出、预算外支出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解释力，而政府公共投资对经济的长期增长解释力则较弱的结论。(33)马树才、孙长清(2005)运用协整理论，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的政府消费支出、投资支出、国债融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政府消费支出具有很强的生产性，与投资支出相比更能促进经济增长。(34)弄清楚这一点，对我们现阶段科学认识积极财政政策着力点意义重大。
第三个问题，积极财政政策是在怎样的一个背景下淡出的。对这一问题的科学认识，必须将国内外经济发展的特殊背景和资产负债表修复的状况做系统的比较与分析。1998年开始的积极财政政策，最初几年，投资与净出口一直都处于下滑趋势，GDP的增长主要是靠消费拉动。2001年开始，投资效应开始显现，对此，我们有三种解读，一是政府发行国债投资的滞后效应逐渐展现，民间投资被逐渐激活；二是2001年后，中国股票市场在经过两年的牛市之后开始步入慢慢“熊”途，资金从股市流出，相当部分流入了前景看好的房地产市场，固定资产投资重新升温；三是相当部分的企业与家庭资产负债表的修复工作因股市高涨而提前完成，民间资金解套后进入了实体经济，从而拉动了GDP的增长。但此时，恰逢美国股市“新经济”泡沫破灭和“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2000年刚刚有些回暖的净出口增长2001年后又重新跌入谷底，并持续到2004年。不过，房地产市场的启动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非常之大，以至于净出口增长停滞的副作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2004年后，全球经济回暖，房地产市场泡沫显现，中国的积极财政政策才真正完全淡出。
第四个问题，积极财政政策的遗憾与不足在哪里。中国经济在进入市场机制框架建立的转轨阶段后，就一直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失衡问题，集中表现为投资-消费、总供给-总需求的断裂。这种失衡是传统体制性因素对投资和消费实施的逆向推动作用的结果。项俊波(2008)根据结构经济学理论，结合我国实际构建了经济结构失衡测度的指标体系，发现1992年以来我国投资与消费的结构失衡程度总体上在不断加剧，2006年-2007年期间程度更为严重。(35)1998年以来积极财政政策通过直接的产出效果保持了总量上的平衡，但并未使结构性失衡问题得到缓解，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失衡的体制性根源。项俊波的研究已经表明，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之前，我国消费和投资只是介于轻度与中度失衡之间，但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导致的结构失衡问题更加严重。从表1(见第14页)可以清楚地看到，到了2006年后，我国的GDP的结构失衡已经陷入了严重的状况，图2也显示能拉动经济良性增长的消费支出所占的比例已从1999年74.7％一路下滑到2007年的不足39.4％，经济的长期发展已经建立在严重依赖投资与净出口的增长上(邹卫星、房林，2008)。(36)结构的失衡意味着市场经济运行存在着系统性、整体性风险。新一轮经济增长的过度提速主要由投资增长引起，其中，地方政府主导的体制性投资过热起着主导作用。其实质是传统体制下投资冲动与饥渴在市场机制不健全条件下的变异。由于投资-消费的体制性制约阻碍了价格的传导，这种过热没有直接通过消费、实体经济反映，而是表现为固定资产价格的持续上涨。因此投资品的价格上涨并不反映投资-消费关系和最终需求的变动，其实质是经济运行并没有走入良性增长和自主增长之路，长期有效需求不足的体制性原因仍然存在，通缩阴影可能成为经济运行的常态(樊纲，2003)。(37)由投资的体制性冲动而形成的通货膨胀压力，由消费的体制性压抑而形成的通货紧缩压力，使得经济运行的结构性失衡非常严重，我们已很难像改革前半期那样简单地通过GDP增长来自动增加就业、保持社会稳定。少数高收入群体消费升级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容忽视，但这种收入增长和消费提升将使长期增长不具有可持续性，社会容易发生断裂，是与全面建设小康与和谐社会建设相悖的(吕炜，2004)。(38)当然，我们不能将失衡原因过多归咎于积极财政政策，积极财政政策的退出可以有助于问题的解决，但根本的还是要消除体制性障碍。宏观调控政策的主要目标是总量平衡、稳定增长等，是通过需求管理来平衡总供求关系，并不具有解决体制性问题的能力，只能为体制性问题的解决创造一个平稳的宏观环境。消费需求的增加不仅是保证宏观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源泉，而且是促使经济内生性增长机制形成的关键(吕炜，2004)。投资扩张可能拉动消费，但如果消费增长受到制约，投资扩张又受到推动，供给就会在短期内迅速创造出来，最终，加速整体经济从过热向过剩的转化，对物价下跌造成压力。而这正是美国“金融海啸”全面爆发后，中国经济增长在失去净出口这架马车拉动后所面临的现状。当然，寄希望于积极财政政策能够完全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结构失衡问题，这是不科学也不现实的诉求。但是，积极财政政策的方向选择对引导民间投资和改善经济结构失衡状况还是能起到一定推动作用的。美国克林顿政府的“新经济”实践已经做出了一个很好的阐释。
总结“罗斯福新政”、“克林顿新经济政策”和“1998年中国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这三次成功的经济振兴计划，我们不难发现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共同特点：一是时机选择恰当。实施经济振兴计划之前所面临的大环境背景基本相似，都是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泡沫彻底破灭、经济环境极度低迷的状况下开始经济刺激(振兴)计划的，当时的经济环境大背景均具有资产负债表衰退的特征。二是力度恰当，效果明显，并适合当时的国情和世界经济形势，属于顺势而为，推出能受到民众欢迎，且不会诱发新的泡沫。三是经济刺激(振兴)计划的切入点选择恰当，富有创意，在本国、在世界都有借鉴意义。经济低迷时期实施经济刺激(振兴)计划，无论是投资基础设施建设，还是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与转型，宏观调控政策的回旋余地都很大；这一背景下实施经济刺激(振兴)计划所涉及到的包括人工和原材料在内的各项成本都处于最低，政府投资的效率最佳，经济结构的调整与转型的社会成本最低，经济发展后基础设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升值空间都巨大。
五、中国在实施危机应对的宏观调控政策中应注意的问题
美国这次“金融海啸”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而中国本身也面临着股票市场与房地产市场泡沫的复杂局面。(40)中国推出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并在2009年初开始以宽松的货币政策相配合已经收到了明显的效果。时至今日经济已出现企稳回升迹象，但是消费启动的迹象却并不明显，除了房地产这一块，民间投资也是启而不动，投资消费失衡的趋势在进一步加剧，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不牢，经济健康发展的前景不太明朗。
结合美日经济振兴计划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和目前国内国际复杂的政治经济形势，本文认为，通过积极财政政策与宽松的货币政策应对“金融海啸”带来的严峻挑战，实现经济的均衡发展，我们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要注意宏观经济刺激政策的环境背景差异。当前推出积极的财政政策与宽松的货币政策与亚洲金融危机时推出相应政策的宏观背景环境有巨大的差异，后者是国内经济整体处于低谷，各种泡沫风险已被彻底释放，各项经济指标均处于较低水平，同时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又使得包括人工和原材料在内的各项成本都处于很低水平，通货紧缩有持续恶化的风险，资产负债表衰退的特征非常明显。经济刺激计划适时、高效且不易招致泡沫。而目前，中国近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积累了大量泡沫还没有被彻底消化吸收完毕，最近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更是牛气冲天，较2008年的最低点，上证综指已上涨1倍有余，中心城市的房地产价格也出现了30％以上的巨幅上涨，轻松超越前期房价最高点，泡沫迹象重新频现。这次波及全球的“金融海啸”中，世界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整体巨大的泡沫程度远非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的泡沫所能比拟，各国政府推出的各种“救市”措施与计划，实际上都是在延缓泡沫破灭的速度，防止经济“硬着陆”。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政府通过大量发行美元的方式对美国金融机构进行救助，(41)前段更出现通过发行美元现金来购买美国国债，这些违背经济学常识的“救市”措施不但严重损害了持有大量美元外汇储备的世界各国的经济利益，无疑还将重新吹大刚刚消退一点的世界经济泡沫。(42)
二是实施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要有国际视野。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金融自由化、全球化的发展和金融创新的走向深入，世界的经济生活模式也在悄然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一场看不到硝烟的虚拟经济金融超限战在国际金融投机资本的组织下已悄然打响，其血腥与残酷的程度一点也不亚于任何一场现代意义的真实战争。1992年的“英镑危机”、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2004年-2008资源金融的爆炒到今天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国际金融投机资本利用各国金融结构的漏洞对主权国家的金融系统发动攻击、为主权国家的经济发展坑蒙设套的行径处处可见(43)，不同的只是，这次因为太过贪婪，他们在资源金融炒作的同时又涉身次债CDO的精巧设计和爆炒，这两个炒作板块最终“碰撞”的结果——“金融海啸”汹涌澎湃，国际金融投机资本因贪婪被自己一手导演的“金融海啸”所吞没。(44)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的推出也是存在一定风险的——巨量政府投入将显著提升社会生产能力，带动对原材料和能源的需求，给国际金融炒家提供了重开资源金融炒作的口实，同时也给后期总需求带来极大压力。因此，在目前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大背景下防“泡沫”与防“紧缩”是经济工作均不可掉以轻心的两个方面，要防止国外利用中国的扩张性经济政策为借口重开资源金融的恶炒，防止输入型的通货膨胀重新吹大中国的经济泡沫。我们可以增长目标定低一点，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振兴、科技支撑的力度等目标定高一点，工作做足一些，稳打稳扎，不显山露水地化“危机”为“机遇”，逐步实现经济的“质”的变化与赶超。
三是实施扩张性经济政策要有全局观和前瞻性，准确把握好力道与尺度。今天中国的情形，与1987年“黑色星期一”爆发时日本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有相似之处，同样是美国经济泡沫破灭引发金融危机、欧洲受其拖累，陷入经济衰退；同样是本国经济受到外围的较大冲击但基本面还是比较健康、经济发展仍富有活力，且存在着富有诱惑力的赶超良机；同样是汇率问题受到欧美的巨大压力，本币被迫升值引起外贸出口受阻；同样是美元外汇储备节节高涨却又面临着大幅缩水的风险；同样是经历连续30年高速发展后大家在感情上很难接受增长降速带来各种社会问题的窘境。但中国与日本又有不同的地方，当时的日本正处于房地产泡沫和股市泡沫快速膨胀的中期，而目前中国，股票市场泡沫已经彻底破灭最近又在宽松货币政策的刺激下在短期内由低谷迅速回升、房地产市场还没有调整到位却在地方与中央两级政府的鼓励支持下价格再创新高，泡沫破灭的风险在不断加剧。因此，我们需要密切注视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最新变化，以是否带动了民间投资和是否出现通货膨胀为判定标准，随时做好经济振兴计划的局部调整或大范围调整的准备。
四是注意积极财政政策着力点的选择。中国经济长期增长已形成对投资和出口的习惯性依赖，不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与增长方式的转型；延续至今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还没有本质改变，极易导致大规模重复建设和资源消耗，导致经济效率的低下和社会福利的严重损失。因此，积极财政政策着力点的选择非常重要，我们要把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放在首要位置，通过解决中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社会保障问题(45)和切实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释放民众的消费需求，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1998年-2003年积极财政政策实施后消费支出的增长没有延续性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没有跟上。(46)统计资料显示，中国潜在消费者的消费意愿之所以较弱，主要原因就在于高房价压迫下的中低收入社会群体的购房储蓄压力巨大，同时，医疗、教育、养老这三个方面的预防性储蓄过多，减弱了民众的消费意愿。这一核心问题不解决，通过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永远只能是纸上谈兵，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将举步维艰。
五是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与经济增长模式转型，要有新思路。今天的世界，已进入了前所未有的产业链战争时代。表面上，今天的中国享有“世界工厂”的美誉，“中国制造”凭借物美价廉的优势，在世界的消费品市场占有相当大的份额。然而，由于在经济产业链中定价权的旁落，中国的产品制造业只不过是国际产业链中利润最薄的一环。发达国家凭借自身的资本优势、先进技术、垄断地位并借力金融衍生品创新，通过掌控商品定价权最终取得国家经济竞争的制高点，攫取了“中国制造”创造出来的社会财富的绝大部分。“中国制造”要摆脱原材料进价和商品最终定价两头受到压榨的不利局面，借金融危机之机升级产业结构、转换经济增长方式意义深远。中国扩张性经济政策的推出，不应该仅仅是大规模基础建设的投入，还要有一定的产业政策和科技政策的导向性，要对创新型产业的发展进行切实可行的诱导和扶持；要鼓励企业的兼并扩张，做大做强；同时，防止资源分配和利益分配向少数利益集团集中，防止基尼系数继续增大导致收入分配不利于弱势群体，消费启而不动的现状重演。要为新的金融市场角力和产业链战争培养和储备第一流的金融人才和企业精英。
六是以平常心看待经济增长速度，慎重看待经济增长与资产泡沫的关系。由于制度上的原因，中国很难承受巨大泡沫破灭后导致整个金融系统出现危机的状况。作为持续增长“和平崛起”的赶超者，西方国家个个感觉都是“如芒在背”，中国内部一旦出现类似美日的严重金融危机，是不能指望别人会来参与针对中国经济的国际救援行动的。我们要把不提倡泡沫、不纵容泡沫(非理性膨胀)、以平常心看待经济与市场的“潮涨潮落”、保持经济适度高质量增长、不轻易过度使用反经济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作为今后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发展长期遵循的基本原则。
注释：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积极的财政政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效应[J].经济学家，2003.4，31-39。
②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③吕炜.体制性约束、经济失衡与财政政策——解析1998年以来的中国转轨经济[J].中国社会科学，2004.2，4-17.
④吴超林.宏观调控的制度基础与政策边界分析——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J].中国社会科学，2001.4，54-63.
⑤Bernankehe,B.S and M.Gertler.Inside the Black Box:the Credit Channel of Monetary Policy Transmission[J].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1995 Fall
⑥布赖恩·斯诺登、霍华德·R·文.现代宏观经济学发展的反思[M].商务印书馆，2000
⑦吴易风，王健，方松英.市场经济和政府干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⑧Mankiw.N.G.and D.Romer,New Keynesian Economics[M],Cambridge,MA:MIT Press,1991.
⑨以巴罗、基德兰德、普雷斯科特等为代表的实际经济周期学派略有涉及，但并不深入。
⑩当然这种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的代价也是非常高昂的，由于体制性的约束，中国经济表现出严重的结构失调，这种运行的失衡是消费的体制性压抑、投资的体制性冲动双重约束的结果。参见吕炜(2004-2，4-17，体制性约束、经济失衡与财政政策——解析1998年以来的中国转轨经济，中国社会科学)
(11)2003年辜朝明著作《资产负债表衰退：日本在经济迷局中的挣扎及其全球影响》(约翰·威利父子出版公司(亚洲)，日本，东京)的出版可以视为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的正式诞生。
(12)资产负债表问题造成的衰退主要发生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巨大泡沫破灭后所导致的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泡沫危机”和今天席卷世界的美国“金融海啸”。而另一类型的经济衰退，如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就属于普通意义上的经济衰退。
(13)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泡沫危机期间实施了近15年的超低利率的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始终没有能够真正启动过日本民间投资就是明证。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同时期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却有效阻止了日本经济滑入大衰退的泥潭。
(14)1933年罗斯福新政的实施将美国经济从大萧条的谷底逐渐拉起，但1937年过早的财政整顿(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的退出：削减财政支出的举措)又重新导致经济跌入谷底，失业率再次上升，工业生产总值下滑了33％，股价暴跌了几乎50％。无独有偶的是，1990年泡沫经济破灭后的日本在连续实施了几年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之后，1997年桥本龙太郎政府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劝说，进行了泡沫崩溃后的第一次财政整顿的尝试，结果导致日本国内经济出现了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倒退——连续5个季度的经济萎缩，银行系统的稳定也遭到破坏，日本银行开始出现较大规模的倒闭风潮。
(15)日本持续15年的超低利率也没能激起企业借贷投资的热情就是明证。此时，企业在技术上实际已处于破产状态，为不让这一问题显性化，只要企业经营状况仍然正常，了解问题本质的企业高管和债权银行都会拒绝谈论这一问题。负债最小化成为这一时期众多的企业与个人的不二选择。资产负债表衰退变得悄无声息，资产负债表问题也因此成为理论工作者的盲点。
(16)一个稳健的政府一般情形下都不敢冒险选择可能导致恶性通货膨胀的本·伯南克所主张的“直升机货币”政策，而利率政策此时对资产负债表的衰退又是无能为力的。现在的美国政府为克服“金融海啸”所带来的严重经济衰退敢于冒险采取“直升机货币”政策，只不过是把恶性通货膨胀的成本转嫁到持有巨额美元外汇储备的世界各国，特别是中国、日本和中东各产油国。
(17)这几次泡沫经济危机主要包括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的欧美经济衰退、1990年的日本“泡沫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今天这次的美国“金融海啸”。
(18)解保华.美国“金融海啸”与日本“泡沫危机”的比较及启示[J].经济管理，2009.4，17-21。
(19)事实上，资产投机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资本所有者，特别是大资本所有者和由它们所操纵的各种投资基金。作者在另一篇文章《资源金融的炒作与次贷CDO的精巧设计：为国际金融资本挖掘了坟墓》(当代财经，2009年第7期)有详细的讨论。
(20)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导致美国储蓄贷款协会(S&Ls)大规模破产与倒闭。在1989-1994年整整6年的危机处理过程中，经美国重组信托公司(RTC)处理的储蓄贷款协会共747家，处理资产总值4030亿美元，所处理的银行机构遍布美国90％的州。
(21)据统计，从1993年7月到2000年的7年时间中，美国设备和软件投资平均每年增长达12.1％，企业投资连续7年以两位数递增，这种状况是美国自二战以来罕见的，强劲的投资增长使劳动生产率提高，推动了经济的持久扩张。
(22)U.S.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Transmitted to the Congress,February 2000,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Washington,D.C.
(23)谷书堂.“新经济”浪潮与中国经济[J].南开经济研究，2001.4，30-32.
(24)吕炜.体制性约束、经济失衡与财政政策——解析1998年以来的中国转轨经济[J].中国社会科学，2004.2，4-17.
(25)吴超林.宏观调控的制度基础与政策边界分析——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J].中国社会科学，2001.4，54-63.
(26)刘溶沧，马拴友.赤字、国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兼评积极财政政策是否有挤出效应[J].经济研究，2001.2，13-19.
(27)贾康.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若干认识[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3.4，1-5.
(28)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对中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分别分析了投资、消费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结果表明，1998年-2002年我国经济增长主要靠内需推动，其中消费的贡献最大，其次是投资(经济学家，2003-4，积极的财政政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效应)。刘溶沧和马拴友(2001)对此问题进行过类似的研究，实证的结果也表明政府投资对带动私人投资的效果不明显。
(29)曾令华.近年来的财政扩张是否有挤出效应[J].经济研究，2000.3，17-22.
(30)吕炜.体制性约束、经济失衡与财政政策——解析1998年以来的中国转轨经济[J].中国社会科学，2004.2，4-17.
(31)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积极的财政政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效应[J].经济学家，2003.4，31-39.
(32)孙群力.公共投资、政府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协整分析[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5.3，43-51.
(33)王小利.我国GDP长期增长中公共支出效应的实证分析[J].财经研究，2005.4，23-29.
(34)马树才、孙长清.我国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研究[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5.11，56-61.
(35)项俊波.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测度与分析[J].管理世界，2008.9，1-11.
(36)邹卫星、房林.为什么中国会发生投资消费失衡？[J]管理世界，2008.12，32-42.
(37)从中长期看这种体制性约束对经济运行的后果。在投资需求高涨，甚至引发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后，迅速积累较大量的过剩生产能力，从而对投资需求产生负面影响，导致总需求增长速度周期性下降，引发真正意义上的通货紧缩。参见樊纲《通货紧缩、有效降价与经济波动》，载《经济研究》2003年第7期。
(38)吕炜.体制性约束、经济失衡与财政政策——解析1998年以来的中国转轨经济[J].中国社会科学，2004.2，4-17.
(39)其中，各评分值对应的失衡程度如下，1：正常，2：轻度失衡，3：中度失衡，4：重度失衡，5：潜在危机，即分值越高，结构的失衡程度越高。
(40)解保华，李彬联，石立.中国股票市场与房地产市场泡沫问题研究[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63-71。
(41)来自IFS的数据显示，美国自“次贷危机”爆发以来新增美元现金发行总量相当于过去28年以来发行量的总和。美国正在依靠美元国际货币的地位把金融危机的风险转嫁其它国家。
(42)最近全球原油、煤炭、黄金、有色金属等大宗商品期货的价格又重新出现炒作迹象，新一轮通货膨胀的端倪由于美国不负责任的“救市”行为又重新显现。
(43)2004年-2008资源金融的炒作就有着非常明显的政治与经济考量。他们一只黑手通过期货市场推动油价攀上147美元的高位，另一只黑手在相关国家(如俄罗斯、中国等)和企业(如中国的东方航空、国际航空、中信泰富、深南电)入套之后，推动美国国会去调查高油价，让147美元的高油价轰然倒塌，从而攫取巨额利润与财富。参见郎咸平《金融超限战》，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3。
(44)解保华，李彬联.资源金融的炒作与次贷CDO的精巧设计：为国际金融资本挖掘了坟墓[J].当代财经，2009年第7期.
(45)这里的基本社会保障是指除了解决温饱与基本养老保险之外，还包括全民医保和享受至少9年的义务教育的权利，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试点11年义务教育(小学5年，中学6年)。
(46)当时最大的教训就是在紧紧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在制度安排上忽视了改善民生保障社会中低收入群体基本权益以此带动消费的重要性；一个思维误区是认为只要经济发展，教育、医疗等民生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因而总是片面强调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性。从其他国家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在经济低迷时期为全社会中低收入群体建立一套包括教育、医疗、社保等制度性的保障体系与基础设施建设一样成本低廉，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和基础设施建设一样也能带动经济走出低迷。这种经济振兴政策的模式比单纯启动基础设施建设拉动投资经济发展速度慢一些，但实际效果要好得多，稳健且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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