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国内李白研究的量化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李白论文,世纪论文,国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海内外李白研究的成果总量为3190项①，其中中国大陆有2410项，占75.5％；海外780项，占24.5％。本文拟从计量学术史的角度，重点考察国内李白研究成果量的变化历程，借此了解各个阶段李白研究的成果、作者队伍的规模和活跃作者的分布。20世纪海外的李白研究状况容另文探讨。 年度变化 先看20世纪国内李白研究成果量的年度变化，参见表1。为便于直观地观察，同时用曲线图来呈现其变化，参见图1。
表1和图1呈现出20世纪国内李白研究成果量变化不定的宏观走势，这是定性分析无法看到的景观。定性分析，往往注重高峰状态而忽视低谷状态，只留意正向的增长而不在意反向的下行；而定量分析，则能将一个时代、一个时期学术发展的宏观走势予以全景呈现，高峰和低谷、正向增长和反向下行一并呈现，让我们得以了解学术史动态变化的完整历程。
图1 20世纪国内李白研究成果量变化曲线图 由表1和图1可见，20世纪国内李白研究的年度成果量，发展极不平衡，高低落差极大，年成果量最低为零，最高则达147项。从整体的发展趋势看，它不是直线型上升，而是呈曲线型发展，时高时低，时涨时落，低谷时段里有高峰，高峰时段里有低谷。百年之间，有7个大涨的年份、2个大跌的年头。7个大涨的年份是：1928、1936、1957、1962、1974、1975、1989年。 在早期的低谷时段，1928年和1936年的成果量比较突出，分别有9项和8项，高出常年许多。检视原始数据，1928年梁敬钊在《清华周刊》连载《李太白之研究》系列论文5篇，直接拉高了这年李白研究成果的年产量。1936年，则是胡怀琛和幽谷在《逸经半月刊》展开了对李白国籍问题的论争，先后发表4篇论文，提升了这年李白研究的成果量。学术共同体内部的学术争鸣，是推动学术发展、促进学术成果正向增长的重要动力因素之一。 在中期的低谷阶段，1957年和1962年的成果量比较抢眼，分别达到32项和36项，高出同期常年成果量数倍。1957年是李白研究史上第一个活跃之年，共有25位作者发表了李白研究的论文，其中最活跃的是孙殊青和俞平伯。孙殊青此年在《学术月刊》、《文史哲》、《前哨》等知名刊物发表了5篇论文，出版了一部专著(《李白诗论及其他》，长江文艺出版社1957年版)。俞平伯同时在《文学研究》、《文学研究集刊》和《光明日报》等著名报刊发表了《李白的姓氏籍贯种族的问题》、《今传李太白词的真伪问题》、《〈蜀道难〉说》等4篇论文。1957年的反右斗争，首当其冲的是知识分子，按理说这年的学术研究也会受到冲击，但李白研究却逆势而上，表明政治对学术的影响有时会有延后性。这年《光明日报》共发表7篇有关李白籍贯和词作真伪问题争鸣的文章，参加讨论的有俞平伯、王运熙、任二北、罗庶园、陈友琴等先生。这次争鸣，也拉高了这年李白研究的成果量。这再次表明，学术共同体内部的学术争鸣，会有效推动学术的发展和进步。 1962年是李白逝世1200周年，全国各地报刊纷纷发表文章予以纪念，其中耿元瑞的文章直接题为《纪念李白逝世一千二百周年》(《黑龙江日报》1962.12.23)，这些纪念文章直接提升了当年李白研究的成果量。有意思的是，这年也是杜甫诞辰1250周年，全国政协在北京举行了杜甫诞生1250周年纪念大会，却没有举行同样规格的李白纪念会。由于政府的组织和推动，这年杜甫研究的成果量激增至217项。李白的纪念活动，则带有“民间化”色彩，所以李白研究的成果量虽较常年有所增高，但增幅却远不如同年杜甫研究的成果量。 1974年和1975年，是“文革”期间李白研究成果量最高的两个年份，分别为11项和12项；成果量的绝对数虽然不高，却比“文革”以来九年(1965～1973)成果量的总和还多出1倍。这两年李白研究的成果量之所以大幅提升，与当时评法批儒的政治运动有关。因为李白被视为法家，所以各地报刊登载了一些评论李白尊法反儒倾向的文章，以迎合政治的需要。这两年的成果量虽有明显增长，却无学术价值和学术进步可言。 1989年，是李白研究史上成果量最高的年份，达到147项。而这年国内唐代文学研究的成果量则呈整体下滑趋势，杜甫研究的成果量也大幅跌落。这提醒我们，就像股市行情大盘下跌时有的个股会逆势而上、大盘上升时也有个股会下跌一样，学术研究的大盘在变化时，不一定每个领域、每个研究的个案都会同步同向发生变化。学术研究的成果量变化，是常规中有例外、规律中有特殊的。1989年李白研究成果量的变化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 两个大跌的年头，分别是1986年和1995年。1986年从上一年的117项跌至94项，跌幅为19.6％，次年又反弹至111项。1990年之后成果量一路下行，由一百多项下滑至七八十项，1995年跌至谷底的62项，此后又缓缓回暖上行。1986年和1995年的成果量出现大跌，与这两年发表李白研究成果的作者量减少有关。1982～1985年，每年发表李白研究成果的作者都在92～102人之间(参见表5)，而1986年只有79人；整个90年代，每年发表有李白研究成果的作者在58～81人之间，而1995年只有51人。作者队伍规模减小，成果量自然会随之下滑。 阶段变化 20世纪国内的李白研究，虽然年度变化起伏不定，但阶段性变化相当明显。由表1和图1可见，20世纪国内的李白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第一阶段是1923～1954年，低开低走，年产量都是个位数。32年间，成果累积量只有87项，年均不足3项。第二阶段是1955～1977年，高开低走。1955年，李白研究的成果量首次超过10项，在震荡中一路上行至1957年的高位(32项)后随即下滑；1962年出现反弹，但次年就急剧跌落；“文革”期间一直在谷底运行，1966、1969、1970三个年份甚至一项成果都没有。之后，1974～1975年出现了短暂的回暖，但1976年和1977年又再度回落到低位。1978～2000年为第三阶段，高开高走。1982年首次突破100项，1989年达到峰值，1990年后又震荡下行。90年代的成果总量不如80年代，1990～1999年的成果量累计818项，而1980～1989年成果量累计1101项，比前者多出三分之一。这颇出乎我们的意料。在我们的印象中，90年代以后，李白研究应该更辉煌、成果量更多才是，而从成果量的实际变化来看，90年代的李白研究实际上是在走下坡路。 下面分期作细部的考察。 第一阶段(1923～1954年)：开局起步。 20世纪国内的李白研究，始于1923年。第一篇李白研究论文，是署名“非百”的《诗界革命家李白作品的批判》(《晨光》1923.5)；同年底，陆渊受梁启超《情圣杜甫》(《晨报副镌》1922.5.28～29)的启发，发表《情圣李白》(《学灯》1923.12.20)一文。此二文开启了20世纪中国李白研究的历程。 这一阶段，成果量不大，只有87项，年均2.7项。作者队伍的规模也较小，32年间，只有65位作者、74人次②发表过李白研究的论文。每年发表过李白研究成果的只有三五位作者而已，年均2.3人次，最多的年份也不超过6人次(参见表2)。这时的作者队伍，还不成规模。
这时段研究李白的作者中，成果量较多的有5位：詹锳(5项)、梁敬钊(5项)、李长之(4项)、汪炳昆(3项)、萧望卿(3项)、幽谷(3项)。其中，詹锳最为突出，不仅成果数量较多，而且学术含量高。其《李白〈蜀道难〉本事说》(《学思》1942.1)、《李白的生平及其诗》(《思想与时代》1943.7)、《李白〈菩萨蛮〉〈忆秦娥〉词辨伪》(《真理杂志》1944.1)、《李诗辨伪》(《东方杂志》1945.1)、《李白家世考异》(《文史杂志》1945.1)都是精品，对后来的李白研究影响颇大。梁敬钊的5项是同题论文《李太白之研究》，连载于《清华学刊》1928年3～4期。李长之的4项成果，分别是两部专著(《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长沙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李白》，北京三联书店1951年版)和两篇论文(《李白的文艺造诣与谢朓》、《李太白专论》，分别载《晨报》1937年4月26日和1937年5月31日)。 这期间，有两大热点问题较受关注。一是李白的出生地和籍贯。先后有李宜琛的《李白的籍贯与生地》(《晨报》1926.5.10)、陈寅恪的《李太白氏族之疑问》(《清华学报》1935.1)、胡怀琛的《李太白的国籍问题》(《逸经半月刊》1936.3)和《李太白通突厥文及其他》(《逸经半月刊》1936.8)、王立中的《李太白国籍问题之商榷》(安徽省立图书馆《学风》1936.11)、幽谷的《李太白——中国人乎？突厥乎？》(《逸经半月刊》1936.11)、詹锳的《李白家世考异》(重庆《文史杂志》1945.1)诸文予以讨论。二是李白《菩萨蛮》、《忆秦娥》词的真伪问题。讨论文章有詹锳的《李白〈菩萨蛮〉〈忆秦娥〉词辨伪》(《真理杂志》1944.1)、浦江清的《词的讲解》(《国文月刊》1944.11)、杨宪益的《零墨新笺·李白与〈菩萨蛮〉》(《新中华》1945.1)等。 此时成果数量虽不多，但有质量的论著还是不少。如罗根泽的《李杜地位的完成》(《中央日报》1946.10.29)和《宋初的推崇李杜》(《中央日报》1946.11.19)，至今读来仍饶有新意。崔宪家的《浪漫诗人李白》(《师大国学丛刊》1932.3)，应该是第一篇明确标举李白为“浪漫诗人”的论文。在当时引起较大反响的专著是汪静之的《李杜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彦威有书评《评汪静之李杜研究》(《大公报》1928.12.10)回应。最令人瞩目的是李长之的专著《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长沙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徐仲年的《评李长之著〈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南京《文化先锋》1942.9)曾给予好评。其他著作，还有傅东华的《李白与杜甫》(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汪炳昆的《李太白传》(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戚维翰的《李白研究》(上海中华书局1950年版)、李长之的《李白》(北京三联书店1951年版)、范宁的《李白》(开明书店1953年版)、王瑶的《李白》(上海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和林庚的《诗人李白》(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版)等。 第二阶段(1955～1977年)：迈步前行。 这期间共有191项成果，年均8.3项，虽然数量不是很高，但较前一时段还是有所提升。分开来看，这个时期经历了一个前高后低的变化过程。1955～1963年在震荡中上行，9年间成果量达147项，年均16.3项。1964～1977年是在低位下行，14年只有44项成果，年均成果量只有3.1项，又回到了“解放前”的水平。这一阶段的李白研究，主要看点是在前9年。 此阶段共有150位作者(170人次)发表过李白研究的成果，每年少则几人，最多时有30人。1962年和1957年的作者最多，分别为30人和25人(参见表3)。150位作者中，发表过3项及以上成果的活跃作者有11人(参见表4)。其中，麦朝枢、孙殊青、王运熙、俞平伯、胡国瑞和裴斐等先生最为活跃，都有5～6项成果。麦朝枢的《李白的经济来源》(《光明日报》1962.8.12)和《李白〈蜀道难〉诗旨辨疑》(香港《艺林丛录》1964.4)及《关于李白的姓氏籍贯种族的问题》(《文学遗产增刊》1958.5)、孙殊青的《论李白诗歌的积极浪漫主义》(《学术月刊》1957.1)和《李白诗论及其它》(长江文艺出版社1957年版)、王运熙的《李白研究》(作家出版社1962年版)、俞平伯的《今传李太白词的真伪问题》(《文学研究》1957.1)和《李白的姓氏籍贯种族的问题》(《文学研究》1957.2)、胡国瑞的《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精神及艺术特点》(《文学遗产增刊》1957.3)、裴斐的《谈李白的诗歌》(《光明日报》1955.11.13、11.20连载)、郭沫若的《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光明日报》1962.6.9)等论文和著作，都有创获。
这个时期有关李白的几次学术争鸣，特别引人注目。诸如李白的盛唐气象、李白的家世籍贯与种族、李白的经济来源、《蜀道难》的寓意、《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词的真伪等问题的讨论，都相当热烈，争鸣的双方反复诘难，显示出当时学术气氛之活跃、求真求是精神之执著。相关论文，都结集在中华书局编辑出版的《李白研究论文集》上辑(1963年版)和下辑(1964年版)中。 从研究内容来看，此时除了李白诗歌精神、艺术成就的研究颇有成绩外，李白生平事迹的实证研究，也有进展。如稗山的《李白两入长安辨》(《中华文史论丛》1962.11)，首次提出李白两入长安之说，对后来李白生平事迹的研究多有启迪。詹锳的《李白诗论丛》(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李白诗文系年》(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也是具有代表性的力作。 “文革”期间的李白研究，虽乏善可陈，但因有了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而略显亮色。尽管此书后来招致许多非议和批评，但毕竟是一部有学术含量的著作。在那个万马齐喑的年代，有此种著作问世已相当难得，我们应予以“同情之理解”。 第三阶段(1978～2000年)：飞跃发展。 1978年以后，是李白研究快速发展的时期。23年间产出的李白研究成果为2132项，是1978年以前研究成果总量(278项)的7.7倍。单是1984、1989两年的成果量(265项)，就接近前两个阶段55年成果量的总和(278项)。 整体上看，这个时期成果量是大幅提升，作者队伍也大规模扩张，发表过李白研究成果的作者有1252人(1759人次)，比第一阶段的65人增加了18倍多。但分年代来看，80年代成果量的增速大于90年代。换言之，90年代的李白研究，不是在80年代的基础上继续上行，而是有所回落。80年代的李白研究，不仅成果量多于90年代，作者队伍规模也大于后者(80年代707人、90年代515人)。80年代作者队伍的年度规模最大时(1989年)有110人(参见表5)，1984年和1985年的作者规模也超过了100人。而90年代作者队伍的年度规模最多的1999年也只有81人；1995年跌至最低点，只有51人。由此可见，90年代李白成果量的下滑，跟李白研究作者队伍的减少有关。90年代以后李白研究的作者队伍不增反降，是否意味着李白研究的热度有所降温而导致作者队伍转向？这只有等到掌握了2000年以后李白研究成果量的变化，才能作出分析和判断。
这一阶段发表过6项以上成果的活跃作者有49人(参见表6)。上一阶段李白研究个人成果量最高的是6项，而本期个人成果量最高的达到67项，产量提高了10倍。郁贤皓先生是这个阶段成果量最多的高产作者，堪称国内李白研究的第一人。成果量居第二、第三位的葛景春和安旗先生，也是国内李白研究的知名专家。他们不仅论文多，也有厚重的学术专著。郁贤皓有《李白丛考》(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和《天上谪仙人的秘密——李白考论集》(台北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等，葛景春有《李白思想艺术探骊》(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和《李白与唐代文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等，安旗有《李白年谱》(台北文津出版社1982年版)和《李白纵横探》(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李白全集编年注释》(巴蜀书社1990年版)等。其他如朱金城的《李白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罗宗强的《李杜论略》(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王伯祥的《增订李太白年谱》(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李从军的《李白考异录》(齐鲁书社1982年版)、裴斐的《李白十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胥树人的《李白和他的诗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詹锳的《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等，也都是有影响的著作。
从20世纪国内李白研究的成果量的变化可以看出，学术研究的发展进程往往不是直线型上升，而是呈曲线型发展变化。在整体上升的趋势中，会有回落，低谷时段有高峰，高峰时段有低谷。国内学术研究的发展变化，又往往会受到社会政治气候的影响。这种影响有时是正面的推进，有时则是负面的阻碍。政治影响学术，并非完全同步，有时会出现延后性反应。学术共同体内部常态的学术争鸣，则是推动学术发展进步的正能量。 注释： ①本文的统计数据来源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20世纪海内外唐五代文学研究论著检索系统》。原始资料则依据罗联添主编《隋唐五代文学论著集目》正编和续编(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版)，傅璇琮和罗联添主编《唐代文学研究论著集成》附录(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陈友冰主编《新时期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述论》第二卷《隋唐五代》附录论著索引(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唐代文学研究年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2001年版)等录入。成果包括论文和著作，一篇论文和一部著作都按一项成果计入。 ②作者数量和人次数不同，是因为同一作者在不同年份都发表了研究成果。如同一作者在两个年份都发表有研究成果，就计为2人次。下同(包括行文和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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